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我眼中的冯友兰先生

我眼中的冯友兰先生

○　单纯

冯友兰先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冯友兰先生基本上是20世纪的一个同龄人。他于1895年出生，1990年去世，活了95岁，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大体是跟20世纪同龄的。而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意义特殊的时代，实际遇到了所谓“2000年未有之变局”，就是说从一个我们说的封建时代到1911年间建立的民国，即中华民国，那也是亚洲第一个近代民主国家，后来又经过反击日本侵略，再经过一个大的内战，最后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里实际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折时代。就说民国之后吧，碰到日本人的侵略，然后中国人把日本人打跑了，最后赢得了独立。在历史上，这两件事情都很了不起：一是1911年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国家，那就是孙中山领导成立的，冯先生的青少年碰到了这个时代，所以他真是遇到“2000年未有之变局”啊；从2000多年前的秦汉中华帝国到1911年的中华民国就是这第一个变局。第二个变局是1937的抗战到1945日本人投降，这就是“八年抗战”，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他也碰到了。这个意义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被外族侵略，中原的人士基本上都是“南渡”，即渡江到南方去躲避战乱，可是历史上的“南渡”基本上都没有能够回来。按冯先生讲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南渡”，第一次是魏晋南渡而没有回来，第二次是宋代南宋去了也没有回来，第三次是明朝，苟延残喘的明政权南渡之后也没有回来。冯先生说的第四次“南渡”就是日本人打来之后国民政府迁到重庆，而他所在的清华大学和北大、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迁到了昆明，他认为这是第四次南渡；不同的是他坚信第四次南渡一定能回来。所以他有一本书，是抗战期间很多文章的集子，就取名为“南渡集”。而在这期间所写的整个哲学著作就应该呼应这个时代的意义。这个时代叫什么呢？哲学家有自己的讲法，就叫做“贞元之际所著书”。“贞元之际”就是我们说四季分为“元、亨、利、贞”，就是春夏秋冬。一般人都喜欢说春秋这两个季节，一个是播种的季节，一个是秋收的季节，这可以象征中国人所理解的“历史”，从经验的意义讲是有劳动就有收获；从思维逻辑讲是有因必有果。可是，“冬”和“春”这两个季节又怎么联系呢？英国人就按照中国人理解“春秋”的路子，他们另外有个说法，即诗人雪莱“西风颂”里的名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样说就孕育着一个期待，一个对美好前景的期待。而冯先生也有这样一个期待，就是说虽然现在中国受日本侵略，迫不得已而南渡了，是不是又要重复历史上那三次南渡而回不来的民族危亡悲剧呢？冯先生坚信这一次不会演变为前三次南渡那样的历史悲剧，中国人一定能胜利回来。他在这个时期要用他的思想来表达他的爱国主义，表达他的坚定的获胜的信念，所以他就把他这段时期写的六本代表他的哲学思想的书叫做《贞元六书》。

