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风水•GDP•升迁

风水·GDP·升迁

○　陈泽泓

近年来风水之说重兴，其风光非先前所能比拟。现今已有博士导师、知名学者将历史上不上儒家大雅之堂的堪舆学说搬上了大学课室、电视讲坛、报刊专栏。据说，风水中有科学，风水也是科学，风水中有当今科学尚未能够解释的高深莫测的科学云云。

风水之说，当初兴起是事出有因的。比如说，衣食住行是日常生活所不可少的，人类要讲究住的质量，当然要留意居处的朝向位置，这关系到通风向阳，冬暖夏凉，还关系到起居、生活、交通之方便，避免外界干扰等等。先人逝世，为着不灭之灵魂，要觅个事死如生的阴宅，其地形有利于骸骨永存不朽，又能让儿孙应时祭祀时油然而生诚挚之心，如此，便应当是堪舆之说的起源，或者说堪舆说的合理内核。而这种学说一旦发展，上升为“学”，就被披上了神秘莫测的外衣。人们赋予风水多种多样满足需求的功能，上至皇帝，下至民间，皆有所求，有求即有应，自然有人以此营生，堪舆大师也就应运而生了。

《羊城晚报》2008年4月2日所载记者专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说：“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在故宫建筑中也得到运用，不一定很科学，但也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反映。”郑先生说到五行学说时口气很灵活，既没有说它很科学，也没有说它不科学，只是说“不一定很科学”。而说到“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反映”时，口气就很肯定。这话我以为说得很得体。窃以为，将这话套到风水上，倒也十分贴切。风水之说同样可以说“不一定很科学”，却绝对是一种“传统文化”，我感到兴趣的是，何以风水这种“传统文化”在沉寂多年之后，与改革开放这个新时代同时开始大行其道，不仅在民间，也在某些官方的场合受到青睐，乃至于上了电视讲坛、大学课堂、媒介专栏。

中国的民间信仰是一种非常务实的需求信仰。风水之说，有着非常实际的广泛的功能，关乎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阳宇阴宅之方位座向。如果要作学科定性的话，必然是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兼而有之。风水之功用，可谓无所不能。风水好，便有子孙满堂、财源亨通、逢凶化吉、镇邪去恶、身体健康，总之是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但古往今来，这种种的好事中，最主要的无非是保佑升官发财、子孙满堂。时至今日，子孙满堂的想望，由于封建制度与农业立国的已成既往，在计划生育国策之下，早已式微。当然，一家族中倘有运气好者，或许能带旺大家，共存共荣，但心存此想者，恐怕是不多了，因为这毕竟是未来遥远的事。剩余的想望，最实际的就是升官发财了。革命的年代，升官发财曾为人所鄙弃，当年，热血青年投奔的黄埔军校，校门门联就有“升官发财，行往他处”之语，但这也已成为历史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恭喜发财”是新年最为受用的祝词，足以说明人心所向。而升官为从政者追求之目标，也不须掩饰。升官的好处是明摆的，光宗耀祖固是一个原因，居高临下则能一呼百应的感觉也是有目共睹的。升官之后的种种好处，更是吸引着仕途中人。计划经济体制下，官本位的好处是难以尽数的，即如死后，骨灰要位列银河公墓，也明明白白规定死者就得“处级以上”。升不到处级，就享受不到这等待遇了。流传一时的“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至理名言，说得很直白，当了官就是民之主，“种红薯” 只不过是安身之下策。所以，风水虽有种种大大小小民间的官方的用途，如今最大的功能还是保佑升官发财。在升官发财成为社会上正大光明追求之目标的时代，风水既然被视为有保障升官发财之功效，当然有其新兴之理了。升官发财不仅是个人之事，更是某些特定范围的利益圈子里的人们的共同目标，讲风水也就成为某一机构、团体之共举。

近二十年来，那些曾经被指斥为“封建迷信”，一度被政治运动的狂风暴雨荡涤得几乎销声匿迹的社会现象，悄然复活了，而且越演越烈，蔚成时尚。信众不限于爷爷奶奶辈，中青年人亦大有笃诚者。热心于为这些现象推波助澜者，不仅有民间的诚信者，更有挂名于高等院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人士，乃至各级的一些机关和官员，从原来的只做不说，到也做也说。见乎20世纪80年代各地新修的地方志，基本上将这类现象归类于陋习，而今已不再会如此归类了。除了社会理念的转变，更与一些地方官员的积极参与推动大有关系，各地竞造大佛之风即为一例。而一些机关建筑中，间有堪舆杰作也不鲜见，这其中的奥秘，是要知情人指点才能看得出来的。喉舌媒介则择“善”而言，如极力渲染祭祖修祠为增强民族凝聚力之作用，夸说打醮盛会为太平盛世驱邪除疫之举，彰显北帝出巡为民俗展现，演绎八卦风水成科学精华，认定择日选辰可趋利避害。这些现象其实都很复杂，不是一句话能够说得清或可以笼统定性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是人类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社会行为，都折射出人类能力受限制和理想的实现无法自为的情况下，对命运的妥协和对愿望的追求。在习俗形成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包括择定人生目标的定位。这些行为具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反映了中国社会在特定阶段的特定国情，“传统文化”的韧性，也反映了身体力行者的复杂心态及其得以张扬的复杂背景。北宋那位执意改革的王安石曾说过：“有求求于人，无求求于神。”人到了无法相信依靠自已的力量能解决切身问题的时候，就得请出非人的力量来谋求出路。当然，到了这地步，还唱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歌时，就未免有点口是心非了。

