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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业：繁荣中的困境

○　胡长明

目前中国的出版业，一眼望去好像蔚为大观，书刊卖场货品充足，目不暇接。但也有许多人士从不同角度表达过不满甚至失望，包括整体质量不高、出版结构失衡、无序竞争严重、行业诚信缺失、库存积压严重等等。据统计，从2001年以来，仅图书库存便呈逐年上升趋势，在2005年就高达500个亿。有些出版社的库存甚至超过一年的产值。在表面繁荣的背后，许多从业者苦不堪言。在如此严峻的局面下，人们有必要从深层次去认识制约出版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逐步走出目前的困境。

一、在市场主体上，呈现不利于积极竞争和有序竞争的体制性障碍。

众所周知，除港澳台地区外，中国所有的正规出版机构原来都属于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改革开放后逐渐实行企业化经营。在世纪之交的改制热潮中，出版业实行政企分开后，企业属性更为显著，原来的事业单位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有些按市场需求或行政命令组建起来的出版集团甚至可称为中型和大型国企。正规的出版企业和其他经济领域的国有企业相比，既有一般的共性，同时又有着特殊的意识形态属性。就一般的共性来说，它们存在与其他国有企业相似的产权主体不明晰、各个层次的责权利难以统一的问题，缺乏强有力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从出版业的意识形态属性来说，它要把政治导向放在第一位，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在确保政治导向正确的前提下谋求经济利益。它必须服从意识形态部门的管理方式，密切关注意识形态部门的文化发展战略，力求在其支持下争取政府的出版项目和出版补助，从而又形成高度的依赖性。

除了正规的出版机构，中国内地参与出版的民营公司目前有数千家。这些民营公司有自己的策划、编辑和营销队伍，但没有独立的申请和使用书号、刊号的权利，因此只能称为准出版公司或变相的出版公司。这些民营出版机构有明晰的产权，有较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虽然它们在分享出版资源、争取政府项目等方面与正规出版机构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甚至只能依附后者而存在，通过合作（有时就是直接的买卖书号）方式开展出版业务，但却依然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实力，使后者普遍感受到压力。个别买卖书号严重的出版社实际上已经空壳化。在某些情况下，正规的出版机构为了保住市场份额，还不得不反过头来有求于这些民营公司，这在教辅市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市场主体不平等的情况下，正规的出版机构都不时呈现出窘况，暴露出体制机制上的深层次矛盾，那么不难设想，假如这些民营机构有独立申请和使用书号的权利，正规的出版机构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如果从落实《宪法》有关公民权利的角度来看，长期使民营出版机构处于依附地位很难得到法理上的支撑。

实际上，出版业市场主体地位的不平等是导致无序竞争、侵权盗版、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要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二、在管理方式上，表现为稳定压倒一切方针下的“过度反应”。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业的规模、品种、数量得到长足的拓展，现在每年出版的图书十多万种，报刊数量达八千种以上。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也的确推出了为数不少的好书好刊。如80年代的“走向世界”丛书，至今都能给读者留下温暖的记忆。但同时也得承认，大量低价值乃至无价值的东西充斥着市场，重复性或改头换面式的浪费现象相当突出，独立的有传承价值的精神产品远未达到与时代呼唤相称的程度，以致有学者发出了这样的诘问：“你的书值得砍树吗？”言下之意，粗制滥造的东西不仅恶化人文生态，对自然生态也是严重的破坏。

追溯图书市场整体质量不高的原因，不能回避出版管理方式上的“过度反应”。长期以来的宣传，使“稳定压倒一切”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口号，意识形态部门对出版业的管理更是以此为准绳，一些官员抱持一种宁左勿右、宁紧勿松的心态进行管理，动辄把一篇文章、一部图书提升到影响大局稳定的高度来对待，似乎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稳定本身就是目标。

以权力介入本属正常的学术讨论和文艺创作，效果从来都是不好的。如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有关人道主义的讨论，本是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个合乎时代精神的文化现象，但某些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人却以权力进行压制，所写的大批判文章漏洞百出，甚至把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这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徒然增加知识界的反感。如果我们认为当时的这种压制是对的，那又如何理解今天的“以人为本”？再者，有些文章和书刊本来影响有限，但往往因为管理上的“过度反应”，反而在社会上造成不小的震动，并使管理部门的形象受到损害。

无数的事例反复证明，管理上的“过度反应”违背学术和文艺本身的发展规律，直接导致社会的冷漠和沉闷，而冷漠和沉闷则是最为危险的信号。长期压抑蕴藏的反弹力量使不可控因素大为增加。因为管理上的“过度反应”，出版从业者长期处于精神紧张之中，创新动力严重不足，无法把真实的民意和知识界的创见及时地反映出来，无法接引和传播除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优秀精神资源。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封闭的知识体系，不能“与时俱进”地去充实它、发展它，那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会成为僵化的教条，失去对民众的吸引力。所以，出版界有责任大力推进民族的文化创造力，有责任用普世价值对民众进行启蒙。

