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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东平文存》编校后记
○ 罗 飞 一 《丘东平文存》共分四辑。头两辑为作品，第一辑所收写于抗战以前，共7篇；第二辑所收写于抗战期间，共18篇；第三辑为书信，共23件，另附周行的信一件；第四辑为“同时代人回忆中的丘东平”，即其他作家对于东平的回忆或对其作品的序跋、题记、小引之类。 入集作品未按题材分类，各篇混合收录，大致按写作时间顺序编排。作品在艺术水平上可能有高有低，但总的读来，有着一颗战士的心跃然纸上。——“要说他底精神已经远离或死去，那是决不会有的事情。”这是胡风先生抗战胜利前夕纪念东平说过的一句话，今天读来仍有其现实意义。 在《东平短篇小说集》的“题记”里，胡风还提到： 东平为它战斗、为它献命了的祖国底明天终于要到来，那一天也就是东平在全貌上和读者见面的一天罢。 这个“在全貌上”只可能属于一个祈使句。事实上，抗战胜利以后，东平的战友彭柏山把他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茅山下》在解放区用土纸印刷过一次。1947年周而复主编《北方文丛》，将《茅山下》收入第一辑，并在香港正式出版；1949年8月上海三联书店又再版一次。但两次印数都不多，现已成为珍本。 建国初期，不少作家出版了“选集”、“全集”，而未得到文艺界掌权人物青睐的东平，不但没能“在全貌上和读者见面”，连选本也没有一个。直到1953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才出版一本由彭柏山作序的《东平选集》。封面设计成一块碑状大理石，满版灰色云纹，印有彭柏山题写的“东平选集”四字，简洁，朴素，既可视为作者的“墓碑”，也可理解为他在文学事业上的“里程碑”。选集印了21000册，印数在当时不算少。不料1955年胡风事件发生，经手此书的责任编辑、校对、出版印刷人大都沦为“胡风分子”，该书亦因胡风之友“彭柏山作序”而犯了忌，因此牵连到已故作者丘东平，他的作品同样遭禁了几十年。直到28年后的1983年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才将这本《东平选集》重排出版，这次印数为13500册。此外，同年6月，东平家乡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另一本遗著《沉郁的梅冷城》，印数不详。 本书编者曾力图搜齐东平全部遗著，以便展示作者“全貌”于读者，无奈历经劫难，未能发表的遗稿固然无从觅得，一些已经发表的也由于战争环境未能保存，只得付诸阙如。长期搜求，所得止此，实属遗憾，端赖今后有心人有所发现，再作补充了。 这里须加说明一点的是，集中《给予者》一文原来署名“集体创作”，收入个人专集是否妥当，曾经有所考虑；从署名人之一的于逢的回忆录得悉：《给予者》的“主题和人物则主要是由欧阳山和东平两人研究确定的，后来由东平在汉口一人执笔写成，体现他本人的一贯风格，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个人的部分经历和思想脉络，成为东平著作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在《不安静的灵魂》一文中，于逢说得更明确：《给予者》“这篇小说虽是集体创作，但除了扉页上由欧阳山写的一段题辞外，完完全全是他（指东平——编注）个人的劳绩，彻头彻尾是他的格调，代表着他最初对于抗战的观念和歌颂的”。[2]由于上述原因，把这篇小说收入以“东平”署名的选集中，编者以为是没有问题的。 二 东平生于20世纪上半叶世界激烈变动的时代，很早就参加了革命，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地委秘书；17岁参加海陆丰人民武装起义，以及保卫红色政权的斗争。这时期的战斗生活，在他后来的作品中都有较为翔实的反映。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失败后，他偷渡去香港，打工度日，当学徒，做鞋匠，以至捕鱼捉虾……，尝尽了人间的辛酸。但是苦难的生活，却使他和高尔基的作品结下了不解之缘。1934年，他向吴奚如谈起过：高尔基“唤起了我底理想和力量”，“我也怀着高尔基少年时代的苦力者底心情，写了不少文稿”。这些最初练笔的文稿，他虽自觉“十分拙劣可笑”，大都扔进了大海，但他后来发表创作心得，论及生活与作品的关系时，往往又是以高尔基作为效法对象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响应党的号召，为推动国民党军队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担任了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的秘书。