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从道德理想主义到政治理想主义

从道德理想主义到政治理想主义

○　杨春时

一现代性与政治理想主义

中国现代性遭遇的意识形态陷阱之一，就是政治理想主义。所谓政治理想主义，是指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它追求一种完美的政治制度，对现实的社会抱批判的、革命的态度。政治理想主义的产生，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动。现代性本来是一种世俗文化，它以人的欲望和理性精神战胜了宗教蒙昧，理性取代宗教成为最高价值，这就是所谓脱神入俗的“祛魅”。在宗教的超越理想退出了世俗生活领域以后，讲求实际利益的现实主义价值观念主导了社会生活。从批判的立场上说，这是崇高理想的褪色，是人的神性的丧失。加上现代社会各种弊病的丛生，面对这种世俗的现代性，就产生了一种反现代性的社会思潮，这就是政治理想主义或乌托邦主义。欧洲资本主义初期，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端，产生了圣西门、傅立叶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巴古宁的无政府主义等政治理想主义。而法国大革命的实践，最初也走向了政治理想主义。启蒙运动的导师卢梭，在设计现代社会的蓝图时，就意识到现代性带来的祸害——文明导致的人的异化。为了抵制现代文明的弊端，他提出了道德理想主义，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一个理想主义的社会，从而把道德理想主义转化为政治理想主义。他的道德理想是追求“至善”，完全清洗掉文明带来的污染，回归绝对的道德状态，人成为“道德人”，完全服从“公意”，为此要设立一个宗教的代用品——公民宗教。法国大革命实践了卢梭的设计，罗伯斯庇尔制定过信仰宣言，设立过“公民宗教”，世俗社会被高度的理想化了。虽然法国大革命中掀起了一场政治狂热，但随着罗伯斯庇尔的被处死以及雅各宾俱乐部统治的崩溃，这种实践还是失败了。但是，政治理想主义传统却保留、延续下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也有政治理想主义的品格，它是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发生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展了批判现代性的政治理想主义传统，它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不仅从道义上，而且深挖其经济制度的根源）设计了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力图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因此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从而区别于其他政治理想主义。以后苏联和中国等的革命，实践了这种政治理想主义。在20世纪，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对这种现代性的批判，就产生了诸如法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等社会批判理论等。这些理论都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体现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理想主义。

政治理想主义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曾经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极大地影响了（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主导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政治理想主义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政治理想主义有基督教文化的渊源，基督教的“千年王国”的预言成为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其他政治理想主义的思想资源；而中国的政治理想主义没有宗教的渊源，它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想主义，也直接来自苏联的政治思想体系。从道德理想主义到政治理想主义再到政治现实主义，大体上可以概括中国现代历史的演变。

二道德理想主义的瓦解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质是天人合一、体用不二，也就是说实用的形而下层面与超验的形而上层面未分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宗教文化薄弱。儒家文化具有实用理性特征，它把天道、天理转化为人道、伦理，既作为一套世俗的意识形态体系，又包含着宗教、哲学、美学等形上意义。儒学的形上意义不是经由对形下的分离、批判而达到的外在超越(如西方文化那样)，而是经由对形下的融合、肯定而达到的“内在超越”。这样，儒学就成为“道不离伦常日用”的与宗教、哲学不同的伦理形而上学。它认为可以在现实社会实现理想追求，即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这种天人合一、体用不二、圣王一体的文化具有双重的整合功能，它在规范人们的现实行为的同时，又在现实世界给人们找到了终极价值。这种体用不二的文化把道德提升为终极价值，因此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性质。