出版自由在落实公民权利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思想言论自由没有出版自由的支撑是一种空洞的自由。马克思曾对出版自由有过许多精彩论述，他在批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时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资讯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种自欺欺人式的社会文化氛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中国的出版业亟待培养一种文化宽容精神，只有宽容才会形成讲真话的氛围，只有传达真实声音的书刊也才能受到社会的欢迎。相反，普通的恐惧总是与谎言相伴，在不敢做事的局面下，出版业的诚信和真正的繁荣都是一种奢望。值得注意的是，出版管理上的“过度反应”挫伤出版者的积极性，徒然增加管理成本，但久而久之，竟然成了一种习惯，成了一种值得称道的敬业精神。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意识形态部门对出版业的管理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即充分尊重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减少管理上的随意性和强制色彩。要严格依法办事，力戒以政策代替法律，以个人的主观好恶裁定一切。针对思想和学术问题，应更多地采用引导、说理和沟通的方式，同时尽量缩小书稿审查的范围，减少审批的环节，使作者们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得到及时的承认和回报。权力不等于真理，压制也不等于矛盾就从此消失了，思想问题不可能通过强制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并错综交织的现实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缺乏及时的疏导和解决而造成的。

从动乱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人当然知道“稳定”的重要性，但这种稳定只能是一种动态的稳定，因为社会生活天天在发生变化。为了长期的动态稳定，政府必须尊重民众的表达权和知情权。对出版管理部门来说，如果仍然一如既往地实行过多管制，做出“过度反应”，那损害的不仅是出版业本身，还有中国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三、在职业水准上，表现为有深厚学养的从业者的严重不足。

所谓职业水准，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其根本体现在于出版业编辑对相关专业的知识积累和学术水平，而非指对一般编辑流程和技巧的熟悉。一个缺乏文学创作实践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文学编辑；同理，一个对历史无研究的人也决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历史编辑。这些本是常识，应该成为衡量编辑职业水准的最重要的条件。但是80年代以来就逐渐兴起一种编辑学，将其作为一门学问来探讨。做编辑固然要具备相应的一般性的专业知识，但编辑学若脱离具体学科是毫无意义的，以对纯编辑学的研究作为衡量编辑学术水准的标志，是专业分工日益细化、自设壁垒日益森严的时代貌似合理实质异化的反映，不足以反映一个编辑的学识和能力。

由于对职业水准理解上的偏差等原因，目前中国出版界的学术水平与大学、科研院所形成严重的不对称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尚有很多可称为研究型、专家型的编辑，但现在这样的编辑所占比例减少了，许多编辑缺乏对本专业研究的热情，甚至没有基本的学术兴趣和阅读习惯。这种工匠式的定位，不利于编辑认真读书、开展研究和创作活动，久而久之便失去了与专家、学者、作家们对话的能力。现在的编辑们也搞策划，也主动找作者约稿，但选题的价值究竟如何，他们很难做出独立的有说服力的判断。多数编辑以作者的名气、地位定取舍，在发现和培养新人等方面的能力严重不足，至于宏观的文化视野更是阙如。

反观中国近现代的出版史，我们不难发现以下一个事实，即众多的文化名人如鲁迅、胡适、吴宓、钱钟书、郁达夫、林语堂、徐志摩、茅盾、叶圣陶等等都曾经从事过图书或报刊的出版工作，并取得过骄人的成就。那时在大学与出版业之间并无明显的畛域，教授与编辑的身份可以随时转换。与教书、写作一样，编辑也是他们参与文化创造和传播的重要手段。在做编辑的过程中，他们传播知识，砥砺学术，发现人才，以报刊和图书为中心形成一个又一个政治、学术、文艺等方面的流派，如以胡适等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以徐志摩等为代表的“新月派”、以周作人等为代表的“语丝派”、以吴宓等为代表的“学衡派”等等。

这些学术前辈们投身出版的事迹，至今想来都令人深受启发和教益。如钱钟书就有一句名言，即一个好的编辑是一个“不轻易让人写得出东西来的人”。以这句话相比照，现在不知有多少编辑会感到汗颜。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商务图书馆，在出版界长期引领风骚，其代表人物张元济先生学养深厚，贯通中西。即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该馆也禀持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宗旨，出版了一大批惠泽后世的经典著作，包括钱穆、贺麟、冯友兰等现代史学家、哲学家的作品。商务印书馆的骄人业绩以出色的人才为支撑，是他们的学养和眼光打造了这一块出版界的金字招牌。据著名红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吴组缃回忆，他与茅盾、胡愈之等一起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时，业余时间经常切磋学问，甚至互相比赛背诵《红楼梦》，看谁背得多，背得准。茅盾甚至连《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也能大段地背诵。前辈们的学养和职业水准并非仅凭天赋，是艰苦的自我磨炼和进取精神成就了他们。

