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我是我自己的人质

我是我自己的人质

○　耿占春

人质——他意识到这是他自身处境的隐喻。一个隐喻吗？我是人质，意味着我的不自由。意味着一种危险的、威胁性的处境。一种被取消了自由意志的生存，听命于威慑性的力量而不是听命于理性与良知的生活。是人质而非囚犯。囚犯不自由，但他的不自由是作为对他的罪错的一种惩罚。囚犯是对理性、法律、和社会良知的被迫听从。而人质却不是。人质的生活暂时处在法律、理性之外。人质是一种偶然命运。

——一个插话：囚犯的历史果真如此？这只是逻辑上的而非经验与事实上的。你当然知道历史上伟大而令人敬佩的人大多是囚犯。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是以坐牢为生。在我们的时代里不也还是？甘地、曼德拉这样一些伟大的囚犯，令人敬畏的失败者的传统，使我们看见，真正的罪犯都一直逍遥法外，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总是享有治外法权。与胜利阶级书写的历史不同，伟大的囚犯和失败者的传统构成了没有被书写的历史——

人质却不是。人质是无辜的。人质可以是任何人，只要他碰巧在场。人质是偶然性境遇的牺牲品。人质只是一个抵押物。劫匪用这个抵押物来换取他不能合法得到的东西。他用这个抵押物的生命来要挟某人。劫匪的残酷游戏要能够达到目的，被劫持的人质就必须对这个被要挟的某人构成真正的威胁，它意味着人质对被要挟的人是重要的。在传统社会，劫持者以此来要挟有钱人家。在更古老的时代，为了部落的安全，相互冲突的部落交换酋长的儿子作为人质，以保证某种和平的承诺。在法制社会里，一般而言不再是家人和家族是直接的被胁迫者，是社会自身，是法律秩序。社会的某些机构常常就是劫持者所胁迫的对象。而法制社会必须为它的民众人身安危负责。但我们也时有所闻，打击劫持的警方有时为了打击劫匪而把人质的安危置之度外。

失去自由、受到生命威胁的人质是无辜的。人质甚至也不是对话或暴力对话的一方，尽管人质确实受到暴力的胁迫。劫匪和法制社会构成了对话或暴力对抗的双方。简而言之，人质的作用只是劫匪用来要挟他人的抵押物，一个回执，一张支票，对方可以支付也可以拒绝支付。劫匪希望用他从另外的人那里获得一笔金钱，或一个承诺。人质是他手中进行敲诈的资本。通常而言，撕票意味着劫持行为的失败。因此，如果不是绝望，劫匪通常应该不愿意看到如此结果。

人质暂时失去了法律的保护，而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陷于失去自主性的境地。然而，人质的偶然命运却是如此普遍。只要我们既不能按照契约社会所提供的最底限度的道德生活，也不能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行事，而只能听命于他人的威逼利诱，我们就已经沦为人质。劫持者拥有了你的死亡权。最为个人的东西现在被抵押在他人那里，终归一死的人因为害怕死亡，不敢行使自身的死亡权，而沦为人质。但在国际社会，人们被告知，人质最好暂时要服从劫持者，为了生存要与他们合作。

认识不自由的处境并不困难。你其实一直就生活在被用做人质的处境中。在20世纪到来不久，扎米亚京的《我们》就描述了这样一个人质社会，奥威尔的《1984》、赫胥吏的《美丽新世界》也是对这个人质社会的虚构，即使如此，真实的状况比虚构还残酷。那些因为胆敢说出人质秘密的人——如果没有完全忘记的话，她们多半是女性，张志新，林昭——被囚禁、被割喉和处决——不是什么特殊的情况，她们只是人质中的勇敢者。看着人质中的那些不听话的被处决，其他人质或者更加沉默，而那些良知已泯灭的人质则主动配合劫持者的一切指令。看似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中间最胆怯的人变成了和劫持者最勇于合作的人。因为劫持者的授权，变节者变得似乎比其他人质更强大，更安全，他的依附性成为他的力量。他获得了帮助劫持者看管人质的任命。失去心肝使一个人变得更强大，更勇于行动。