而到他95岁高寿时还自己撰写了预寿联，其一是“三史释今古”；其一是“六书纪贞元”。他自认为这是对自己一生哲学思想和学术使命的总结。当然，这两句话也作为墓志铭被镌刻在他墓碑上了。所谓“三史”是说他写了三部中国哲学史；所谓“六书”是代表他独创的哲学体系的一系列著作，但这“六本书”都是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的深思熟虑的书，是对民族复兴寄予希望的书。这个“贞元之际”就是他一生碰到的第二次大的历史变局。那么，他所碰到的第三次变局实际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年成立的共和国最初还是让他感受到了“民族复兴”的前景，但很快他就碰到了当时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个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是有些极左的思潮。所以，冯先生自然就成了一个反面的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从此就开始了对他马拉松式的批判，一直批判到“文革”结束，冯先生所处的艰难环境才有了根本的改变。这一段时期是冯先生一生中比较曲折的时期。因为他是最大的所谓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就免不了遭到最严厉的批判，所以他不得不做一些违心的事情，如被迫检讨，向工农兵学习，批判自己所研究的儒家思想，当然也包括批判自己创立的“新理学”体系。但是即使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他骨子里还有哲学家的本色，还是坚持自己的一些信念，还提出了比方说抽象继承法啊，还做一些哲学史的鉴别工作，还在为他的新哲学史写作做材料和思想方面的准备，虽然他没有再创建新的哲学体系。就这样风风雨雨地挨到“文革”结束，此时冯先生已经八十一二岁了。这个时候冯先生还是觉得要把中国哲学史重新写完，所以又开始重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又花了十几年，写到95岁，才把整个哲学史新编写完。所以他一生的学术活动都是与这三个时代巨变相关联的，这或许可以叫“知人论世”吧，要真正知道一个人的作品和思想，一定要议论他所处的时代环境，这样才能有陈寅恪先生讲的那种“同情的理解”。对他来说这三个时代巨变都是很特别的，因为他在这三个时代的经历有很大的不同。就在民国成立之后的那个时代他是在求学，然后到了美国。最初的高等教育是在北大读书，后来到了美国，而到了美国他的读书机遇也很好。他在去美国之前曾问胡适，说如果我要到美国，去哪个学校读书比较好，胡适反问他，“你要学新哲学，还是学旧哲学?”他说我当然学新哲学，因为旧哲学对这个新的时代意义不是很大，新哲学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对新的时代有益处，所以他明确说自己要学习新哲学。那么胡适就说你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吧，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区别就在一新一旧。

哈佛大学是很有名气，但是当时那里并不是新哲学的重镇，而哥伦比亚大学则是新哲学的重镇。当然那里也有冲突，就是在美国的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所谓“新实在论”就是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冯友兰到那里读博士，老师中有像伍德布里奇蒙太古这样的新实在主义大师，也有其对立面的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那就是杜威。这两个对立的哲学流派之间当然是有思想冲突的。尽管这样，但它们却代表了当时美国最新的哲学体系。所以冯先生要选择到这个地方去。去了之后，当然这两个对立面的老师对他都很看重。我们知道胡适本人也是杜威的学生，我看杜威好像没有对读书时候的胡适有太高的评价，但是他却给冯友兰一个很高的评价，他说“冯君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材料”（Mr Fung is a student of real scholarly caliber）。这个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因为我在美国教书时才知道杜威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的孔子的地位；美国人说杜威是我们的良心，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导师。我们想想看这种话，大概“文革”中毛主席才被称为“四个伟大”，即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伟大领袖和伟大统帅，不过，毛主席自己说这些基本是假的，只有“伟大导师”跟教师相通才是对的，因为他早年是学师范的，所以勉强可以接受这个溢美之词，他还有这个自知之明。杜威那样评论冯友兰，说明他对冯友兰有很高的期待。从民国到日本侵略这两个转折的巨变时期的中间有一段时间冯先生是在美国读书，抗战胜利后他又有一个时期是在美国教书，这期间又面临国共之间的战争，这就要转入他回国之后遇到的1949年后的思想改造和频繁的政治运动时期了。总之，在他所遭逢的这三个历史巨变的转折时期，他创立了自己的“新理学”体系，即《贞元六书》所表达的主要内容，同样也写出了三个不同阶段的中国哲学史巨著。