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中，东平随翁照垣战斗在上海闸北战场，扼守吴淞炮台。由于蒋介石 “攘外必先安内” 的政策，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剿共”，东平愤怒地离开所在部队重返香港，开始办刊物宣传抗日主张。在《新亚细亚月刊》创刊号上，东平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梅岭之春》。该刊为港英当局勒令停刊后，他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决心献身于革命文艺事业。这期间，东平写出了享誉海内外的短篇小说《通讯员》，初发于周扬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第一卷第4期。1934年，鲁迅和茅盾应美国作家伊罗生邀约，编了一本“现代中国左翼作家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收入了东平的《通讯员》。 1935年，东平接受中央特科的工作任务，到日本做十九路军在日将领的工作。同年三四月间，在东京由十九路军一位团长的介绍，开始与郭沫若相识；为了听取郭对其作品的意见，他与郭有过通信来往。在《东平的眉目》一文中，郭沫若从东平两千多字的长信中摘引了一段后者对自己写作的“预期”，原文如下： 我的作品中应包含着尼采的强音，马克思的辩证，托尔斯泰和《圣经》的宗教，高尔基的正确沉着的描写，鲍特莱尔的暧昧，而最重要的是巴比塞的又正确又英勇的格调。 见到这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居然对自己有这么大的“预期”， 郭沫若不禁既钦佩又有所保留地说，“单这一句话可见得东平的抱负的不凡，而他的诗人气质是非常浓厚的”。虽然“诗人气质”云云，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调侃意味，但郭沫若毕竟也很理解东平，因为他说，“有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目标，要想达到这个目标的努力所课于东平者的苦闷当然不小”。接着，他还引用了东平信中的话： 我是一把剑，一有残缺便应该抛弃；我是一块玉，一有瑕疵就应该自毁。因此我时时陷在绝望中……我几乎刻刻在准备着自杀。 紧接着郭沫若又说，“这是醉心于‘不全则无’者所共同的苦痛，我自己觉得是很能够了解”。 “不全则无”（All or Nothing），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1866年所写剧本《布兰德》的主人公的一句台词，对“五四”之后的中国青年产生过很大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者，为了表现不妥协的精神，往往借用这句台词。这个愤激语或有人直译为：“全或无”；郭沫若则似乎更恰切而顺畅地译为“不全则无”。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东平对实现艺术创作的“预期”目标所表示的坚决，同他对于人生的执著相一致，他甚至以极而言之的“自杀”云云来为所谓“无”设限，也就不足为奇了，而郭沫若才因此有“很能够了解”的感觉。不料东平去世后几十年，有人为了证实他“不是死于日寇之手，而是死于自杀”的流言，竟征引他致郭沫若的长信为证，作出了“一语成谶”的判断。其实，仔细阅读《东平的眉目》一文，求实领会郭沫若关于东平“自杀”二字内涵的说明，当会更能看出东平性格的倔强和他的人格光彩。 三 再谈谈东平和周扬的关系。 前文提及东平的《通讯员》初发于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足见他们相识于“左联”时期。该期“编辑后记”对这篇小说有如下肯定的推介文字：“……《通讯员》便是一篇非常动人的故事，这阴郁、沉毅而富于热情的农民主人公，使人联想到苏联小说中所反映的卷入在‘十月’的暴风雨里俄国农民的性格。”这表明当时周扬对东平文学创作的肯定。而鲁迅和茅盾所编的《草鞋脚》选入《通讯员》，在“作者介绍”里是这样说的： “东平，是笔名。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曾在苏维埃区域内做过工作。这篇小说是他的第一篇，也许他只写过这一篇。在所有现代中国描写‘苏区’生活的小说中，这篇是直接得来的题材，而且写得很好。” 从东平的《通讯员》不免又联想到有关的一些文坛旧事。