他们这样做的秘密在于，人质自身同时又是劫持者用来要挟的那个某人。你既是人质又是可以与人质进行交换其利益的那个人。扎米亚京细致入微地描述了这一奇异的处境。作为人质，劫持者只是胁迫你的自由意志，强迫你认同他的权威，不去妨碍他的自由行动，不去阻碍他的交易。此刻，你是有价值的，因为你对他人有价值，你才有交换价值。但你的价值对劫持者来说仅仅是你的生命。你的内心世界对他无关紧要。每个人对他都是等值的。他不管你会怎么想，主要是怎么做。他对你提供一套限制性的方案，你的言说与行为都受到他严格的控制。而在他管辖范围以外的领域，你可以是“自由”的，甚至可以是十分快乐的。许多人质终于明白了这个秘密。劫持者是世界上一种特殊种类的人，他们不是低级的仅仅贪图钱财的劫匪，他们仅仅是喜欢享有世界上最大自由、无法无天的主权的人，是特别喜欢与贪生怕死的奴隶做死亡游戏的人，还是特别喜欢拥有他人的死亡了的自由意志的人。他们是“死魂灵”的收集者，是爱好一种特别的精神生活的人们。他们把那些萎靡不振的死魂灵收集起来，以充实他们自己同样虚弱的心志，把他们的人质变成一群欲望的动物，求生的欲望、快乐存活的欲望支配下的动物，死亡恐惧支配着的动物，然后劫持者才能够放心而轻蔑地支配着一个人质社会。一旦沦为人质，人的生命需要就立刻降低到最低限度，活着、求生就成为最紧迫的愿望。诗歌、爱、自由，瞬间化为昂贵的奢侈物。事实上，这个荒诞的时刻是如此常见，只要有人用武器看管着权利，或者有人用武器夺得了社会统治权，人们就被迫沉默地生活在人质社群之中。同时，沦为人质的生活就开始极度简化人的生活。人质的生活是简化到极端的生活，一切都仅仅是为了活着。自由、尊严、艺术、伦理和想象力，顷刻间失去了分量。

其实这个劫持者就只是要用你的自由、尊严，用你的思想和自由言说，来换取你的感官生活与肉体快乐的自由。如同扎米亚京的《我们》，或奥威尔的《1984》中所描写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赫胥吏《美丽新世界》的情境。许多人质开始感到与劫持者的这个交换并非不划算。他们觉得这样很好，同意用自己的个人的自由意志、用整体的人格换取作为生物的生存，用思想与表达的自由交换身体的快乐、欲望的直接满足感。毕竟热爱修辞的快乐、热爱自由表达的快乐超过热爱活着的人是极少数。所谓“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人毕竟终归是一些烈士。在殉难的烈士与快乐的人质生活之间，如此脆弱的生灵倾向于选择后者。写这个笔录并不能给我勇气，甚至那些胆敢指出他们是人质的人就成为对他们的一种冒犯，因为人质与劫持者已经有了利益的契约。如果劫持者要处死这个冒犯的人质，其他愿意忘记人质处境的人们就会帮着制造断头台，或充当刽子手。那些挑战者不仅是对劫持者的冒犯，也是对其他沉默人质的一个羞辱。这个挑战者活在他们中间就是在提醒他们的耻辱，反正也看不到解救他们的人会来。人质因为无力改变处境转而与劫持者通力合作。在解救方案无效的情况下，人质也被告知要与劫持者合作。权宜之计变成了永久的共谋。在没有解救之可能的时候，人质已经染上了劫持者的罪恶。这是放弃人的尊严之罪，贪生之罪，放弃自由意志之罪。并且，伴随着终生无法开释的耻辱感。