道德本来是一种现实价值规范，它的功能是调节人际关系，规范人的行为。道德固然是社会存在所必须，同时也是自由的限制，它对人具有压抑性。道德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而人的价值的发展是推动道德进步的动力。因此，道德不是最高价值，只是一种现实价值。道德理想主义就是把道德作为终极价值，否认道德的缺陷——对人的压抑以及对自由的限制。它把人和社会都道德化，认为人和社会都应该并且可以完全符合道德规范，而不承认道德的宽容，更不承认可以超越道德。道德理想主义对道德提倡和道德允许不加区分，也就是混淆李泽厚所说的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把道德变成无法实践的至高的标准，造成虚假的“道德人”和严酷的“道德社会”。特别是中国现代“左”的思潮，抹杀个体价值，推行“破私立公”的革命道德，使道德成为新的宗教性的道德。从人自身的角度看，道德理想主义把人道德化，认为道德是人的本质，不承认人的自然性、非理性。他认为如果人背离了道德，就是禽兽，就丧失了做人的资格和权利。它认为人完全可以道德化，成为完美的圣人，即所谓“人皆可以为舜尧”。这表面上提高了人的品位，实际上抹杀了人的自然性、感性以及非理性，从而导致“以理杀人”。从社会角度上看，道德理想主义认为社会也可以道德化，道德法则统治着社会生活。这首先导致一种人治——圣人之治，而排除了民主与法治的精神。同时，道德理想主义也导致一种乌托邦，即认为可以在人间建立天堂。中国传统文化虚构了一个圣人政治的典范——尧舜禹时代，构造了一种大同理想。后世虽然至多是“小康”，但仍然存在着圣人降临的大同理想。这种社会乌托邦是建立在道德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因此有别于欧洲的乌托邦主义，后者虽然也有道德理想主义的成分，但主要是一种经济的、政治的理想主义。

现代性从西方引进，导致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的解体，也导致道德理想主义的解体，首先是造成了形上层面的空白，这使道德理想主义有可能转化为政治理想主义。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被动到自觉地接受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迅速瓦解。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儒学，倡导西学，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失落，丧失合法性，全面崩溃。由于传统文化的体用不二性质，它的崩溃是在“体”和“用”两个层面上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西方文化存在一个重大的误解，即认为西方文化只有理性精神即古希腊传统，而忽略了宗教文化即希伯来传统，因此引进的西方文化，只限于科学、民主等实用层面，而缺失了超越层面，包括哲学、审美和宗教。“五四”时期发生的东西文化论战中，钱智修撰文《功利主义与学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片面吸收工具理性，抛弃“高深之学”的功利主义予以批判，结果引起陈独秀的反驳。但陈独秀只是断言西方与中国诸圣贤皆有功利主义，没有只字提及西方的宗教生活，也没有提及其他超功利的精神生活。五四运动确立了工具理性和政治理念的权威，而西方文化的哲学、宗教、审美等形上的层面则被忽略了。造成这种局面既有文化传播在形上层面比在形下层面更困难的原因，也由于实用理性传统对形上文化的顽强抵制。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接受过程中被同化了，特别是禅宗一派更是如此。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从明、清时算起已有数百年，但远没有获得在其他国家那样的成功。宗教信仰对中国人来说仍然是淡薄的，而且也很少达到形上的高度。而且，“五四”时期还把宗教等同于迷信加以排斥。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准备在清华大学召开第11届大会，引起了学生界和知识界的强烈反对，北京和上海以及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对宗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新文化代表人物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丁文江、吴稚晖、陶孟和等都发表了批判宗教的言论。只有周作人、钱玄同等北大五教授以信仰自由为由表示反对排斥宗教，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承认宗教的社会价值，但这种微弱的声音被反宗教的巨大浪潮所淹没。蔡元培在1922年4月9日的非宗教大会上讲演，说：“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引起无知识人盲从的信仰，求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我所尤反对的，是那些教会的学校同青年会，用种种暗示，来诱惑未成年的学生，去信仰他们的基督教。”[1]西方哲学在“五四”前后也有译介，但由于它远离社会现实，不如科学、民主那样直接发挥救国新民的功利作用，因而被冷落；而且被接受的主要是杜威、罗素等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的哲学，以及马克思的实践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具有形上意义的现代欧陆的理性主义哲学则较少受注意。因此，对西方哲学的引进远没有为现代中国确立一种有权威的哲学形而上学。“五四”以前，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强调审美的超越性，但是并没有受到重视，得到响应的是梁启超的政治功利主义的美学观。五四新文学运动对西方文化思潮的引进不遗余力，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但是，文学革命只着眼于文艺改造国民性的社会功利作用，忽视了文艺的形上的审美意义，尤其是忽视和排斥了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致使“五四”新文学缺乏现代文学所具有的超验内涵，以后又向政治功利主义蜕变。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在形下层面上的文化革命，它没有为现代中国人确立新的终极价值。

