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萧红为什么不去延安

萧红为什么不去延安

○　秋石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萧红是一颗闪亮的星，直到今天，在世界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这颗星依旧不减其耀眼的光彩。长期以来，由于其反帝反封建反日寇侵略的鲜明立场，非凡的写作技巧，散文诗化的文字语言，以及对文学作品娴熟的驾驭能力，受到了左翼文学阵营及一代又一代广大读者的拥戴和热爱。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与他的战友茅盾共同赞誉她为“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一代诗圣，南社创始人柳亚子先生则赋诗热情地赞颂她“有掀天之意气，盖世之才华”。

同拯救她出火海的领路人萧军一样，从一开始迈上文坛，萧红就把自己同祖国、民族和最底层劳苦大众的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1933年5月写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中，萧红锋芒初试，愤怒地揭露和控诉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迫。而在三年后，她的成名作《生死场》一经问世，便以其鲜明、坚定的反对日寇侵略的立场“力透纸背”（鲁迅语）而震撼文坛。

按理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在身患严重疾病迫切需要静心疗病的时候，特别是在后来她随同丁玲到达西安后，她应当也完全有理由有必要投向大后方的红都延安才是，可她就是没有付之成行。

在此，我依据自己在长达20多年的研究中通过调查、考证，包括同历史见证人萧军、高原、梅志等人当面叙谈印证所获得的资料来加以论证。

历史上，萧红有没有萌生过去延安的念头呢？回答是肯定的：有！

这可以从萧红给当时在延安的哈尔滨早期老友高原的信中窥出一二来。1997年10月，笔者两度前往南京虎踞路的高原先生寓所，年已九旬的高原先生向笔者证实了此事。

1938年2月，与萧军在临汾分手时，萧红原本打算去延安的。1938年2月24日，萧红在山西运城寄给高原的信中写道：

一月二十六日你发的这信，那正是我们准备离开汉口到临汾来的时候，二十七日我和军还有别的一些朋友从汉口出发，走了十天，来到临汾，这信，当然不能在汉口读到。差一点这信没有丢失，转到临汾的民大本校，而后本院，而后一个没有署名的人把您的信给我寄来了。以后不要再用乃莹那个名字了，你要知道那个名字并不出名。在学校几乎是丢了，一个同学，打开信读了一遍才知是我的，于是他写信来，也把这信转给我。我现在又来到了运城，因为现在我是在民大教书了。运城是民大第三分校。这回我一个人来的。从这里也许到延安去，没有工作，是去那里看看。二月底从运城出发，大概三月五日左右到延安。

可惜的是，萧红并没能在“三月五日左右到达延安”，这是因为情况变了：一是她加入了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创作话剧《突击》及其演出后获得的巨大成功，一时间淡化了她同萧军之间的情感纠纷。二是婚变，而且在正式婚变之前，她已经同端木蕻良建立了新的情侣结构关系。因之，去延安的计划一拖再拖，最终流了产。当然，在西安的一个月中,由于与八路军办事处住在同一个大院内,对延安的情况她也有了一定的了解，而当这个“了解”与她原先头脑中的想象形成一定的差距时，她也就偃旗息鼓了。同时，由于萧军的先期抵达延安，她便彻底地中止了计拟中的延安之行。

1938年3月30日，萧红自西安发出了给胡风的一封信，这封信是最好不过说明了这个问题的。

萧红写这封信的时候，萧军进入延安刚好10天。在延安，同样崇尚个人写作自由又一心要打小鬼子的萧军，还意外地受到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主动登门拜访和宴请。

几年前，胡风女儿张晓凤从当年公安部发回的故纸堆里捡出了这封相隔六十多年十分珍贵的萧红佚信。

萧红这样写道——

胡兄：

我一直没有写稿，同时也没有写信给你。这一遭的北方的出行，在别人都是好的，在我就坏了。前些天萧军没有消息的时候，又加上我大概是有了孩子。那时候端木说：“不愿意丢掉的那一点，现在丢了；不愿意多的那一点，现在多了。”

现在萧军到延安了，聂也去了，我和端木尚留在西安，因为车子问题。

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我和端木和老聂、塞克共同创作了一个三幕剧《突击》，并且上演过，现在要想发表，我觉得《七月》最合适，不知道你看《七月》担负得了不？并且关于稿费请传电汇来，等急用，是因为不知什么时候要到别处去。

屠小姐好！

小朋友好！

萧红端木三月三十日

塞克附笔问候

电汇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萧红收

信中有关“不愿意丢掉的那一点，现在丢了”，指的是萧红对萧军的殷殷眷恋和期盼，而“不愿意多的那一点，现在多了”，则说的是她怀上了萧军的亲骨肉。在这里，既是旁观者又是“第三者”的端木一针见血地表明了萧红此时此刻的无奈心理。

