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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斯特在中国的译介
○ 许 钧 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不朽之作《追忆似水年华》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现代“文学符号”，占据着20世纪文学的中心地位。诚如安德烈•莫洛亚所言，至少“对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五〇年这一历史时期而言，没有比《追忆似水年华》更值得纪念的长篇小说杰作了。”[1]然而，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中国读者在它问世70年后才有机会一睹它的全貌。本文旨在对该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程作一简要的描述与思考。 中国文学界接触到普鲁斯特，差不多是在他逝世十年后。《大公报》“文艺副刊”于288期(1933年7月10日)第三版和289期(1933年7月17日)第三版刊登的《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逝世十年纪念——普鲁斯特评传》，应该是国内第一篇较为系统地介绍普鲁斯特的文字，作者为曾觉之。有心的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了，普鲁斯特逝世于1922年，怎么会在1933年发表普鲁斯特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文章呢? 周刊的编者按中有这样一段话：“普鲁斯特逝世十周年纪念为去年十一月十八日。此文早已撰写。原当公是日登出，乃因本刊稿件异常拥挤，不得已而缓登。”对于当时的中国读者而言，普鲁斯特总是很陌生的；而从《大公报》副刊的这段编者按看，中国文学界对于普鲁斯特的了解也并不迫切，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对普鲁斯特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然绝不会“因稿件异常拥挤”，而推迟发表纪念普鲁斯特逝世十周年的长文，且一推就是七八个月。不过，“文学副刊”对中国读者认识并逐渐理解普鲁斯特还是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曾觉之的文章，长达两万余言，共分四个部分，分别为“绪论”、“普鲁斯特之生活”、“普鲁斯特之著作”和“结论”。这篇文章对普鲁斯特的生活与创作和普鲁斯特的作品的价值发表了重要的观点。在“结论”中，有这样一段话，特别意味深长：“作家距我们太近，我们没有够长的时间以清楚的审察；看事物，尤其是评判一位作家，太切近了，是使人目眩心迷而不知所措的。”确实，理解一个作家需要时间，而评判普鲁斯特这一位独特的作家就更需要时间了，何况在当时，外国人士对于普鲁斯特的批评，“赞成的说他是一位稀有天才，为小说界开一个新纪元，反对者说他为时髦的作家，专以过度的琐屑与做作的精巧炫人。”面对外国人士的是非判别，曾觉之则以一个中国人独特的目光作了如下的结论： 普鲁斯特在他的作品中，想以精微的分析力显示真正的人心，想以巧妙的艺术方法表出科学的真理。即他的野心似乎使艺术与科学合一；我们不敢说他是完全成功的，但他的这种努力，他从这种努力所得的结果，我们可以说，后来的人是不能遗忘的。他实在有一种崭新的心理学，一种从前的文学没有的新心理学；他将动的观念，将相对的观念应用在人的认识上，他发见一个类是崭新而为从前所不认识的人。这是近代的人，近代动的文明社会中的人，则他的这种发现的普遍性可想而知了。[2] 今天看来，曾觉之的结论不完全正确，但他却抓住了普鲁斯特的某些本质特征。他对普鲁斯特其人其事的评析，应该说是第一次向中国学界和中国读者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法国文学的这位巨匠。 就在曾觉之的这篇文章发表七个月后，还是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开头几段的译文，以《睡眠与记忆》为题。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一部分译文也许是国内第一次译介普鲁斯特的文字。当半个世纪之后，《追忆似水年华》全书由译林出版社组织翻译，即将出版之际，卞之琳在《中国翻译》1988年第6期发表了一篇《普鲁斯特小说巨著的中译名还需斟酌》一文，文中有这样一段回忆性的文字： ……三十年代我选译过一段。