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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赛”先生下楼难
○ 吴立昌 上 篇 不管当今学界对“五四”怎么反思，《新青年》提倡“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历史功勋是永远抹不掉的。“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楼。”自打《新青年》九十三年前呱呱坠地，中国人就已听见“德”“赛”先生准备下楼的脚步声。可是，这个“楼”难下得很呐！ 就先说说“德”先生吧。《新青年》初期，频繁出现的为陈独秀及其同人所拥护的“德”先生及与其密切相关的自由、平等、人权、共和等等，按照我们后来因循数十年的讲法，都姓“资”，属资产阶级假民主。稍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准确地说，主要是更适合我们口味的晚近而新鲜的“列宁主义”。陈独秀、李大钊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们开始崇奉阶级战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1920年9月，《新青年》很自然地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此后，陈独秀便对民主主义开始了激烈批判：“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1]。 不争气的是，当时的中国统治者北洋军阀和稍后上台的蒋介石政权，确实如陈独秀所言，是以“民主主义”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他们还迷恋着皇权专制那一套。1924年国民党曾庄严声明，“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然而，“十六年来，国民党自己违背了这个声明”[2]，因此，中共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批判国民党的反民权反民主，自是理所当然；而1930年前后，新月派向践踏人权、无视法治、坚持一党专政的国民党发起的攻击，同样是在急切地呼唤“德”先生快快下楼。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作为在野的共产党，一致对敌的同时，继续高举民主大纛，批评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卢沟桥事变前夕，毛泽东就已指出，“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3]。革命政党深知，“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4]。抗战后期，针对国民党独裁政权，毛泽东回答中外记者时，更明确指出，“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5]。可见，“德”先生虽然被国民党弃之如敝履，但在革命党派心目中仍然是十分可爱的宝贝。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民主政府爱人民……”抗战伊始，延安日益成为全国进步青年和文化人向往的革命圣地，他们初到解放区，确实觉得心情舒畅，思想文化也呈现出多元繁荣景象。然而没多久，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和深入，直至审干运动、“抢救运动”过后，原已隐约可见的“德”先生却逃之夭夭，甚至连它的脚步声也渐行渐远。不过，抗战胜利后的三年内战，由于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加强，共产党的民主攻势自然更为凌厉。所以从总体看，“德”先生似乎仍在作下楼的准备。当向独裁的国民党强烈要求民主的共产党从在野变为在朝之后，照理“德”先生应该下楼了，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建国不久，就接二连三开始了大大小小的思想文化批判；1956年，因“双百”方针、整风鸣放，人们似乎又听见楼板响了，不过随着“引蛇出洞”的“聚而歼之”，幻想旋即破灭；1960年代初，知识分子为“脱帽”没高兴了几天，“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声断喝，复又噤若寒蝉……“人民民主专政”，结果“专政”的对象，多为人民，尤其是其中的知识分子，最后统统作为“牛鬼蛇神”被置于“横扫”之列。此时离《新青年》创刊，半个世纪过去了，楼板毫无响动，“德”先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民国以降，每次革命都要抬出“德”先生，而每次“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6]，因此到头来，“德”先生还是下不了楼。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抗战时期，当中共猛烈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时候，已被开除的陈独秀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而深刻的反思。当下有些研究者将陈独秀关于民主的思考概括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一个思想历程，颇符合实际。在拥护“德”先生方面，陈独秀无愧于一位伟大的思想先驱。《新青年》7卷1号有陈独秀一篇题为《法律与言论自由》的随感录，短短五百字，却将二者关系讲得极其透彻，而且很有前瞻性。