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息,创造不止

——法兰西华裔院士、著名诗人程抱一访谈


○ 钱林森

法兰西学院成立于17世纪上半期(1635年)。当时是法国古典主义鼎盛时期,法语逐渐成为欧洲上层社会的通用语言。学院创办者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宰相利希留,意在选择每一代文学与思想界泰斗——后来接纳少数宗教、科学与军事方面的代表人物——共处一堂,俾以发扬光大法国语言和文化。由四十人组成的法兰西学院自此成为超越政治制度、超越时代局限的法国最高荣誉机构。被选入该院者成为“院士”,意味着从此进入法国文化历史殿堂,故亦被称为“不朽者”。

2002年6月,著名诗人弗朗索瓦•程(本名程纪贤,中文写作名程抱一)被选入法兰西学院,为该学院成立以来的第705位院士,是第一位进入这座文化历史圣殿的亚裔及华裔作家。他的入选是中法文化关系史上一件盛事。17世纪末,在法兰西学院之下陆续成立了四个为专家设置的学院,即古代文字与文化学院、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科学院、艺术学院,合组成法国学术院(INSTITUT DE FRANCE),进入这些学术院者乃称学术院成员(MEMBRE DE L’INSTITUT)。中国画家朱德群和赵无极被选进艺术学院,成为“艺术学院成员”。

钱:能再次见到程先生很高兴。时间过得飞快,距上一次拜见你(2001年6—7月),不知不觉已三年了。三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多大事、很大变化。中法两国间的文化接触、合作关系日趋亲密和发展,越变越好。先生本人在过去的三年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你发表了文化随笔《对话:对法语的一份激情》,推出了第二部小说《此情可待》,都获得了成功。你的《天一言》通过中译,回到了故乡受到广泛欢迎。更重要的,你荣获法兰西学院授予的法语语系作家大奖,并以绝对多数票入选法兰西终身院士,登上了至尊的颠峰,轰动法国和中国。仿佛一切“奇迹”都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似的。面对你在人生攀登和艺术创造所取得的非凡成功,除了向你致以诚挚敬意和热烈祝贺外,我想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程:我也感到奇异,觉得这一切发生在我身上,是个难以捉摸的“谜”。前不久,法国航空公司的记者采访我,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刊在该公司有名的旅行杂志上,我对着杂志上自己的相片,看了又看,就觉得是个谜,不由得自问:“是我吗?”——是我,面庞、眼神、头发……照片上的“我”和我本人没有两样。然而,这个“我”成为了什么?他从哪儿来?该往哪儿去?却是一个“谜”。我从未追求荣誉;我此生路途只是长夜里的探索。现在,我得随时面临在街上和陌生读者交遇的事。我到巴黎博物馆参观中国艺术展览,人们见到我,不由自主的让开道,或围着我,以惊异的眼光注视着我。在地铁中,常有人有意与我同站下车,为了攀谈几句。前天,我搭乘公共汽车,刚落坐在座位上,就有位妇女对我说:“你就是弗朗索瓦•程?可惜,我下一站就要下车了。”这是举些例子。我还记得,中国大使馆欢迎来访的深圳艺术代表团,邀我参加,我看到一个十余岁的少女弹得一手好钢琴,便欣喜地和她交谈起来。女孩走开后大人问她:“刚刚和你谈话的那位老人是弗朗索瓦•程——程抱一,你知道他是谁吗?”她惊喜地回答:“程抱一?我怎么不知道他是谁呢!”她的天真感动了我。自进入法兰西学院后,我就这样被人们当作一个象征人物,请去参加各种文化艺术和公益活动,乃至被抗癌协会请去与公众见面。我接到的信件如雪片似的飞来,难以对付……在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目前只有用这个“谜”字来形容。

钱:这不难理解,是法国公众社会对你无限崇敬的表示,是人们对一个不屈不挠的探索者登至人生高峰后的景仰行为。

程:也许是。我对此安之若素,以平常心态看待这一切。不用说,责任感是增加了,然而从不摆什么“大人物”的架子。更不愿作所谓的学术大师,我不忽略学问,然而我终竟只是个苦思者、探索者。如果容许我用创造者一词,我也不拒绝的。