冯友兰先生的个人情趣

冯友兰是个纯粹的哲学家，而且还是创立了“人生境界论”的哲学家，所以他的主要情趣都是围绕着抽象的哲学问题展开的。他的生活就是哲学，哲学就是他的情趣，是他的生活。

冯先生自己讲，他和金岳霖先生的最大不同是，金先生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特别复杂，而他自己却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比如，他把整个中国哲学的特点概括为“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就是把中国哲学中神秘主义的体验，“洒扫应对可以尽性至命”表达成一种准确的宇宙伦理思想。这是《中庸》中本来存在的一句话，经过冯先生的引用和诠释，立刻便显现出了其特殊的哲学魅力。以后大家都延续着这个特点在讲。这就是化腐朽为神奇，化繁入简的思想功力。用一句话把那么深奥神秘的道理讲得如此简明扼要，几乎是像一幅思想图景，一目了然。我这样说，实际是联想到了拉斐尔的一幅名画，叫做“雅典学院”(school of Athens)。雅典学院就是西方人认为是柏拉图创办的那个最早的大学，就是后来人们说的研究性大学。西方认为柏拉图是学校教育的开拓者，好像所有的精华都集中在这个学院，都从这个里面培养出来的，所以拉斐尔的这幅名画就画了很多当时西方世界和古代西方世界最优秀的人物，各个派别的最优秀人似乎都集中在了那儿，画中所囊括的这些精英中间站着的就是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站在人群也就是画的中央位置，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站在中央，与他并肩。柏拉图的手上拿着一本《理想国》，该书代表了他的“理念论”的哲学体系，后来美国哲人爱默森说人类有了这本书，全部图书馆都可以付之一炬了。他另外一只手就指着天上，仿佛是说我这个最艰深的哲学理念是在最上面的，在天上的，最高级的，下面这些东西都是理念的“拙劣的仿制品”（poor copies）。而他的学生也是西方的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做亚里士多德，他们师徒二人各开了一个传统，一个是开了西方哲学的传统，即柏拉图传统；一个是开了西方科学的传统，就是亚里士多德传统。亚里士多德做了一个姿势，一只手拿着他自己写的一本伦理学的书，伦理学嘛，就是研究这个人世间社会问题的，所以他就把自己闲着的手指着地，表示他的哲学与其师的刚好相反，是现实的、经验性的事物。一个手朝天，一个手朝地，两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一个是极其玄妙，极其复杂；另外一个呢，伦理学的极其简单，道理都在具体的事情里面。亚里士多德觉得道理上他们师徒是势不两立的，所以他尽管是柏拉图的学生，还是说了一句名言，叫“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他就与他的老师分道扬镳了，这师徒二人实际上开创的是西方哲学和西方科学两个传统。

当然，名画上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人物，那不去说它了。因为大体上都逃脱不了这两个传统吧。我在想实际上如果我们要找一个中国人的思想标记，如果把孔夫子也画上去的话，孔夫子的两只手可能什么都不拿，不指天也不指地，他大概会对西方的这两位贤哲作揖，然后建议他们两个把指天指地的手握起来，并送给他们一句话，叫“极高明而道中庸”，那就是冯先生讲的精神实质：柏拉图那个在天上的“理念”自有它的意义，就是作为一个指导方向，但是不要只找到那个方向之后，就不从具体的事情做起；而亚里士多德这个在地上的思想要是只做具体事情，找不到一个方向，那会很盲目的。所以按照冯先生的哲学思想，他觉得他们两个应该把这个手握在一起，就是吸收对方的长处，这就叫极高明而道中庸，他认为“高明”和“中庸”绝不是分离的。冯先生把这个讲得很好，不仅对中国哲学有意义，就是对西方传统来说也是很了不起的。

冯友兰先生为什么称其哲学为“新理学”？

冯友兰是在延续中国儒家的哲学传统，但同时也是更新这个传统，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那个传统。儒家的第一阶段是孔子的“仁学”，到了宋代的朱熹就将其发展到“理学”，而冯友兰是在新的时代，他又将这个传统发展为“新理学”。

