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解读广东人的“过于务实”

解读广东人的“过于务实”

○　尹绪忠

务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广东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法宝。从1978年到现在整整30年了，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富起来了，值得认真回顾和好好总结。汪洋2007年履新后的第一次正式讲话时说，务实既是优势是动力，但过了头就是劣根是阻力，进而毫不留情、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过于务实导致一些人尤其是党员干部的自满情绪、狭隘视野和见物不见人思想，已经成为争当落实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严重障碍，并号召以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

有人将广东先发展地区的过于务实，直言不讳地概括为“三不”现象：基层干部不愿意“上市”，意即从乡镇上调到市直机关工作，即使提拔也不愿意；企业融资不乐于“上市”，在内地企业纷纷想方设法登陆股票市场的大潮中，很多企业对金融市场不感兴趣；领导干部大都逃避“上市”，不愿接受报纸、电视、电台、杂志等传媒的采访报道，也讨厌广告市场的策划宣传。按照常理，能升官是许多公务员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入股市可以增强资金实力促进企业扩张发展，对外宣传能够提高地方知名度和工作透明度，何乐而不为呢？原因何在？其实这是自满、狭隘和以物为本的主观反映，深层原因是长期积淀的落后文化基因在自觉不自觉地驱使人们按部就班遵守行为规范。

从文化形态上看，过于务实是小农文化的典型特征。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是迄今为止人类经历的三个文化阶段，它们有先后之分，却无优劣之别，可以同时共存，又依次演进。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专制统治下的农业社会的主要遗产就是小农文化。小农文化是自给自足和封闭的代名词。自满、狭隘、不上市等是过于务实的结果，恰恰也是自给自足和封闭的孪生姊妹。只要有一点收获就知足，一有大收获更是沾沾自喜。在以物为中心的大前提下，知足者常乐，常乐者久了一定不思进取，并且固步自封，抗拒新事物新模式，无视新困难新挑战，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适应新环境新要求。文化需要长时间的积淀，并长时间地影响和流传后世。岭南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虽然鸦片战争以来融入了不少西方文化的元素，但儒家文化在岭南文化中的主体地位依然未变。

从文化地理上看，过于务实是非主流文化的生存法则。非主流文化是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的。文化与国都相辅相成、互相辉映。一般来讲，哪里的文化发达强盛，就定都在哪里。反过来，首都则使所在地的文化更加强势。齐鲁文化、秦晋文化、巴蜀文化、楚湘文化和苏浙文化曾经因地制宜地被统治阶级当作政治工具而跃升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广东离中原遥远，偏安一隅。加上由于五岭之隔，岭南处于“中心之国”的边缘。岭南文化的中心——广州，明朝才慢慢兴盛起来，岭南文化历来都是中国社会的非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是受到主流文化排斥的。同时，非主流文化是客观存在的。非主流文化要想延续，必然要画地为牢，内热外冷，保持远离中心的低调状态。久而久之，非主流文化就养成了不与主流文化争伯仲、不对主流文化构成威胁、与主流文化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生存格局。因此，受这种文化氛围“浸泡”长大的基层干部、企业和领导干部采取不上市的过于务实的行为，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从文化规律上看，过于务实是新型文化的发展取向。创新是人类前进的基本途径。创新不易，创新的道路布满荆棘。俗话说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这是为人的中庸之道，也说明传统势力的顽固及其对创新的压制。由于地理和文化的便利，广东是创新的热土。然而，创新不等于成功，创新有时必须在实践中付出牺牲和失败。牺牲和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创新的勇气和毅力。小平同志说，要敢闯敢干不要争论就是要求全党全社会支持、鼓励改革创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辩证法告诉我们，真理向前跨进一步，会变成谬误。创新需要务实，务实也有度，过了就不能再创新。事物是经过不断否定而螺旋式进步的。务实促进创新，过于务实导致守旧，拖事物发展进步的后腿。新型文化一旦定型，便有维持现状的保守倾向。只有不过于务实者才有继续进化的可能。

任何文化都具有多面性。岭南文化中的广东珠三角文化是小农文化、中国非主流文化和近五百年来中国新型文化的结合体，三方面的矛盾统一孕育了过于务实的精神风貌，缺一不可。务实的价值观让广东在中国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里多次饮“头啖汤”。然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文化因人而生。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转折点和科学发展的新阶段能否再次领跑，过去辉煌下的炫耀不是第一位的，当务之急应该及时承认、冷静面对现实中的问题和差距，最迫切的是转变文化坐标，继续培养追求进步、后来居上的人文精神，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树立世界眼光和以人为本观念，虚心向别人学习，补盛水木桶的短板，绝不能把文化的自信蜕化为盲目的一味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