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苑：杨周翰：在矜持的背后

杨周翰：在矜持的背后

○　柳鸣九

杨周翰先生去世已经有十来年之久，说来奇怪，我还经常想起他，他是我已故师辈人物中经常引起我怀念的一位，虽然我跟他接触甚少，甚至可以说只是点头之交。

杨周翰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教授，在西语系，以曾获牛津大学过硬的学历与讲得一口地道牛津腔英文而闻名。20世纪整个下半期，中国高等院校文科所有的学生，恐怕没有人不知道他，那个时期，以他为主所翻译的两本出自苏联学者之手的欧洲文学史论著，曾经是大学生们所能读到的唯一的两本此类史书；到了60年代，他所领衔主编《欧洲文学史》上、下册更是建国后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此类论著，很快就成为了高等学校文科的必读书与教材，一直到改革开放后仍然如此。与他并列主编的还有北大的两位著名教授吴达元与赵萝蕤，而参加其中个别章节编写的还有冯至、田德望、闻家驷、朱光潜、沈宝基、盛澄华以及戈宝权、杨耀民等学界名人。此书的编写实际上集中了北京大学西语系所有文学史教学的精华，作为领衔的主编，杨周翰的重要学术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杨周翰当时一直担任西语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的主任。据我所知，在北大西语系，语言教学与文学教学是严格分开的，有关文学教学的教学任务与人员编制都集中在文学教研室，朱光潜、闻家驷、赵萝蕤、李赋宁都属于这个单位，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杨周翰曾经一时是一只“领头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领军人物”，至少是个组织者。

在“大军团”合作的项目里，往往很难看出参与者各自独特的学术个性，《欧洲文学史》甚至没有说明哪一章哪一节是由谁执笔，何况建国初期阶段，在文化理论意识形态上一直就是向斯大林——日丹诺夫苏式论断“一边倒”，即使像杨周翰这样有深厚西欧文学修养的学者亦可不避免“讲套话”的命运。学者的精神素质、兴趣选向往往只能从其个人的学术文化作为中看出若干端倪，而且还得看学者本人是否有此自觉，以及社会大气候是否提供了实施的可能。据我所知，杨周翰除了在北大教书育人、主编了《欧洲文学史》外，在译著方面，主要的业绩是翻译了罗马诗人维吉尔著名的史诗《伊尼德》与奥维德的《变形记》，在著书立说方面则留下一部关于英国17世纪文学的专著。

在当时，译介与论述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几乎是时髦成风。杨周翰所潜心致力的这几个项目全是“冷板凳”，而且其难度也很显而易见，至少两部罗马史诗的翻译就要求译者精通拉丁文，而17世纪英国文学研究对中国人显然也较为远僻，但它们对于近代欧洲的文学艺术发展而言，却都是不可忽视的源头。在这里，杨周翰表现出了一种纯粹古典的文学趣味，一种长途跋涉、究本求源的学术热情与不畏艰辛的治学态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英国十七世纪文学》绝非一部平凡之作，它的论述范围完全达到了文学史的广度与规模，而论述的深度却大大超过了即使是很具有分量的文学史著作，而达到专著专论的精深之度。以我之浅见，它是建国后英国文学研究领域中最有分量的一部学术力作，甚至直到今天仍可以这样说。

在北大时期，我们是抬头仰望着杨周翰在隆起的学术舞台上活动。大学毕业后，我自己也有幸蹭上了这个平台，得以比较近距离接触杨周翰。先是因为杨周翰是“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编委，而我正分配到这个刊物的编辑部当翻译、编辑；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全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中心，经常举行一些会议与学术活动，杨周翰从来都是被邀请的重要来宾，而我这个研究所的“中青年业务骨干”总有机会忝列于这些会议与活动，这使我有了一些与杨周翰“同会”的荣幸。虽然从来没有“共事”的经历，甚至从来没有学术上的交往，但我在生活中经常喜欢当莫里哀所说的那种“静观者”，特别是为我当时所景仰的人物，这些“静观”成为了我精神受益的一个途径，也成为了古稀之年感怀的源泉。

我所见到学术场合上的杨周翰是一个绅士风度十足的人，他这种风度不是表现在衣着上，而是表现在谈吐上、在行为举止上，特别是在由于教养、因内而外却难以言传的气度上，当然，他的衣着也很整洁、贴身、讲究，虽然他经常只穿布料的中山装，几乎从来不穿正式的西装；当然，他的行为举止中也有那么一个令“同会者“颇为头疼的习惯，那就是他有抽烟的习惯，而且烟瘾不小。但你不可否认，他抽烟的身姿与手势均甚为优雅，绝无瘾君子那种洋洋自得、摆谱作秀、旁若无人的狂态。应该说，他在场面上有一点著名学者似乎不可免的那种威严，如果说威严过重了一点，说矜持是蛮可以的。的确，他不苟言笑，谈吐虽然得体、平和，却并不那么使人感到亲切，风格显得古板，似乎颇得严谨的英国绅士之真传，至少是英国风习熏陶的结果。对他的同行同辈，他都很彬彬有礼，但显然很有距离，甚为严谨、矜持，甚至似乎有点“端着”、“挺着”的味道，在我这个“静观者”看来，他的神情神态中，仿佛总有一种沉郁的甚至低压的成分，也许是他某种内心状态的外化与流露，究竟是什么，我始终说不清，直到他去世后我听说他的某些“存在状态”，才比较有了若干理解。要知道，“学场”并不比“官场”简单、纯净，这里的一切，也往往是政治处境、权位等级、学养高低、成就大小的综合反映，一个人在这场合里的行为方式、处事风格往往有其深层的缘由。

