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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我作为政协委员，参加了政府组织的一个巡视组，检查公路沿线的有关执法问题。巡视组重点关注的事情，一是有没有乱收费的现象，二是那些设卡、收费的人究竟有没有执法主体的身份。听说公路乱收费的现象一度非常严重，政府已经用了好几年工夫花力气整治。国务院还为此专门制订了整治标准，要求各地在一定的年限里达标。但是，由于在公路上设卡、收费的都不可能是普通百姓，多为行政管理部门，或至少与之有密切关系，总有些似是而非的名分，这就使得整治非常不易，因而国家和省市一级政府派出的巡视组也就不得不有点“宪兵”的意味。
令人感慨的，并不仅仅是整治乱收费的难度，也不仅仅是行政部门的违法，还在于这种乱收费现象的起始。记得当年在农村当知青时所看到的，无论是公社、大队甚至生产队，只要派上一两个人，在公路上横一根木杆或者一根细细的竹子，就可以拦下所有的过往车辆进行检查。我下放的地方是山区，乱砍滥伐现象严重，这种检查对于乱砍滥伐现象起到过抑制作用，因而曾经得到了政府的允许甚或大力支持。有时候，政府自己就在充当检查站的主人。
那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随意性将派生出无尽的推广和演绎。及至进入经济时代，收费和罚款成为社会生活的表征，它们的介入又使事情有了利益的驱动，从而变得更加地复杂。最终，政府不得不用捧过它的手来修理它。潘多拉的盒子是我们自己的手打开的，收拾残局也只能靠我们自己。
也许人类社会注定就是如此不停地折腾，因为我们俯伏在地，眼光短浅。我们开山造田，然后退耕还林；我们耸立大坝，然后为它的后遗症疲于奔命；我们拼命扩张城市，然后不得不回过头来治疗城市病；我们不遗余力张扬商业性消费文化，再来搜寻几乎被淹没的精英文化。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学术正在不断的量化，显然，接下来我们又要为此做些什么的……（徐南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