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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与“新人文主义思潮”
○ 袁国兴 20个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热在中国一浪高过一浪，但这种学术热情到底给我们的文学研究带来些什么，却需要进一步清理。在一般的“文化视角”的文学研究中，秉承的话语资源主要是思想和意识分析。应该说思想和意识分析是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文化研究的内涵又应与思想和意识分析有所不同，不能通过把思想意识分析中的一些词语简单地替换为“文化”的术语就成为文化的文学研究和文学的文化研究了。思想意识的价值判断一般比较清晰，具有线性特点。文化视角的出现对此是一种修正，在看到价值判断的清晰和线性特点同时，更应注重价值判断的两难境地和相对性因素。文化本身是一套价值系统，在系统里还是在系统外看事物，其意义和价值会有所不同。 一般人们认为，《新青年》是中国现代新文化变革的源头，对这一判断可以从两个有所不同的视角上去认定：一是思想意识分析，一是文化变革形态分析。从思想意识上分析，中国后来的社会发展取向与其初衷发生了一些游离，比如《新青年》和“五四”新文化变革高潮中提出的一些主张，都在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中遇到了阻力，有的偃旗息鼓，有的改头换面退出了人们的话语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有理由期待通过“发扬”和重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寻找新的文化变革资源。现在人们所做的有关《新青年》和新文化变革倾向研究，大多都是在这一视阈上获得的成果。然而，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抛开具体的思想意识旨趣，从 “文化”的变革形态上审视，问题又可能不这样简单。既然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后来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关节点，那么也可以说后来的中国文化变革取向，也在“始作俑者”的范式中种下了种因。现在我们倒可以思考一下二者到底在哪些方面是有联系的？相对于前者我们对此的思考还很不够，《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思潮的关系是我们企图认识这一问题的一种尝试，它可能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一些意外的收获。 一 如果我们现在给《新青年》做一个学术定位的话，那么它应该属于“时尚”的文化批判杂志之列，它既是一种文化时尚结出的果，又丰满和强化了这种文化时尚。我们这样说丝毫没有否定它的引领社会风气之先的功用，但也没有把它的开创性看得那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从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变革形态辨析（不简单等同于思想、意识辨析）上得到的一种认识。 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认为，西方文化的发展，一般可以被看作是三种看待社会模式的扭结和具体运用。这三种模式是：“第一种模式是超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集焦点于上帝，把人看成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集焦点于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1]这三种看待社会人生的方式一般不能简单套用“对”与“错”的意识分析方式来指别，它们都是人类建构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手段，往往互为补充，相互为用，只是“模式”不同而已。如果我们以此来观察中国社会，便会感到：中国古代社会在组建自己的文化系统方式中，“超自然”和“自然”地看待社会的文化视角都表现不明显，神的旨意和“科学”的地位在中国都没有在西方重要，相对而言，从人的自身体验中挖掘结构社会文化元素的“人文主义”思想却受到了特别的推崇，这是中西文化差异的重要表现（显然这里所说的“人文主义”与当下人们所热衷谈论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意识有所不同，它是在超越思想意识层面从文化结构关系上看到的中国文化的一种素质）。[2] 然而，近代开始，中国的这种传统 “人文主义”文化偏向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发生了改变，进行了几次大的调整，它们分别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为起始点。 众所周知，所谓洋务运动，是指19世纪中期在中国崛起的一种自强图新运动。修铁路、开矿山、造坚船利炮，不仅仅是抵御外辱的需要，还是一种社会文化发展的取向。现代作家白薇在《我投到文学圈里的初衷》一文中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总有一个偏见，就是——中国之弱，弱于重文轻武，不讲科学，——所以我很瞧不起什么文学，尤其讨厌古文学。”[3]中国现代文学初期的许多著名作家，都在这种氛围里度过了自己青少年的求学生涯。这也就是说在传统中国社会偏重于“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的态度中，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增强了从“自然的”角度观照社会的意识，相对于传统，它是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结构形态的显现。如果说传统中国社会有比较强的“人文主义”倾向，那么洋务运动多少与此产生了一些偏离，科学救国是其特有的表现形态。现在人们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冲动，应该从洋务运动开始，很大程度上注重的就是这一点。 可是，戊戌变法前后，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主流社会意识在洋务运动偏离传统的基础上，再行一次偏离，在试图建构新社会结构的同时，人们发现人的意识问题仍然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重中之重。现代文学的许多开创性作家又几乎都在这一背景下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弃理从文的路。鲁迅、郭沫若、胡适、郁达夫、成仿吾等等，哪一个不是先学“格致”之学，后转“投到文学圈里”来的？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文学刊物和文学作品才大量涌现，维新人士的政治受挫，为文学的变革提供了契机；但其倾向，早在变法前和变法中已有所表露。从人的精神和思想意识方面启动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思路，在戊戌变法前后重新回到了中国新文化的建构意识中来，并且在后来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占据着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剖开具体的文化思想内涵不谈，从文化的建构方式上看，它与传统中国文化的思维导向在意识底层有着不易为人觉察的密切联系。如果说传统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模式”比较明显，那么在经历暂短的调整之后人们还是重新把它选择为变革中国社会的突破口，相对于传统的“人文主义”倾向，我们把它称为中国现代的“新人文主义”思潮。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种新人文主义思潮跨越了晚清、民国和改革开放之前的大约一个世纪时间，《新青年》的办刊方针和文化取向也是在这一文化变革思潮中产生的。 二 新人文主义思潮都有哪些特点，它的文化属性与从思想意识上对中国现代社会进行分析得到的认识又有些什么不同呢？ 新人文主义文化思潮中的传统“人文意识”，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一定层面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的一批文化精英，他们的明确思想意识是从西方引进的，但保证他们能够把自己获得的“现代意识”在具体行动中实现出来，传统文化和人格修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陈天华的奔走呼号，秋瑾的慷慨赴义，谭嗣同的大义凛然，鲁迅等对旧伦理道德的义无返顾，当代中国文化人与他们比并不缺乏认识的能力，但在气质和格调上却不能不说没有距离。