儒家正统哲学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先秦的儒学，就是孔子和孟子倡导的哲学。孔子讲的哲学，特点是宇宙伦理，从天命与人道的关系讲“仁”，主要还是关心我们人，表面上看这些人都是现在的中国人，不过当时是从“天下的人”即人类的普遍性讲的，自然和动物他就不太注意，因为那时候人的问题都管不过来，所以他说人与人之间最好的一个东西就是“爱人”，所以他是用了一个单立人旁，一个二字合成的那个“仁”，仁者爱人嘛，所以他的最高的哲学概念就是“仁”，就是在人的所有关系里面，一定要体现一个爱字，体现相互之间的关爱，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是孔子的思想。那么一直发展到最后呢，这个实际社会是很复杂的。你这样一个理想，很多人说我凭什么要爱你啊，他一定还要有其他的解释方法，所以孔子这套仁学理论后来就碰到了印度佛教的挑战，东汉以后，传进了佛教，中国人发现佛教关心的不是这个，佛教关心的比这个更大，佛教的空间不是人类社会，它是“三千大千世界”，如果说一千个太阳系加起来才是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加起来是“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加起来是一个“大千世界”，那么佛教的宇宙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那是何等开阔的宇宙观啊！画家张大千当过和尚，取名就表达了那种胸怀；佛教还要关心宇宙万物，所有佛教讲“缘起性空”，不光是人，宇宙万物它都是根据一种东西，一种规律把它演变出来的，这个规律从物质的层面来看，是看不见的规律，所以它是一个空的。但是物质怎么从中产生出来的？它是有一种因缘的，那个因缘从物质层面看不到，它要比解释这个物质层面的东西更深刻，所以尽管是空的，它却管住了一切，所以要像孙悟空这样去“悟”那个“空”，你要费很多精力，去经历很多磨难到印度才能把这个搞清楚。到宋代，因为有了隋唐佛教的洗礼，儒学家包括朱熹他们，即程颐、朱熹，他们开创了“程朱理学”，就考虑让“理”取代传统儒家的“仁”，因为这个“理”不仅仅是人之间的爱，这个“理”是讲道理的那个“理”，可以在人之间讲，也可以在我们这个人群和其他的民族之间讲，因为当时中国人对少数民族还有偏见，先秦孔子那个时代，对少数民族统一称为“蛮夷”，这当然是一种歧视，认为他们比人还低一点，好像“蛮夷”与禽兽、鬼怪是一类东西，所以到现在有些地方叫外国人还叫“鬼佬”。这是对中国人之外的其他人群一种比较诬蔑的说法。但是，到了朱熹这个时代他们就不这样看了。

因为印度传过来一个思想很开阔的佛教，朱熹他们受到影响，开始考虑把传统儒学的这个“仁”——这个核心的哲学概念变成“理”，所以叫“理学”。什么东西都要讲道理，这个道理比所有具体的东西更重要，你懂了道理，很多具体的事情就都可以做了；如果你只仅仅碰到一个具体的东西，你天天去碰具体东西，找不出一个道理来，会很费劲。一个人生命有限，你不可能把什么事物都经历到，但是你先掌握了道理，很多事物处理起来就比较容易些，所以懂道理是最重要的。朱熹创立了理学，儒家传统中保守的人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反动的东西：孔子讲“仁”，你怎么讲“理”了，所以也有很多人把他的思想叫“伪学”，还有人给皇帝上书，叫“乞斩熹，以绝伪学”，就是请皇帝把朱熹杀了，免得他把儒家的这个学问给“异化”了。儒家本来讲“孔仁孟义”，孔子讲的仁学，孟子讲的道义，到朱熹这里怎么变成理学了？但是后来发现朱熹这个理学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讲的这个参照系空间更大，他已接受了佛教的洗礼，接受了一个当时的“西方文明”，就是“西天取经”，从印度来的那个西方文明。因为唐在宋之前，所以宋明理学为什么在隋唐佛学之后才形成高潮，这就是隋唐佛学有一个西天的参照系洗礼，所以儒学变成了新的理论，叫理学，这是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就是冯友兰创立的“新理学”。在新的时代冯友兰把程颐、朱熹的理学更新了，所以他的哲学就叫“新理学”。他说我的这个“新理学”是“接着”程朱讲的，而不是“照着”讲的，“照着讲”的还叫理学，那么我是“接着讲”的，我有比他们更新的东西了，所以叫“新理学”。那么，“新理学”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任何世界万物，从一个最小的东西，到一个最大的东西都由四个要素构成，第一个要素就是要承认它有一个物质，不管什么东西，人啦，动物啦它得有细胞，植物也有细胞，矿物有分子，一个房子要有建筑材料，首先你要有材料，这是“气”；第二，这个材料不能乱堆，堆在一起还是变不成房子，一堆垃圾，你必须把它有规则地建构起来，先把它设计成一个图纸，然后按这图纸来建这个房子，按照一个比例。我们的生物学和动物学，也得遵循一定的生物规律，遵循那种规律才会变成人或动物、生物等，这就是“理”，任何存在物都必须符合其存在的“道理”；第三个因素就是要运动，物质元素根据“道理”运行起来，出于运动中的道理，才能把物质元素变成现实的物质，冯先生把这个要素称为“道体”。物质元素根据道理而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就构成了“生生不息”的宇宙，这就是“大全”，大全是抽象的宇宙概念。这就是冯先生创立的“新理学”的四个基本概念：理、气、道体、大全。

