论说：评复旦本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隐匿

评复旦本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隐匿

○　陈芬尧

陈子善是著名现代文学史家，中国张爱玲研究权威。鉴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学术地位、中国内地读者呼吁及与著者通信，他对夏氏这样一部“有相当影响、也是有相当争议”[1]的复杂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进行了编校与增删，并于2005年7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复旦本”）。

增删本以1979年香港友联版中译繁体字本（以下简称“友联本”）为底本，删去后者“附录一”、“附录三”，正文第十三、十五、十八章是节选；其他章节的个别字句作了删节，书中若干“较为敏感的提法在不损害作者原意的前提下”也作了改动。

一

陈子善说：80年代初学者的批评文章“大都纠缠于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所谓由立场导致的‘偏见’”。但不知其中的“纠缠”作何解？不管怎样，我还得赶快声明一句：本文并无全面评论夏氏小说史与张爱玲作品的打算，只是就复旦本对夏著有关内容尤其是一些“敏感的提法”的删节，考察编校者的学术态度与该著的学术价值，免得贻人口实，说我“纠缠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未能从学理上客观、公正地评价夏著，也不能在审美上全面、精当地论评张爱玲的作品。

据笔者视野所及，对夏著批评最力的大概要数丁尔纲了。《评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再评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艺术探索与政治偏见之间的徘徊倾斜——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茅盾专章》、《评国内外否定鲁迅的社会思潮》、《再评国内外否定鲁迅的社会思潮》等文章[2]，或专论或部分地论及到了夏氏《小说史》。但只要不抱任何偏见，只消将丁先生这些文章浏览个大概而不闭眼瞎说，便绝对得不出“纠缠于”夏氏的政治立场及其导致的“偏见”的结论。不妨以《评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文（此文恰好符合陈氏指出的发表时间1983年、发表刊物《鲁迅研究动态》）为例吧。文章开篇作者即肯定夏著是一部“很有国际影响”的专著，并说，由于夏氏博通中外文学，又善于用比较文学方法，因而，此书“写得颇有特色，材料也较翔实”。在具体阐述中，第一部分主要批驳夏著对文艺发展论述的诸多偏见。而此前，文章先用近两页的篇幅，肯定夏氏治史视野宽，《小说史》结构完整、特点鲜明。在历史线索的评述上，夏氏“长于文坛流变、作家关系、文艺思潮流派发展脉络的条分缕析”；“文艺思想斗争与作家关系的渊源情况”的描绘，尤为“精细具体”。作者充分肯定并承认夏氏的“建树”与“功绩”：夏著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广为介绍，“结束了视中国现代文学为洪荒广漠的阶段，把读者引入现代小说的莺歌燕舞的文学天地”（而此前，美国人对中国现代文学所知极少），同时，也“促进了国内现代文学史家扩大其研究领域”。文章还说，夏氏在“史”的论述中颇有“精湛见解”，“最突出的是从文艺思潮发展的必然趋势中解释文艺现象的源流关系”，肯定夏氏对沈从文与胡适、徐志摩等英美派文人的关系等的剖析颇有特点。第二部分是评述夏著的作家作品论。在批评夏氏的“短处”之前，文章照例先指出其“所长”：“善于把握作家作品的特点”、“善于从知人论世和借助作品分析看作家创作个性的角度评价作家，从人情世故入手分析作品及其中的人物”、“善于运用比较文学史的方法剖析文学现象”等论述方法的三点“可取之处”，足有一页。文章第三部分，先用一大段指出夏氏评析作家作品不仅着眼于鲁迅、茅盾等大作家，也努力挖掘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师陀等等很少被论及的作家作品，肯定这是一种“好的写法”，“有借鉴意义”；然后才分析、批驳“夏氏的评价和摆法明显地存在着政治偏见与艺术偏爱”。又如作者早于此文发表近一年的《艺术探索与政治偏见之间的徘徊倾斜》一文[3]，导语中用一长段一页多的篇幅，对夏著作了与上文大致相同的肯定[4]；在其他几篇文章里，丁先生对夏著的价值与长处均有或多或少的肯定。限于篇幅，此处就不一一引述了。再如为陈氏点到的袁良骏发表在《文艺报》1983年第8期上《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文。在写作本文时，作者对夏著作了“全面剖析”，并在文章开头肯定它“向海外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功绩”与“书中一些章节精彩的艺术分析”，但文章发表时，对夏著肯定的内容被“全部删掉了”。这是事实。然而，为了这个开头，作者曾向《文艺报》有关人员据理力争过，并取得了另写一个开头的“折中方案”[5]。这同样是事实。即便这样，在文章最后作者还是“从不否认”夏著的某些艺术分析“不无可取之处”。要比较全面地看袁良骏对夏著的看法，大概还得读一读他的《误解与真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鲁迅〉章商兑》一文[6]。此文的写作与发表，比前一篇足足早了两个年头。正如文章题目一样，作者从“误解”与“真知”两方面（当然不是等量齐观、平均用力）对夏著进行了评论。文章开篇指出，夏著作为欧美学术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具权威性的著作之一与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确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肯定一些章节“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文学发展的实际”，有“比较中肯的见解”。作者尤其赞赏夏著将《鲁迅》章置于第二章，其“位置和篇幅”都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实际地位相称”；对于鲁迅的《呐喊》、《彷徨》等小说作品，夏著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在“小说评价的当否得失”一部分里，作者认为，对鲁迅小说的分析研究，不仅是《鲁迅》章的“精华所在”，也是夏氏整部著作中“最为精彩的章节之一”；对于夏著具体分析鲁迅小说的态度“感到高兴”。文章还进一步指出，对于《呐喊》、《彷徨》中的一些主要作品，夏氏的许多看法都是“相当精辟的”，表现了他“卓越的艺术鉴赏能力”。

