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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尽信的回忆录 ——兼答周海婴先生 ○ 陈漱渝 今年2月初，我收到了周海婴先生寄来的一篇大作：《回忆录蕴藏历史价值——读〈梅志文集〉有感》[1]。文中说：“近来有人说‘尽信回忆录不如无回忆录’，难道要梅志先生忘却过去？！难道如此惧怕历史的回忆？！”又责问道：“我不知道他是普遍号召大家都不要写回忆录，不要信回忆录，不要看回忆录呢，还是写回忆录，写了也不可信。”海婴先生批评的那位“有人”，那位“他”，就是鄙人，因为去年10月18日我在《人民政协报》发表过一篇短文，题为《鲁迅的“危险”与“好玩”——兼谈回忆录的鉴别》。我在文章中对沈醉先生关于国民党政府派他组成小组暗杀鲁迅和陈丹青先生关于鲁迅到唐弢家串门这两件事提出质疑。这跟我尊敬的梅志老人毫不搭界，更没有要老人“忘却过去”的意思。作为一个平头百姓，我从无荼毒生灵的罪愆，有什么必要“惧怕历史的回忆”？对于回忆录，我发表的看法是：“自上世纪以来，回忆文字和口述历史跟文献典籍一样，都进入了史料的范围。回忆录不仅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而且还能提供不少丰富的素材，生动的细节，其价值是不可低估的。但由于回忆文字必然受到回忆者记忆的限制，回忆者立场、观点、情感和接触范围的限制，此外还会受所处政治环境的限制，‘无意失真’和‘有意作伪’的情况相当普遍。前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我想套用这句名言：‘尽信回忆录不如无回忆录。’”上述这番议论，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见解，只不过是关于回忆录的一些基本常识。我在文中已经强调了回忆录的价值不可低估，哪里会有半点不许别人写回忆录和不许别人读回忆录的意思呢。长期以来，我就是回忆录的热心读者之一，并多次写过推介回忆录的文章；鉴于当今口述历史日趋草根化的特点，我在退休之后还准备撰写一些零星回忆。我那篇短文其实强调的只有一点：对回忆录要加以鉴别。如果一定要对我的文章进行反驳，那就必须陈述对回忆录无须鉴别的理由，以及提供国民党要暗杀鲁迅和鲁迅到唐弢家串过门的确证，否则，对我的种种指责就都成了无的放矢，就都成了危言耸听。海婴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的《后记》中有一段既坦诚而又形象的话：“现在，回忆录终于完成了。但在叙述的时间和内容上，并不那么连绵相接，片片断断，缺失谬误，在所难免。因为它纯然是从我长久沉积的记忆中挖掘出来的，几乎没有可供核对的资料。这就不免会像出土‘文物’，往往难以展现它本来的面貌，在‘粘合’的过程中，也许不经意地将甲俑的胳膊错装在乙俑的肩上。”既然有可能将甲俑的胳膊错装在乙俑的身上，那岂不正好支持了我“回忆录需要鉴别”的论点么。 梅志先生是我十分敬重并且有过交往的人，我又是鲁迅博物馆的老员工，但2007年12月30日在鲁迅博物馆举行的《梅志文集》出版座谈会，我却没有应邀出席的荣幸。据悉《梅志文集》共分四卷，其中只有第二卷是回忆录，其余三卷是儿童文学，传记，散文，小说。据海婴先生说，他拿到这部厚重的文集时，专挑回忆录这一部分阅读，而在梅志先生的所有回忆中，他特别着重的又仅仅是《文集》4卷6页中的一段话，大意是：胡风曾跟梅志谈到，许广平为鲁迅丧事花了约两三千元。当时救国会（陈按：负责人是宋庆龄、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等十五人）曾表示由该会支付治丧费，结果并未兑现承诺。事后冯雪峰很不好意思地对许广平说：“救国会不出钱，只好算了，将来我们一定为周先生举行一次隆重的国葬。” 说句掏心窝的话，我对于考证鲁迅丧仪的费用问题既无兴趣，也无能力；不仅此前未就此事发表过任何意见，而且不大赞成学术刊物卷入此类论争。但现在海婴先生既然将这个问题跟我对回忆录的观点联系在一起，那我就只好被迫表态：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说法正好支持了我的观点：对回忆录需要鉴别！鲁迅治葬委员会委员冯雪峰1972年12月25日在鲁迅博物馆清清楚楚地讲过：“棺材是宋庆龄送的，价三千元。我们党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送过一个花圈，也以党的名义送过五百元赙仪。”这份谈话记录1975年8月经冯雪峰修改定稿，刊登在《鲁迅研究资料》第一期。1981年8月《社会科学》第4期还刊登过胡风的回忆文章《关于鲁迅丧事情况——我所经历的》。文中也说：“丧事两三天后，我去看许广平，看到茶几上放着包着一厚叠纸币的信封，上面写着孙中山式的粗笔画‘周同志’三个字，下面当有‘丧礼’之类的字吧。”