在一般人看，也许执政者能给予他们法律所允许的言论自由就很满足了，陈独秀却不然，他说，“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政府“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论自由’”，其理由如下： 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像这种保守停滞的国家社会，不但自己不能独立创造文明，就是跟着别人的文明一同进步，也不容易。 由此我想到1931年春罗隆基类似的议论，那时国民党刚公布《训政时期约法》，其中不少有关人民自由权利的条款，但大多数都要在前面加上“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或“人民依法律有……之权”的字样，罗氏就尖锐指出，“每个条文中，加上这样的规定，条文的实质，不是积极的受限制，就是消极的被取消”；他愤然说，“左手与之，右手取之，这是戏法，这是掩眼法，这是国民党脚快手灵的幻术”[7]。稍前，罗隆基就此问题与汪精卫论辩时，讲得更加明快：“言论自由，是指不受法律干涉的自由”，“有什么言，出什么言，有什么论，发什么论，这是言论自由的根本原则。至于他言论的价值及真理，那与言论自由是两件事”[8]。可以肯定，摆脱国民党现行法律约束的言论自由，同样是当时与罗隆基对立的左翼阵营的强烈要求。前引毛泽东与记者的谈话，其对于建立民主政治基础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要求，我也敢肯定，决不在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现行法律范围内，而是在外。看来，对于“德”先生，无论是“肯定“阶段的陈独秀，还是新月派干将罗隆基，甚或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只要他们都处于在野地位，不管是将“德”先生作为目标还是手段，至少在向权势者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中，是不会有根本利害冲突的。这恐怕是一条普遍规律。 与否定“德”先生同步，作为中共创始人和领袖的陈独秀，参与领导了“走俄国人的路”的革命实践。1927年大革命失败，陈独秀虽有责任，但主要是作为第三国际替罪羊被迫淡出政治舞台，随后又与托洛茨基主义纠缠了若干年。1932年10月15日夜，陈独秀以“危害民国罪”被捕。狱中近五年，潜心研究学问的同时，他仍继续关心时势，尤其是正搞肃反扩大化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于1936年3月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首先指出，不能“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不能以为民主主义在“取得政权以之后便用不着了”，因为无产阶级“采用民主主义的政纲与口号，是目的并不是手段”，所以，“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并不是抛弃民主主义，而是扩大民主主义”[9]；他还和狱中人谈过，“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故也”。[10]陈独秀对“德”先生这种思考，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而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是对“五四”时“肯定”阶段的发展，是进入“否定之否定”阶段的表现，决非倒退。陈独秀贫病交加、蛰居江津的最后两年更为全面系统的反思，再一次证明他对民主主义的认识已升华到了何等高度。 最后两年，陈独秀陆续撰写了《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11]等重要文章。给西流（濮清泉）的信主要谈“保护民主”问题，对此他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民主”是古往今来，“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由此可见，民主应该受到各个时代人民大众的欢迎，当然也包括无产阶级当权的时代。所以陈独秀进一步提出，“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发明”。在他眼里，“德”、“赛”二先生，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不可须臾离开的宝贝。苏俄已令他失望，至于未来的中国，他当然不希望这样。 第二，正是基于上述认识，陈独秀在肯定“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同时，又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在《我的根本意见》中他再次强调：“‘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为什么反对党派之自由“特别重要”？因为从苏联共产党执政实践中，陈独秀深知，“党外无党，党内无派”，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压制一切自由的“反民主的独裁制”。 第三，“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正因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陈独秀才敢于大胆预言：“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传承不变。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中更具体描述了一幅舍弃民主主义后的可怕图景：“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想不到尔后的历史果真被他不幸而言中。制度是根本，确定无疑；倘若陈独秀仍像过去那样在“制度”内，其认识能付诸实践吗？会不会也成了“无数史大林”中的一员？