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苑：批判的批判：读《中国小说史略批判》

批判的批判：读《中国小说史略批判》

○　刘杰

《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称《史略》）是中国小说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地位和作用毋庸置疑。时至今日，我们对古代小说的认识，就整体而言，基本上没有超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层面，仍然停留在一个粗线条的把握上。这期间，虽然不断有新材料被发现，但仍无法使研究者摆脱资料贫乏的困扰；虽然也有不少新的研究方法被运用，但很多重要问题仍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态。同时，很多人对有关中国古代小说的种种观念还存在这样那样的误解。这一切，都影响着小说史研究的进展。欧阳健先生的新作《中国小说史略批判》（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以下称《批判》）正是通过对学界长期奉为圭臬的鲁迅《史略》来一次独立思考和公平论断，以期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理论思考和方法借鉴。《批判》一书的出现，为重读经典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途径和方法，为当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提供了学术方法和理论指导。

一

自鲁迅《史略》问世后，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出现过由陈源发起的抄袭论风波，至今也偶有余波泛起，但是，由于《史略》自身的价值确立了其在小说史上的不可替代地位，以上非议基本被铺天盖地的誉美之辞所淹没。研究中国小说者，不可以不读《史略》已经成为一种毋庸置疑的看法。不可以不读《史略》毋庸置疑，《史略》本身是不是也毋庸置疑呢？看法却不尽相同。孔庆东认为“鲁迅写了中国第一部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今天所有研究古典小说的人必须看它，看完之后只有佩服，因为确实超过不了它……读完鲁迅的东西，我只觉得他说的是板上钉钉。”开山之作即为终结性之作，多少让人觉得难以想象，如果真是这样，这在中国学术研究史上恐怕可以算是绝无仅有的事情，“板上钉钉”的说法，即便不算不负责任，恐怕也难逃懒人说法之嫌。在鲁迅自己看来，他的《史略》也仍有补充之处和完善空间，他在《题记》中提到的“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这决不能仅仅看成鲁迅的自谦之辞。《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陈平原有感于小说史研究的先验框架及判断力和想象力缺乏，发出“在中国小说史研究领域，至今仍处在 ‘鲁迅时代’”的感慨，已经让人稍稍感觉到他的担心和疑惑。

作为公认的经典，《史略》能否被怀疑，有没有补充的空间，值不值得批判，这些可能被很多人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恰恰有可能是解决当下小说史书写的关键。经典毋庸置疑吗？欧阳健先生说：“不！”《批判》从文献、观念、体例、评骘四个方面对《史略》中的文献资料进行重新梳理考证，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当为近年来最为系统全面批判《史略》的专著。虽然不能以后出转精的先验主义来推断《批判》就一定高于《史略》，更不能由此认定《批判》是而《史略》非，但是，《批判》一书所体现出来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独立思考的求实精神，弥足珍贵。

欧阳健先生向来是敢说话的，这来源于他长期从事专业研究的识力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在2003年出版的《还原脂砚斋》中，他就曾对《红楼梦》脂批进行过证伪工作，尽管这一问题尚无定论，但这种做法是需要阎若璩般的识力和勇气的。《批判》一书中，作者再次体现了这种精神和勇气。看《观念篇•性质论》中一段：

这种设想，原本是十分对头的，只是鲁迅做了件没有意义的事，就是把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桓谭“小说家合残从小语”引来，作为行文的由头。既然连他自己都承认，庄子、桓谭之言小说，“和后来所谓小说并不同”，那么这种引用，便是多此一举。因为鲁迅带了这个头，连累后世的小说著作，都要将“饰小说以干县令”当作“早期文献”，耗费笔墨地抄录一番。几乎每位研究者，都要做这“小说理论”的第一章，大多数人也只能做到这一章；几乎所有的大学教师，都要大费力气向学生解释：“‘县’是高，言高名；‘令’是美，言美誉。”

考镜源流是我国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鲁迅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史略》开篇便要为小说来一次追本溯源的工作。众所周知，庄子和桓谭所说的“小说”是“琐屑之言”、“浅显小道”的意思，与文体意义上的小说并不是一回事，与现在我们所说的叙事文体的小说更是风马牛不相及，鲁迅却当作文体小说的源头来讲，这种做法又成为一种惯性思维被后来的小说研究者因袭下来。翻阅有关小说研究著作，凡是论及这方面的，概莫能外。这种张冠李戴的做法，不能不说是小说研究的一个误区，作者认为这是鲁迅带头做了一件没有意义的事，真可谓是一语道破，石破天惊。这种看法显然是需要打破惯性思维的勇气的独立精神的。

