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总是要不间断地冒出或推出新的兴奋点。近年来，关于文化遗产又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新的热门话题。“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名号流光溢彩，吸引了各级政府的眼球，很快就形成了有组织、有级别、有人员、有经费、有申报程序、有不同层次保护目录的盛大场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是“申遗”，各地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托举起一些重大沉实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努力向世界性荣誉称号发起猛烈冲击。偏偏韩国人又在此间兴风作浪，居然敢于将端午节归为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刺激了国人的神经，从而将“申遗”刷上了一层爱国的色彩。由于其中隐含的商业价值，“申遗”在民间、在一些有关的文化单位那里也受到关注和热捧，各种机构和各类活动应运而生。我也因之参加过好些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并听取过好些地方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的介绍和汇报。这些浮光掠影的调查、研究和有板有眼的介绍、汇报，让我深深体会到中国式行政运作的威力，也感受到夹杂其间的几分无奈。 同所有的“中心工作”一样，文化遗产的调查和申报也形成了一整套划一的程序，在各种常规性的布置、统计、检查、评估的挤压下，毫不含糊地一直深入到县一级。中国的政府官员面对来自上级的言说一定是要帮衬的，于是大家不免煞费苦心地排查一番，如数家珍般将玉米馇子粥、豆腐乳、酱油等等的制作方法也列入了文化遗产的申报项目，也都按照统一的要求摄制了影像资料，循规蹈矩地分为“悠久历史”、“濒危状况”等章节。通过这样的忙碌，我们就在“申遗”的狂欢中完成了对于文化遗产的泛化和消解，而保护、理解、阐释、弘扬等有关文化遗产的题中之义却悄然地远远退到了我们的视野之外。手段往往变成目的，虚假、空泛和形式主义借机而行。每当我们撒下一粒谷种，就要准备同时收获一把稗子。虚张声势，一哄而上，应付统计，表面文章——但愿这些中国文化中的“遗产”不被保护，不再流传。

    最近好些媒体关注《读书》的“换帅”，找了一些文化人出来评说。大多数出场者都含含糊糊，既不想说“弃将”的不是，更不愿意开罪尚未正式登场的“新帅”。这原本就是中国学人的风气，也是“换帅”的广泛学术基础。
    前几年，颇有影响的《南方周末》也曾“换帅”。当时坊间曾流行一种说法：不是“新帅”某某弄死《南方周末》，就是《南方周末》弄死那个“新帅”。事实上，我们的“换帅”只不过当下体制和这个时代的产物而已。这种非白即黑的预测夸大了个人的作用，把报刊传统或所谓的“气场”看得太深厚，其实不能概括一张报纸的走向。还记得当年在《现代人报》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事。那张报纸在改革开放之初曾经因富有锐气而名噪一时，有过一阵子辉煌，但是老总也有过与“换帅”有关的慨叹——他多次提醒我们说，不要忘记我们是小报，人家大报出了差池只是换个老总罢了，而事情出在我们身上就得关门啊！在这位非主流报刊的老总心目中，好像“换帅”还算得上是一种值得羡慕的奢侈。后来报社经营有方，得以建了楼，有了新的办公地点，且解决了一些员工的住房问题。这时的老总已经变得愈加注重报纸的生存问题了，不免有点沾沾自喜地说：我们是报纸平平，楼房高高呢。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报纸最终还是关张了。那时我已经离开，个中原因不知就里，据说与吸纳境外投资有关，谁知道呢？反正总有市场之外的原因。
    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至今尚没有百年的大报大刊，因而也无法真正形成自己的报刊传统。王朝的更迭、时代的推移、世风的起伏、市场的好恶，甚至政策的改变都在不断影响着报刊的浮沉。有的权贵会在退休时把 座椅搬到属下的报刊社，报刊的易帜自然在所难免。当然也有人总是在努力接续某种精神，比如在《观察》的后面曾经有过《新观察》，在《京报》的后面又有了《新京报》，至少在名称上维系着一种似是而非的价值认同。即使是《读书》，好像也由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读书月报》演化而来，几经兴废。做报刊的不容易人所共知，只是不少人依然在忙乎着，包括我们自己。