就在发表《通讯员》的同期《文学月报》（1932年11月出版）上，还发表了一首署名“芸生”的诗《汉奸的供状》，原意是讽刺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的反动言论，但诗中多有“辱骂与恐吓”之类的语言。鲁迅读后感到“非常失望”，于当年12月10日，即刊物出版不久，给主编周起应（即周扬）写了一封信，提出自己的看法。该信先以《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为题，发表于《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上（12月15日出版），后被作者收入1934年3月初版的《南腔北调集》中。1942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提到此信，并将它列为干部学习文件之一。 这份40年代的整风学习文件，在问世的当年却曾惹出不小的“是非”。就在鲁迅那封信发表不久，1933年2月出版的《现代文化》第一卷第2期上，刊出了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四人联署的文章，《对鲁迅先生<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为芸生诗中所表现的错误辩护，并指责鲁迅的文章“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具有“戴白手套革命论的谬误”，“是极危险的右倾的文化运动中的和平主义的说法”等等。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这四人联署中有丘东平的名字。 四人中，首甲为祝秀侠的化名，他是广东番禺人，曾为“左联”成员，后投靠国民党反动派；方萌，系田汉化名；郭冰若，系阿英化名。只有丘东平用的是真名，由此可见他的“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其实，对于这些化名伎俩，鲁迅当时一目了然，他在1935年4月28日致萧军的信中说，“……我先前也曾从公意做过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郭冰若的名，令人疑（心）是郭沫若的排错者。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模胡胡，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怕了。……我的心至今还没有热……” 但是，1934年鲁迅编《草鞋脚》时，仍将一年前参加攻击他的丘东平的作品《通讯员》收了进去，并以肯定的评价向国外介绍，这也许是由于东平用了真名，得到他的谅解和宽容罢。只是在那封四人联署的文中，祝秀侠、田汉和阿英攻击鲁迅，自有其历史渊源，不足为怪，但丘东平的参与，又是什么动机呢？用黄源的话来说：“丘东平初出茅庐，与他有什么关系呢？”这里除了为周扬“打抱不平”，大概很难有别的解释。 但“打抱不平”却使丘东平一度背上了黑锅，连他在新四军的战友黄源（1941年东平于苏北牺牲时，为他主持葬礼的“鲁艺”负责人）甚至揣测过那篇肇事的《汉奸的供状》，“十之八九是他（指东平）所写”。但后来也是黄源本人，否定了先前的揣测，于1975年5月10日写信告诉楼适夷：“（写《汉奸的供状》的）芸生是丘九是邵荃麟对冯雪峰说的，说丘九是宁波人，党员，已死。”当1983年版《鲁迅全集》第4卷有关“芸生”的注释，公开注明为“丘九如”时，东平才不再背写《汉奸的供状》的黑锅。然而，他参加“四人联署”攻击鲁迅，客观上却是一件难以否定的遗憾。所以胡风称这次东平参加了的抗议只是不顾战略要求的、有害的意气的举动。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据绀弩回忆，鲁迅先生下葬的那天早上，他回上海去殡仪馆的路上，碰见东平买了块白布，自己写上“导师丧失”四个拙劣的字。我以字虽“拙劣”，但无疑表示了东平对鲁迅先生诚挚的敬意。 1950年3月14日，开国大典过后几个月，在北京召开的京津文艺干部大会上，当年发表《通讯员》的周扬，却公开地把为自己打抱过“不平”的丘东平，和蓄意要打击的胡风拉扯在一起，鄙薄地说：“他们小集团中间也有为革命牺牲了的东平。为革命牺牲是值得尊重的，但当作作家来看，那死了也并没有什么可惜。”——以周扬当时的地位来说，这样鄙薄一位已经牺牲多年，自己本来也了解的战友作家，应当说是相当轻率的。 也许有人会说：周扬认为东平“为革命牺牲是值得尊重的”，也就是肯定了他是“烈士”嘛！然而周扬的鄙薄态度，使这个“烈士”称号，后来也被打上了问号，蒙上尘垢。 先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部以东平自杀而死为题材的小说；继而又有学者、教授信以为真，或是考证，或是编史，通过“自杀”一说，竭力寻找东平身上“尼采思想的影响”，以证实他“思想气质上不很健康”云云。