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关于真话的难题

关于真话的难题

○ 刘　阳

钱理群教授终于到中学里讲课来了。

这位著作等身、功巍巍兮名赫赫的北大原来的现代文学博士生导师，退休之年终于还了夙愿，给中学生们开起了鲁迅选修课。从《扬子晚报》刊登的照片看，钱先生是至为投入的，“人肉的筵席”五个大字，衬着饱经岁月洗礼的白发，端端正正出现在黑板上，而课下和孩子们交流的他，不也仍保持了那个我们熟悉的掏出心来的动作么？

一切在有人喝彩、有人困惑的声音中进行着。我却隐隐觉得，有一道难题在等待着钱理群教授。

我们看到，钱先生给中学生讲鲁迅，是情郁于中。“我为什么要在高中开设鲁迅选修课？这与我的基本理念有关。每个国家一般都有自己原创性的大作家、大思想家作为其精神来源，每个人的基础教育阶段都受到过他们作品的熏陶。我讲鲁迅是想使孩子们了解和以前观念中不一样的鲁迅，使他们有兴趣去了解鲁迅的精神之美、思想之美。”是的，从写作《心灵的探寻》，到编辑《鲁迅杂文全编》、《鲁迅散文全编》，再到出版《与鲁迅相遇》、《鲁迅作品十五讲》、《中学生鲁迅读本》，可以说，鲁迅的精神思想，是钱先生一直甘之如饴、并且愿意取来为下一代慷慨发蒙的养乳。

然而，我们未必都知道，钱先生前来任教的中学，是他的母校南京师大附中。这所金陵学府的百年悠悠历史长河里，硕彦如云，但最著名的校友无疑是巴金。1925年，这位瘦弱的年轻人从该校（那时叫东南大学附中）毕业，从此投身于新文学运动。我到过那美丽的校园，见到过那尊让每个南师附中人都引以为豪的巴金老人的半身铜像，底座上四个闪亮的题字：“掏出心来”，无声地告诉我们，这是南师附中的立校之本。

也就是说，现在，走上了中学讲台的钱先生，面对着两位中国现代文学大家。一边，是作为基本理念的鲁迅；另一边，则是作为立校之本的巴金。他为什么讲鲁迅，而不讲巴金呢？

“鲁郭茅巴老曹”，一向座次醒然，即使是90年代热热闹闹的那次重排20世纪十大作家，一通苛刻筛选后，迅翁和巴老也依旧高居榜首和第三，中间只隔了个沈从文。钱先生浸淫现代文学研究数十年，不会不明白这点。更重要的是，在他火热的内心里，两位都是讲真话的楷模，在像丹柯那样撕破自己的胸膛、掏出心来引领人们奔赴光明这点上，两位是相同的。那么他的只讲前者不讲后者，是否遇到了难题？

直到近来忽忽有所悟，钱先生面对着的，不光两位大家而已，终于毕竟还是两种真话。

2004年第1期《文学自由谈》，“为巴老百年寿辰击敲庆贺的边鼓”，首次发表了巴老十多年前写给侄儿李致的信，无意中让我们看到了两个巴金。篇幅不长，照录如下。

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的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为什么要出日记的单行本？我答应你，也只是为了不使你失望。几十年前我曾经责备自己拿作品应酬人，因此大发牢骚，今天在我搁笔的时候我不能再勉强自己了，何况《全集》出版之后另出日记单行本还要同人文社办交涉。

我写字吃力，不多写了。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

很清楚，巴老不愿意出版日记的单行本。这是老人的自由，旁人无权置喙。我感兴趣的，是巴老在这封亲笔信中流露出来的两层意思。

一层是，日记里的“违心之论”，在出版时是不妨“删去”的。

但他又不想“删去”这些“违心之论”来应酬读者。因此，紧跟着的另一层意思，是日记干脆别再出版了。

正是这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好奇。

违心之论，也就是假话。人活在世上，如片露，如一沤，苦短凝缩了情味的绵长，有几个人会没讲过违心的假话呢。而痛定思痛，探究假话的成因，又复杂得很，至少有两种可能。一种，当时并不知道是假话，时代的高压氛围，个人的高蹈心志，都使他产生美丽的错觉，满以为自己是在讲真话。很久以后，这当时的真话，才被历史证明是假话。

有个很好的例子。

就在钱理群教授赴南师附中开课的前一个月，该校举行了胡风先生塑像揭幕仪式。胡风的遭遇，令人同情，反过来看，又怎么样呢？这位巴老的中学同窗，还原到那个环境下，诚如钱先生的同事洪子诚教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里所深深反思的，“在认为自己表达的是终极性质的真理上，在要求文学的统一性目标上，胡风等的立场，丝毫不比周扬等含糊”。