梅志先生对此文加注说明：“经我们两人共同回忆，基本上是无大错的。”特别应该重视的是周海婴先生本人的回忆：《沉痛悼念宋妈妈》。这篇文章刊登于1981年6月4日《人民日报》第3版。文章写道：“父亲去世后，宋妈妈任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委员，帮助料理丧事，亲自陪同我母亲和我到万国殡仪馆选棺木。馆里有各种棺木，宋妈妈考虑到中国和世界人民对父亲的爱戴，拿出数千重金，帮助购下一具有玻璃窗口的棺木，能让上万群众得以最后一次告别战斗了一生的父亲的遗容。”从这篇文章的叙述语气中可以看出，宋庆龄“拿出数千重金”这件事并不是一种“转述性资料”（因为并未注明出处），而是海婴先生以历史在场人身份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是他在亲自陪同许妈妈、宋妈妈选购鲁迅棺木时目睹的事实。当然，海婴先生在20年后也可以改变原来的说法，但在提出新论之前，至少应该对此前的不同说法有个明确交待，而不应该对读者“一直未予理睬”，因为广大读者非常重视海婴回忆录中所“蕴藏的历史价值”。作为一个严谨郑重的作者，决不能让尊重信任他的读者在他前后矛盾的回忆中感到莫衷一是！再说，无论海婴二十年前的回忆正确，还是他二十年后的回忆录正确，不都印证了我的观点“对回忆录要加以鉴别”么？ 海婴先生的大作《鲁迅与我七十年》出版之后，我跳读过里面涉及鲁迅生平史实部分。所得的初步印象是：正如对其他回忆录一样，对海婴先生的回忆同样需要进行鉴别。书中除了援引的沈醉回忆我感到不大靠谱之外，还可以再略微举几个例子，聊供海婴先生和其他读者参考。 一、关于“溧阳路藏书处”。书中第8页援引周建人的回忆，说“鲁迅正在和创造社的成仿吾笔战时，曾跟去过一次溧阳路藏书室”。据我所知，鲁迅移书至“溧阳路藏书处”是在1932年3月27日，而鲁迅跟成仿吾笔战是在1928年。1931年10月，成仿吾已赴鄂豫皖苏区出任省委宣传部长，跟鲁迅的关系已由论敌转变为同志，因此才会发生1933年底鲁迅帮助成仿吾跟党接上关系这段文坛佳话。所以，我不大相信1932年鲁迅还会专门去溧阳路藏书室查阅书籍批评成仿吾。 二、关于萧军。书中第38页说：“萧军一九三五年到上海。”据我所知，萧军和萧红是1934年11月乘坐日本船“共同丸”从青岛到上海。同年11月30日下午两点钟即跟鲁迅在上海北四川路底的一家白俄咖啡馆会见；1934年12月17日，鲁迅又请萧军、萧红到梁园豫菜馆吃饭，可证1935年之前萧军就到了上海。 三、关于鲁迅的病。书中第60页说，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特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DUNN）医生为鲁迅会诊。邓医生检查后说，如果抽掉肋膜里边的积水，“至少可活十年”。但鲁迅在杂文《死》中却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邓医生听诊之后，虽然誉他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他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且介亭杂文末编》），丝毫也没有流露鲁迅“至少可活十年”的意思。鲁迅1936年5月31日的日记中，记载的是“下午史君引邓医生来诊，言其危”。在鲁迅本人的笔下，从来未见邓医生的乐观预言。 四、关于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书中第62页说，“商务印书馆一位叫赵平声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讲过，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叔叔听了就对父亲讲，并建议现在中日关系紧张，还是谨慎些不找须藤医生吧。父亲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众所周知，所谓“一•二八”即1932年1月28日的上海战争。当晚日军由租界向上海北站、江湾、吴淞等地进攻，驻扎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日。赵平声的警告是在“一•二八”前，那应该是1931年年底，而鲁迅结识须藤医生是1932年10月20日，即“一•二八”战争发生的八个月之后，目的是请须藤为海婴看病，并不是为自己看病。须藤为鲁迅看病始于1934年11月7日，这时距离“一•二八”战争已有两年。这位名不见经传的赵平声先生为何在须藤为鲁迅看病的两年前就能预测到这位日本大夫要谋害鲁迅，而医学知识丰富的鲁迅对关系到他本人生命的事情却如此掉以轻心呢？