这里，我们似乎还应该提一下唐弢、王瑶等今已作古的前辈学者当年对于夏著的态度和看法。在谈论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些具体问题时，唐先生不止一次地谈到夏著《小说史》。他认为，对于夏著“要具体分析，并非一无可取”。因此，他肯定夏氏好的文学史要发现新的作家和作品的看法，却否认钱钟书、张爱玲是其发现的说法；肯定夏氏对《围城》分析得“较好”，却又认为夏著“只是作家作品论”，“没有发展脉络把全书贯穿起来”；肯定沈从文是一个“很有风格的作家”（而以前对他的论述分析不够），《围城》写得好，“有特点”，但反对夏氏利用钱钟书来贬低茅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7]。而王瑶在指出必须采取“拿来主义”态度作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认为他们的看法“都是正确的或者都是错误的”的同时，似乎更强调或给我们警醒的是，学习和借鉴别人的长处，绝不能放弃“根本的原则”，相反，对于他们的一些明显错误（包括政治观点和思想偏见），“必须坚持原则”，绝不迁就[8]。他还尖锐地指出：研究中国文学，中国人最有发言权[9]。

从以上分析可知，80年代初一些学者发表文章批评夏著《小说史》，并非如陈子善所说的“大都纠缠于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所谓由立场导致的‘偏见’”；而陈氏一方面对于夏氏的反共言论连删带改，另一方面，对于当年学者的批评夸大其事，说些不负责任的话。退一万步说，即便从政治立场分析夏氏评论作家作品的偏颇与失误，也实有必要，——夏著出于反共的政治观，有着强烈的反共倾向，从政治层面批驳之，正乃榫头卯眼，切中学术肯綮，绝不是“纠缠”！因此，陈氏目前亟待要做的是设法证明夏著没有反共及由此导致的偏见[10]，否则，删改原著也好，说批评文章“纠缠于”作者的政治立场也罢，都是徒劳的。夏志清有反共的自由，我们也有从其政治立场批驳他的权利！