所幸两年后他就去见马克思了。 陈独秀上述意见中不少部分，即使开除他的共产党，也不会或无法反对的，因为他们正在向国民党独裁政权极力争取的同样是民主和自由，而且常以英美式民主制说事，至于此后数十年间，历代中共领导人对于民主的见解，更不乏同陈独秀的不谋而合之处。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态度很鲜明：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就理论来说，无疑是正确的。邓小平也指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和根本任务之一，要求“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12]，可见他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是“假”的。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也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这就意味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十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温家宝答中外记者问时，对民主的内涵又做了十分具体的阐释，他说：“社会主义与民主、法制不是相悖离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从这些领导人的言论看，他们有关民主的价值观基本一致，关键是怎样落到实处。 相比之下，陈独秀对人与制度关系的论述，之所以难能可贵，一是及时，几乎与斯大林实施独裁同步，他就在探索原因、总结经验了；一是深刻，恐怕一些后来者也未必赶得上他。斯大林践踏社会主义民主的恶政乃客观存在，但直到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才予以披露，只是赫氏的认识仅止于：“斯大林个人品格的缺陷如粗暴、专制、多疑和滥用权力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毛泽东也觉得，这是斯大林“在认识上和政策上出现失误的结果，不能看成是不可饶恕的罪过”[13]；他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期间又说，“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他又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十分关注和警惕铁托对斯大林错误的分析：“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等等[14]。后来者对斯大林的错误是有认识的，但显而易见，远不如陈独秀的认识来得深刻透彻，击中要害。有研究者以为，原因在于“被他们的信念或感情所支配，放弃了对苏联所发生事件的理性思考”[15]。此言有理，可又不完全如此，因为不少后来者也曾做过不同程度的“理性思考”。 据邓小平回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不就承认西方国家民主制有它的优长之处吗？所以邓小平认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十届五次人大会议期间，温家宝回答记者有关反腐败问题时，说得很实在：“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制度上入手。因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就需要改革我们的制度。”这些对于自斯大林时代延续至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性思考，自六十七年前陈独秀开始，虽然各人思考的具体内涵和深度不尽相同，但都将思绪聚焦于“制度”，就表明这种“制度”必须改革。怎样改革，便是思考之后的实践问题。不能老是“只听楼板响”，更要尽快看见“人下楼”，这要比“理性思考”更艰难，更需要决心和勇气。 下 篇 至于“赛”先生，一样难下楼。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就把“赛”先生作为《敬告青年》的第六义：“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并对其做出了高度评价：“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也就是说，人们对某一事物的主观认知思维，必须符合该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成为科学。这是陈独秀对“科学”最初的解释。 与陈独秀同时倡言“科学”的，还有留美归来的任鸿隽。他在《新青年》诞生前夕就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并于1915年1月创刊号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对“科学”一词作了较为具体的阐释：“科学者，智识而有系统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自此，任氏便积极投入由高举“德”、“赛”先生两面大旗的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之后他又在《新青年》6卷3号发表《何为科学家？》，明确指出：“科学的本质，是事实不是文字”，科学所研究的是“自然界的现象”，科学家“所注意的是未发明的事实”，“自然不仅仅读古人书，知道古人的发明，便以为满足”，而应该“由研究文字移到研究事实上去”，正因如此，作者特别强调，“唯其要研究事实，所以科学家要讲究观察和实验”。 