钱:我以为,你这种谦虚谨慎作风,正是人们对你倍加崇敬的理由。

程:我不知道是否是这样。你上面提到的法语语系作家大奖,即非法国本土而操法语写作的作家大奖。主要面向加拿大、比利时、瑞士和北非国家,东欧罗马尼亚、波兰,南美法属海外国家和地区,以及黎巴嫩和东亚印支三国等。法兰西学院颁发此项大奖,旨在发扬、纯化法语言文化。授奖标准要求极严,获奖人用法语写作要有特殊的创造,使用法语的水准几近炉火纯青。该奖项是对获奖作家作品的全部褒扬,不是随便什么作家都能赢得这份荣誉的。对我这个20岁才开始学习法语的中国人,能获此殊荣,确实是个“奇迹”。难以置信的“奇迹”。

钱:那么,你入选法兰西院士,是否是更大的“奇迹”呢 ?须知,在历史上,你是第一位进入这至尊殿堂的华裔作家,这是创造历史的奇迹。

程:我也说不清。如果要作一点客观的解释,可以说的是,进入法兰西学院确实不易,那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胡锦涛主席前不久访法致辞时,提到的伏尔泰、孟德斯鸠、雨果、巴斯德等文化巨子都是法兰西院士,法兰西学院从17世纪建立至今,各代精英一批又一批走进来,香火一直不断,历史沿承传递,享有至高的荣誉和神秘性的崇敬。法国各代精英属于法兰西学院者甚众,除上述文化名家外,仅举中国人周知的作家就有:

古典时期:波瓦洛(BOILEAU)、拉辛(RACINE)、高乃依(CORNEI-LLE)、拉封丹(LA FONTAINE)。

19世纪: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拉马丁(LAMARTINE)、谬塞(MUSSET)、梅里美(MERIM’EE)、仲马(ALEXANDRE DUMAS)、绿蒂(LOTI)、泰纳(TAINE)、法朗士(FALANCE)、柏格森(BERGSON)。

现代:克里芒梭(CLEMEN-CEAU)、克罗岱尔(CLAUDEL)、莫洛亚(MAUROIS)、莫里亚克(MAURIAC)、孟特尔朗(MONTHERLANT)、瓦雷里(VAL’ERY)、帕尼奥尔(PAGNOL)、尤奈斯库(IONESCO)、尤瑟娜尔(YOURCENNAR)、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

伟大的雨果由于种种原因,四次申请才入选,近代诗人克罗岱尔两次申请入选。遗憾的是,一代文学巨匠巴尔扎克和高贵的波德莱尔却未能入选,尽管后者得到圣勃夫的支持。这是历史的遗憾。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构成主要是文学和思想大师,一如中国古代的翰林院,但后来也不乏科学界和宗教、政治界杰出之士,如巴斯德(PASTEUR)、让•贝尔纳(JEAN BERNAND)、弗朗索瓦•雅格布(FRANCOIS JACOB)等作为科学家代表,最近,法国前总统、欧盟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德斯坦入法兰西学院,就是作为政治界才俊之士的代表入选的,不是以前总统身份,而是以欧洲的历史和欧洲传统的名义进来的。据他说,他也在学习中文,竞选欧盟主席,参与创造历史。

我于2002年3月,在数位院士的催促下,向法兰西学院递交了我的候选信件,三个月后,学院以绝对多数票选我入院,接替已故的雅克•德•波邦•布塞,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华人血统的院士。学院常任书记对我说:“你是远方来的人,从遥远的空间来到我们的国家,请你来代替一位谱系最久远的波邦•布塞院士,他是圣路易的直系后代,穿过它与法国血缘联系起来,跟法国最高贵的传统连接起来。”我想,在时间上跟历史结合起来,跟伏尔泰、拉辛、夏多布里昂结合起来,在中国,如有同等学院,则好比跟韩愈、柳宗元、苏东坡、欧阳修、归有光、王阳明结合起来。学院40名院士与会时,都有自己固定的座位,我坐第43号交椅,这把交椅早在17世纪有神学家、思想家费奈隆(Fénélon,1651—1715)入座,流传至今。我作为华裔作家,在历史上第一个进入这个神秘的殿堂,无庸否认有其深意。我在去年6月19日,法兰西学院授予我院士宝剑时致辞中说过:“在许多世纪流逝之后,终于有一天,有一个人从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从崇文为圣的古老中国来到法国,来到这座殿堂,向成为欧洲灯塔之一的国家的最高文化代表们致敬。这一天就是今天,而这个人,他没有别的功绩,他引以为荣的只不过是首先爱好接纳国的语言,并且到了将之变为自己骨肉的地步。这是一个奇迹,是因为你们才得以出现的奇迹。是的,是你们以高贵的慷慨给了我荣誉,将我提升为这个至尊团体的一员,让我得以完成人们视为历史性的致敬之举。对我来说,这件大事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标志着一种新生命的开始。”