虽然东平在新四军的战友和领导黄源、孟波、章枚、沙地、陈辛人、草明等人，曾群起指正其谬误，但到21世纪，仍有青年学者在研究“七月派”的专著中，继续采纳“东平自杀”说，实在令人遗憾。2002年8月，笔者曾给一位“七月派”作家评传的作者写信，提供了自己手头保存的有关东平牺牲的资料，并建议他注意避免以人为证，凭空推论的错误，要以亲见为准，以“东平自杀的弹壳”实证为准。为了澄清“东平自杀”的流言，笔者还写有一组文字，收入拙著《文途沧桑》中。 四 有必要着重说一下收入本书的题为《并不是节外生枝》的东平写给胡风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作家的“生活与创作关系”问题，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就不断引起争论，到21世纪的今天似乎还未理清。东平信中最惹眼的一段原文如下： 对于没有生活就没有作品的问题，人们举出来的例子总是这样说：高尔基如果没有在俄罗斯的底层里混过，高尔基就不会写出那样的作品，今天的苏联，不，今天的世界也就没有那样一个高尔基。但有更重要的问题人们没有提出：俄罗斯当时有多少码头工人，多少船上伙夫，多少流浪子，为什么在这之中只出了一个高尔基？高尔基有没有天才我们不能肯定，但高尔基能够用自己的艺术的脑子非常辩证地去认识，去溶化，去感动，并且把自己整个的生命都投入这个伟大的感动中是铁一般的事实。这就要看自己的主观条件来决定了。在这里，我很高兴举出一个例子：就是一块磁石说吧，磁石在主观上决定自己是磁石之后，他就能够吸收了。不然，对于一块石头，钢铁也要失去存在的价值！中国的作家，直到今天还说没有认识生活，没有和生活发生关系，我觉得这将不免是一种嬉皮笑脸的态度。其实，中国作家（尤其是年青的）早就和生活紧紧配合着了，问题是缺少许多像磁石一般能够辩证法地去吸收的脑子。磁石和钢铁是两种对立条件的存在，人们要说我是观念论者也不可能！ 以上这段信文被胡风数次引用，因而犯了大忌，使他和东平都遭到了“报应”。 先是在1945年12月出版的《希望》杂志上，胡风用这段话作过“卷首语”；之后1948年秋在《论现实主义的路》这本专著中，他再次引用它。这样一而再地宣传这种被周扬等人所指责的“错误的思想”，胡风是不会有太平日子过了。1952年11月专门召开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上，东平的这段引文被列入批判材料。会上，林默涵、何其芳分别作了重点发言。林默涵指责说，“实在东平的话是错误的”，胡风引用东平给他的信，“实际是取消了理论领导，又取消了生活实践”。[3]何其芳则说：“东平的错误当然由东平负责，他如果活着，接受了毛泽东思想，也一定能纠正这错误。”[4] 会后，林默涵、何其芳于1953年1月9日和2月1日又分别发表了批判胡风的长文，其中对东平，林默涵如是说： 胡风认为我们的作家早就和生活紧紧结合了，问题仅仅是作家不会吸取生活。他不止一次地引用一位已经牺牲的作家东平的话来宣传这种观点。东平说：“中国的作家直到今天[日]还说自己没有认识生活，没有和生活发生关系，我觉得这将不免是一种嬉皮笑脸的态度。其实中国[的]作家（尤其是年青的）早就和生活紧紧配合[着]了，问题是缺少许多像磁石一般能够辩证法地去吸收的脑子。”[5]事实不是如此，我们的作家并没有早就和生活紧紧相结合，相反地，是普遍地脱离人民群众的生活，特别是劳动人民的生活。而作家生活的能力，只有长期在生活中不断地锻炼才能养成，不深入生活，就永远不能够吸取生活。东平说：“俄罗斯当时有多少码头工人，多少船上伙夫，多少流浪子，为什么在这之中只出了一个高尔基？”这也显然是片面的看法，并不是所有码头工人都成为高尔基，但高尔基之成为高尔基和他曾经做过码头工人、曾经经历过那样复杂丰富的生活是分不开的。应该指出，东平的这些意见是片面的，因而也就是错误的，而胡风就利用了东平的这些话来宣传他的错误观点。[6] 林默涵在这里回避了东平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这之中有同样的生活经历的高尔基的同事们，没有另外再出一个高尔基？没有人说高尔基丰富的生活不重要，但是“为什么”在这同一生活中没有再出另一个高尔基？应该回答的是“为什么”。回答不出“为什么”，怎么能指斥提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呢？ 何其芳把1952年12月11日在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口头发言转换成文字：《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其中批评丘东平的这段引文，也还是没有回答出东平所提出的“为什么”，但仍旧坚持说：“这段话的不正确是明显的”，“高尔基的成就（中略）说到最后，最根本的条件还是他的生活经验，他的社会实践。”