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叹息就是我的歌唱

叹息就是我的歌唱

○　牛汉

我从小是放羊的孩子，经历过大灾大难。新中国建国以来，也过得很不平静。我是个很普通的很真实的人。从十五六岁写诗，到现在八十四岁，没有动摇，没有违背人文的精神，坚持写到现在，真是很难，很难。在当代中国，作家、诗人要保留个性真是很难。

我是有个性、有脾气的，一生的经历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如果没有抗日战争，我可能一辈子活在晋北。我们家较贫困，地里收的粮食不够吃，一年缺两三个月的粮。我只可读到初中，大了以后也许可当个乡村小学教员吧。

直到现在，我没有自己写的完整的自传，只有简历，只有片断的回顾，零散，不完整。我这长长的、曲折的一生，经历过哪些不同的事件，是怎么活过来的，写诗经历过哪些变化……这样好好回顾一下，可以给后人更多的启发。历史有血泪、悲欢，实在太复杂了。

我只是诗坛中的一个老人。中国当代诗坛有许多人，有艾青、郭小川、绿原、李瑛、郑敏、臧克家、贺敬之、邹荻帆、公刘、邵燕祥、穆旦、曾卓……很多很多，各人有各人的道路，都是一生都没有放下笔的诗人。建国后各人有各人的变化，有些人堕落了，甚至背叛了诗，背叛了人生。

建国后中国有一段悲惨的历史，虽然现在有变化。

有一个时期（五六十年代），我认为从半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中国，仍被封建主义阴影笼罩，生存环境在世界范围内比起来，是落后的，还没有基本的民主法治。政府管员有些是明显的世袭，不是民选，高干子弟还是高级官员的后备队。

我是五四运动后不久诞生的（1923年），生于中国最混乱、动荡的年代，我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我不逃离，不背叛，从热血青年到热血老年，一直到老，血还是热的。冷血的人是不会写诗的。当然，相对来说，我还比较狂躁，还要加强冷静的思考。沸腾的时候多，沉思冷静思考不够，不像冯至，所以我特别敬佩他。但我也特别不认同游戏人生。我厌恶一些人玩弄人生，昏天黑地的混混。个人享乐我不会。我从来不混，我总是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因为我的命运受国家命运的牵制。我不是很自由、很安静的人。到现在还是忧国忧民，还是期盼着国家有彻底的、体制上革命性的变革。各个国家，包括美、日等都有它的问题。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没有键全的民主法治。推翻满清和军阀的统治，却没有把专制主义彻底推翻。“五四”有革命的意义，也有些过头。从诗来说，清朝末年已经有自由体诗。胡适、郭沫若都是国学根基深厚的人，他们提倡白话诗，有过头之处，把传统全扔掉了。他们没有强调古典诗词的传统。

中国诗歌有几千年的传统，近百年来中国的诗歌也在各种影响下发生变化。强调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惜把真正坚持人文精神写作的人打成“右派”、“反革命”，几十万、几百万人受到戕害、打击。对此，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彻底地检讨反省过。我关心这些，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是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

我认为仅仅直面人生是不够的，要绝对投入，要不惜个人牺牲，要斗争。所以我自命热血老年，写诗不是为了发泄私人愤懑，而是反映时代的苦闷、希望和梦想。我和诗的激情是一致的，是生命的表现。我的每首诗都体现了中国人——普通人内心的感受。后人研究我的诗，也认清了这一段历史。不仅仅是诗，而是历史的悲剧，诗所反映的时代。为什么苦闷？为什么痛苦？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可那个时期就这么活着，一辈子没有写过一首快乐的诗，温柔甜蜜的诗。不是不喜欢。我活着本来就是为了写一首快乐的诗，幸福的诗。但没有，没有这样的人生，哪来这样的诗！

在我而言，很想有这样的快活和甜蜜，但是没有。当然，有人劝我超脱个人的苦难，但我做不到。也许就是写苦难的命，我没有写过一首欢快的诗，包括情诗。给第一个爱人王泋（天水国立五中同学）写过长诗，那也是痛苦的诗。我不抽烟，不喝酒，首先因为见有人穷困中借钱买烟，心里不好受。1944年冬天去不成延安，我和几个同学在西安的小馆子里喝过酒，喝三五两没问题。小时候跟祖母喝过自酿的黄酒，暖肚子的。但终究还是不喝，连啤酒都不喝，说不喝就不喝，你说我什么都可以。有点怪，不会享乐，活得很简单。也许片面，但总是和生存环境有关，和时代有关。在咸宁五七干校，韦君宜唱语录歌，用洋嗓子唱《五月的鲜花》，她看着我，叫我张嘴、张嘴，叫我唱呀、唱呀！我不唱。我倒是爱叹气，我的叹气是多少年养成的，不是悲伤，是生命中有不吐不快的东西，是活的伤疤的呼吸。不叹气不畅快。