    十年过去，粤海风也算差强人意地留下了一行或深或浅的足迹。中国人有逢五小庆、逢十大庆的习俗，值此机会理当来点庆祝活动，热闹一番。尽管这种热闹常常只是虚张声势、哄哄自己，但是这年头已经很少有人敢于违背大众策略，敢于以文化的名义免俗。于是，在年头就早早萌生出了一系列“策划”：出两本文章选集，开一次研讨会，去报纸买半个版面，请些许官员、学者吆喝几声，抬举几句……这些都是学术界、期刊界司空见惯的手段，虽然没有什么新意，操作起来却也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随着日子的一天天临近，兴趣却一天天减弱，以至完全消失。原因很简单：实在是费事，不愿意将精神和力气祭献给繁荣景象的特制工程。结果是没有任何声张，十周年的“纪念”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过去了，粤海风淡淡地开始了它的第十一个年头。
    或许这多少有点不合时宜。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心理日趋急迫，越来越信奉 “酒香也怕巷子深”，越来越推崇文化的经纪和推销。“功夫在诗外”被时代超越式发挥，演绎得淋漓尽致。一时间，“策划”、“包装”作为时髦用语被社会百业所共用。就连“粉墨登场”这个成语也显得苍白无力了，悄然变更为 “闪亮登场”。“闪亮”显然比“粉墨”更加强调视觉效果，更加奋力吸引眼球，因而渐占上风，大有进入社会用语主流之势。以“闪亮”为目的的研讨会由此盛行一时，大凡有了作品，或者找到了一个关于文化的口实，必然要组织个研讨会，甚至一定要努力把会办到北京去。这种研讨会一经泛滥，也就养育了一大批“研讨会学者”。而任凭再有个性的学者，只要步入这个磁场，都难免被裹胁其中而顺着说话。流行音乐的排行榜更是给了文化以病毒性的启示，就连大学和学术期刊也在为排名、称号、评估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已经深深陷入了声名符号的崇拜以及对喧嚣热闹的狂热追逐。
    其实，守着自己的两亩薄地，沉湎于春耕夏锄的劳作本身，满足于秋收冬种的悠然自得，是另一种社会需要的归属。

    时间如疾风般掠过，改版的《粤海风》已经在这个文化性艰难的世界上晃荡10年了。还记得10年前接手的时候，我们决定摈弃“雅俗共赏”的自我欺骗，直攀高处。经历过风雨，领略过阳光，如今以10载春秋为检验标尺，我们究竟离那不愿堕入的谷底有多远？
    杂志是学术文化的最前沿阵地，但是编杂志的活儿在学术文化界总不入主流，即便在高校这样的学问单位。前些天遇见某杂志的老总，他主掌着一家影响甚好的学术期刊，却正为经费问题苦恼，说是半年前就应该发放的稿费至今尚无着落，而上级部门许诺的经费迟迟没有下来。事实上，除了那些有大旗做虎皮的期刊界霸主，中国的学术杂志大多绕不过经费问题的困扰，曾经喧嚣一时的“断奶说”表明了一种半遗弃的姿态。而我相信，弃儿是不会愿意担当责任的。
    但是做杂志偏偏肩负着不易承受的沉重使命。正好也是在前些天，有一个学生问我：网络写作与出版纸质作品有什么不同？我告诉他：唯一的不同在于有没有“主编”。后者有我们这样的人存在，前者没有。时至今日，世界清平，说话、写文章的人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甚至口无遮拦。做杂志的人却被赋予小心维护阵地之职，战战兢兢，不敢稍有懈怠。网络写作力求突破一切屏障，杂志主编却端坐在风口上。这不但是时代的需要，也成为杂志存在的需要。
    主编的风格决定了期刊的风格，或强直；或柔弱；或机巧；或稳健；或庸碌度日，自得其乐；或逢迎讨好，“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各种性格造成各种不同的结果，但惟有一条是共同的铁则，那就是：主编随时可以替换。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在杂志体现得尤为明显。正因为如此，飘扬在营盘上的标帜常有变幻，不时可见祭出新的图腾。
    做杂志当然也有一份乐趣。杂志是一个窗口，编杂志的人可以从中望见学术文化界的种种风景，有奇峰突起，有白云出岫。另一种更独特的观赏是——反复看你来我往争斗；再三读可有可无文章。岁月在不经意中或许铺垫起向上的台阶，或许发黄了昔日的梦想。