“一个作家就必须首先经历了丰富的生活，然后才有可能有充足的创作原料，然后他的修养也好，创作态度也好，才有用武之地。因此，在种种条件之中，到底什么最根本呢？（中略）不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只能是作家的生活经验，作家的社会实践。”[7] 说得似乎是铁板钉钉不可移易的真理，但却经不起一些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经验的反驳。若援引经典作家的例证，可能有人会指责这是“资产阶级作家”之例，那就以无产阶级的创作家兼理论家何其芳本人为例吧。 何其芳1938年到延安参加了革命，不久到延安郊区帮助农民秋收，后来又去了前方，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他到过晋西北，到过晋察冀边区，到了冀中，和八路军的战士和干部一起行军，一起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一起进军冀中平原，遭遇日本鬼子的“扫荡”；不断地夜行军，不断地与敌人打圈子；……后来又到重庆蒋管区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建国后又参加了历次政治运动。如果说他没有丰富的生活，那恐怕真如东平所说：“这将不免是一种嬉皮笑脸的态度。” 何其芳不但有生活，而且深入了生活，他认为自己通晓马列主义，谈论起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更是头头是道。按照他的理论，他就应该写出富有艺术力量的文学巨著来，成为一个中国的高尔基，以证实东平和胡风的理论不过是无稽之谈。然而，在1949年底，他却说出这种使人泄气的话来： 有一些朋友关心我，问我为什么这几年来没有什么创作。我的回答是很简单的：主要就是原料不足。 生活如此丰富的何其芳，还说“原料不足”，那问题究竟出在何处？ 借用东平的话说：恐怕是因为何其芳虽然长期深入在丰富的生活之中（那都是些丰富的革命斗争生活，既在“之中”，总不能说没有“深入”吧），却没有“能够用自己的艺术的脑子非常辩证地去认识，去溶化，去感动，并且把自己整个的生命都投入这个伟大的感动中”去。东平说得好：“磁石在主观上决定自己是磁石之后，他就能够吸收了。不然，对于一块石头，钢铁也要失去存在的价值”——主观上不是磁石的作家，在生活的海洋里四顾茫茫：哪里能找到他写作的“原料”？年轻时，我曾读过何其芳的几本集子，印象较深的还是《画梦录》。我不相信何其芳原本不是磁石，但是事实证明，他终于被“消磁”了，因此只能因“原料不足”，再没有什么创作了！ 失去自由、被关在监狱里的胡风仍念念不忘东平这段精辟的见解，1976年到1977年间他在《简述收获》的“交代材料”中说： 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有着产生优秀作品以及杰出作品的充分的客观根据。人民生活和斗争随时随地都向作者展示着历史内容，供你汲取。连国统区都是如此。问题是要你有汲取的内在要求和努力。在抗战初期，烈士东平就指出过：中国作家处在生活中了，现在还说脱离了生活，所以写不出作品，这将不免是一种嬉皮笑脸的态度；问题是要你有一副像吸铁石一样的辩证法的脑子。抗战中期我曾经又引用在杂文里面。整思想的时候[8]，何其芳责问我：把一个死了多年的同志的这段话又引出来是什么意思？我当时没有胆量回答他。什么意思？引出来献给青年读者和作者，应该热忱而又严肃地对生活环境中的人和普通劳动人民，他们身上就流贯着历史内容和斗争要求，都能够成为创作的源泉和酵母。有这样的心肠才说得上学习社会，才能开拓通过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当然，也同时写给应该写出优秀作品的何其芳这样的革命家们看看当作参考。不过，东平说的“辩证法的脑子”，那是一个临时用语。不应该仅仅是理智活动，应该是始终不脱离感性活动的，理性和感性结合在一起的实践精神要求。我用过的，闯了祸的主观战斗精神就是指的这个。[9] 胡风对东平的这段遗言始终不忘，并非只是为自己辩护，因为这乃是艺术创作中的根本问题。然而，胡风寄希望于本来“应该写出优秀作品的何其芳”，却始终未能写出优秀作品来，除了令人遗憾外，岂不更值得深思？不过，东平引文所提的“辩证法的脑子”是指“理智活动”。狱中的胡风深怕这一用语会误导读者，便在自己的“交代材料”中加以补充，即在创作过程中千万不能忘记，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是个“感性与理性相互结合的活动”。 何其芳自己也并非没有感觉，他在《散文集》“序”中就坦率说，写不出什么作品来，“我的心境却不能用别的字眼来说明，只能叫做难过。