而现在，复旦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将夏著反共的“敏感的提法”删改掉了。这给未读过友联本等版本的读者误以为夏氏并无赤裸裸地反共，其意识形态似乎少有“问题”，那么，他的史著也应该没有“政治立场和所谓由立场导致的‘偏见’”了，因而蒙蔽了读者；倘有哪位细心的读者将包括普实克在内的一些批评文章与复旦本对比阅读，其中的部分指斥难免“落空”，给他（她）以错觉：这些批评文章不但“纠缠于”夏氏的政治立场及其导致的“偏见”，且无中生有，捏造事实，——从这一角度说，复旦本的删改，用心够险恶吧？只顾及夏氏“原意”的陈子善，对于普实克等广大学者算不得公平吧？

二

在复旦本中，《张爱玲》章无疑是其中删节最多的章节之一。友联本用37页的篇幅，竟被删去了14页强（复旦本为20页多一点，此中尚有开本大小造成的差异）。夏著评述《秧歌》、《赤地之恋》等两部长篇小说的内容，庶几全被删去；自然也包括对一些“敏感的”词句的删改。“共产党暴政”、“共产党官方的谎话”、“阴谋”、“人民悲剧”、“大陆的惨状”及“好在那辈本来气焰嚣张的左派批评家倒销声匿迹了”、“（张爱玲）可以不受左派理论的影响”等词句，被删去了；“中国共产党统治下”改成“大陆政权易手以后”，“共党窃据大陆”改成“共产党夺取政权”，“政治性和煽动性”改成“宣传活动”，“清算斗争”改成“批判”等等。这自然也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了。

然而，夏氏对张爱玲及《秧歌》、《赤地之恋》的评价极高，复旦本缘何要将其删去？其中深藏着怎样的玄机？其原因还是这两部小说本身，即是其“反共小说”或“绿背小说”性质。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却为部分学者讳莫如深。柯灵等著名作家与学者早已指出，张爱玲这两部作品胡编乱造、严重歪曲事实，是违背创作规律与艺术良知的失败之作，——尤其是《赤地之恋》，连作者自己也“非常不满意”[11]。然而就是这样两部小说，夏志清却用十分肯定与赞赏的语气，不遗余力地将之捧上天：《秧歌》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之作”；《赤地之恋》也“了不起”，其功力“直追”《秧歌》。这就充分暴露了夏氏反共的政治立场和虚伪的“艺术至上主义”美学观。这样的内容断然不能在复旦本里保留着，否则，包括“中译本序”在内的其他删节都将前功尽弃、枉费心机了。但是，逐步的删除容易，词句更改也不难，而充溢着这部分内容全体的激赏的、幸灾乐祸的语气就不好办，因此，倒不如将这部分内容删去更干脆、省心。这是出于对夏志清“政治立场”的“保护”考虑。