对长期处在被胁迫被劫持状态的人质来说，他渐渐感到，交出或失去的东西是虚幻的，而他所换取的东西确是实在的。他的生活开始自觉地服从于极度简化的物质主义的逻辑。久而久之，人质们愿意忘记他失去的东西，他宣称他交付出去的东西本来就不存在，它是虚假的和幼稚的，是非真实的。如果人质们改变不了自己的处境，他们就能够改变对这个处境的叙述。他们改变了看待自己的方式。他们要使那种痛苦与羞辱的感受消失在欲望的快乐享用中。他们合在一起嘲笑那些没有忘记自己被迫交付出“灵魂”的人。他们说，他们什么也没有牺牲，他们丢掉的是本来就不存在的，而且在任何人那里、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存在过的。而他们得到的，却是前所未有的。失去了灵魂，失去了一些抽象的、模糊的、脆弱的感觉，以及关于它们的记忆，他们就失去了恐惧的情感，失去了屈辱的感受。他们的弱点现在开始成为他们的力量。因为心神的不在而产生的没有痛苦感的那种粗野的力量。最后，连关于它们的语言也没有了。一种传之久远的指称体系被瓦解了，一种意义与感知系统消解了。那些在他们的语言中曾经一直被压抑的、被暗示的、被象征的东西，似乎安然无恙地销声匿迹了。那些语言的痕迹曾经像噩梦一样纠缠着他们，现在终于被驱散了。他们的“心中”是一片并非完全强制性的记忆空白。他们开始使用劫持者的语言说话，而且完全按照物质主义的粗野逻辑。一种极度简化的语言，一种靠反复灌输和不厌其烦的重复形成的语言成为人质社会的语言。这种人质社会的语言把精神世界简化到以吏为师的古老恶俗，把人简化为生物。其余的一切皆为唯心主义。劫持者团伙久而久之已经成为他们实际生活的管理者。即使当劫持者集团中有人厌倦了与奴隶的死亡游戏，他也不能破坏奴隶们已经深深认可的规则。人质们愿意继续安全地游戏下去，而不愿冒生命危险活在没有实际物质利益的灵魂自由之中。对于白痴化的人质来说，没有观念的生活显得多么符合其简化的生物性。一切观念都已经是虚幻的唯心主义，一切关于人的理念都已经被简化为在人质处境中的存活权。这样，终于，人质社会仅存的观念与控制社会的观念奇迹般地一致起来了。

如同扎米亚京、奥威尔等人对一种反面乌托邦世界的描述，你诞生和生活于其中的权力机制，带着劫持者深深的印记，这个权力机制所组织的社会关系的“非法性”和“武装性”，使你的生活成为一个难题，甚至已经成为一个持久的羞辱。有意义的生活成为一个伦理难题。这是生活隐蔽的伦理困境。在生活被劫持之后，你继续活着，继续假装快乐地活下去就是一个道德难题。你从生活中获取的一切利益都带有奴隶的烙印，每一块分得的食物中都是对你忠心或假装忠心的奖赏。你全部的生活与快乐带着耻辱的印记，就像被编号的军马或囚犯。你的生活被劫持了。在被劫持之后你同意了劫持者提出的一切条件。而且你只能同意。作为人质，劫持者要挟的并非他人，就是你自己，是你身上的自由意志，和那个已经来历不清的古老灵魂。

人质处境的生活急速简化，已经在许多人心中模糊了人的概念，缩小了人的概念，取消了权利意识。似乎只要活着就成为足以令人感恩戴德的事，权利概念会让人不知所措。就像你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围着人群看街上张贴的人民法院布告判决书的时候，一个叙述使你始终困扰不解：“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或更常见的是“剥夺政治权利终生”。一个孩子以不存在的方式知道了政治权利这个概念。迷惑的是他生活中从来也没有看见这些没有被判处徒刑的人们的政治权利是什么。他们有赞美强权统治的权利，唱赞美歌曲的权利，甚至没有沉默的权利。

然而真正使人质、那些没有完全忘记人质处境的人感到难堪的是下面一幕悲喜剧，这个劫持者开始给他们颁布法律，就像奥威尔《1984》中的“老大哥”，他甚至还像个圣贤一样与你谈社会道德和人类理想。你继续同意。还有人跟着认为“老大哥”有了精神需求，老大哥现在甚至俨然已成为精神大师。历史就是这样，野蛮入侵但长治久安得靠“文化”治理。要管理他们的脑子。尽管他们从来也不会忘记所依仗的最终还是枪杆子。你的耻辱是继续沉默。你能够说的就是，我是一个人质，没有道德可言，没有精神可言。作为一个苟且偷生的人质，我根本没有道德感可言。没有勇气，没有真诚。作为人质，你完全不是一个行为主体，也不是言论主体。我身上的线在别人手中，胆怯地听命于他人的武断意志。因此人质也没有人们假装的“精神”和“心灵”饥渴感。那些太奢侈。谈那些古老的价值，我们都不配。谈论道德、伦理或精神这些古老的概念我没有资格，因为我必须是一个话语行为的主体，并且能够多少是一种行为主体时，必须具有自由思想和自由意志，我才能谈论它。作为人质，我不能自主而自由地承诺什么。必须是我的言行不受暴力的胁迫或威逼利诱。但是作为失去行为主体和话语主体时，我能够力所能及的是说出我的道德能力的丧失这个事实，以及它是被什么力量所劫持胁迫。

