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解放思想贵在张扬个性与创造性

解放思想贵在张扬个性与创造性

○　艾群

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向纵深领域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人民的又一次共识。和三十年前那次挣脱“两个凡是”束缚，促使中国社会坚定不移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市场经济道路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比，这一次思想解放的重要性，暂时还没有被人们深刻认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入，它的重要性将会越来越被人们所察觉。如果说，前三十年是中国人在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迈出了对今后影响深远的决定性一步，并以充分的事实，显示出改革的巨大成功和国家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的话，那么，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我们要完成的任务，将是为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和模式铺下奠基石。如果说，在前三十年发展过程中，我们多少有些解放思想、摸石头过河味道的话，那么未来时期的发展，就应该是在科学把握纵横经纬的基础上，使中国真正进入建设现代化文明、民主、富裕、强盛国家的进步轨道。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促进中国社会改革向纵深领域发展，以当代的、世界的发展作为参照，解读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过去已经遇到，但一时还来不及解决的许多问题，就将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进一步解放思想，正面迎对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既是对我们成功走过三十年改革开放道路而到达目前阶段进行总结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国社会未来一段时间必须实现的一次新的跨越式发展的需要。

人类发展史上的任何一次思想启蒙或思想解放，都是在科学技术发展和新发现的基础上，以个性、创造性得到张扬，真理得到传播为特征的。14世纪至17世纪的文艺复兴，是欧洲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唤醒了人们对人和价值观念的认识，激扬了社会的创造精神，使欧洲实现了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转变。中国“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在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下，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西方进步文化，对封建主义进行了猛烈冲击，在一定程度上说，它也是一次影响较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给我们最深刻的体会是，没有思想上的解放，不破除迷信，一切创造性就会被人为窒息，在一潭死水的情况下，社会不可能得到进步。由思想解放形成的民主空气，服膺真理、尊重个性，是造成社会生动和富有创造性的土壤，而社会生动和创造性的发挥，又是思想能得到进一步解放的必须条件。这一切，通常首先表现在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层面上，就是有话敢不敢说？有不同意见敢不敢提？有不一样观点敢不敢发表？在解放思想问题上，这是一个老问题，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

一件十分耐人寻味的事情是，广东在提倡开展这次思想解放学习的过程中，省委书记汪洋曾在政协会议上说了这样一番话：“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这真是言中肯綮的开明之语。试想，如果在这次思想解放中，人人都只讲套话、空话，或只讲书本、文件、上级领导讲过的话，而不讲自己真正想讲的话，那还有什么解放思想可言？那不还是唯书、唯上吗？

值得深思的是，1978年那一次的思想大解放，至今已经过去三十个年头了，在讲真话、实话这个最简单、最基本的层面上，为什么我们还存在这种情况？还要做这样的动员？究竟是什么在障碍我们发表言论，影响我们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不是在我们思想上还存在着没有解放的地方，在我们头脑里还有看不见的禁区？

在是不是敢于面对真理和敢讲真话的问题上，联系的是一部整个人类的进步史。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思想解放是必须要有勇气的，有时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敢不敢讲真话，既反映了讲话者的勇气问题，也反映出社会文明进步的尺度。一个健康社会，必然是一个法制社会，在不违背法制的前提下，人们敢不敢讲话，敢不敢表达个人见解，从来反映的是这个社会对公民权利的尊重程度，反映的是这个社会的文明和开放程度。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光辉灿烂的文化。个性、生动性和创造性，一直是我们民族文化孜孜以求的东西。但是，封建专制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窒息和影响也是不能回避的事实。以儒学为代表的各种学说和以佛教、道教为代表的宗教，在给我们留下了丰厚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它负面的东西，也对我们在个人价值肯定，个性、创造性发挥方面形成了长期不利的影响，积重至深。龚自珍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对我国封建社会思想禁锢比较形象的写照。对民族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化相协调，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时期，把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任务，虽有活跃思想、生动风气的主观愿望，但后来被以反宗派为主的偏向取代了，反对僵化和教条，留下了历史尾巴。新中国成立不久后，虽然也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一点打破沉默、广开言路的气象，无奈很快也在因政治恐惧而开展的“反右”斗争中出现一派肃杀。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的个性，社会的生动性和创造性，完全被抹杀掉了，思想禁锢的程度远甚于龚自珍形容的“万马齐喑”，亿万人的中国社会，只剩下一个声音，一种文体，全体中国人甚至只穿一种服装，只有一个头脑。