这还不仅由于可选的文章太少……但更使我抑郁的还是我发现了一个事实：当我的生活或我的思想发生了大的变化，而且是一种向前迈进的变化的时候，我的所谓散文或杂文都好像在艺术上并没有什么进步，而且有时甚至还有些退步的样子。”[10] 何其芳逝世十年后，1987年12月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有学者说，何其芳多次提起他“思想上不断获得进步之后，自己的创作没有相应的进步”，“而且有时还有退步的样子”。[11]不久，就有人把这种所谓“思想进步，创作退步”的现象称之为“何其芳现象”[12]，并在一段时间内其所以然更引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何满子先生对这个现象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他以为“世界上二律悖反的现象是有的，但（中略）退步创作和进步思想齐头并进的理论却难令人信服。问题恐怕是被称作‘进步’的那种思想，到底是否真的进步。检验的结果，十之八九创作退步和思想退步成比例的一元论的结论，为近乎事实”。[13]看来所谓“思想的进步”不是光靠贴“阶级”标签，不是自称“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就可以奏效的，还需要将自己的理论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需要拿出有艺术力量的作品来，同时还需要自己的理论能让其他的接受者取得同样的成果。——然而，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何其芳先生，不得不又落空了！ 继续引用何其芳本人提供的例子： 有一次，一个作者告诉我这样一个情况，有些年轻的作者这许多年来确实是在下层群众中工作着，生活着的，因此他们有许多生活经验，许多材料，但是他们却组织不起来。当时我是不理解这样的情况的。我有些奇怪，怎么会有了生活经验，有了材料，却组织不起来呢？[14] 确实，不要说何其芳先生“不理解”以至有些“奇怪”，他的一般读者恐怕也很“不理解”，也很“奇怪”。 何其芳批判东平的“错误的”、“片面的”创作经验时，口头上、文字上都如此斩钉截铁地说： 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既然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一个作家就必须首先经历了丰富的生活，然后才可能有充足的创作原料，然后他的修养也好，创作态度也好，才有用武之地。因此，在种种条件之中，到底什么最根本呢？……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只能是作家的生活经验，作家的社会实践。[15]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任何问题都应作出严格的唯物主义的回答。那么，这些年轻的作者有了何其芳所谓的“最根本的东西”——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为什么还不能出作品呢？何其芳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后来我才想通了”，原来“文艺作品必须善于写矛盾和斗争”，人们之所以出不了作品，是与“不善于写矛盾和斗争很有关系”。何其芳花了很多篇幅写哲学讲稿，而后总结性地回答：“要解决这个问题，以及要解决其他的创作上的问题，也并没有什么巧妙的方法，只有学习。不善于写矛盾和斗争的原因既然是对于现实的认识不足，那么解决的途径也就只能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其所以不能写出作品，写出有艺术力量的作品，“正是我们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这两方面都还很不够的必然的表现”。[16] 从这种高度的原则性概括来看，中国最能出作品的人首推何其芳先生无疑，因为他手上似乎掌握了能够写出体现时代精神历程的好作品的“钥匙”。然而，人们的这个正常期望又落空了！相反，倒是被何其芳、林默涵他们斥责过的，发表了“片面的”也就是“错误的”写作经验的丘东平，却留下了一些让读者可以触摸到他生活过的那个时代的脉搏，和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在抗击侵略者的战争中一股浩然之气的艺术作品。 这个奇怪现象实在是耐人寻味的。 书信部分总的说来值得重视。晓风整理的丘东平给胡风的20封信，曾刊发过的在外界已不多见，另有4封则是第一次发表，弥足珍贵。