再看看夏著中这样的评价：比之《秧歌》，《赤地之恋》的风格“就没有那么完整”：“张爱玲的野心更大，要包括更广的范围：把共产党暴政的形形式式和盘托出来。为了求报道详尽，她有时甚至天真地用了‘流水账’的记载方法，要把她在赤区所见所闻的一切，一一告诉读者”，可“要把这些资料戏剧化的处理起来，就非一本短短二百八十页的小说所能做到的”；结果，“本书很多的笔墨，都浪费在这种莫须有的真相暴露上，尤以中间那一部分为然”（友联本第367页）。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茅盾先生在批判“鸳鸯蝴蝶”派等旧派小说家在技术上最大的错误时说，他们“连小说重在描写都不知道，却以‘记账式’的叙述法来做小说”，“味同嚼蜡”[12]。这“‘流水账’的记载方法”不就是“‘记账式’的叙述法”吗？张爱玲“知道”写小说吗？她还“天真”否？《赤地之恋》算得上严正意义上的小说吗？记得在“重写文学史”及相关的一些文章中，因茅盾写《子夜》是回答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化了”[13]，而纷纷指责《子夜》“主题先行”。在《赤地之恋》里，张爱玲要把 “赤区所见所闻的一切”与“莫须有的真相暴露”（不知夏氏指的终究是哪一种？）一一告诉读者。据袁良骏的《香港小说史》，《秧歌》和《赤地之恋》都是张爱玲在美新处授意下写成的，而后者更是美新处拟定了大纲，由张去完成[14]；张爱玲自己也说，《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没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15]。这不正是地地道道的“主题先行”吗？而且它与“四人帮”鼓吹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所谓“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只是这儿的“领导”为美新处，“生活”乃作者胡编乱造——何其相似也！而张爱玲这两部小说的出版，竟比“文革”还早了十多年；张爱玲还是实际上的“三结合”创作方法的始作俑者呢！然而，高举“审美”大旗的新锐理论家与学者，又有多少人也来指责张氏这两部小说是“主题先行”呢？相反，一味廉价地、毫无保留地唱赞歌的却并不鲜见：《秧歌》“是一部近乎完美的作品”，其“描绘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相当真实可信”[16]；《秧歌》对于张爱玲乃至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均是宝贵的收获，它“丰富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表现力”[17]等等。是这样吗？诚如丁尔纲先生根据夏著上述大段论述在《评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等文章中概括指出的，即便夏氏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赤地之恋》是一部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的概念化的小说。因此，夏氏虽以“小疵不掩大瑜”之说，试图挽回并抬高《赤地之恋》，但只能说这是一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天真”想法：本段评论于张爱玲的评价实在非常不利。而我们不该忘记，陈子善教授乃张爱玲研究权威；其研究张爱玲“功绩卓著”，海内外学人间无人可与之“相提并论”（复旦本“大陆版新序”）。陈氏是多么不愿别人看到这样的评论呵！因此，删去夏著这部分内容，既为夏氏，更为张爱玲。于前者，则是在学术上，顾及到夏氏的欣赏水平与能力；对后者，有政治立场、意识形态方面的，同时也为“维护”其在读者心目中的文学地位与成就。至此，夏志清之后，张爱玲至少在学术上进行了二度“包装”。金宏达：“张爱玲：非关‘炒作’。”[18]此说自不足信,很难说得上实事求是。有学者对20世纪4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后的张爱玲研究作过梳理，指出了张爱玲由学理较重的“专业阅读”到“浮躁的阅读”，进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并日益与商业操作结合的过程。张爱玲的去世，又一次“引起媒体瞩目”，由学界开始的“张爱玲热”至此扩大到了公众领域；商业操作，使完整的“张爱玲”“被拆解成了利于商业运作的支离碎片”。简言之，“‘张爱玲’在不断的文化生产中一层层的被剥去了丰富的内涵，塑造成了精致而易于消费的‘精品’”；张爱玲热“由商业社会借用经典话语，将‘张爱玲’作为时尚制成商品，并在大众的消费中演化”。[19]无须去探讨张爱玲如何被炒作，如何在商业上被操作、运转；需要指出的是专家、学者尤其像夏志清、陈子善这样的权威对张爱玲的“包装”，即片面夸大其作品的积极面，故意掩盖、回避消极面（丁尔纲将这种“策略”形象地称之为“孔雀开屏”“艺术”[20]），且因“学理”为之“护法”，影响更远，欺骗性也更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张爱玲一路高歌，其“声望”与排名不断上升[21]，很难说与这种学术上的“包装”没有关系。

复旦本宁可将夏著评论《秧歌》、《赤地之恋》的整个“身体”砍去，也要保留其介绍这两部小说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报界及文坛的反响这一“噱头”，可谓体现编校者的匠心与机杼：真可谓用心良苦！

有一位前辈学者读了这个删节本说：“除‘遮丑’一词外，无别的语言可以来形容了。”这话也许说得有些愤激，但复旦本确实是一个不足为训的删节本。陈子善自诩复旦本“更为完整和更为实质”地传达了夏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但我们宁要友联本等虽然复杂却不失某种“真诚”的《小说史》，也不要复旦本这样的东西！