我译的是第一开篇一部分，据法国版《普鲁斯特片断选》(Morceaux choisis de M .Proust )加题为《睡眠与记忆》，1934年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版上，译文前还说过几句自己已经记不起来的介绍语，译文收入了我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西窗集》。[3] 根据卞之琳的这段话，在《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2月22日第12版上，我们读到了《睡眠与记忆》这一篇译文，也见到了卞之琳写下的一段他“自己已经记不起来的介绍话”，其中有这样一段： 有人说卜罗思忒是用象征派手法写小说的第一人。他惟一的巨著《往昔之追寻》(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可以说是一套交响乐，象征派诗人闪动的影像以及与影像俱来的繁复的联想，这是也有，不过更相当于这里的人物，情景，霎时的欢愁，片刻的迷乱，以及层出不穷的行品的花样；同时，这里的种种全是相对的，时间纠缠着空间，确乎成为了第四度(The fourth dimension)，看起来虽玄，却正合爱因斯坦的学说。[4] 在介绍的话中，卞之琳还提到了曾觉之的文章，他的翻译显然受到了曾觉之那篇文章的影响。卞之琳对Marcel Proust的名字及书名的译法，有所不同。曾觉之译为“普鲁斯特”与《失去时间的找寻》，卞之琳却译为“卜罗思忒”与《往昔与追寻》。关于书名，在1934年以后，有过不少译法，其中折射的不仅仅是语音的转写问题，而是关系到对作品理解与再表达的深层次问题，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会涉及。 卞之琳的译文是《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开篇的一个片段，在文学副刊上，共分为五段。这五段译文可以说是在后来的四十多年间仅见的普鲁斯特作品的中文译文，篇幅虽不多，但流传甚广。据卞之琳自己介绍，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西窗集》中收录了这个片段的译文。20个世纪70年代末，香港翻印了《西窗集》；后于1981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西窗集》的修改版，其中一直收有这个片段。2000年12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卞之琳译文集》，在上卷中，也收入了卞之琳译的这个片段。有必要说明的是，此时作者名已从俗为“普鲁斯特”，但五段译文经过修订，恢复了原作本来的面貌，变为八段，冠名为《〈斯万家一边〉第一段》，但总的书名，卞之琳还是坚持用《往昔之追寻》。 在卞之琳的译文发表之后，出现了几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沉默，或者说是淡漠，中国文学界和翻译界似乎对普鲁斯特没有表示出应有的重视或兴趣。对《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巨著，也没有发现谁有翻译的意图或志向。直到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思想的禁区不断被打开，中国学者才开始注意到了普鲁斯特在西方小说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位置。
1982年，在《外国文学报道》上陆续出现了介绍普鲁斯特的文字[5]，对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1986年长沙铁道学院主办的《外国文学欣赏》第3期上，刊出了刘自强翻译的《追忆流水年华》(节译)(后又在1986年的第4期与1987年的第2期继续刊出，总共约两万字)。就在同一年，即1986年的《外国文艺》第4期上，发表了郑克鲁翻译的普鲁斯特早期写的两篇短篇小说，一篇叫《薇奥朗特，或名迷恋社交生活》(Violante
de la Modernité)，另一篇叫《一个少女的自由》(La confession d’une jeune fille)，均选自于他的短篇小说与随笔集《欢乐和时日》(Les