冯友兰先生建国后的思想转变

建国以后，提倡唯物主义和政治斗争，用这个环境来看冯先生，一般人都认为冯先生是有很大的转变。不过，这个转变并不是根本性的，只是在他那个大哲学体系里面的一个“微调”。因为他过去谈宇宙万物，人类社会就是宇宙万物中的一部分，而中国社会又是整个人类社会中的一部分，中国的那个时代，在“文化大革命”这个时间空间里面，又是中国整个历史和中国整个空间里面一个很小的部分，所以他既然大的部分都能谈，谈整个道理，当然是从小的部分往大的部分讲出去的，现在大家都要谈小的部分，谈具体的中国环境和问题，当然也是必须要谈，那么他回过头来谈这个时空中的具体的一小部分也没有什么难的，这个跟他并不矛盾。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并不情愿谈这些“枝枝节节”的事情，但是当时的政治压力，因为要批判他，说他是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就不得不来应对。当然，什么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照他的那个体系看，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根本就没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分。他只承认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当时大家都说要把这个理念转化成物质，把这个时间转化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把这个空间转化成中国政治运动搞得最激烈的那个单位，大家都转过来讲，所以他也转过来讲“理在事中”的哲学，从真正的哲学意义讲他是坚信“理在事上”或者“理在事先”，不过那个“上”和“先”不是就空间和时间概念讲的，是逻辑意义的“上”和“先”。他那个时候讲了“理在事中”，原来都认为他的哲学是讲“理在事先”，“未有飞机先有飞机之理”，就是他讲那个道理比那个具体的事情都超越很多。这就是理性主义的讲法，真正哲学家的讲法。“理在事中”在冯先生看来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你以政治强力迫使一个哲学家来谈论他不感兴趣的问题。照冯先生的哲学体系，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历史这段时间的解释，就像那个气和这个理一样，你把人类社会在某一时间里面当作一个气，那么它也有一个道理，支配它运转，那么这个道理就变成唯物主义了。所以他从他的体系转过来讲也没有问题。实际上在解放前没有人叫他搞自我批判，逼迫他学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也讲过马克思主义有它的道理，不过那个道理只是局限在一个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里面。

现在大家都要学唯物主义，而且跟他的体系也不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冯友兰说我也可以来讲，因为解放前没有人让他去学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就讲过这句话，他的《贞元六书》中就有一本专门谈具体的社会事情叫《新事论》，他在那里面就讲过，如果要谈具体的社会历史的演变，西方的一位“名公”讲过经济基础是可以决定上层建筑的，他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理在事先”并不排斥“理在事中”，所以他引证这位“名公”的话，而他所说的那位“名公”就是马克思。那个时候他还是按照中国儒家传统的观点，说马克思还是一个好人，他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的思想在解释整个社会历史的某个过程中，仍然是有意义的。我觉得这时的冯先生对马克思的理解跟西方知识界对马克思的解释是比较接近的。因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哲学体系，是思想家什么的，这些说法都不错，但是西方人更多地看重他是一个经济学家，因为他的主要代表作不是《共产党宣言》，也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论》，而是《资本论》，是研究一个社会历史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一个体系，西方更多是把他看成用经济学的观点解释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家或者是政治经济学家，而并没有太多的人把他看作像柏拉图、黑格尔那样的纯粹哲学家。这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冯先生解释马克思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说要解释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经济学家，一个社会学家，在解释经济和上层建筑关系时他是对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他是可以接受马克思的，因为这个意义上的马克思与他的新理学并不矛盾。