信中所言剧本《突击》，指的是萧红一行由运城去西安途中丁玲提议写的。参与剧本写作的除萧红与端木外，还有塞克、王洛宾、聂绀驽等。而且其写作方法也是行军式的——边走边构思，写一幕排一幕，最终取名《突击》。全剧表现的是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坚韧不拔的抗战精神，后来由西战团在西安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因为萧军到了延安，也正是因为她怀上了萧军的亲生骨肉而现在又同端木好上了，从而无法实施去延安的计划。一句话，若在延安，她怕见萧军，怕愧对萧军！

然而，这仅仅是一方面。笔者认为，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在阻拦着萧红去延安。

现在看来，当初萧红没去延安并非单纯是“不听人劝”，而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的，自然也可以说是深思熟虑的。诚如萧军反复阐述的,以及同为女性的丁玲、白朗等人感受到的那样:萧红需要一个宁静的不受任何约束的个人创作环境。她不喜欢喧闹的战争环境，她也不喜欢政治味甚浓的环境。延安那种处处强调政治、处处讲高度的组织纪律，还有那近乎清教徒式的准军事化生活，她是无法忍受的。如果真的到了延安，要么是逆来顺受、处处压抑自己，要么抵制、反抗以及由此引发的无尽烦恼，二者都无法使她的心境得到平静……如同她在后来回到武汉，从延安来的老友高原直截了当批评她的草率婚姻时，她所发出的不满心声一样。

1938年夏天，高原奉组织之命，自延安来到了武汉，住在此间的东北救亡总会。经胡风指点，高原在汉口三教街找到了萧红。此时的萧红又呈现出1932年哈尔滨东兴顺旅馆时的那个模样:一件宽大的夏布长衫下腹部高高隆起，她显得分外的慵倦，全然没有了一年半前在日本回国船上旧友重逢的那个兴奋劲儿。两人就这样坐在铺设在楼梯口的席子上，边上点了一盘辛辣的蚊香，天南海北，随意地聊叙着。

在这之前，高原已从别人口中得知了二萧离异及萧红与端木结合的消息，但高原不认识端木，只听人说端木蕻良的脸上有一处明显的幼时出天花时遗落的疤痕。见他问，萧红便拿出了她与端木的合影给他看。高原很想听听萧红对端木的评价与印象，然而，他见到的却是“她的神情很不自然，也不愉快，并不热心谈到D.M（指当时人们对她新夫君端木蕻良的称呼——引者注）”。叙谈间，高原知道眼前这位倔强的小妹妹已经囊空如洗了，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身上仅有的五元钱悉数掏给了萧红。但萧红很不珍惜，一次“请客”连带所剩的一半钱当作“小费”给花了个精光。高原先生后来回忆道：“据我的猜测，此时D.M已不住在乃莹身边了，否则乃莹怎么会困窘到如此地步呢？对她与萧军兄的离婚，我是有怨言的，我批评她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上，太轻率了，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说话时，高原显得十分激动，一激动，说话的语气也顿时变得生硬起来，不那么中听了。而萧红呢,听了之后更是一千个不服气,一万个不服气，她也气狠狠地回敬了一句：“你从延安回来了，学会了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

如果说，同老朋友高原之间这次不愉快的晤谈，仅仅是“不服气”地表达了她对延安政治气氛有所反感的话，那么她同另一个哈尔滨时期的老友舒群的对话，则是明白无误地袒露了她之所以不去延安的真正心迹。

就在这里，萧红与舒群再次重逢。早年担任第三国际情报员的中共地下党员，“九一八”时加入抗日义勇军，后又参加过平型关全歼日寇战斗的八路军总部随军记者和朱德总司令秘书的舒群,是在1938年2月抵达武汉的，而且还是直接由任弼时同志委派来到武汉的。在武汉，他创办了《战地》杂志。但此次重逢，萧红全然没有了一年前在北平与舒群一起爬长城时的兴趣。当时，舒群住在武汉读书出版社的书库里。端木走后，萧红常去那里看望舒群。那时候萧红的性情十分苦闷，往往是一到舒群的住所，就把鞋子使劲地一甩，便百无顾忌地躺倒在舒群的床上，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发呆。每一次去，比她小两岁的舒群都要一股劲地劝说她去延安，有一次，为争论这个问题，两个老朋友整整吵了一夜。萧红不容置疑地说，她的态度是一向愿意做一个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还说她对政治斗争十分外行，在党派斗争的问题上，她总是同情失败的弱者，她一生始终不渝地崇拜的政治家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孙中山先生，因此，她不想也不愿意去什么延安！

萧红最终不去延安的真实原因所在，也正是她这个近乎于偏执的立场,从而导致了她的人生悲剧：年仅31岁，贫病交加，客逝于旋遭日寇铁蹄践踏的孤岛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