plaisirs et les jours)。1988年，《世界文学》在当年的第2期上刊登了徐知免翻译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的第一部《孔布莱》的第一章，其中包含“玛德兰蛋糕”那个有名的片段(见《世界文学》1988年第2期第77—121页)。差不多就在80年代中期，一方面，法国几家有影响的出版社，竞相出版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新版，如伽利玛出版社于1987年推出了由让—伊夫•塔迪埃(Jean
Yves Tadié)主持的七星文库版，弗拉马里翁出版社则在同年出版了著名的普鲁斯特研究专家让•米伊(Jean Milly)的校勘版。另一方面，在国内，译林出版社也开始积极物色译者，准备推出《追忆似水年华》的全译本。 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对于这位作家具有传世意义的这部巨著，至今竟还没有中译本，这种现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显然都不是正常的。正是出于对普鲁斯特重大文学成就的崇敬，并且为了进一步发展中法文化交流，尽快填补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出版领域中一个巨大的空白，我们决定组织翻译出版《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巨著。 对于中国文学界而言，普鲁斯特确实是一位姗姗来迟的大师。一部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公认的杰作，等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开始被当作一个“巨大的空白”，迫切地需要填补。时任江苏人民出版社译文室主任的李景端及时把握到了这一需要。在与李景端先生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实际上，在《译林》杂志社于1982年在杭州召开的“中青年译者座谈会”上，韩沪麟和罗国林等不少与会译家与学者就提出了要尽快翻译普鲁斯特的那部传世名著。当时还就中译本的书名展开过讨论。会议后不久就开始酝酿如何组织翻译工作。有人提议应该物色一位高水平的翻译家独立翻译。但鉴于《追忆似水年华》的巨大篇幅与该书难以比拟的翻译难度，当时的法语翻译界普遍认为难有人敢于担此重任。在此情况下，出版社的李景端与韩沪麟倾向于以法语翻译界集体的力量，协力完成。为推进翻译的顺利进行，同时保证翻译质量，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对此，“编者的话”中有明确的说明。 从落实各卷译者到最后交稿编辑出版，前后经历了差不多六年时间。1989年6月，由李恒基、徐继曾翻译的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了。之后，译林出版社陆续推出了七卷本的全套《追忆似水年华》，全书有安德烈•莫罗亚的序(施康强译)和罗大冈的《试论〈追忆似水年华〉》(代序)。还有徐继曾编译的《普鲁斯特年谱》。七卷的书名与译者分别为：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李恒基 徐继曾译)、第二卷《在少女的身旁》(桂裕芳 袁树仁译 1990.6)、第三卷《盖尔芒特家那边》(潘丽珍 许渊冲译 1990.6)、第四卷《索多姆和戈摩尔》(许钧 杨松河译 1990.11)、第五卷《女囚》(周克希 张小鲁 张寅德译 1991.10)、第六卷《女逃亡者》(刘方 等译 1991.7)和第七卷《重现的时光》(徐和谨 周国强译 1991.10)。《追忆似水年华》全套出版不久后，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王道乾翻译的《驳圣伯夫》(1992.4)。1992年6月，由柳鸣九先生组织，沈志明选译的《寻找失去的时间》“精华本”分上下卷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精华本”的选编与翻译，柳鸣九在题为“普鲁斯特传奇”的长序附记中这样写道： ……在几年前，当我创办《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的时候，不能不对《寻找失去的时间》这部在法国20世纪文学中举足轻重的杰作有所考虑。很显然，这套丛书作为法国20世纪文学的文库，不应该缺少这个选题，但考虑到全书庞大的规模与一般读者有限的需要，七大卷当然没有必要完全收入，特别是从读书界广泛的需要来看，有了一个供研究用的全本的同时，一个比较简略、使人得以窥其全豹并充分领略其艺术风格的选本，实大有必要。 在这里，可以看到，柳鸣九是从为一般读者考虑的角度，兼顾到《法国20世纪丛书》的体例，才决定选编“精华本”的。如何选取“精华”？