当然，冯先生转向谈唯物主义，批判自己的思想，与当时的政治领袖的思想也有关系。当时我们的政治领袖有一个想法，因为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从秦始皇以后基本上是没什么变化，到1911年，中华民国取代大清帝国，以前都是帝制，就是皇帝统辖天下的制度，叫“皇帝制度”，所以毛主席自己也讲，百代皆行秦政制，就是都没有变过。谭嗣同也有这个想法，就是千古执行的大概都是秦朝确定的那个制度，那么这个制度有什么特点，就是说它是政教分离的，所以它比欧洲的中世纪要进步，它的那个政治领袖基本上是皇帝，它的精神领袖就是孔子。所以秦亡之后汉武帝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定儒家于一尊”嘛，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个“尊”是指管灵魂的，管精神的那个人，那就是孔子，所以孔子叫“大成至圣先师”，或者叫“万事师表”，就表示他有一个地位，所以每一代的皇帝都封孔子的后人为“衍圣公”，繁衍这个圣人血统的孔家嫡系男性，那个人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国家的祭祀什么的都像西方的教皇一样，拿他做一个精神性的象征人物。而1911年以后，这个精神性的象征被取缔了，实际上1911年以后，中华民国立法的时候还考虑过这个问题，还要不要保留这个精神领袖，后来说西方都政教分离了，我们已经是政教分离了，就没有必要再说这个事情了。毛主席就有一个想法，自己是不是可以担当这个伟大的导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这个想法促使他搞文化大革命，搞文化大革命就是批判各种思想传统，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批人们的精神上的东西；经济上的东西，政治上的东西，他好像都不在乎了，只在乎要当这个精神领袖，像马克思一样。那么，在中国传统上已经有了一个精神领袖，那就是孔夫子，所以要取代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就要批判他。毛泽东当时说过，自己一辈子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把蒋介石打到台湾去了，确立了他自己的政治领袖的地位，这是没问题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那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目的就是确立自己在文化上或精神生活上的领袖地位，那么中国文化上的领袖地位是孔子，他必须要从批孔开始，所以他不叫政治革命，也不叫经济革命，叫“文化革命”，他要把管辖人们精神的这个文化也改造过来。