作者独立思考的求实精神，不仅体现在与《史略》观点的不同之处，还体现在对鲁迅小说研究不与同时代研究者苟同精神的肯定上。《批判》的一个特点是，经常把鲁迅和同时代的研究者进行对比然后得出结论，无疑使书中的观点增强了说服力和可信度。同时代的周作人、郑振铎、阿英等都经常作为批判鲁迅的参照系出现在书中，其中又以胡适出现次数居多，这与胡适在当时小说研究界乃至整个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有关。全书把胡适与鲁迅对照论述共十处，分别位于《文献篇•材料考》、《文献篇•版本考》、《观念篇•性质论》、《观念篇•起源论》、《观念篇•演进论》、《体例篇•文字辨》、《评骘篇•论断析》、《评骘篇•抑扬析》等章节，有说明二人观点一致的文字，也有说明二人观点不同的文字。在一致之处，作者大都一笔带过；而强调差异之处，作者却不吝笔墨，如《观念篇•性质论》中认为，鲁迅常对“文学概论”说些不以为然的话，原因之一是要顺手扔给胡适“正宗论”的讥讽。《评骘篇•论断析》强调鲁迅的特殊性格和矛盾心理，注定他不可能拾“正宗论”之牙慧，而舍弃反对“瞒”与“骗”的文学主张。作者非常赞赏鲁迅在《史略》中发现新问题的眼光和不与权威苟同的独创精神。这与其说是在赞赏鲁迅的独创精神，不如说是作者自己独立精神的张扬和表现。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对王国维的评价，对陈寅恪自己完全适用。学术的天职在于求真求实，而前提正是陈氏所强调的精神和思想。通读《批判》一书，让读者再次感受到正是这种精神和思想。

二

除了独立思考的精神，《批判》一书还体现了作者细致缜密的文献考证功夫。

近年来，受西方文艺理论思潮影响，标举体验性的人文主义文学研究倾向越来越明显，诸如生命美学、接受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精神分析、原型分析等文学研究方法不胜枚举。新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传统文学的研究，固然给学科领域带来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也结出了不少令人瞩目的研究硕果。但是，在运用西方文艺理论解释中国传统文学中出现的水土不服，机械地罗列中国传统文献来佐证西方文艺理论中出现的削足适履现象，同样引起学界的警惕和担忧。在这种情况之下，重证据、重材料的中国传统的实证方法就尤其显得重要。《批判》一书不乏这种方法的科学运用，体现了作者对清儒家法的传承和发挥。

欧阳健先生非常注重文献工作，曾编撰过《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古代小说版本漫话》、《古代小说版本简论》等书，对《水浒传》等书的版本演变有过深入探讨和独特发现。《批判》中的一些独特见解和大胆质疑，正来源于作者缜密细致的文献考证功夫，对于目录、版本、史料、作家和评点等古代小说文献的几个主要方面，书中均有涉及。

《文献篇》是全书的第一章，可见作者对文献的高度重视，该篇从材料、作家、版本三个方面探讨《史略》在文献方面的是非得失。

注重文献的准确性和资料的丰富性，并强调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只有这样，材料才是客观的，得出的结论也不会由于主观取舍而导致偏颇。欧阳健先生认为，导致《史略》文献缺陷的原因首先是材料的不全和阙失。尽管他认为《古小说钩沉》从辑佚的角度存在漏收佚文和误标作者的问题，但对这一搜采完备、取舍谨慎的古小说文献是总体肯定的。由此他认为《史略》中以此为文献基础的第三篇至第七篇自然底气十足，更为可贵的是能够寻绎诸小说之间的关联，以追溯演变之迹。而对《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作者却颇具微词，不外版本选择、材料识断、材料多寡、论断依据等问题，几乎都与文献有关。直接导致的问题如：《材料考》指出因个人偏见造成对某些材料的排斥和忽略，是很严重的问题。《史略》最突出者有二：一是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排斥和忽略。二是对晚清小说的排斥和忽略；《版本考》指出鲁迅对《水浒传》、《西游记》等明清小说版本繁简先后及祖本问题的误判。

从研究方法看，文献研究属于外部研究。在欧阳健先生看来，外部研究与文本内部研究并非毫不相关，外部研究还会直接影响到小说文本的内部研究。《评骘篇》共三节，主要是对《史略》属于内部研究的作品阐释、品味进行评析，涉及《太平广记》、《夷坚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及晚清谴责小说等。作者认为《史略》对以上诸书的评骘多有不周之处，原因主要来自于外部研究的文献方面，如对材料的寓目不全、对成书过程把握不准等方面，列举小说基本上为唐宋之后的作品，这显然是和《文献篇》中作者对《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种古小说文献的态度是一致的。

在强调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欧阳健先生还讲究论证方法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如关于《宣和遗事》的年代问题，《史略》语焉不详，只是凭“省元、南儒皆元代语”，便否定为宋人所作，径归之于元人作品。对此《文献篇•版本考》对“省元”、“南儒”这两个词作了详尽而缜密的考证，仅证“省元”，分别引用的材料有马端临《文献通考》、叶梦得《石林燕语》、王铚《默记》、释文莹《湘山野录》、司马光《涑水记闻》、俞文豹《吹剑录》，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省元”、“南儒”并非元代特有的称呼，从而指出了《史略》的不妥之处。尽管如此，作者重新下结论时还是显得非常审慎，“要之，现存《宣和遗事》虽不可径称宋本，但其主体部分确为宋代讲史”。由此可见作者论证严密，断语谨慎的特点。