钱:说得真好。你之入主法兰西学院,完全是你经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跋涉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中国的骄傲,中国文化的骄傲。我个人认为,法兰西学院接纳你,主要在于你对中法文化交流、汇通、创造的卓越贡献。可以说,你既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代表,又是法国文化的优秀代表,法兰西学院请你进入这座圣殿,占有一个席位,是该院全体成员对中法两种优秀文化的尊奉,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开放态势,说到底,是对创造者的尊奉,你以为呢?

程:是这样,是对创造者的崇奉,是法国文化开放的传统精神所决定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进入法兰西学院,并不是放弃了什么,而是融和、提升(提升后的创造——钱林森插话),对,是提升后的创造,从而获致一个新的层次。我没有丢失中国骨肉、中国养分。在我,不仅交流,而且融合、创新,仅仅交流,做“艄公”、“摆渡人”,对今天的我已经不再适宜了,我是说已远远不够了,而要锐意创造。这是21世纪精英不可避免的历史选择和追求,所有中国的好作家都这样在做。当然,我不否认对法兰西文化融会贯通,达到很高的创造;我也不否认对中国文化——母亲文化的滋养,对它有深度和高度的了解,只有获得对本土文化这深度和高度的了解,才有可能对异质文化作深度和高度的对话和交融。有人认为要吸取别人的东西,自己的东西要越少越好,自己的东西多了,将会成为沉重的负担、包袱,妨碍接受外来的东西、融入别种文化。我的体会正相反,自个的文化积累越丰富,越能与对方交流、提升,正因为有深厚的自我文化根底,才能直面巨大的西方文化传统,才能与之对话;根底浅薄,不可能与对方交流,更不能与之融会。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只以绘画艺术为例,正因为我们有五代、宋代以来许许多多的大画家,有这么个深厚的艺术、文化根底,才有可能与西方最高绘画艺术交流,提取新的精髓。

法兰西学院接纳我,表现了它对创造的崇尚,表明法国文化的开放性、吸收外来文化的强烈要求,通过我吸收中国文化的强烈要求。法国向来重视发展东方文化、亚洲文化关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跟日本文化发展关系,跟亚洲文化接触,不仅是日本、印度,中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可喜的是,时下中法文化关系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文化的伟大,在于它的吸收和包容性。中国文化具有无限的包容性,所以它伟大。不包容就失去了灵魂,这是孟德斯鸠告诉我们的。灵魂越开放越灿烂。中国有些画家,一到巴黎只看末流,绝不会有长进。要跟大师接触,跟最伟大美好的文化接触,这样才会使自己发挥美好的东西。发扬、开放,创新而提升,仅仅交流不够。要对宇宙奥秘、生命奥秘进行深入的探索,彻底的质问,跟生命对话。即如让•贝尔纳、弗朗索瓦•雅格布这样杰出的科技精英,除了他们的创造、他们的科技贡献外,还对宇宙、对生命思考。要对文化、艺术、宗教、文学、哲学等更深层的交流、对话。即以宗教而言,不在于研究信不信的问题,而在于对生、死、善、恶、美、爱、痛苦,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中国道家、儒家对此都有自己的思考。我进入法兰西学院,就是在所有这些层面上和精英们对话,在人生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点上与法兰西现代大师们交流、提升。我尊重所有有价值的文化和国家,这是人生态度问题。因此,最好不用“骄傲”二字,或者如巴黎爱国华侨所常用的“扬眉吐气”这样的字眼。我跟法兰西院士们相处,既不昂首挺胸,也从不战战兢兢,而是从善如常,平等处之。

