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历史语境与文化提问

历史语境与文化提问

○　王进

当代文艺实践的发展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思维路径向前推进，各种新的艺术观念和文化观念层出不穷，其中，如何看待各种艺术作品中的“历史”，引起了理论批评界的不同反应，例如对于电视剧《走向共和》的评价就是一例。我以为，这部电视剧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探索的精神，重新演绎了这一段近代史上我们似乎已经很熟悉的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判断和想象中国的方法，其艺术的勇气和思想的新锐令人感佩。然而，该剧似乎并不被学术批评界看好，在一些操持正统理论武器的学者看来，像这样“美化”慈禧太后、袁世凯、李鸿章的“历史”是不真实的，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历史早已定论：他（她）们是卖国贼。并且，像这样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强调少数人物的历史作用也是违反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因而是错误的。我认为这种对于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是不正确的。由于它其实也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能否解放思想的大关节之所在，应当给予必要的澄清。

首先，看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如何解说唯物史观的。马克思在写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了简要概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类社会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最终进入共产主义。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由此可知，任何社会形态在历史上的出现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尤其是当这种社会形态以其符合历史逻辑的方式顺应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时，我们应当在历史哲学的高度上予以确认。许多研究者一直不愿承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于清末，是对于客观历史进程的漠视。袁世凯的统治固然是一种集权式的统治，但重要的是它是以富强和现代化的名义而进行的统治，其特征在于它把现代化这个美好的追求与集权统治和政治丑闻联系在一起，如果不是这种现代冲动受到野蛮专制的政治操作的遮蔽，它的历史进步意义难道不是应当肯定的吗？（可参看1915年《东方杂志》第十二卷杜亚泉、濮兰德诸人的文章，这是最早从国家主义立场鼓吹经济现代化的一份杂志）反过来看，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上始终表现为国家主义（新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相激相荡，个中是非恐怕很难说清。

其次，看看历史在我们的解读中是如何被阐释的。有一件批评武器一直被人们屡试不爽，这就是历史真实的判定，我们经常看到有人挥舞这根标尺进行艺术的裁判。但是其实这根标尺的有效性是颇值得怀疑的，因为历史的真相在我们面前从来都是扑朔迷离的，从我们这一代所受的教育来看，我们究竟掌握了多少历史的真相，在多大程度上切近了历史的底蕴，恐怕还不能自信地打包票。真实的情况只不过是，我们不断地在拨乱反正。而在每一次拨乱反正之后，我们又都陷入一种新的迷惘之中。这就是我们的历史遗产。在这里我无意指责我们的历史学家，他们也不容易。我想表达的观点是，我们能否摆脱历史真实的纠缠，换一个路径进入历史？现代解释学认为，作为人文形态的历史，本质上是理解和阐释的历史，它在意义的理解和显现中不断敞开，不存在一个确定不变的历史解读。某种社会历史观念的出现常常取决于一个新的文化提问方式，而这种新的文化提问方式说到底还是社会历史运动演变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对作为历史动力的生产方式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发出的文化提问，这是人高于历史的天赋权利。正是这种特定语境中的适当提问，才能检验某种理论学说的话语张力的有效性。而既然对历史的理解是作为一种文化提问方式而存在，其所具有的个体性与非普遍性就是显而易见的，不存在一个终极性的历史认识或结论。其实最近十多年来，中国思想界及海外汉学界已经有人提出了若干解读历史的新的运思维度，例如李泽厚的“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变奏”说、汪晖的“三种文化记忆方式”说、林毓生的“传统——反传统”说、李欧梵的“现代——后现代”说等等。如果不怀偏见的话，我以为这些观点是可以拿来丰富我们的历史认知的，其中李欧梵先生关于“现代——后现代”的文化提问方式尤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它是对于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史实的基本概括，也是对百年历史文化精神资源的有力激活。当我们进入这样一个运思维度之后就会发现，先进的中国人所致力的目标，正是“对现代性的追求”，我们早已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

最后，让我们回到文学，看看文学之于历史它到底应当承担什么责任。20世纪的中国文学，使命感过于沉重，文学中充斥了太多的非文学说教，拘谨的而非飘逸的，事实的而非想象的，回顾的而非憧憬的，以至于人们从文学中得到的已非快感而是痛感，从而背离了文学的本性。从6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的高压致使许多作家对政治敬而远之，以避开政治上的“雷区”，特别是近现代史上的敏感题材。人们宁肯在远离现实的历史深处“戏说”。一个让人费解的现象是，尽管有些历史题材作品并不符合唯物史观，如姚雪垠把李自成写成了八路军，二月河大肆美化那些混蛋皇帝，却没有人出来指责他们的不是，可是一旦有人试图对作为直接先驱的百年历史作出新的文化分析，提供新的文学想象，总会受到某些不应有的责难。似乎不如此便不能保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然而这样一来，文学的“创造性想象”就被剥夺了，我以为这可能是非文学性对文学的最大伤害，影响所及，可能会使我们这个民族在未来若干年内同伟大的文学创作失之交臂，只能生产一些通俗的文学读物。这里的根本原因是不能以宽容心态呵护可贵的文学想象，把文学与历史混为一谈了。亚里士多德说过，“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这种“哲学”除了强调其普遍性内涵之外，更重要的是强调其智慧特性。智慧是一种永无定论的东西，它具有非实用性与非实证性、非真理性与无定论性，孔子、老子所讨论的问题，至今仍在争论不休，这正是智慧的本性。只有无定论的问题才是真正的智慧，而真正的智慧总是无定论的，如果一旦有了定论就会变成科学，而科学总有一天会被证伪。因此，真正的文学悟性从不关心正确与否，而是关心精彩与否，看其是否提供了新的言说方式和新的想象空间。而我们以往把文学当成了科学，当成了一个纯粹的意识形态文本，这可能是以往文学理论批评最大的误区。回到文学本身，就是回到文学的诗性智慧，回到文学对现实的批判与超越的功能，回到发自内心的生命关切。前些年也曾听到“回到文学”的呼吁，但那是指告别政治，回到形式；我所说的回到文学则是包含了文学对政治的深刻介入以及对文化的深入思考。事实上在20世纪中，政治革命曾经是一场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从“红色30年代”到“红色60年代”，文化的主题就是政治与革命。在一场以颠覆为标志的文化转捩中，政治话语是最基本的言说方式，作家参不参与政治是无法选择的，马尔库塞和萨特都曾以这种方式参与其中并成就了一代大师，鲁迅和闻一多也以强烈的政治激情参与主流文化并成就了一代文化巨人，近十多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大都以其对“奥斯维辛之后”的政治反思摘取桂冠。这里的关键在于他们的政治激情是出于文化的良知而非政治的盲从，因此，他们最终完成的是一个诗性的生命和诗性的人格。当代作家在老练地避开政治的同时，也把自己造就成了庸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呼唤真正的文化思考和政治激情，我们呼唤作家积极参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对话，在世界性的竞技舞台上练把式。我坚定地认为，这是我们期待真正的文学高峰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