    都市中一些红绿灯下，聚集着许多乞讨的孩子。每逢红灯亮起，他们就向停下的车辆凑了过来。有的拿一脱毛的鸡毛掸子，在车玻璃上晃荡几下，然后向车里的人伸出索要的手。有的背一书包，做成失学的样子，刺激和拷打车里人的良心。有的孩子还很小，蹦蹦跳跳而来，又蹦蹦跳跳而去。在他们眼中，这种忙乎或许也属日常游戏的一种？不远处有大人的眼睛紧紧盯守着，目光里并无慈爱——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是孩子的父母。但是无论谁家的孩子，在根本不谙世事的岁月里如此生活，以伸手和哀求为常态，受呵责与白眼而坦然，他们的人生是否由此与自尊无缘？
    其实这种自尊的缺失已然成为现实。春节期间同朋友去打球，会所的工作人员纷纷拦道索要“红包”。朋友碍于面子，无奈中给出了一张纸币，顿然引发了小小的风潮。七八个人嘈嘈杂杂跟着他不肯散去，其中大多是年轻女子，而且不乏貌似端庄之人。一个中年妇女正在抹窗玻璃，眼睛和心思都不在玻璃上，只要见到有顾客走过，就赶紧拎着抹布凑上前去，脸上流淌着深深的渴望，口中不迭地念叨着“恭喜发财”。那句恭贺年节的吉利话，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也许流行千百年了吧，如今却怪异地成为乞讨者的口头禅。市井中甚至有人为之续了一句，叫做“恭喜发财，利事拿来！” 恭喜别人成为一种借口，恭喜自己才是心目中的期待。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不受嗟来之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化传统，却也为我们准备了不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遁词，准备了“不要白不要”、“好死不如赖活”的自我解脱。到了今天，“嗟来之食”这个成语已经不甚普及，就连创制成语的文化人也常常自嘲为“丐帮”。有多少“创收”与乞讨无关？明明不关生命之忧，却向四处伸出“化缘”之手，因而为商贾亵玩于股掌之上。不要尊严、只图获取而斯文扫地的情状，在有身份有文化的人那里司空见惯。
    中国人自尊起来很吓人，清朝皇帝坚持要外国人下跪，今天我们面对别人的发达总要在想像和说辞上胜人一筹。但是这种自尊的后面却是自尊的普遍失落。

    新的一年到了。中国的政界、学术界、娱乐界以及媒体都喜欢早早地对新一年的日历仔细搜索、排查一番，看看本365天里有什么重大的周年活动，以便及早作出相应的安排。翻了翻今年元旦的报纸，原来一月里就有“邓公南巡”15周年纪念。记得前些年曾经认为，“南巡”是关于帝王的用语，带有封建意识封建色彩，要求不予使用，而统一规格化为“邓小平南方视察”。可是口语化常常战胜标准化，至今社会上仍顽固地流行“南巡”之说。中国人看事物常常因果反置，一个词儿本是某种社会现实的流露，却担心一个词儿会带来某种社会现实。我们历来擅长修饰，但是人为地抹去一种说法，不等于抹去了使用、流传这种说法的现实土壤和社会心理基础。有时候，老百姓的话语偏能直奔主题，一针见血，比如改革开放之初，以简洁的“包产到户”来表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话语的制订、陈述、诠释者需要全面概括，需要瞻前顾后，需要四平八稳，需要无懈可击。但是社会的眼睛直直盯着的，却是事物的核心内涵。
    15年前，“南方视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部新发动机，所谓“姓社姓资”的争议几近彻底地淹没在新一轮的启动声中，但是虚高的投资热、开发区热等等却也是这次发动的副产品。是非功过，耐人评说。前些年里，关于邓小平的“南方视察”是否搞纪念活动，搞多大，规格怎样，规模如何，曾经有过一些思量和反复。其实，事物的历史意义是一种现实存在，并不因为后来人的偏好而消长。历史的视野因为拉开了距离而广阔，却缺少了当事人跟时代休戚与共的切身感受，在理性中消减了现场感。我总觉得，关于某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争辩越多，越是反复，越表明这个事件或人物的蕴涵复杂丰富，影响深远绵长。
    今年的2月，也有关于邓小平的日子，是他逝世10周年。以10年光阴为鉴，我们看到他的影响依然深切地存在，关于他的纪念依然有着广阔的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