钱:这就是说,你已经超越了中国人、法国人、东方人、西方人这样通常的族类和地域的界限,而富有如罗曼•罗兰似的那种“世界公民”、全人类的胸怀和视野。你是站在整个人类这个制高点上来思考和探索文化问题的。这也许就是你生命探索、艺术创造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变化。

程:我想是的。不过,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我是炎黄子孙,我是长江黄河的子民,我的血管里始终流淌着黄河长江的养分。我一刻也没有忘记喂养我成长的中国——我的母亲,半个多世纪来,她始终陪伴着我在异国土地上跋涉、探索。毋庸置疑,这种文化背景,势必使我要用中国人的眼光和中国头脑来观察、思考问题,用中国心来感受世界。但我不仅仅停留在中国人的立场,决不搞“中国主义”,尽管中国所有的东西,都与我息息相关,那儿所发生的一切,欢乐和悲剧,对我都是切肤的,我不愿停留在民族主义的基点上。风自四方来,我愿沐浴其中,尤其来自法兰西的文化之风。我在法国这片接纳我的丰饶沃土上生活了50多年,受到了很多滋养和影响,我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塞纳河、罗纳河、卢瓦河以及慈母般的马恩河等许多河的水分,生命中发生了许多变化,自然的也学会了用法国人的目光和头脑来看问题想问题,用法兰西心灵来感受生活。我当然也反对法国人搞民族主义,我总试用全人类这把标尺来衡量一切。总之,一句话,我孜孜以求的,就是力图超越种族和地域的限制,提取中法这两个伟大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熔铸新的生命,创造新的艺术。

就收养我的法国文化而言,它确实有与众不同的伟大和优秀的东西,值得人们吸取。比如,它的开放性、包容性和精致性。这种特性在文化、思想和艺术各个方面都充分地体现着。你还记得我前不久引领你参观的法兰西学院那座楼群吗?它的建构风格正是法兰西文化这种开放、包容、精致特点的表现。法兰西学院地处巴黎中心之塞纳河浜,前有一座木桥,名谓Ponts des arts“艺术之桥”,与河对岸的罗浮宫相对。学院设在一座两层建筑物内,底层为圆形,相较于二层的长方形要高些,表示基础扎实,一步一步升高,顶端为塔形的罩所盖住,像是做个总结。整个结构雅致、均衡而不失庄严。楼群底座呈半环形,正面一看似张开双臂迎客接纳,高贵、博大,且不失方寸,显示它特有的开放精神和包容性,是法兰西文化精神的表征。法兰西学院这座楼群与罗浮宫隔河相望,雍容大方。再放眼远看,罗浮宫与凯旋门遥遥相对,著名的香榭丽大街穿越其间,博大而宽容。整个巴黎的建筑,一眼望去,均衡、雅致、高贵、细腻。它与罗马和伦敦不一样,不是堆积的,而是均匀、有致、风格高雅,互相呼应,显示了独有的法兰西民族特色,而这特色又是受了各种影响之后而形成的。很值得我们学习。法国语言和艺术创造都追求这种风格。愈是民族的,如能挖深、扩大则愈是世界的,所以不能搞民族主义。国内有些艺术家热衷搞中国情调,一种低级情调,讨外国人喜欢,我看他们的艺术,在中国是绝对站不住脚的。真正的艺术家,不是狭义地去追求什么法国特色和中国情调,而是追求提升和创造。

钱:你致力以求的,是超越、创新。在跨文化交流和对话中,本土文化和异质文化两者之间的高度融合与翻新,屡屡表现在文艺创造中。对一个有创造性的艺术家来说,他的诗歌、小说、艺术创作,乃至理论思考,都会体现这种高度的融会和超越。半个多世纪来,你由一个“无语人”、游弋于两种文化的“艄公”,而跃上了超越民族、疆域的创造者,迈过了艰苦漫长的探求途程。你的作品,无论是著名的《中国诗语言研究》、《虚与实:中国画语言研究》这样的理论著作,还是《石涛:世界之真味》等这样的绘画艺术,都体现了这种超越和创新,在法国和西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作为跨越中西文化的“两栖”作家,在我看来,你首先是个诗人,你用中文写诗,更多的用法文写诗,迄今已出六七部诗集,其中还获了大奖。请问,这些诗集所吟唱的中心主题是什么?