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当代“人文意识”的匮乏？需知，中国现代社会初期的知识精英们都是在传统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那么一点传统士大夫精神，毁之者可以反省自身的“鬼气”，“我”也“吃过人”，[4]誉之者却也不能不看到他们身上的那种下地狱、肩“闸门”、[5]道义的精神气质与传统人文意识的熏陶之间的关系。“新人文主义”身上有“旧人文主义”的影子，否则“新”之含义也就无从谈起了。 新人文主义文化思潮体现出的对精神价值取向的重视，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积极意义，对这一点我们的认识还很不够。同时，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思潮也给中国当代文化发展带来了诸多需要重新认识和加以认真解决的问题，指出这一点，举证它的一些最基本、最常见的形态对本文又是必须的。比如新旧对举，对就绝对地对，错就绝对地错，没有其他的可能，这种意识倾向就值得反思。由于《新青年》是在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文化思潮的高潮中诞生的，因此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中都有这种倾向，它是编辑部同人对待新、旧文化的基本态度，离开了这一点《新青年》的影响和开创性就会大大降低了。以往人们对它的评价大多站在言说策略和新旧文化冲突的情势要求这一视角上去立论，有这种因素，但并不是全部，在我们充分认识先驱者在突破困境时不得不为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它也是一种不容回避的现实文化态度。当我们把这些与30年代文艺上对“第三种人”、“自由人”等非左翼人士的态度联系在一起，便会发现：二者的思维方式有着某种惊人的一致性，“思想”虽然已经不再强调“个性解放”，但论说的意识和倾向却基本相同。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得远一点，在“小说戏曲革命”对待中西戏剧的态度中其实已经有了这种苗头，3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现实又几乎处处能让我们看到它的身影，“文革”中的扫“四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如果说后来的一系列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事件”意义都与其等同，不符合实际，但说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干系也不是事实，联系主要不在思想上而在文化变革形态上。再比如，虽然讲科学但更加强调精神的作用，科学意识和人的“主观精神”作用相互间没有更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与《新青年》办刊意识相一致的新人文主义思潮留下的一个遗憾。虽然“五四”的启蒙主义思想和4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但它们的思维方式却有诸多相似。“思想改造”是用一种思想去统治和要求别人，启蒙的意识也是企图通过思想的灌输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二者的具体思想意识不同，思维逻辑却几乎一样。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为什么《新青年》所倡导的科学、民主、自由等意识在后来的中国文化发展中有些淡出人们的视野，这不仅是思想的转变问题，还有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在起作用，过分看重精神作用的结果，到头来还有可能限制了精神的自由。除此以外，重视目的，不问手段，“有用的就拿来”，这样的思想意识在中国现代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有其合理性，[6]但它也给新文化的建构和新文学的创作带来不少棘手的麻烦。比如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人道主义思想的薄弱，缺少忏悔精神和绅士风度，淡漠了人的终极关怀，好人意识缺乏等等，都可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7]在“革命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对地主、阶级敌人的“镇压”和“消灭”，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等，从社会变革目的角度讲没有什么大错，但是从为人行事的角度讲，从更扩大的文化视野上审视，其“手段”无论如何是不应提倡的，它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此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经典作品在描写“革命”和战争题材的故事中经常出现的与思想主旨并不完全谐和的“画外音”，比如托尔斯泰的温情主义等，在中国都不会出现。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过于纯净的思想意识选择，表面上看与“实用主义”的文化策略没有更多的联系，但在思维意识底层，在行为方式上又几乎是无法分拆的，它与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思潮的价值取向有关，与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滩头阵地《新青年》的地势、地形选取和“作战”方针有关，这可能又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三 全面探讨中国现代的新人文主义思潮及其与《新青年》编辑倾向的关系，不是我们的目的，过多地探讨它的负面作用也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在这里只想说明的是：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思潮和《新青年》的复杂情态是我们从文化变革形态视角上获得的一种认识，它与专注于社会的思想意识分析有所不同，不能简单套用对还是错的思想价值判断方式，更应该考虑现实的需要和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看到了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一致性，看到了《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以及我们所说的新人文主义文化思潮的内在联系，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思考当代中国文化的重建工作是有意义的。 21世纪，在一定意义上说影响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诸种机缘已经事过境迁，我们应该有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批判视野和文化态度，但事实上这又不容易做到。虽然“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又一种新思维路径，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它多少也含有一点新洋务运动的味道。虽然我们认为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思潮似乎已经终结，但在实用技术普遍受到追捧，人文意识淡出的情势下，中国文化会不会再行一次反动？这是我们不能不思考的。必须“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8]这样的思想观念在当年崛起有其必然的思想文化根源，然而由此也可能激起另外一种同样偏颇的举动。我们现在探讨《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文化变革的关系，应该在充分理解先驱者不得已的苦衷基础上，找到更具建设性的思维方式，不能重复“新人文主义”思潮的老路，走到“新新人文主义思潮”的历史狭路上去。这才是我们探讨《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思潮关系的最终目的之所在。
[1]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1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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