假作真时真亦假，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就是历史的尴尬。

然而这种不识不知状态下说出来的假话，毕竟是无意的，比起由它渐渐发展而来的第二种可能，这充其量不过值得为之掬一把辛酸泪罢了。从巴老的行文语气看，他的违心之论似相反，正是第二种可能：当时已经开始清醒地意识到那就是假话，不折不扣的假话，可碍于情势，不得不跟着指鹿为马。此中发展心路，晚年巴老回忆起来历历如在眼前。

起初我真心认罪服罪，严肃对待；后来我只好人云亦云，挖空心思编写了百份以上的“思想汇报”。（《说真话》）

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真话当假话说。（《再论说真话》）

起初我听见别人说假话，自己还不满意，不肯发言表态。但是一个会接一个会地开下去，我终于感觉到必须甩掉“独立思考”这个包袱，才能“轻装前进”，因为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给改造过来了。于是叫我表态就表态。（《三论讲真话》）

同理，很久以后，保留下这当时的假话，才是对历史负责，才是讲真话。对吗？

这些话，毫无疑问在经年累月的私人日记里。保留下这些日记，就不难重新拼合起当年弱水三千的心事。我多么想聆听啊。

巴老却为什么不置一词，要把这些话无情删去呢？

我猜，这也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他在想，“玉宇澄清万里埃”，又何必再让这些今天读来天真幼稚的不谐之音存于世上，使随风颠踬的过来人继续难受、青年闲言碎语以至于不自觉仿效？还是不要翻印出来公诸于众了吧。

这是主观上的可能。要是这样，巴老，您就错了。

假的就是假的，假象自然应该剥去，不过这种剥去，不应该是删去抹去，而应该是在对假象的反思中保留下历史原貌——假话。保留假话，不会冲淡真话，相反，把假话刊布出来，立此存照，让千千万万子孙后代领会一段切肤的历史，这才是掏出心来、更有意义的讲真话。千秋功与罪，生前身后名，让后人去评说好了。

在这点上，与巴老同为海上思想文化重镇的王元化先生似就显得明通多了。世纪之交，他出版了90年代日记，对“少作”不作一个字删改，了无挂碍地向读者袒露自己由启蒙转入反思、由理想主义趋于经验主义的一系列殚思心路，在“不悔少作”的坚毅中，和过去的迷信和偏执挥手告别。这是何等勇气。

有人会反问，厚厚五卷42万字的《随想录》不也具有这样的勇气么？但是，随想毕竟有别于日记。借用西方解释学的观点来说，写于新时期的随想，不管你承不承认，哪怕刻意去抗拒，你的视野都已经是新时期的了，带上了返观色彩，价值判断注定占了上风。只有日记，一笔一画紧紧流连于时代发展脉络的日记，才相反，拥有足够本色的事实真相，包括那真实的假话。身为后辈，我多想亲眼看看，那一叶心灵的小舟，是如何在大风大浪中艰难飘摇和颠簸过来的啊。那里有太多鲜活的东西值得记取：随波逐流？彷徨无助？抑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沈腰潘鬓消磨”？

可，这封信告诉我们，巴老终于婉拒了后辈的请求，不出版带有违心之论的日记单行本。

当然，巴老的日记早就收入了全集，对他的日记感兴趣的人，可以去看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十五卷和二十六卷，除去1965年9月至10月的原稿于“文革”中遗失以外，共包括赴朝日记、成都日记、上海日记和“文革”后日记四部分，这些日记总应该没有被删改过吧。但正如我们想要深入了解胡风，不大可能人手一套《胡风全集》，只要有一本尘封数十载、新近完整问世的《三十万言书》就够了，我们想要深入了解巴老，也不大可能人手一套《巴金全集》，买一册日记单行本，夫复何憾。

只可惜，现在看来，我是无缘深入走进老人的内心世界了。这是我们的遗憾。

也存在另一种可能的遗憾，则是客观上的。

什么呢？不好直说，勉强要说，也为了顺便回到文章开头的思路上去，还是引鲁迅的话吧。《写在〈坟〉后面》写道，“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都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就算完。”

时代使鲁迅不得不用了曲笔。时代也还在使巴老言不尽意么？

倘如此，这也是巴老的遗憾。

站在思想的山巅俯瞰众生吧！我们的遗憾，不算什么；巴老的遗憾，也不算什么。唯有“讲真话”的遗憾，才算得真正的遗憾——“讲真话”这句话，真是一句放下自在无拘束的真话么？

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年轻了好几岁，飘飘然飞回到钱理群教授的中学课堂里听讲来了。听完我给出的这第一道难题，钱先生良久无语，掏出心来的动作，停在了半空，“是啊，真话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