程:诗是语言最尖端的表现。我20岁才开始学习法语,30多岁才尝试用法语倾吐我的诗情,一发而不可收,写了七部诗集。到70多岁,我的诗登堂入室,被选进《加利马诗丛》(Poésie Gallimard),这是法国诗人的至高殿堂,犹如作家之入加利马《七星文库》一样,享有很高的威望,通常只有名师才能登堂,比如当代克罗岱尔、米修、夏尔那样的大诗人才能入选。《加利马诗丛》主编对我说:“你入诗丛,是唯一一个20岁才学法文的作者。”无疑也是一个奇迹。

我的七部诗集按出版时间先后是:《树与石》(1989)、《永恒的季节》(1993)、《36首爱情诗》(1997)、《堪•托斯堪咏叹》(1999)[1]、《双歌》,(2000)、《谁为我们说夜?》(2001)、《冲虚之书》(2002)。这些诗歌的中心主题是对宇宙、对生命的探索和对话。一言以蔽之,与真生对话。我在操笔写诗的时候,有些人就期待从我的笔下能产生出东方空灵、飘渺,或日本俳句式的东亚风味的诗章,而我偏偏不愿用所谓“远东”魅力和异国情调,来取悦于读者。我把诗歌看作是探索宇宙和生命奥秘的最好武器,看作与人、自然、真生沟通和对话最强有力的工具。2001年秋,我应巴黎“诗人之家”(Maison de la poésie)之邀就我的诗集作五周的讲座,每周七个晚上讲解我的一部诗集,五周讲完我五部诗集,其共同主题便是“与真生对话”(Dialogue avec le Vivant)。按照法国当代知名诗人热内•夏尔的说法,“对话”在我的诗作中是“常见的”风格。当然这种“对话”,不是通常的问答型的,而是对生命的诗性叩问、一种哲理思考,是对宇宙奥秘的一种诗的领悟和发见。可以说,这种对话在我的诗中无处不在,它是我跟自然、生命和宇宙不断交流的结果。在我看来,两人相对无言,没有交流,生命没有意义,只有对话、提升,生命才会是常青的。大自然也是这样。这种对话,确实是无所不在的,两山相视,那是山与山之间的对话;阳光照在墙下的野草是对话;蜻蜓戏水也是对话,女作家冰心笔下的繁星,写的就是人与星星的对话。总之,我在诗中力图捕捉生命之间所滋生、跃起的美妙、悲痛的现象,抒发这美妙或悲痛时辰的生命感受,对话是我生命的主体,是我诗作的主题。

我的诗作不乏深沉的哲理思考,但同时也是有血有肉的,不乏抒情,哲理性和抒情性都很强。我创作过恋歌,但不是小我的感情发泄,而是对人的激情的探索和表达,是对生命神秘层次的探求。我不断地在探求和表达人之激情的精髓和奥义,对之加以诗性的赞美和责问,纳入生命的思考和对话。恋歌,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之歌。

钱:不少有深厚汉学学养的学者告诉我,读你的诗有一种难以明示、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是说,他们感到你的诗篇里散发着中国诗美的传统气息,但又难以确指、界定。这种阅读体验告诉我们,你的诗作纯系你个人的创造,它浸染着中国传统诗美的气息,但又有超越和提升。这提示我想要了解,你作为跻身加利马诗丛的名家,你的诗到底受制于哪些传统的影响?又有哪些超越于这些传统的新质?是俄耳甫斯情结吗?