除了生存权，可耻感是我最起码的道德意识。别剥夺奴隶的耻辱感和失败者的记忆。而他们所颁布的社会道德仍然是奴隶的道德。可是有时候，奴隶的道德与圣徒的道德又是那样的相似。比如无私，忘我等等。确实存在着一种混淆的土壤。存在着把一切倒过来的逻辑。你坚持着最后一丝意识清晰的希望，不把天壤之别的东西混淆。你似乎已经犯下了过错，甚至是罪错，但没有人会怪罪你，因为人人都是如此。你想忏悔，但是不，你不是责任人，你没有资格，也忏悔不起，不要放大自己了。你不是道德主体。没有自由就没有责任。你觉得无罪，但是也不对，你生活在其中，你“同意”它，或者你沉默。你处在不明不白之中。制度的非法性污染了你的生活。每当你看到丰功伟绩者有毒的生活、看到历史黑幕，你感受到他的耻辱已经使你的生活、使你生活其间的社会充满可耻的暗疾。这个传染源已经使一切生命不再健康。

可是你并不想成为一个极端、偏激而狭隘的道德主义者，道德主义者对生活的观察与感受往往过于拘泥于现象、个别事实，而忽略对社会结构上的观察与理解能力。这是许多道德主义者的缺点。可你已经不能拥有这种缺点。你连成为道德主义者也不可能。你的生活已经深深染上了非道德性。坏的东西未必坏，因为没有人公然说出；好的东西未必好，因为它惹来祸害。比如读书求知，人民自古就感叹“人生忧患读书始”，“祸从口出”，以及“难得糊涂”，道理早已被权力逻辑魔法般的倒立了过来。随着言路的私下缓慢出现，随着话语力量挤开一丝私下观察的缝隙，你开始了解你所生活的制度本身不符合最基本的人道法则，这是一种十分坏的感觉：你发觉你生活于其中的制度具有非法性。不是公意，而是一个没有现代社会组织与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的武装集团“创造”了你生活其中的制度，它骄傲地公开地告诉你枪杆子的秘密。可你在具有反思能力之前已经在其中生活，甚至你可能就要在其中终老一生。你生活其中的制度自身的非法性就像你的一桩原罪：因为你没有反抗它，或者说，你没有有效地抗议它。你是人质吗？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一切极权主义政体，人民就是人质，国际新闻经常报道这一事态，有时要靠国际组织或者他国干预，他们才会释放某些对其持有疑义的人士，或放松对某些人的监控。你是人质，这种意识会摧毁你的整个生活。人质没有生活，只有在押的非自由的苟且状态。可现在你是特殊的人质，如同《美丽新世界》所描述，你现在变成了只是某些方面的人质，你甚至有一个极其大的自由空间。看来只有很小的一小块领地不许进入，只许沉默，而更大的空间里你是自由的，甚至可以为所欲为。世界历史中竟然产生了如此快乐的人质社会。

一代又一代成功的劫持集团缔造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生活，这已是一个古老的传统。那些攫取了社会权利的集团把自己等同于合法权力与秩序的缔造者。人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劫持者缔造的社会传统之中。社会的每个人早已沦为它的人质。这已经成为你的原罪。当局外的人们揭示出这个劫持集团或其首领的权力非法性，事实上你也在蒙羞。这就是更多遗忘了人质处境的人，继续愿意把这些劫持团伙继续合法化、继续把伟大的亡灵神圣化下去的一个深刻动机。人们不想遭遇自身的“原罪”。但在遇到一系列问题时，你的认同感会产生分裂。你认同你一直置身其中的共同体吗？遇到国际事端时你必须在心中区分国家与祖国，统治权力与民族尊严，还要区分国家的被操纵与民族隐秘的意志——可笑的是，这些概念对一个人质来说过于大了，可你有时仍然会遭遇到它们所设置的重重陷阱。

这是一个人质的笔录，也可以算是许多作为人质的亡灵的口供。他是一个话语的幽灵，它来自扎米亚京的《我们》，也来自《1984》和《美丽新世界》，它是沮丧时刻的自我意识。有时候，这个人质对自己仍然能够思想表示担惊受怕。他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的和伟大的思想者，在人质社会这是一个痴心妄想。越是一种急迫的环境，人所需要的东西越是被简化，极度紧迫的环境就产生极端的生存简化。在简单的事实面前，甚至在只需要作出是和非的道德选择时，思想也是多余的。连语言都被简化了。而这种简化又是如此需要。沮丧感突然控制了他，就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