要改造一个文化传统当然就要批判那个文化传统的思想开创者，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来说这个开创者就是孔子，这是中国人精神方面的“万世师表”。毛主席要批孔，而在他所经历过的时代，也就是从国民党那个时代开始，最大的正统派的哲学家就是冯友兰，这在学术界和国际上都是公认的。有这样的背景，毛主席就不能放过冯友兰，“文革”中有一句“最高指示”：“你们不懂唯心主义，就得去找冯友兰”。“找”是什么意思，对红卫兵来讲就是“批斗”，“批孔”肯定不能放过最大的尊孔派人物，当时也有几个影响大的尊孔派人物，但是他们的影响赶不了冯友兰，比如梁漱溟，他也是个尊儒人，但是他的贡献是在办乡村教育，农村改造运动什么的，具体到学术界和国际影响，他当然没有冯先生那么大的影响，冯先生不仅是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因为他的书是最系统介绍整个儒家思想的，而且自己有一个体系，是接着这个正统派的“程朱理学”讲的，那么，按照我的判断，在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孔”运动中冯友兰是跑不掉的，是一个“开刀祭旗”的人，就像我们要出征，要找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把他打倒，然后才能算精神上或至少心理上的胜利。这种性质的胜利对于誓师出征是必然的。冯先生作为最大的尊孔派，最大的儒家学者，他如果不被打倒，不被转变过来，我这个批孔，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当然，从短期和某些现象来看，毛主席担心的是政治上可能有修正主义者，但是从长期和本质来看，他是要改造整个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长期是被孔子思想支配的，被儒学支配的，那么他要改造这个思想和传统，冯友兰是跑不掉的，叫“在劫难逃”，所以他是一个必然被用来“开刀祭旗”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冯先生被文化大革命卷进来，他为什么也要批孔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从解放以后他就不停地遭到批判，我看中国知识分子遭到批判持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级别最高的也就是冯友兰，其他人也就是斗一斗就算了，冯友兰每次都要斗，从解放以后一直就斗，斗到1978年以后，好些都还没有过瘾，“文革”结束之后情况才有所变化。所以他一直有这样的政治压力，这不能不使他自己都产生怀疑了：如果我与共产党没有矛盾，它为什么老是揪着我不放呢？我有没有必要总是被认为站在党和群众的对立面呢？让我改我就跟着它改吧，而且有些改也不是太违反我的原则，比如从“理在事上”转到“理在事中”。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已经习惯了我们这种政治批判，这种思维定势，凡是批判你就得写检讨，否则就过不了关。“过关”是运动设计者追求的“政治战利品”，可是冯友兰并不懂这个政治伎俩，因为每次都要做检讨，他就照样做，因为那个时候自我检讨很多，“斗私批修”、自我检讨、自我批判。他在北大学习小组的自批会批完之后，以为可以暂时“过关”了，可是他并不知道他在“批孔运动”中的这几个检讨，毛主席是有意图的，批判完了之后毛主席就“建议”赶快发表，指示各个大报刊发表，给全国造成一种印象：你看冯友兰这个最大的尊孔派，他都批孔了，你们还有什么不批的理由呢？对大众来说就是会这样顺着领袖的意图想：是啊，最大的尊孔派都觉得批孔有道理了，那批孔就批对了。所以，冯先生实际上是在一个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所做的例行的自我检讨，被当时北大“革委会”的领导拿去给毛主席看，毛主席就批示要“两报一刊”发表什么的，这样就造成一个全国性的批孔胜利的假象。这就是冯先生学者的单纯被政治的险恶所利用了。所以他批孔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被这种马拉松的批判搞得精疲力竭了，再一个就是他不懂比他的学术更复杂的政治手腕。

关于冯先生在批孔中的表现，我最近也一直在想：冯先生毕竟是儒家传统的哲人，“夷夏之辨”所积淀下来的民族主义的东西也在影响着他。这也会使他显得比儒家传统中的“硬心派”更“软心”一些，即比孟子这样的“心学派”更妥协一点，因为他推崇的是“理性主义”。要是按照孟子这个传统，你是帝王，我是士啊，我可以不理你啊，士可杀不可辱啊，可以不理你。冯先生既然强调儒家的气象就应当对毛主席显示点孟子的“大丈夫”气概。但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有些人也想不通，他可以像梁漱溟那样啊，但是他的地位比梁漱溟特殊，是当代儒家哲学的领袖人物啊！还有一点，他可能也不愿意这样做，这就是他的民族主义情怀在左右他，他无论如何要替中国人民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这当然不是个人因素，而是民族主义因素，好听点就叫“爱国主义”吧。因为历史上前面的三次南渡这个民族都没有恢复过来，这一次无论如何是恢复过来了，胜利回到北边来了。以前中原的人被“外族”侵扰而南渡，过了江就回不来，最后整个朝廷就灭亡了。可是这一次居然回来了，这对于一个感慨历史上所有“南渡”而不能“北归”的中国人来说是多大的心灵震撼。所以他后来给他的一个抗战时期的老学生，从美国回来的著名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写了一首诗，表达的就是这种民族主义的情怀——大概是这几句：“去日南边望北云，归时东国拜西邻。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中国是日本的“西邻”，抗战时它侵略我们，王浩回国时日本首相正在中国访问，表明日本人对自己的“西邻”有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最终建设起了新中国，恢复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这就是冯先生替历经“南渡”危难的中华民族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的原因。