程:我的诗歌源自中法两种艺术传统,这是毋庸置疑的。像我这样由中国乳汁喂养成长的法国诗人,是无法回避这两种诗歌传统的,即中国诗歌的禅学精神和西方(法国)诗歌的俄耳甫斯情结[2]。我之诗作,总是尝试将东西方这两种诗歌传统结合起来,两者之间进行丰富的交流和碰撞,在我的艺术创造中由此而产生的相互渗透、交融极为深刻,以致我本人也往往难以确指,哪些是受中国诗美的浸染,哪些是受法国诗风的影响。我在别处说过,就纯粹意义上的西方诗歌传统而言,我应当列入那些被称为“心灵诗人”的群体中:雪莱、济慈、华兹华斯、霍布金斯、艾略特、荷尔德林、里尔克、波德莱尔、韩坡、阿波利奈尔、瓦雷里、米修……他们对我都有影响,或通过阅读,或穿过翻译,或直面交流(如米修)。尽管这群诗人风格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诗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不仅是抒发个人情感和内心世界的场所,诗人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激情、遗憾、痛苦和欢乐,而是通过语言的“魔力”去领会世界和人类命运的秘密,用马拉美的话说,即是“俄耳甫斯对大地的神秘解释”,在认知和生存的道路上前行。而这种对世界和人类命运的探秘、这种俄耳甫斯悲歌的虚化追求,与中国诗歌传统中的“见山/不见山/复见山”禅学精神、生命顿悟,有相通之处。中国诗歌,《诗经》、《楚辞》为两大源泉,此后,谢灵运、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李清照、苏东坡等,都对我产生过深刻影响。总之,俄耳甫斯情结和中国诗人的禅宗精神,都在我的生命和创造中激起了悠远的回响,驱使我对生命和艺术作不懈的探索、发见。

钱:如同你的诗作是“俄耳甫斯对大地的神秘解释”,是对世界和人的命运的探秘,是对生命和美的赞歌,你的小说中心主题似乎也是写人的命运,是对生命、美的探索和赞颂。《天一言》和《此情可待》都是以此为主调的。选材从“自家旧事”、中国背景出发,提升为对人类命运和生命意义的探索。你说过,你写诗不愿沉浸在“小我”或单纯的思乡之情中,不想成为人们所期待的中国情调的表达者,写小说是否也如此?你还有创作小说的计划吗?题材会有新的突破吗?

程:我计划创作第三部小说,提取西方社会生活,题材会有突破。我创作小说,也跟写诗一样,立足于人生命运奥秘的探索,致力于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和人性根底层次的挖掘。我是在上了年纪后才步入小说创作的,这一来是因为在此之前我的兴趣在别处,在诗和画,二来是我需要积累,需要阅历和人生沉淀。诗歌所锁定的首先是事物的本质,限于容量,无法收尽丰富复杂的人生沉淀。而小说是总结性、长河性、生成性的文学样式,它具有诗、画不可替代的生活容量。我渴望能用一种更持久、更意味深长的形式,把我丰富、深刻的人生收获和生命沉思释放出来,所以写小说是我至高的愿望。

真正的生命是经过再思和语言再创的存在。当时的生活和事件是鲜活的、轰轰烈烈,发生在当场,似乎是最真实的,其实这些现场的事物和生活,没有经过时间的陶冶和沉淀,在现场,没有距离、没有更上一层楼的观照、提升,至多抓住事件的表面。没有观照、没有沉思和提升,就没有更深入、更全面的意义,也就没有创造。所以文学、特别是小说样式的文学作品是不可替代的,它是描写社会,揭示人生奥秘、探索生命适宜的表现形式,上乘之作能抓住生命本质。

我的第三部小说将对人间存在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责问。在人世间,生命存在不只是痛苦,也是大的奇迹。生命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生命是个大痛苦,也是个大滋味。人是语言的动物,可以交流,人间交流的酣畅,交流达到的提升,提升后获得的快乐,真是人的至宝,是大奇迹。生命的奥妙永远是我致力表现的主题。