陈、任二氏上述说法虽不尽相同，但都肯定了对客观事物或自然现象进行科学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实证性和逻辑性，这就不仅指某一研究自然、社会、思维等具体门类的学科，而且涉及带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了。近代不少有识之士也曾关注过“科学”，但仅止于“师夷长技”，将其作为“器”、“用”，以圆富国强兵之梦，而对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则多少有所怠慢，当然更不可能将“科学”与“民主”联在一起去探寻中国未来之路。《新青年》就是因为既拥护“赛”先生又拥护“德”先生，才遭到各类保守派攻击的。陈独秀之所以“质问”“再质问”《东方杂志》，并不在于其主编杜亚泉大力倡导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包括有时也介绍西方的民主政治），而是因为杜亚泉只停留于浅层次的推广科学知识，在更深层次上，却仍坚守与“中体西用”无异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固以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为基础之固有文明，与现时之国体，融合而会通之，乃为统整文明之所有事”[17]。 《新青年》十分重视自然科学，仅从知识层面介绍，就关涉生物学（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医学、生理学、性学（如《性之生物学》、《性之生理学》）、地学（如《未有生物以前的地球》、《生物进化与球面沿革》）等领域，甚至还有对欧洲国家保护生态平衡的科学举措的介绍，如3卷5号的《比利时之森林》，作者李寅恭留学欧洲，攻读农林，他通过描述比利时森林景色之美，揭其原因乃在立法禁止砍伐同时强制造林。针对世人多信神灵之现象，陈独秀明确指出，宇宙间物质的生存与活动，诸如天文学家研究之星球活动，地质学家研究之地球形成发展，生物学者人类学者解剖学者研究之从单细胞动物至最高级人类的进化轨迹和身体组织繁简变异等等，“皆有一定之因果法则”，“一无逃于科学的法则”[18]。正因如此，他才十分赞赏当时吴稚晖、汪精卫关于自然科学虽非万能，但离开自然科学的思想容易产生复古清谈流弊的言论[19]；他甚至在有关《广东——科学思想》的一封通信中还为在广东“造成科学底风尚”，建议做四件最要紧的事：“一是在出版界鼓吹科学思想；二是在普通学校里强迫矫正重文史轻理科底习惯；三是在高级学校里设立较为高深的研究科学底机关；四是设立贩卖极普通的科学药品及工具使人人得有研究科学之机会”。[20]陈独秀在提倡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真可谓不遗余力。 不过比之于科学知识的介绍，《新青年》更为关注科学方法科学精神。陈独秀在南开学校演讲《近代西洋教育》[21]，根据实证主义哲学家孔特的分类指出，近代西方已进入科学实证的第三时代，“一切政治道德教育文学，无一不含着科学实证的精神”，“若真要取法西洋，应该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新青年》7卷5号，除了科学家王星拱的专论《什么是科学方法？》，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更从新文化运动高度，大力提倡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此前陈大齐、胡适、陶孟和等极力主张研究哲学、国故、历史也应运用科学方法，就是对“赛”先生的高度认同。再联系早期如恽代英《物质实在论》[22]、后期如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23]等对唯物史观的论述，更使科学方法具有宇宙观方法论的普世价值。《新青年》对装神弄鬼的神灵之学及时集中的揭露，便显示出科学精神强大的批判力量；而刊物正面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则更是科学方法成功的实际运用。自1918年4卷3号陶履恭（孟和）《社会调查•导言》起，《新青年》先后发表过有关江苏吴江震泽农民、福建安溪参内乡、长沙社会、山东部分农民、山西部分社会、绍兴婚俗、湖北河南风俗、汉口苦力、武昌工人、海州社会、湖南煤矿水工惨状等“社会调查”，刊物编辑部为了鼓励、方便调查，还特制“社会调查表”，计分农业、工业、商业、人口、风俗、教育、自治组织七大项，数十个细目，可见其重视程度。这些调查报告，虽然因作者调查的对象、范围、角度各异，但有一点肯定相同：没有任何外力干扰，只是将自己所见所闻如实反映而已。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科学的方法，再直白点说，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毛泽东称“科学家是老实人”[24]，参与筹建中共的张崧年（申府）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7月就说过，科学方法的精神，理性之胜利，“通俗言之，不过敢‘说实话’而已”；“真理不过是实话之文雅的名称”[25]。 陈独秀诗云：“德赛自来同命运，圣功王道怎分开。”这与他当初关于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的说法，乃出同一机杼。科学与民主共生，正是《新青年》与洋务派、改良派以及杜亚泉那样的文化保守派所向往的“师夷长技”、“中体西用”根本区别之所在。辛亥革命之后，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北洋军阀，历朝统治者恐怕没人不知道先进科学技术有助于自己治下的政权巩固，国家强大，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不会拒绝“赛”先生，只是他们忙于争权夺利，政权频繁更迭，无暇顾及此事。至于“德”先生，即使迫于世界潮流，也不过虚与委蛇而已，骨子里迷恋的仍是专制。国民党时期，亦复如此：忙于军阀内战，忙于“剿共”，忙于一党专政，自然也忙于抗战，不仅怠慢了“赛”先生，更要与“德”先生对着干。