[1]见复旦本“出版前言”。说到夏著的“影响”，此“前言”及复旦本“大陆版新序”等均有言及。陈子善在“编后记”中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每一步进展”，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论证、“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及对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作家的重新评论，直到最近“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合法性”的提出，“无不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夏氏《小说史》“影响和激发”。这种只看到其“积极”影响，且不无夸大，自是难以实事求是。只有这样的论述：一方面肯定夏氏博通中外文学，又善于用比较文学方法，因而夏著写得“颇有特色，材料也较翔实”；另一方面也清醒地指出，该著“一直误导着当今文艺思想”，“消极影响极大”。（丁尔纲《评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鲁迅研究动态》1983年第7期）持论才公允、全面，也更符合夏著的实际。
[2] 这些文章可参见《丁尔纲新时期文论选集（下）》，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2月版。
[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4期。
[4]后来编成《丁尔纲新时期文论选集》，作者在该文下面加了一条很有意思的注释：“本文写作与发表时间，在本书前面所收《评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再评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两文之前，三文又都分别发表，故内容略有重复。为保持历史面貌，一概不改。”好一个“内容略有重复”与“保持历史面貌”！为了肯定夏著的优长，不惜几篇文章内容“重复”；因而雄辩地说明，当年对夏著的批评并非“大都纠缠于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所谓由立场导致的‘偏见’”！
[5]《袁良骏学术论争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178—179页。
[6]《鲁迅研究年刊•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页。
[7]《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载《现代文学讲演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5、10、13、15页。
[8]《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载《王瑶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五卷第24页，第八卷第18页。
[9] 转引自袁良骏：《我的学术引路人——纪念王瑶先生》，载《独行斋独语》，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26页。
[10]然而，要证明夏著没有反共及其导致的偏见，又何其难也！如果不闭眼于夏氏的意识形态，不故意回避其反共的政治立场，而较为全面、客观地看待夏著，当应看到政治立场导致该书评价的偏见并影响到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因此，即便今天有学者从学理的层面来评论夏著，也很难避开作者的政治立场及其导致的偏见。如有人在分析夏氏的文学史观长期不被文学批评界接受时说，首先是“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政治因素较重”（《止庵谈夏志清：功在推举钱钟书、张爱玲》，《新京报》）；说到夏著的“缺陷”，在政治、学术方面“都给人留下了容易得手的把柄”，“尤其在政治方面，本书的偏见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今天出版此书，“不宜过于宣扬其观点的新颖性和权威性，以免误导读者”，更何况其本身“瑕疵百出，实难当‘经典’之誉”（张全之：《评大陆版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见学术批评网）。而夏氏的政治立场对其史著学术价值的影响也是显见的，“公平地说，政治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的确降低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理应达到的学术成就”；另外，在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评价及其原因寻找”上,夏著也有一些片面（吴秀明、张锦：《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新时期以来内地学界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6期）。
[11][15]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年版，第27页。
[12]《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载《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232页。
[13]《〈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载《茅盾全集》第2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54页。
[14]《香港小说史》（第一卷），海天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16页。
[16]余俞斌：《张爱玲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3年版。
[17]费勇：《张爱玲传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8]金宏达：《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前言》，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8月版。
[19]参见温儒敏等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61—367页。在温先生的《“张爱玲热”的兴发与变异》一文中，则干脆以“商业操作制造读张的时尚”、“被浮躁的世风所消解了的张爱玲”等作为小标题（《文学课堂：温儒敏文学史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20页）。
[20]丁尔纲：《张爱玲的〈秧歌〉及其评论的写作策略透析》，《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21]除本文已引部分新锐学者学舌般廉价吹捧张爱玲及其《秧歌》等作品外，在一些专家排名中，张爱玲的“座次”也不断上升。1994年，海外归来的新锐学者王一川，借口“打破以往偏见”，摆出纯而又虚伪、褊狭的“审美”的标准，对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重排座次”，张爱玲“榜”上有名。200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得到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为核心的文学研究权威机构的支持和帮助，由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和出版家任总策划，发起“世纪文学60家”的策划、评选活动，并出版书系。在这次由张爱玲研究权威陈子善担任专家评委之一的评选活动中，张爱玲更是直追鲁迅，名列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