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旧时代学术杂志的精神

旧时代学术杂志的精神

○　吴中胜

因为学业的需要，近日我来到武汉大学图书馆旧馆，搜寻民国时期的报刊。在这里，我偶尔翻看到了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也许是每天要翻阅太多学术杂志的缘故，我对时下的众多杂志已麻木了。要不是学业的缘故，我才没有兴趣去看如今刊登在各式精美杂志上的大块文章。而手捧着这本散发出民国气息的旧杂志，却有别样感觉，我甚至早已忘了搜寻报刊的初衷。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刊登在第一期上王世杰校长的《创刊弁言》，其间透出旧时代的学术精神。今天，许多学术杂志在论文交易市场中科学精神斯文扫地，这一学术精神更值得我们反思。

《创刊弁言》开篇即说：“学术期刊可以看作一国文化的质量测验器。从此类刊物的内容，我们可以窥见一国文化的质素；从此类刊物种数或其销行数额，我们要可以窥见一国文化在量的方面已达到的程度。”几句话透出一种学术远见。毕竟是留洋见过世面的校长，在当时整个学界不甚开化的时代，这个王校长可不简单。出言就知其手眼不低。民国时期的几所国立大学，可谓是当时世界上的一流大学。当时大学办学有相当的独立性，各家校长也颇有学术精神。大家知道的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可谓其中的突出代表。而时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的王世杰也是其中的佼佼者。王校长在后文通过对日本等“新进国家学术刊物的出版状况”的分析，得出了学术刊物是“新兴国家的象征”的结论。把学术和国家兴衰相关联，这是何等卓识和远见。凭着这份卓识和远见，王校长广延人才。单从文学院来说，黄侃、闻一多、朱东润等一大批在近现代学术史上重量级的人物齐聚珞珈山。国立武汉大学一时大师云集，成为当时全国的学术研究重镇。想想时下的校长们，手眼就低得多。大学成了一个个衙门，官大学问也大。学术成了向有关部门要钱要项目的托辞。民族前途、国家兴衰等基源性、终极性的问题早已抛至九霄云外。学术精神一失，学术水品也自然低下。

王校长下文又针对学术批评与学术发展的关系发表了一番宏论，也颇中学术精神之精髓——

学术的进展其条件诚不一而足，然众多条件之中，鉴赏与批评可以说是基本的条件。学术期刊就是鉴赏与批评的媒介。学术期刊的存在可使从事于某种学问之人以其创作或创见，陈诸从事于同一学问者之前，而供其鉴赏或批评。而凡从事于同一学问者，并得采取鉴赏者或批评者之见地，立为新的研究基础，以企图新的结果。由是一切学术上的研究乃必然的成为一种“集合的研究”，其进展之度自非单纯的个人研究所能比拟。因为人类本无所谓超人，脱离群力——即脱离外来的鼓舞与外来的纠正——任何个人，在科学上或艺术上，决难有伟大的成就。这就是鉴赏与批评所以成为学术进展的基本条件的原因。

国立武汉大学同人鉴于国内学术期刊之缺乏，且因深信“集合的研究”为学术进展的基本条件，乃一再集议，决定刊行三种期刊即《社会科学季刊》、《文哲季刊》、《理科季刊》。同人之意，颇冀诸刊出版以后，不但本校同人能利用其篇幅以为相互讲学之资，即校外学者亦不惜以其学术文字，惠此诸刊，使成为全学术界之公共刊物。

学术是在互相砌磋中提升，这个观点在今天在学理上已是常识了。问题是在实际运作中，批评与砌磋往往变味。在许多学术类杂志中，一篇评论性的文章，洋洋洒洒几千字，批评成了推介，砌磋成了吹捧，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评点议论。更可贵的是，王校长把当时国立武汉大学创办的三种期刊定义为“全学术界之公共刊物”，“不但本校同人能利用其篇幅以为相互讲学之资，即校外学者亦不惜以其学术文字，惠此诸刊”。学术之真义，本无你我内外之分。如今世道则大有不同，各级各类学术期刊，成为本校本单位的自留地，甚至成了主编者们舞文弄墨的私有空间。国立武汉大学的创立者们能有这等开明深远的学术眼光，着实令人钦佩。

就拿其中的《文哲季刊》来说，这本文史哲类刊物1930年4月创刊，1943年停刊。最初的价目是“订阅全年（共四期）大洋二元，零售每期大洋伍角”。此刊还办理邮购业务，如订购全年“本国及日本不加邮费，其他地域每年外加邮费陆角”，函购零本“本国及日本五分，其他地域一角五分”。翻阅各卷《文哲季刊》，常看到集资捐款的声明和广告，足见办刊之艰辛。就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文哲季刊》仍然坚持了十余年，为校内外的文史哲专家们开辟了一方用武之地，许多文史哲的大家就是从这里走上了现代学术舞台。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国立武汉大学在文史哲方面的地位和影响，与这一刊物是密不可分的。

拿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来说，几乎每期都有这方面的文章。现代文学批评三大家，郭绍虞、罗根泽和朱东润，更是在《文哲季刊》上频频露面，其中又以郭绍虞、朱东润为多。郭绍虞、罗根泽当时是国立燕京大学的教师，这也体现了《文哲季刊》面向校内外的宗旨。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与道的问题》一文，被罗宗强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列为20世纪少数几篇本学科标志性的文章之一，就发表在《文哲季刊》的创刊号上。同期还刊有朱东润的《陆机年表》。几位大师在《文哲季刊》发表的文章后来都成为他们专著中的主要章节。他们的文学批评史专著都是在1943—1944年间出版，与《文哲季刊》的停刊也大致吻合。郭、朱、罗形成中国文学批评史发展的第一次高潮的代表人物，而他们成就的重要“助推器”正是国立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

民国时期，国运维艰，却有一流大学一流学术杂志；而今，国运昌盛，却难出一流大学一流学术杂志，岂不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