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危害的流布，时至今日并没有得到完全消除。汪洋的一席话，就从发言讲话方面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中道出了问题所在。我们不妨剖析一下这些话所包含的问题实质。

所谓讲真话不讲套话，这里的套话，应当是指那些到处在用，已经到处用惯了的话。这种话，在有些场合可能是可以不用的，为什么要用呢？大概是因为用了保险。既然到处在用，谁敢不用？显然，这是指官话，上面定下基调的话。所谓讲实话不讲空话，这里的空话，很清楚是指那些不联系实际、不触及真实情况的话。这种话漂亮、好听，说多少都没问题，但因为不和具体问题发生联系，只是些口号，说白了是废话。至于无感而发的话，当然是指隐去了个人看法、观点和感受，说的都是别人说过或书本文件上写过的话，而不是自己的话。不是自己的话，也就有可能不是自己想要说的话。如果我们的文件、会议，都是由这些套话、空话和枯燥、没有个性的发言为构成内容的话，这些文件和会议的实际效果，会被打多少折扣。可现实情况却是，这样的“文山会海”，怎么刹就是无法刹住，且“文山”是越砍越高，“会海”是越削越涨。

套话、空话和毫无个性的话，实际上人人皆知，可为什么还一直在说？原因可能就在于：不得不说或者言不由衷。这就存在一个危险：从习惯了套话、空话，发展到说违心话，甚至假话！

回顾我们走过的历程，这有极其深刻的教训。这种一步步发展蔓延起来的言不由衷的套话、空话、违心话之风，最终助长了现代迷信的泛滥流行，降低了社会和公众的免疫力。曾几何时，我们不是在面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种天大的谎言时哑然失语，在“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现代迷信中集体就范吗？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给我们提供的，绝不是一个寓言式的笑话！

问题还没有到此为止。僵化、教条和形式主义这些东西，对我们现实造成的影响，还可以列举出许多方面。

比如，凡是一些重要观点或概念，一经某个文件或会议形成文字表述，就几乎是铁定，以后无论任何情况、场合，哪怕是原则意思没变，增加一个字或减少一个字，都被当作忌讳，要一字不差背下来、照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已经成为惯例。又比如，凡是一个全局性的中心任务下达后，不管小到什么单位，远到什么行业，必须也要把这个全局性的中心任务当做自己的中心任务套在头上，否则担心被批评不讲政治，不保持一致。我们一再强调反对形式主义，可在实际中，人们却普遍习惯了以形式主义去反形式主义。

这种不根据具体情况、不研究特殊矛盾、不讲个性差异的思维方式，还广泛表现在城市定位、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甚至一个行业、一个典型、一种类型的建筑模式，都有可能动辄一窝蜂、一哄而上，照葫芦画瓢，要么没有，要么都有；要么不干，要么都这么干。这中间所走的弯路，产生的资源浪费，付出的成本代价和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我们究竟该怎样衡量呢？“瓶颈”，现在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比起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模式、能源道路交通，什么才更对我们的发展形成制约因素？我们最严重的瓶颈是什么？难道不可以说是跟风，没有个性，缺乏创造性吗？不可以说是僵化、教条和形式主义对我们造成的危害吗？

伴随任何一次社会大变革进程的，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风雷激荡。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欧洲近代社会的长驱直入。同样，没有“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就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三十年前的那次思想解放运动，其重要意义已为历史证明。但只要我们不回避客观现实，就会发现，当时思想解放的核心落脚点，还是在挣脱长期套在人们身上的“两个凡是”枷锁，破除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影响经济建设的障碍，以实现社会转型。而对形式主义、教条僵化，这些影响民族文化和民众思想较为久远、较为普遍东西的清理，毕竟还来不及摆到我们面前。事实表明，我们推开了“两个凡是”，但在有些地方，也许还存在其他一些表现形式的“凡是”，我们破除了某些迷信，可在另外一些地方，只要一不提防，又生出新的迷信。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世界各国历史上的改革，无不紧密联系着文化。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努力激发全民族思想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借以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说：“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利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尽管我们并不赞同亨廷顿将文化繁荣和权力扩张等同而视的观点，但一个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因素。未来国家的竞争，将更加体现在文化的竞争。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努力，已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中国，决心通过继续努力，一步步迈向更加文明、民主、富裕和强盛。实现这个宏伟目标，百花齐放、万马奔腾，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社会局面，无论如何是必须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最终会革除那些顽固影响了我们很长时间的弊端，使我们本来就具有的个性和创造性得到张扬，从而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中华民族是富有朝气、魅力和活力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