钱:你是杰出的艺术批评家、美学家,发表过《想象的空间——千年的中国绘画论》(L’espace du rêve, mille ans de peinture chinoise, 1980)、《笔法天才朱耷》(Chu Ta, le génie du trait, 1986, réédition 1999)、《石涛:世界之真味》(Shitao, la saveur du monde, 1998)、《诗句从何喷涌》(D’où jaillit le chant, 2000)、《充气符号》(Et le souffle devient signe, 2000)等画册和艺术专论,包括上面提到的《中国诗语言研究》、《虚与实:中国画语言研究》著名诗论、画论,在巴黎和欧洲艺术界享有盛名,产生过重要影响。我个人认为,你在这方面的著述和实绩,跟你的诗作、小说一起,构成了你艺术创造的三大支柱,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读你这方面的著作,我们发觉,你的审美视角总是支立在一种汇通、变化的基点上,由此来把握美、发现美。换言之,你总是自觉地从一种交融、沟通,变化、发展的角度,来臧否,挖掘美,张扬美,从而确立自己的审美理念和方式,独树一帜。对此,你有何见教?

程:对艺术的鉴赏和认识,我不否认有自己的审美观念和方法。我的审美观、艺术观受制于我的文化观、宇宙观。我是由中国传统思想培育起来的,坚信中国古代圣哲提出的世界归一,运行不止的思想,奉守以道家三元思想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相信有生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可沟通的,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由这一信念、这一观念出发而建立起我的文化观、艺术观、审美观。
我曾不止一次、不止一处地指出过,中西思想的思维定势、文化范式是不相同的[3]。西方思想是二元的,西方文化是二元文化。中国思想是三元的,《道德经》的42章、《易经》的64卦,对三元思维作了精辟的论述。“一”为元气,“二”为阴、阳,“三”为“冲气”,阴、阳、冲气为天地生命间的运行机制。道家强调“三”(冲气),交互沟通,变化发展。儒家讲天、地、人,确立天子、臣民关系,也是三元的。道家重“冲气”,儒家重“仁德”,推崇“中”,视为最高道德。朱熹《中庸》谓万代不移为“中”,天地之道为守中,也是对“三”的重视,对“气”的重视。孟子曰:天地之浩然正气。文天祥谓“天地有正气”,都是儒家对道德、对“三”的追求。真正的“三”是生于“二”而超于“二”(把优良的成分吸收进去,向上、向完善的方面变化)。真正的真理是“三”,科学、艺术是“三”。“三”生于“二”、提升、创造,达到变化的“三”。对话无疑是“二”,但对话的结果要出现“三”,才称得上真正的对话,因为对话的终极目的,不是你加我,而是吸取彼此优良的部分,超于“二”,变为“三”。中国思想对“三”的重视和追求,是其伟大之处,从长远来看,可对西方产生影响。西方古代希腊文化基本是“二”的状态,但对“三”却缺少敏感。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将主、客分开,对主体有大敏感,发扬主体性,征服客体。对主体尊重、发扬科学思想、自由、民主观念,这是西方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到卢梭有了更大的发扬,人性达到了最高度的张扬。相较于西方,中国古代社会的“明君”思想,却忘掉了“人性”。中国社会是个妥协的社会,没有真正的“二”,始终是折中,低于“二”,是次二,不是真正的“二”。没有真正的“二”,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三”。中国需要解决“二”的问题,而西方需要解决“三”的问题。惟其此,东西方思想需要交流、互补。

中国在美学上有大的敏感,而西方始终徘徊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直到康德。中国从东晋顾恺之的《云台山序》、宗炳《山水序》、刘勰《文心雕龙》,都是从三元思想出发,对美进行摘发的杰作。真正的美产生于人和天地间的对话。人在天地间的和谐,诗与画达到的和谐,可以说是一种至美。而这种“至美”,只有人(创造者)在非常自由的状态下,才能捕捉到、创造出。逃避灭族危险的元朝四大家,沉入山林自由创造天地,还有金陵八大家,都是创造真美的艺术家。中国古代的伟大作品,大凡都出自隐士。陶渊明采菊东篱下,就是一幅至美的图画:“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义,与君已忘言。”这就是“三”的境界,大象无形的境界,“至美”的境界,因为它道出了人与自然的奥秘,道出了生命的真谛。生命的真谛是“三”,美和创造皆出于此。

钱:你的这段议论很精彩。那么,照你说来,一个爱美的思想家、艺术家,其神圣天责就在于和宇宙、生命对话,通过对话,不断地探求其中的奥秘,寻求生命的真谛“三”的境界,在天地间发见美、创造美,是吧?