作为一个诗人，我没有写成很多好诗。我已拼上命写诗，但还没有像国外的一些诗人，如歌德、里尔克、莱蒙托夫、茨维塔耶娃等那样。

中国的整个诗坛，就跟我的家谱一样。百年中国诗歌，有一定成就的，我每个人都仔细看过，读过。而每个诗人的出现与消失，每个诗人的变化我都理解。历史的残酷与个人的软弱，胡适、郭沫若、卞之琳、田间、艾青……有的人后来为什么不写了，我能理解。

贺敬之教训我，你总强调个性，那不过是“小我”，他说他写的是“大我”。我宁愿一生写“小我”，有血有肉，真正的人的诗。“小我”有远大的理想。所谓“大我”，是空空洞洞、无血无肉的驯服工具！“大我”不是人！离开个人还有诗吗？还有什么个性？所谓“大我”，是人写的诗吗？中国这几十年不是养育诗人的时代。离开个人的苦难是空洞的。我最恨那种摇身一变，变成“大我”了的人了。有的人受了二十多年委屈，是遭过罪，经历过大苦大难的人，但在重要关头那种态度，真是可怕。我不会的。历史的残酷和个人的软弱把人性扼杀了。平反后，像我这样坚持写诗的很少，大多数不写了。有些人还写，但懂政治的人知道怎么写，有人甚至变成了工具。我理解、同情不写的人。

在现实面前各人有各人的苦难，历史就这么残酷。我特别憎恨的是背叛，是出卖。罗洛没有表现不会任命他为某市作协的头。这是堕落。杨××和他哥哥差不多，活得很聪明，也很不简单。政治倾向、色彩，我看得出来。他绝对不敢支持先锋派。他和周围能处得好，但缺乏真诚。当不了大官，但有个人利益。王××北大毕业，1957年来出版社，安排当政治秘书。他跟咱们不一样。我怕他汇报，他肯定要汇报，教训太多。告密者，萧乾算一个。鲁煤把材料交给公安部表功。他首先怀疑我，说我是“胡风集团”理论最坚定的执行者。我根本不理他。

鲁煤2005年见到我，说我是现在最能体现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诗人。他和贺敬之关系很好。1955年，对他处理最轻，他没有被捕，只是调换了工作，还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作品。他写的假材料，说我参加过写“三十万言书”，还胡说吴平抄过“三十万言书”。我不信任他。徐放，路翎，我们最好，就说我们是“小集团”。后来徐放也不大写诗了。我们对鲁煤有所怀疑。他后来跟贺敬之比较近。

“胡风集团”事实上不存在。“七月”诗人实际上分化了，1955年以后，更是各走各的道路。“四人帮”垮台了，所谓“胡风集团”并不都是好朋友，胡风家里有过聚会，并不亲热。

我不是空洞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我的诗单薄，形式上不凝练，这方面的努力还不够，所以好诗不多。但重要的是自由的表述。固定的形式我是不承认的，十四行诗一首没写过。

我赞赏的是真实的人，不要背叛国家，也不要背叛朋友。诗写得好不好不要紧，诗即使写得不完美，默默在家待着，但作为人，“以人为本”，要清清白白做人，不去迎合，要堂堂正正地写诗。

诗，我写得不完整，不完美，但问心无愧，对得起诗歌，对得起胡风、艾青、田间，对得起祖先。我可以努力完成田间、艾青没有完成的东西，我从他们那里得到力量。他们的矛盾、痛苦给我力量，让我清醒。艾青晚年还是很努力，但各种原因影响了他。过去老一代诗人，包括鲁藜，年轻时写得好，后来写不下去，但他没有背叛。

彭燕郊参加过新四军，写了好多近似艾青的诗在《七月》上发，如《战斗的江南季节》。他没有背叛诗，没有堕落。他住在湖南省博物馆，一个人住一间。他在湘潭大学教书时感情出轨，被取消了省人大代表资格。老婆跟他离了婚，他内疚。他待在那房子里，看书，写诗，跟流行的绝对不一样。他个性太孤独，我非常理解他。他从没有背叛，很清醒。他跟老婆离婚后并没有完全分开，还在一起吃饭。我很为他难过，他是真实的。他今年86岁，身体还可以，诗还默默地写。

一个人的变化不要简单地批判，除非他背叛了。大家痛苦地活着，没有背叛祖国、朋友、诗，就应该受尊敬。

应当广泛地研读外国诗歌。田间不大看外国诗，艾青是看的。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我意识到了，要借鉴学习人类文化优秀的遗产，就算是补课吧。世界范围内优秀的诗歌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最后的诗，受国外的诗的触动很大。

歌德81岁还写诗，还谈恋爱，这对我影响大，对我有启发。毕加索对我也有影响，毕加索、蒙克我都认真看。我买了不少画册，我吸收了其中一些境界、技法。重要的画展我都去看。