所附周行一信，与东平给罗果夫的信相关，所以收入。我只知周行与邵荃麟、丘东平、吴奚如相识，在《七月》2集2期上发表过收入本书的《关于〈在抗日民族革命高潮中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一文，还发表过“时评”《关于〈华威先生〉出国及创作方向问题》和译文《高尔基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胡风曾帮他校阅并出版了他翻译的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1943年桂林版）。40年代他在桂林西北山乡教书，从日文和英文翻译了不少苏联作家的短篇论文，惜多散佚。抗战胜利后，在广州出版不定期刊物《草莽》。广州白色恐怖期间，文化人士大都逃亡香港，周行病重无法离去，为免遭不测，把手稿寄存乡下，可惜作者逝世后同样散佚殆尽。1952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他零星译自苏联刊物的一本由家属编成的《作家研究》，共11篇，其中收有法国罗曼•罗兰的《回忆雨果》。 五 本书第四辑收集了各时期“同时代人回忆中的东平”。作者有郭沫若、胡风、彭柏山、聂绀弩、石怀池等。在许多著名作家中夹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陌生人——石怀池。据了解，他是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学生，原名束衣人，写过诗，写过小说，惜未能充分施展其才华；1945年7月因嘉陵江渡船超载，没于急流中，未能获救，时年22岁。对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靳以先生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最能显出他的才能的是理论和批评。……他不发空谈，每一个意见都有依据，他绝不信任幻想，也不以自己的好恶为本，他全以多数读者的意见为意见，根据正确的理论，是非公允，态度严肃。一面可以指引读者，一面也使读者见到众人的意向，他不玩弄技巧，批评别人，炫耀自己；他也不站在门户的私见上，为自己的友人喝彩，抹杀他人的一切。他的颂扬和贬斥全是极其恰当的。所以，他的写作才能，被许多编者认识，他的作品不断地在许多刊物和报纸上登载。”[17]石怀池的《东平小论》写于1944年10月，1946年被胡风刊发于《希望》2集3期，这时作者已经离世。胡风在“编后记”中为这篇评论写道：“……可以看出他迫近了体现着时代脉搏的现实主义的生命，但因为他的理解还停止在一个最本质的内容面前，一直搁着没有发表，想不到现在竟兼作对于他自己的追悼了。” 或有读者会置疑：前面靳以先生对石怀池的评价：“他的颂扬和贬斥全是极其恰当的”，是否包括《东平小论》？评价文字中似乎并未对《东平小论》作出具体的肯定。但实际上读者有所不知，靳以先生早在1934年就很欣赏丘东平了，因为东平那时就在卞之琳和靳以主编的《水星》月刊上发表过作品。据卞之琳先生回忆：“当时靳以和我十分欣赏东平的散文或小说短作，文章风格似粗而细，似直而曲，节奏快而韵味长。他是全面抗战开始后在南京一带真刀真枪打游击，作战牺牲，成了烈士。”[18] 早逝似乎久已被人遗忘的石怀池，到了21世纪仍然有人想起了他，真正应验了靳以先生的评价：他真的具有了“不朽的生命”。只可惜心怀历史成见的人，其“文学批评方法和批评角度”和实事求是的靳以先生相反，说什么胡风在重庆期间抗击文坛颓风，石怀池充当了急先锋，打击了一些所谓不该打击的作家；并称：“石怀池的文学批评方法和批评角度深受胡风思想的影响”。实在应该庆幸石怀池早死了十年，否则按戴有色眼镜者的逻辑，他也难逃1955年胡风案一劫，最起码要戴上一顶“胡风影响分子”的帽子。好在，石怀池人虽死而作品犹存，后人正好各自作出评价，是非大致总有公论。 最后抄石怀池的《东平小论》的末几行，结束本文。 高尔基说：“我们都饿于人间爱。但人在饿着的时候，烤得坏的面包，也是美味的。”[19]东平的作品是有缺点的，但他的更光辉的超过一切的天才的光芒压过它，它不是“烤得坏的面包”。 它本来就是“美味的”，那么“饿于人间爱”的我们怎能不宝贵地重视它呢？ …… 东平已经死去，但他底晶钢底雕像永远活在人民底心里。 “对于纯美的人们，让永远的记忆长在！” 是的，我们的民族不应该健忘，会永远记住包括丘东平、石怀池在内的那些“纯美的人们”。 [1]丘东平：《沉郁的梅冷城》“编后记”，花城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45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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