没有民主体制作保障，多少主张“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志士仁人，只落得个空怀抱负一场，结果国民党政权仓促丢下经济凋蔽、科学落后的烂摊子跑到了台湾。 在这个历史阶段，为了同国民党进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共产党不仅重视“德”先生，同样也不放弃“赛”先生。当解放区面临日军侵略、国民党挤压封锁的情势下，军事、经济、医药卫生等领域，对先进科学技术的急切需要，自不待言；即使条件再困难，延安还是成立了自然科学院，尤见其推崇科学之真诚。开始于1942年春天的整风运动，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一次大规模大力度的启蒙和宣传。这场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其核心就是毛泽东稍后为中央党校新落成的大礼堂匾额题写的四个字：“实事求是”。此前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就对这四个字作了异常精辟的解读：“‘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26]”自此，“实事求是”，脍炙人口，其影响积极而深远。看得出，毛泽东此时真想将“赛”先生请下楼。 果然，打下江山，在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马上要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当口，“赛’先生便显得尤为重要。1956年初，毛泽东就说，“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27]。（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469页）3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着手制订科技发展十二年规划。接着毛泽东本人发表重点讨论经济建设问题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与此同时，他又提出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这一年“向科学进军” 的口号响遍全国。科学文化，经济建设，一切似乎都要遵照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运行——“赛”先生正在作下楼状。 然而，时势吊诡，变幻无常。接踵而来的反而是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先纠“左”旋又反右倾的庐山会议，到1960年代初“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和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似又显纠“左”迹象，不料毛泽东很快重提阶级斗争，终而迎来了“愚蠢同无知”横行的十年动乱。“赛”先生不仅未见下楼，而且同“德”先生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再联系到1956年前的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这一路下来的折腾，过去皆习惯归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过换一个角度看，我以为，称之为科学发展观同非科学发展观之间的斗争，也颇恰切。问题是每一次较量，为什么总是前者输，“赛”先生总是下不了楼？原来“德”先生仍在楼上。 当前，关于科学与民主的关系，有的说“科学要以民主为基础，民主要以科学为指导”,有的说，“科学是民主的温床，民主是科学的保障”，等等，说的都是二者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的道理。这已为我国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或问：“两弹一星”不都是在民主缺失甚至“文革”期间研制成功的吗？曾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说：“回顾‘两弹一星’的研究，那时候团队精神和学术民主的氛围都很好。拿今天的话来说，是软环境很好。当时，我们完全是针对问题本身展开讨论甚至争论，根本没有等级和身份方面的顾虑和限制。”[28]这正表明科学家只对自己的科学研究负责，未曾受到当时政治大环境多少干扰。 “德赛自来同命运”，最有力的例证，莫过于那些与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休戚相关的重大工程的建设。三门峡工程的失败，就是因为只听一面之词，没有经过充分科学论证，尤其是压制了黄万里坚决反对的意见，而这些意见很快便为实践所印证；更荒唐的是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习惯做法，反而将黄万里打入“右派”的苦难深渊。可见，没有民主，科学寸步难行；不尊重科学，焉能实现真正的民主。 这一点，也同样凸现于更宏伟的三峡工程的决策和建设过程中。2006年9月出版的《悦读》(MOOK)第一卷有两篇文章：《三峡工程是如何定下来的？》，这是《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有关摘录，另一篇《三峡工程 百年论证》，是相关链接的资料，我读后虽然对三峡工程是如何定下来的有了较具体的了解，可是疑窦亦随之产生。以前不说，建国后，自1958年第一次提出三峡工程以来，就有不同意见。在毛泽东提出搁置争议二十多年后的1984年3月，李鹏起草的《关于开展筹备三峡工程若干问题》的报告正式上报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这之前是否经过充分科学论证?此后，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中不断有反对意见，在反复论证的过程中，政治人物为何急于表态？