最珍爱的是做个真实的人，就像彭燕郊，活得很苦，我同情他，他有缺点，但没有背叛朋友，没有背叛诗。

田间跟我谈，他感到苦闷、痛苦，对诗有感觉，但好多思想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痛苦。他1985年去世了。艾青晚年也痛苦，但没有背叛诗。

艾青、田间都没有完成一生对诗的追求。但给我的启发是：我不能这样，整个人生态度要超越他们，决不含糊——田间摆脱不了毛的指示，但很苦恼。他坦率告诉我，他没有当官，可见没有投靠。他的晚年很惨淡。我要继承他们，他们没有达到的境界，我要努力达到。心愿如此。我要在这方面超越他们。

戴望舒一辈子写了不到一百首诗，但他对中国诗坛的贡献足以不朽。1949年华大春节联欢会他来了，表情苦闷，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精神不太好。开完会后，成仿吾让我去看看，当时我是成仿吾的秘书。我去看戴望舒，他住在现在宣武门的一个王府里，当时是华大三部的住地。他住南房，只有一间，很暗。我说：“成仿吾让我来看你。你身体是否不大好，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我还说喜欢他的诗。他不笑，他说想改变工作，想到外文出版社和杨宪益、戴乃迭他们一起搞搞翻译。我回去后，汇报了，但他很快去世了。他脸上有麻子，但眼睛挺大，并不难看。他的女儿还健在。1998年在朝阳文化馆，还见到过他的女儿。他女儿还记得我那年去看他爸的事。我永远忘不了他那发青的面容，阴暗的住房。

卞之琳早年——20世纪30年代在北大到抗战初期写得精美。卞之琳不是猛打猛冲的人。卞之琳的晚年是安安静静的。我给他编过诗。

施蛰存，鲁迅骂他，他从来没有报复。他是华东师大的教授，是最早搞现代诗的，一直是批判对象。施蛰存晚年时我到过他家，见过两次，人十分清醒。

张志民这人很好，“六四”后，邵燕祥从美国赶回来，他说，邵燕祥能回来，表明邵燕祥是爱国的，应该表扬。当时，张志民和邵燕祥都是《诗刊》的负责人，邵燕祥跟我谈到这件事，对张志民很感激。但张志民的诗写不上去了。他的代表作是《死不着》。

中国的诗坛发展这么艰难，没有发展的条件。1979年后1985年前朦胧派诗、新生代的出现是略有复苏景象。但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中国诗歌的生存状态是不理想的。现在中国诗歌的生存环境，还不如五四时期军阀统治下的北平三十、四十年代的上海及抗战时期的重庆。解放后，诗的生存条件很坏。诗歌是个人创作，但生存环境没有交流，写得很艰苦。

为了中国诗歌命运，也可以说为了国家民族命运，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我不会离开这个国家，还会继续努力奋斗。中国诗歌还在艰难跋涉，我是一个跋涉者。不少人比我年轻，也经历了诗歌之外的打击。我相信，在跋涉的路上，我不是孤单的。

我到日本访问过。日本有两千多家诗刊，法国有五六百家诗报刊。中国诗人太难，只有不顾死活地写，也许能有所作为。

我已84岁，真的诗不是想有就会有。我写诗的激情毕竟不如过去了。我还想把历史上经历过的重要的事情写一写，不会很长，几万字吧。写点随笔吧。如为冯雪峰辨诬，如关于聂绀弩等等。80—90岁这个年龄段，毕竟多数人都走了。

我从不喝酒，从不抽烟，几十年来，只叹气，叹气真舒服！我年轻时爱唱歌，后来不唱了。叹息就算是我的歌唱吧。

大自然、土地、故乡对我的培育，劳动的亲切，我永不会忘记，我会从中吸取智慧。一草一木的生命都启发了我，就像门前阶梯缝隙里的小花小草，那生命的智慧很不简单。我从它们的姿态吸取了生命的营养。它们不会写诗歌唱，但我能从中得到诗意。从蚯蚓、根、蝉……一样能得到诗意。我就是这么个人，不是书呆子，所以不能成为学院派的诗人。1987年，《中国》停刊后，我更开阔了一点，所以有《童年牧歌》中对土地等等的感悟，对土地，对大自然，我感受到它们给我的智慧、诗意，我和城里长大的人不一样。80年代末有那样的感悟，才写得出《童年牧歌》，回想起来还很怀念。

2003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仍在苦苦跋涉》。那是在获马其顿共和国“文学节杖奖”之后写的。我说：“在中国众多的诗人之中，在诗歌的创作领域中，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杰出者，但是我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虔诚的跋涉者。我虽平凡却十分坚毅。”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平凡却又坚毅、执著的人，一个很真实的人。

（何启治、李晋西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