清代学者王鸣盛说过：“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深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张之洞也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王张二人都准确道出了文献对于治学的重要性。重材料、重考证是欧阳健先生小说研究的一个特点，在《批判》一书中这种主张是始终贯穿其中的。

三

《批判》的最大贡献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经典的角度和途径，将进一步引发学界对小说史书写的思考和认识。事实上，和《史略》一样，该书同样有值得商榷之处。以下笔者就小说体例的分类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向作者请教。

重破轻立或破多立少是该书的一个不足之处。破是立的前提，立是破的目的，任何对旧方法、旧观点的否定都必须落实到新方法、新观点的建立上来才会显得更有意义。总体而言，《批判》对《史略》否定多赞同少，当然这并不是作者意图否定《史略》的价值和地位，而是像作者所说“有关<史略>的‘是’大多是被人反复说过，因了篇幅的限制，锦上添花的话只好省略。而有关<史略>的‘非’说的人实在太少了”的缘故，在指出《史略》的种种不足之后，作者对小说史的学科体系建设、研究方法等问题合理性意见和建议显得不是很多。

尽管从章节安排上，不难看出作者对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的兼顾意图，但在部分章节中由于作者过分纠缠概念性问题，还是给人以略显繁琐的感觉。如《体例篇•分类辨》分别对“志怪”、“传奇”、“话本”、“拟话本”、“讲史”、“神魔”、“世情”、“讽刺”、“谴责”等类名一一辨析，不管是内涵的把握、外延的界定还是词语本身的追本溯源，都体现出作者作为一位小说研究专家的严谨态度和深厚功力。这种辨析并非作者一家之言，如林辰在《中国神怪小说史》中也有过类似的辨析。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小说分类的一些实际问题。正名固然重要，但如果忽视了正名的目的和落脚点的话，这一重要性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体例篇•分类辨》绝大篇幅探讨的是命名问题，但分类问题并不等同于命名问题，“名者，实之宾也”。（《庄子•逍遥游》）实是产生名的基础和根本，名是实的表象和依附，重名轻实往往不能彻底摆脱名实不符的尴尬，循名责实才是达到名至实归的最佳途径。作者在探讨这些类名的时候也并不是完全脱离题材属性和体裁特征来进行的，可惜作者的思维向度是由实至名而非由名至实。

众所周知，由于小说观念和小说文体独立性等原因，中国古代小说分类问题非常复杂。纵观古代各类书目关于小说的分类情况，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书目中入不同部类，实属小说而入其他门类，实非小说而入小说类的现象时有发生。尽管今人在小说分类问题上做了很多努力和探索，大大改变了古代书目中小说名实错位现象，但时至今日，分类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小说分类也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标准和方法。关于小说分类问题，较为科学合理的方法应该是在按照现代叙事文体意义上的小说标准，结合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演变的自身规律对古代小说有了较为细致完整的甄别认定后，先分类，后命名，或者以分类为主，命名为辅。分类原则和方法确定后，然后就可以举一名为标志，兼顾名实相符和习惯用法，这样既可以避免过多的概念纠缠，又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使不同的小说文本各就各位，最终达到名至实归的效果。即便存在名实错位的情况，也并不意味一定要来一个全盘纠正，因为这里还存在一个习惯用法的问题。“小说”这个词就是典型的例子，古代“小说”这一名词与当下文体意义上的小说意义完全吻合是在20世纪以后的事，它的最早出现却是在几千年前的《庄子》一书中，直到20世纪末，不管是文献意义上的小说还是文学创作层面的小说，其意义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小说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小说”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都经历了开放性和模糊性到今天相对准确和明晰性的演变过程，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因为这种开放性和模糊性一定要找一个人们并不习惯的名词来替代“小说”一词的做法。
另外，作者在《体例篇•分类辨》中提出《史略》分类存在题材分法（包括讲史、神魔、人情、狭邪、侠义、公案）、手法或态度分法（包括讽刺、谴责二类）、动机分法（包括以小说见才学者一类）等几种不同分法，分类标准不统一的现象在《史略》中的确非常明显，这种很容易能看出的多重标准到底是鲁迅的疏忽呢？还是鲁迅有意采取的一种经权之变呢？后者恐怕也是很有可能的吧。

当然，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考据作家与版本，高标准是‘每下一义，泰山不移’；批评与鉴赏作品，则言人人殊，所谓‘诗无达诂’是也。所以，小说的评骘，是绝难分出是非的，观点的正确与否，多是见仁见智的事。”对于小说观念问题和小说体例的探讨，同样有类似的问题，以上只是笔者不敢苟同作者的一些看法，提出与作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