论证中是否让持反对意见或犹疑态度的科学家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为何将反对最坚决的黄万里、李锐拒之门外？1989年4月，姚依林副总理答记者问时说：“主张建三峡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经过详细论证。我认为，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然而，三年尚未满，1992年3月，经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便要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表决[29]。不知此前又经过怎样的“详细论证”？但从李鹏日记获悉，在人大开会前的2月20—21日，最高决策层曾开会讨论，“大家都赞成上三峡工程”。为保证在人大顺利通过，随后高层领导还在“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作动员，说中央和他本人“都投了赞成票，但大家仍可畅所欲言”[30]。已有定论，还怎么个“畅”法？如持异议，岂非同中央步调不一？ 如今，“高峡出平湖”，当初赞成派的许多构想均已实现，伟大成就频繁见诸报端，毋庸赘述，但当初反对派的不少预言也被不幸而言中。2007年9月25日，关于三峡工程的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当晚新华网便发报道，说是国务院“三峡办”主任汪啸风透露，“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国务院182次常务会议上，讨论解决三峡工程一些重大问题时认为首要的问题是生态环境问题”；此次与会官员和专家也一致表示，“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安全存在诸多新老隐患，如不及时预防治理，恐酿大祸”；针对2007年8月29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文章《三峡大坝之忧》提出的“三峡大坝项目正面临着山体滑坡和水污染等始料未及的问题”，汪啸风又说：“有些说法别有用心，但多数是出于对三峡工程的关心。我们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次日各报纷纷根据新华社电讯发出消息，如上海《东方早报》的《三峡生态环境有诸多隐患》一则短讯，就列举出这些隐患：“如三峡库区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水库蓄水后，流速减缓，水体交换能力减弱，支流富营养化问题显现，塌岸、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的诱发因素增多；三峡建坝后泥沙运动规律发生变化，存在库区淤积、坝下清水冲刷、河口水文生物环境改变等隐患；生态环保缺乏统一规划、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有待加强等。”官方能够公开并正视这些隐患，人们是欢迎的；不久，大约考虑到舆论导向，在另外场合，有关负责人又极力强调三峡工程的重大成就和它的“利大于弊”，对此人们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人们仍有不少疑虑无法消除：对于上述隐患，当初反对派是否提出过警告？赞成派和决策者听进去多少？他们自己对“弊”的重视程度怎样？有没有将“弊”也如对“利”的宣传那样及时公之于众、尤其是让有最后表决权的人大代表都清楚？工程上马时对隐患的防范措施是不是到位？等等。种种疑问的出现，恰恰证明“德”、“赛”先生之不可离分和它们在重大工程中不同程度的缺位。 令人杞忧的是，非科学发展、反科学发展的现象至今仍屡见不鲜，俯拾即是，比如，夸夸其谈隔靴搔痒的阳面大文、报喜不报忧的新闻报道、缩水或注水的统计数字、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先有结论后找证据的司法程序；又如，伪劣商品、虚假广告、假医假药、假币假票、假论文、假学历、靠跑官买官或其他违反组织原则攫取官位的假官……试问哪一样不是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背道而驰？又有谁在做老实人，说老实话？ 不过，杞忧的同时，人们对前景却充满信心，因为十七大的胜利召开，“高举旗帜、科学发展”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识的新时代已经来临。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对科学与民主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做了全面深刻的理论阐释，我发觉，不管是“科学发展观”、“民主政治”，还是其他部分的论述，始终贯穿着“以人为本”的精神。我们已经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以人为本”才是当今大政方针和一切工作的起点和归宿。“以人为本”，我的理解不外两个方面：一是主权在民，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以及“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二是造福于民，这个“福”就是保障人民的各项权益（当然也包括政治权益），也就是现在上上下下都极为重视的民生问题。在以“主权在民”和“造福于民”为两大目标的现代化“舟车”前行中，科学与民主确确实实是须臾不可离开的“两轮”。而当两大目标真正落到实处之日，必将是“德”、“赛”先生联袂下楼之时。
[1]陈独秀：《随感录101•民主党与共产党》，《新青年》8卷4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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