书中第61页又说，“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我不知道须藤医生有什么资格、以什么名义“代表日本方面”。但鲁迅在致友人信中多次明确谈到接受须藤的建议，想去日本疗养，时间选择在1936年7月底，地点选择在日本长崎，准备“于九月底或十月中回沪”，后因病情反复未能遂愿。这在鲁迅1936年7月11日致王冶秋信中写得清清楚楚，他哪里表示过‘日本我是不去的’呢？ 五、关于《鲁迅全集》的出版。书中第125页说：“全集的日常编校相当忙碌，校对按流水作业，初校二校大家做，末校定稿由王任叔和母亲等人负责。”但据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介绍：“二校者又担任校对为唐弢、柯灵、吴观周诸先生和广平。”“最后一次清样，则由王任叔、蒯斯曛两先生担任。”[2]可见末校定稿者中并无许广平，许广平做的是初校、二校工作。 六、关于阻止朱安出售鲁迅藏书。书中第131页说，为了劝阻朱女士出售鲁迅藏书，许广平一方面急筹一笔钱解除朱女士眼前的困难，二是“托唐弢、刘哲民二位专程（着重点为笔者所加）北上去向朱安女士说服安慰，保证她的生活费一定及时解决。”但据唐弢在《帝城十日》一文[3]，1944年10月10日至21日，他虽然到过北京，并于10月14日下午到过北京图书馆和西三条鲁迅故居，但不能说是“专程北上”处理鲁迅藏书事宜。因为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刘哲民要伴送一位韩姓友人的太太赴京，旅途恐有不便，故想再找一位朋友同行。唐先生当时在一家私人小银行当秘书，较为闲散，又从来没有到过北方，几个熟人便推选他给刘哲民做伴。在北京滞留的十天中，刘、唐二人至少有八天是用于旅游观光——这些活动在《帝京十日》一文中都有详尽描述，而调解鲁迅藏书处理事宜大约只花了半天。所以准确地说，应该是乘唐、刘二先生赴北京之机，许广平委托他们顺便去阻止鲁迅藏书出售。“专程”二字应属史料学中忌讳的“夸饰之词”。 七、关于鲁迅挚友许寿裳的夫人。书中第142页说，1941年许广平曾带海婴在许寿裳夫人陶百川家住了几天。据我所知，许寿裳一生三次结婚，配偶中并无陶百川其人。原配沈淑晖，1904年成亲，1910年去世。后续娶沈淑晖的异母姐妹沈慈晖，1909年结婚，1918年病逝。1919年许寿裳再次续弦，夫人名陶善敦（伯勤）。五四运动后，陶夫人的父亲陶保霖曾接办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书中提到的陶百川系男性，是一位名声显赫的人物，曾任上海《晨报》总主笔，香港《国民日报》社长及重庆《中央日报》总社社长。1949后去台湾后，曾任国民党总统府国策顾问。陶百川跟陶伯勤显然不是一人。 八、关于鲁迅与长征。书中援引了1966年5月许广平为江青提供的《左联时期有关三十年代后回忆资料》，说1933年至1934年某日，陈赓同志由冯雪峰陪同访问鲁迅，“详谈长征的反围剿斗争事迹”。鲁迅“认为党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史无前例的英勇伟业”，“表示要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资料，作好准备写长征的作品”。根据中共党史，所谓长征系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苏区进行的战略转移，始于1934年秋，以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吴起镇宣告结束，历时一年，经过十一个省，连续行军两万五千华里。鲁迅秘密会见陈赓将军大约是1932年底。1933年初，这时长征尚未开始，他们交谈的是鄂豫皖苏区反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情况，决不是长征的“英勇伟业”。据说，“鲁迅先生有意写红军战争题材的小说”（楼适夷：《鲁迅二资助见陈赓》）。鲁迅对长征的情况是1936年4月底才从冯雪峰同志那里了解到的，1933年至1934年怎么可能准备写长征的作品呢。 九、关于关露。书中第197页有一张照片。海婴先生写道：“我翻阅旧年的相册，发现其中一张照片中的人似曾相识。那是一位年青女士与一位少女相拥而坐，膝上有一只长毛哈巴狗——这不是三四十年代有名的女作家关露吗？”据很多知情人鉴定，这张照片上的年青女士并不是关露。这些知情人中，包括关露的妹妹胡绣枫，跟关露合办《女声》杂志的丁景唐，关露的友人郁钟馥，上海著名妇女领袖朱立波的女儿史慰慈……再说，关露还留存了其他照片，加以比较即可了然。把照片弄错其实是常有的事情，海婴先生并非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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