程:依我看,是的。人是唯一吃饱不满足的动物,他需要思考,需要提升、创造,需要美,更何况一个爱美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呢?人要是活在世界上,无所事事,不思考、不追求,就形同猪狗。人是不断进行精神探险、不断追求超越、提升的动物,人对美的追求永远不得满足,人对精神的求索永无止境,这是伟大的,也是悲剧性的。人的奥秘就在于此。按柏拉图和尼采的看法,人和人性,是生成的,向上形成、发展。因此人要把目标定得很高,定到圣的高度。人不往上走,便往下走。人性只有朝向神性,才能更人性。这是柏拉图的看法,如果把人看成服役工具或生产工具,则是大错。人要不往上走,成神性,就有可能下滑,成兽性,人性一旦变为兽性,就比兽行更兽行、更惨烈。南联盟科索瓦种族灭绝就是一个例证。

以我而论。可以坦言,我是个精神探索者,美的追求者、创造者,我始终在求索、攀登、追寻,向深处和高处。我是一个心胸开裂,没有盔甲的人,对人间种种,有大的敏感,总是不能安宁。我对生命和大自然的美,极易震撼。记得童年七岁时,姑母从巴黎带来罗浮宫裸体女子艺术品,那是女性美,理想化的美,给我以巨大的震撼。九岁时,我看到了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奸污中国妇女的裸体照,大恶、大美,两相对照,使我对生命的领会有切肤的感受,注定了我感觉世界和思考世界的两个极端:至美、至恶,注定了我开裂心胸,不断地思考、探索,扬弃、追求,追求真美,创造真美。法国朋友对我说:“法国若要设立一个卫美部,你弗朗索瓦•程是最好的人选。”他们称我为“大师”,把我奉为“光芒”,我不能也不愿担当这角色。

钱:你不愧为是大师级的艺术家,美的探索者,创造者。你入主法兰西学院,已经登上人生顶峰,成了“不朽人”,还在不停顿地思考、探索、创造。据说,今年九月,你要再出一本画册,该是你的第五本画册了吧?你还要再写一部小说,明年二月,你的新诗集将在“加利马诗丛”面世,真是生命不息,创造不止,令人敬佩!

程:不朽者,是历史传统,代代相沿,不朽的是创造精神,生生不息。精神探索和艺术创造,是没有穷尽的,美的追求没有终极,思考也没有极限。我不是大师,不是法国人所称道的“思想大师”,我只是一个执著的探索者、创造者,考虑的只是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只渴望通过创造,对人类作贡献。只要对美的追求和探索不会停顿,思考也就不会终止。我目前所做的是,对恶与美作全面的审视和思考,对中西两大传统进行责问,准备写一部《论恶与美》的理论著作,完成之后再请你来晤谈、讨论。


[1]抱一先生说,Cantos , 是拍案叫绝的象声词,Toscans, 是意大利的一个地名,意大利最美的地域,著名的佛罗伦萨、比萨就在这个地区,不仅大自然很美,而且是文明中心,能激发人的灵感和诗情,与宇宙和生命对话。他在那儿住过,写过不少的诗,都收集在这个诗集里,故曰《堪•托斯堪咏叹》。
[2]关于中法诗歌这两种艺术传统的阐释,请读者阅读弗朗索瓦•程《对话:对法语的一份激情》第61—67页,巴黎,Dsclé de Brouwer, 2002. 参阅程抱一/钱林森:《借东方佳酿,浇西人块垒——关于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对话》,见钱林森《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第7—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3]中西思想的差异,程抱一先生在其著作中,或与笔者的晤谈中,多次论及。请参见F. Cheng, Le Dialogue, Une passsion pour la langue fran?aise, Desclée de Bouwer, coll. Proche lointain?; 2002. F. Cheng, Lancan et la ponsée chinoise, in Lacan, L’écrit, l’image, Champs & Flammarion, 2000, 131—135. 中文参见程抱一《拉康与中国思想》(楮孝泉译),载《跨文化对话》第8期,第54—65页。钱林森《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第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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