柳鸣九先生在附记中作了说明： 既然不能单选一卷，就得取出整部作品的一个缩影，但从七卷中平均取出，篇幅亦很可观，是“法国20世纪丛书”的袖珍书所难容纳的，这样，我就只能把注意力放在这部巨著原来的三个基本“构件”，即普鲁斯特1913年所完成的三部：《在斯万家那边》、《在盖芒特那边》与《重新获得的时间》上，这三个“构件”组成了莫洛亚称之为“圆拱”的主体，这“圆拱”正是一个浑然整体，正表现出了“寻找失去的时间”这个主题，而在这三部进行的选择的时候，所要注意的则是：与其照顾叙事详尽性，不如照顾文句的完整性与心理感受的细微程度以及围绕“时间”的哲理，此外，普鲁斯特那种百科全书式学者的渊博也最好有所保存。[6] “精华本”的取舍不是一个简单的篇幅问题，它体现了编者独特的眼光和对原著的理解，应该说，普鲁斯特的这个“精华本”是中国视角下产生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版本”。后来，在沈志明编选的《普鲁斯特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中，也收入了这个“精华本”，同时还有沈志明翻译的《驳圣伯夫》和《论画家》。 两个不同版本的出现，“一个全译本，一个精华本，两者相得益彰，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中的一件好事”[7]，似乎已经可以为普鲁斯特在中国的翻译画上一个休止符。姗姗来迟的大师在逝世近七十年后，终于在中国延续了生命。然而，一个由十五个翻译者参加翻译的全译本和一个仅从“圆拱”主体中选取的“精华本”，从一开始问世起就带有某种公认的“缺陷”：前者的“风格不统一”与后者的“内容不全面”的遗憾注定要给有志还普鲁斯特真面貌的追求者以进一步接近普鲁斯特的雄心。在中国最早翻译《追忆似水年华》片段的卞之琳先生在《追忆似水年华》的全译本还没有面世的时候呼吁“普鲁斯特小说巨著的中译名还需斟酌”，同时以非常激烈的言辞指出： 文学作品的翻译，除了应尽可能保持在译入语种里原作者的个人风格以外，译得好也总不免具有译者的个人风格。译科学著作、理论著作，为了应急，集体担当，统一审校，还是行得通的，而像普鲁斯特这样独具风格的小说创作，组织许多位译者拼凑，决不会出成功的译品。照原书分七部的情况，最多组织七位能胜任的译者分部进行，最好同时在进行中由这几位合作，互据原文校核(翻译总难免疏忽)，由责任编辑统一审订润饰，这是不得已的可行办法，我也顺便作此门外建议。[8] 十五个译者翻译一部《追忆似水年华》，虽然有译林出版社周密的组织，有译者之间的相互切磋，有责任编辑的严肃把关，难免有“拼凑”之嫌，更有“风格不统一”之虑。作家赵丽宏直言不讳地指出： 尽管那些翻译家大多有一定的水平，有的水平很高，但是他们对文字的理解以及把法文转换成中文的习惯和能力不一样，这就造成了这个译本的问题，全书的风格的不统一。[9] 出版此书的译林出版社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由于《追忆》原先法文版本的版权已到期，加之该译本有十五位译者合译而成，风格不尽统一，又留下了诸多缺憾，所以该社拟重新组译此书，由一位认真负责，对《追忆》有研究的资深译者单独承担，不限定交稿时间。只要求他细斟慢酌，拿出一个高质量的译本。[10] 翻译风格的不统一，因此而成为了一个重新翻译此书的根本理由。出于对原著的尊重，更出于对真对美对善的追求，当年参加翻译《追忆似水年华》的十五位译者中，有多位都曾想过要在一个适当的时期，倾余生独立翻译全书。但译者中有的已经过世，有的年事已高，“美好”而勇敢的想法难以付诸实施。直到20世纪末，上海的周克希与徐和谨几乎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各自“寂寞”的精神之旅，依据不同的版本，重新翻译普鲁斯特的不朽之作。多年的努力过后，我们终于等来了周克希翻译的《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5月)和徐和谨翻译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在斯万家这边》(译林出版社 2005年4月)。当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从1920年开始出书至1927年出齐，前后经历了七年；如今，周克希与徐和谨中译本的出版，要出齐，恐怕至少也要七年之后。 姗姗来迟的大师已并不在意他的不朽之作急于在中国以新的面目问世，因为普鲁斯特在中国的生命历程还很长，很长。
[1]见《追忆似水年华》，译林出版社，1989年版，安德烈•莫罗亚序(施康强译)，第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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