再回到当前。众多的大学学者们醉心于为出版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产品，但对出版业本身毫无兴趣，认为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根本不值得他们去尝试，尽管他们的学识和水平与前辈们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反过来，出版业的编辑大多又没有去大学教书和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大学与出版业的门墙就这样各自树立起来，成为二元化的格局。学术前辈们在两大领域自由地转换身份的风尚已成绝响。这样一种不对称的学术生态严重伤害到出版业，可惜还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大到国外，他们出版业的职业水准也让我们惊叹。比如创办和长期主持美国著名刊物《国家评论》的威廉•勃克莱（1925—2008），本身就是保守主义理论大师，他一生著有《耶鲁的神与人》、《麦卡锡与他的仇敌》等50余部作品，其理论直接促成了里根总统当政时期的保守政治。在当下的中国，我们能找到这样有影响的报刊主编吗？所以，促进中国出版业的发展，一个重要任务是引进和培养研究性、学者性的人才，重塑出版界的学术地位和文化形象，平衡业已失衡的文化生态。只有这样，一个充满创造力、能够引领社会风尚的出版业才可能出现在新世纪的中国。

四、在出版思路上，呈现出严重的技术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

出版业属于“内容产业”，内容的质量决定出版业的命运。但在市场竞争加剧，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出版业的敬业精神也不断衰退。许多出版单位不是积极寻求内容的创新和提升，而是将过多的精力用在营销技巧、形式包装、新媒介拓展等方面，员工的职业培训也主要集中在这些环节，从而呈现出严重的技术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出版商总是希望通过某种新的策略、新的渠道、新的手段把平庸的产品推销出去，一切以快速赚钱为目的。产品一旦被受众所接收便万事大吉，而不顾这些产品的文化价值和思想含量究竟如何，是否当得起受众的消费成本，是否会引起受众的不满和怨恨。

最近这些年来，所谓引进版的畅销书颇为受人关注，曾经在图书市场上引发不小的震动。这些图书之所以受人关注，主要得力于引进者在宣传手段上的精心策划。它们动辄声称这些图书在原产地是如何畅销，实现了某种思维方式上的革命，然后在制作和销售阶段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广告轰炸，以最大限度地吸引受众的眼球，刺激他们的购买欲望。但这些畅销书是否像引进者所吹嘘的那样神乎其神呢？人们只要回顾一下《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书便不难看出其中玄机。这本书思想贫乏，叙述平庸，在国外也只能属于不入流的作品，但引进者却挟洋自重，硬是将这部书送到了众多不明就里的中国读者手中。

由于装帧、印刷技术的改进，出版业在包装图书方面有了比较成熟的条件，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因为图书装帧和印刷质量能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但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依赖和迷信这些新的技术，致使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其实成熟的读者是不会仅凭包装而购买图书和杂志的，这些手段可以唬弄读者于一时，但不可能长久。我曾经购买过多种版本的《易经》，其中有一本就是因为它采用了“图解”的形式而吸引了我。结果我仔细一看便大呼上当，这部“图解《易经》”的书在内容解读上没有任何个人创见，许多地方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我现在对那些设计繁复、夸张、煽情的书刊都格外警惕，再也不会轻易去购买那些“金玉其外”的东西。

回顾中国漫长的出版史，其中珍品极多，但这些珍品流传后世并不是依靠所谓的包装，而是因为其本身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红楼梦》难道是靠包装留下来的吗？明朝万历年间，袁中郎偶然发现徐文长的诗集《阙编》，其外观“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但袁中郎“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视之为奇书、异书。有感于徐文长作品的价值，袁中郎为表彰其成就不遗余力，徐文长也由此得到后来文人雅士的一致推崇。书刊内容与形式的反差，不仅是个质量问题，更重要的是关乎出版业的诚信和形象。

随着现代资讯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传统以纸媒为主体的出版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网络视窗、手机电视、手机报等新媒质以其迅捷方便为广大受众所欢迎。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出版业又在一片惊恐中转向对新媒质的迷恋和崇拜，开始了新一轮的规模扩张。实际上，技术手段不论如何先进也仅仅是手段，它本身并不产生内容。出版业在内容质量得不到提升的情况下盲目投资新媒介，是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倒是这些新媒介很可能成为烧纸的工具。从国外来看，即便是美国成熟的出版商，他们对投资新媒介也是相当谨慎的。人们要意识到，纸媒体与电子媒体互有短长，电子媒体不可能最终取代纸媒体。它们有互相矛盾的一面，也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但现在的人们看到的多是前者而非后者。其实在20世纪无线广播传入中国后，也曾有人担忧报纸会遭受劫难，但这种后果并没有发生。

中国的出版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规模和数量，而在于内在品质的更新和提高。中国出版业的繁荣也绝不是什么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涉及体制和根本的文化观念。出版业固有的商业行为不能淹没其传承文明的使命。否则，中国出版业将会为民族精神的萎缩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