据2007年5月12日的《羊城晚报》转引《科学时报》报导，由国家行政学院的研究员带领的课题组，就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素质调查和分析研究这一课题，于2006年9月至12月分别在上海、重庆、湖南、贵州、沈阳、西安等17个省、市、自治区和副省级城市行政学院、国家行政学院的当期县处级公务员培训班发卷调查。结果却是：过半数的县处级公务员相信迷信，在一些官员中相面、解梦、星座、求签有市场。调查显示的比例不一定绝对准确，但所说并非凭空捏造，哗众取宠。风水与相面、解梦、星座、求签属于同一类的国粹。风水说的复兴，开始还讲些环境科学之类之词，而后越渲染就越玄乎了。信风水的队伍中，竟有手握生杀大权者。2007年5月14日的《广州日报》报导，这一年元旦，广东某地法院改建门面，其原因据说是去年该法院总出事，从香港请来风水大师，不仅把法院领导的办公室布局重新进行调整，让“杀气很重”的刑庭搬出大楼，还煞有介事地指出，审判主楼东面对着工厂的大烟囱，像个灵位，需要画符驱邪；要在门口立一对石狮子以防背面阴气、暗箭；法院东门广场台阶为11级犯大忌，应改为9级。院方于是一一照办。

风水之说在官场中的确有着潜市场，引发了善于窥测风向流势的识时务学者将目光投向这个市场。某名牌大学一位著名民俗大师、博士导师撰文在一份国内外发行的刊物上发表，以广东某大城市为例，鼓吹“天意”、“风水”。其中有一段画龙点睛的话，照述如下：

“这是个实际发生的事：原市府大楼后有一泓水塘，门前又是一条大路直冲而来，形成了后无靠山，根基不稳，‘水射门庭’的局势（城市以道路为水，以屋脊为龙）。‘开荒牛’城市雕塑又困于大院之中，据说前几任主要市领导的结局都不尽如人意与此有关。后来他们把水塘填了改造成一座假山，把直冲大门的来路分为两岔，东进西出，把‘开荒牛’移至院外，局面就顺畅多了。”

这个传说似乎流传得很广，但是话从神圣的大学殿堂的高级民俗大师口里说出来，就要庄严得多了。奥妙之处在于，文中用了“实际发生的事”以证其实。奥妙还在于，所说的风水不是关乎城市经济建设或民生国计，因为这座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是关乎“主要领导的结局”是否“尽如人意”，以及行堪舆之道之后是“局面就顺畅多了”的表述。大师善于揣摸领导们关心什么“局面”的“人意”，投其所好，正中下怀，堪舆之道有市场也就自然而然了。

最近，有位曾经在电视台亮相讲县衙选址风水说的先生，津津乐道地和我侃起他的研究。他说，他在台上讲的是旧衙，实际上新建的政府办公大楼也合此理，只是不好明说。说是粤东某市政府建新办公楼时，按“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之堪舆格局规划，大院右方有大江，可视为青龙，左侧开出一条大道，暗合白虎之道，而分量未够，特建一名称为“奎元”之大厦。此中原来有玄机，二十八宿中奎星即是白虎星，特以此加重左侧分量，以与青龙之江对衡。大院前方辟广场，设置有特大型人工喷泉。如此精心规划建成的新政府大院，该市GDP之发展速度果然一年比一年快，高于粤东其他兄弟市。这位先生还说，堪舆师实是高人，才有此结果，美中不足之处是院内中轴线上的楼房列在一直线上，没有角度变化，以致建市以来数任第一把手或仕途或身体均不尽人意云云。这种先有事实后有理论或者说建筑在事实上的理论之高明，确实能让闻者不得不折服。然而粤东地区不光是其他新建的市都新建了办公大楼，原有的市也将先前的办公楼推掉，易址建新办公大楼，难道说他们就没有请堪舆高手看过风水？如果说，大家都按堪舆之道认真规划，何以独此一家风水好，何以此市发展就超过彼市？再说，总体而言，粤东经济的发展速度，就是比不上粤中，岂不是粤中的风水师更高明？为何事先不请粤中的大师指点迷津？这政府大楼的风水如何决定一地的GDP，确实是一个科学无法解释的问题，但如果有此等一劳永逸的好事，国家发改委早就应当立项，拨出专项经费来落实建机关大楼的堪舆措施，何必搞那么多的政策研究和调查研究呢？

信风水的当政者关心GDP，其实无非GDP是事关升迁的政绩硬标准，归根结底关心的还是自身升迁结局是否“顺畅”。话又说回来，如果相信只要机关大院的风水好，本人再没有本事，或再有什么不当之事，也可逢凶化吉，无碍升迁大事之顺畅，岂不是教唆当政者只须把心思放在风水上，作为仕途之押宝，何必为民心民生处心积虑？这倒使我想起揭阳城隍庙内的一副对联：“做事奸邪，任你焚香无益；居心正直，见我不拜何妨。”我以为这更是一种极为朴素极为有效的道德教育与廉政教育，也是一种人民群众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