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改革是今年的主流话题之一。盛夏的灼人阳光下，“转制”的躁动开始入侵和颠覆文化人的生活磁场。中国的新闻出版业或许有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

改革是大势。还记得早几年的国有企业转制，虽然闹得沸沸扬扬，却依然大江东下，一泻千里。人们说广东人只会生孩子，却不会取名字，意思是说广东人敏于行而讷于言，不懂话语霸权之类，但是在转制这件事上广东人不但做了，而且有个性化言说。在珠江三角洲腹地，那些洗脚上田的农民充分发挥了源于民间的原创性，张扬“靓女先嫁”的普遍生活哲理，认定转制要赶在企业还是“靓女”的时候出手，否则人老珠黄，就标不出个好价钱了。这种说法成为一时焦点，受到许多大牌经济学家的关注，也受到政治学、社会学的关注。由于产权制度的改革颇有点伤筋动骨的味道，有人质疑其中是否流失了国有资产，也有人甚至重新祭起姓社姓资的大旗，大加挞伐。同以往所有的社会变动一样，媒体没有在产权制度改革面前置身于度外，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有过自己的说法。

如今尘埃落定，国有企业的转制早已不再有人说东道西。岁月无痕，就像有些人已经淡忘了当年的自己曾经在校园里拿着剪刀，围剿长头发和喇叭裤。而“转制”这个被我们的媒体说过无数遍的话题开始应验于媒体自身。新闻出版业不再隔岸观火，轮到自己从体制角度面对这个变动不居的新时代。

局势可以用得上一句时髦了上百年的话：号角已经吹响。但是在利益格局的调整面前从来没有容易事情，何况文化事业还是革命机器上一颗必须拧紧的“螺丝钉”。

千里有待跬步，历史的进程常常如此。

但我们无法因此拒绝每一个小小的步伐，我们期盼渐渐扩大的空间。

（徐南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