也许在学场上我对他来说不是任何关系的体现者，只是较远处的一个后辈，因此，从我个人的极少的几次接触经验中，杨周翰先生倒是充满了善意与热情，特别使我感到平易亲和、坦诚率直，完全像一个宽厚、慈祥、热心、有亲和力的长者，虽然我跟他很不熟，也从不敢主动接近他。至今我念念不忘的还有这样两三件事：

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次在会议的间隙中，我在过道里遇见他时，他却突然主动问我，对比较文学感不感兴趣，还说 “我觉得你有条件做些比较文学方面的工作”，然后他又告诉我，次年有一次比较文学的国际会议将要在国外某地召开，如果我有兴趣的话，他可以介绍并推荐我赴会并参加有关的国际合作项目。众所周知，从80年代起，中国学术理论界就产生了一股强旺的比较文学热，高等学校里大有文科师生言必称比较文学之势，但真正有资格、有条件从事这种研究的人士并不多，杨周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并以其学识与活动蜚声国内外的这个学界。说实话，我当时非常受宠若惊，且不说被推荐去参加会议与项目，仅仅“有条件去做”一语就使我大受鼓舞，我感到他显然关注到了我从批日丹诺夫到对萨特作重新评价等等一系列学术活动，并明显地表示了赞赏的态度。也许，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很少得过什么“知遇之恩”，所以，我对他当时这一主动热情的建议与引荐，的确产生了几分感恩之情。但是，由于我“胸无大志”，总觉得自己连一个国别的文学还没搞透搞到家，还是先不要扩充疆土、跑到世界各大国文学之间的空旷地带里高谈阔论为好。更主要的是，我在80年代基本上都在忙于完成自己的三卷本《法国文学史》，实在无暇他顾。因此，一直没有响应周翰先生的召唤，此事便不了了之，实辜负了杨先生的一片厚望。

另一次则是更为短暂的相遇，短暂的三言两语，甚至只是一两句话而已：也是在大家同赴一次学术活动时，在大厅等电梯不期而遇，杨先生像填充空隙时间地随便对我说一两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那显然是一个长者对一个后生表示赞许的话，至少有点居高临下，却使我当时就心头一热。他当时这样说：“你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我看过一些，我没有想到你还能写得一手好散文。”我当时感到，他指的大概就是我那些观赏巴黎人文名胜与拜访巴黎名士的散文随笔，对那些文章的社会反应我虽然也略知一二，但是得到一位我所敬重的师长当面的首肯赞评却是第一次，拙文承他看得入眼，实在是不才的荣幸，我当时激动得只来得及语不成句地嗫嚅了两声表示自谦，就到了进电梯上楼的时候了。

还有一次，同在南京参加外国文学研究会的年会，南大的程曾厚先生盛情邀请杨周翰、郑克鲁与我去他家作客，以美味佳肴款待。杨先生比我们三人都年长许多，他应邀出席，在我看来颇有点“屈尊”，但在整个活动中，他亲切平和、谈笑风生，与我们完全打成一片，实无平日尊严、矜持之态，就像我们一位年长的“哥儿们”。
在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界，因为杨周翰待人处世颇为矜持，平日不苟言笑，时有沉郁凝重之态，不止一个人便认为他“有架子”、“为人孤傲”。在这种冷调舆论背景上，我心目中却始终保持着他以上两三个热诚和善的人情人性关怀的亮点。

杨周翰先生于1989年离世，由于癌症医治无效，听说，确诊之后，他仍保持着对文化学术工作的热忱，还和人谈起自己种种有待完成的工作与项目，但他终于未能抗住病魔，没有多久就逝世了。

他去世后，我陆续听到若干对他的叹谓，对他的了解反倒比他生前时较为多了一点。在现实生活中，他显然活得并不顺心，不尽如人意，甚至不无伤痛，最明显的一点是，虽然他与夫人王还教授，可谓英美语言文学界的精英夫妇，可是他们的两个孩子却由于“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而丧失了正常的学业，当时都没有能上大学，因此，就业与工作都曾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在存在着世袭制的封建时代似乎颇有“沧海桑田”之慨，但比起社会变化激烈迅速的20世纪中国已经够得上是“永世长存”了，在这里，“君子之泽”有时几乎是急速而“斩”，特别是知识文化的传统承继，在著名的“文化大革命”里，书香门第、文化知识家庭之“泽”瞬息“而斩”者尤多。杨周翰所遇到的显然就是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他作为知识界的精英眼见自家的文化知识之“泽”还没有到他自己身后即一斩而断，其内心的不平静与痛楚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他身上确有某种若隐若现的沉郁与凝重的话，我过去对此不甚理解，现在似乎有了理解了。

除了家庭际遇外，杨周翰个人的学术际遇也有明显的不顺心、不得志。据说，建国后他在学术职称的级别上，一直居于人下，直到他逝世前不久才有所上调，虽然他的学术业绩、学术作为一直都是显著卓越的，他在学术领域里突出的重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说实话，我听说这一不平时深感意外，没想到会有这种事。人生就怕碰见这种同类之中彼高此低的不平，此种人为的区分平添了人世的一些纽结。今天，我自己觉得对杨周翰的凝重、沉郁、矜持似乎又多了一点理解。既然要面对不平，而它又是被盖上了权威的图章，并且无时无刻不固化在现实的待遇里，刻印在周围人们的潜意识中，那么，采取一种凝重、沉郁、矜持的态度予以应对，就是再自然不过，再合理不过的了。这只不过是对现实的一种含蓄的摈拒，是一个强者为了不丢失自我所采取的自持自尊的姿式。倒是我等后辈从个人的接触中，却见到了一个热诚率真的杨周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