最近见到一个老先生写的文字，他九十多岁了吧，他也是冯先生当西南联大文学院长时的学生，不过不是冯先生的学生，他的谈话里对冯先生有很多苛评。如果是一般人的“物议”也就算了，可是他这样的经历和阅历，还像一般人那样地不谅解冯先生，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道理了。因为那个时候一个政治领袖讲的话，还别说政治领袖讲话，那时候看电影，只要看到毛主席的画面出现，那就群情激奋，不自主地就要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那时的中国“三呼万岁”不绝于耳，只要有任何毛主席语录出现，那就是鼓掌，然后背诵，那种仪式现代人找不到，远远超过现代那些疯狂的“追星族”。那种场景50岁以上的人都还有这个记忆，就是对政治领袖的崇拜那简直是盛况空前的。那近乎疯狂崇拜，把整个民族的情绪都无原则地调动起来了。那好，作为当时中国人的上帝，毛主席叫你去做一点批孔的咨询工作，你敢不做吗？况且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啊！因为冯友兰对中国的典籍比较熟悉，而毛主席那个时候也喜欢读二十四史，也喜欢用典故来教育人，那么有些难懂的古代典故——因为冯先生有这个特点，能把很复杂的东西讲得很清楚，毛主席就希望冯先生做一些这方面的解释，因为其他人，“文革”写作班子的人还是搞不太清楚，他们的旧学跟不上，因此就指示冯先生做他们的学术顾问。至于“文革”中冯先生写的那些诗也要联系当时的历史和政治环境来看，在那个政治运动的大气氛下面，大家都很崇拜，近乎疯狂式地崇拜毛主席，所以冯先生也不能“独免”。但冯友兰先生还有一点不同，就是他经历了那么多的变故，他应有这个历史的眼光观察中国几千年的变局，他想这个民族能够从衰败中保持独立，为这个他要感谢共产党，从这个意义上他也很感激毛主席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事情。从民族主义这个立场出发，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也都是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但是，从他个人的情趣和禀赋讲，他追求的是“名山事业”，他的哲学当然跟毛主席完全不一样了；他就认为什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跟他没有关系。所以“文革”中他对毛主席感激的那些诗不是从一个哲学家的角度，而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这种民族感情角度写的。为了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在民族解放事业中所做的事情，他是动了民族感情的，再加上这种政治压力，再加上他那个特殊的压力，要是其他人，早就不知道找多少理由把自己原谅了，可是冯先生没有。尽管那样，冯先生在“文革”一结束马上就写了那个《三松堂自序》，对自己这一段历史进行很深的自责，我觉得这只有真正的大哲学家做得到，其他人做不到，一般小喽啰跳一下，过眼烟云就过了，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忘得干干净净的。那个时候参加“文革”各种各样的班子的人多着了，后来摇身一变，把事情推得干干净净的，都说是上面的政治安排，自己也是受害者，一句话就把历史的账给销了。冯先生没有这样，他要找这样的理由，比他们多的不知道多少。以冯先生的地位，冯先生的影响，冯先生的远见，他受到的那个压力，都可以为他找到很多托辞，可是冯先生没有，他马上就做一个自我检讨。

这对一个那么高声望的老哲学家来说，能说这样的话，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我就想到孔子的学生讲孔子是“圣人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冯先生是一个精神上的巨人，他也可以像政治家一样，你政治家有这点功绩就可以将功补过了，死不认罪，冯先生这个地位比你高啊，在学术界的地位那么高，但是冯先生还是马上就做一个自我检讨，这个方面我觉得应该同情式地理解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