西方的工具理性(科学)和政治理念(民主)摧毁了传统文化的宗法礼教，其形上层面也同归于尽，中国传统哲学、宗教、文艺几乎都被扫荡。这意味着文化转型造成了结构性缺陷——超越领域的缺失，中国人丧失了终极价值和超越的能力。“五四”期间，科学主义确立了统治地位，科学俨然成为一种宗教，形上的问题被排斥。蔡元培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主张“以美育代宗教”，似乎把注意力投向形而上领域，企图找到宗教的代用品，但实际上仍着眼于宗教、审美文化的道德教化功能，并未触及为中国人树立终极价值问题。直到l923年的“科玄论战”，才开始了对科学主义霸权的挑战。张君劢等人认为科学不能取代人生观问题，企图“提倡宋学”以解决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从学术角度讲，玄学派对科学派提出的问题是合理的，科学确实不能取代哲学、宗教等“玄学”。但是，这场论战又以“科学神”战胜“玄学鬼”而告终，胡适等认为，科学可以成为世界观。这说明科学主义余威之盛，也说明信仰问题被现实问题的迫切性掩盖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君劢没有为中国人找到一个合适的信仰，他提倡的宋学早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因而不可能与科学争夺地盘。

失去了宗教、哲学以及审美等超越性文化，科学、民主就僭越为终极价值。这种价值错位必然导致政治理想主义。

三走向政治理想主义

从洋务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转型期，它旨在引进西方近现代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其结果是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文化瓦解了，道德理想主义沦落了，建立了理性的权威。“五四”引进的科学、民主，虽然建立了权威，甚至僭越了宗教、哲学、艺术等超越性文化，但毕竟只限于“用”的层面，缺少“体”的层面，因而难以获得终极价值的支持，难以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扎下根子。科学、民主只是救国新民的手段，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它缺乏信仰的根基，因而不会稳固持久。一旦这种手段不能立时见效，就会被放弃而转向其他手段。“五四”以后，由于救亡的紧迫性，而启蒙不能收到速效，于是启蒙主义消歇，社会革命骤起。启蒙领袖除胡适等人外，其余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皆由信仰西方自由民主转向信仰东方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也由以欧美为师，走西方民主革命道路转向“以俄为师”，走东方社会革命道路。旨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革命与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发生冲突，它需要一种反（西方）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而从苏联引进的政治理想主义就适应了这种需要。

“五四”以后，政治革命不能掩盖文化上的形上层面缺失，中国文化层面上面临一个如何为人们寻找出终极价值的问题。由于超越层面文化的缺失，政治成为至高无上的信仰，人们的超越性追求转向革命，形成政治理想主义传统。政治理想主义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就是基于孙中山所说的“社会病理学”，而不是“社会生理学”。它专注于现实社会的缺陷，而不是它的合理性，寻求一种没有道德缺陷和制度缺陷的社会。因此，从辛亥革命开始，就有章太炎、朱执信等抨击资本主义制度造成“变相专制”、“可致不平之制”。而这种政治思想也导致国民党排斥了自由资本主义，建立了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当然，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只是一种单一的社会学构想，缺乏形而上的意味，不能给中国人带来终极价值的想象，缺少政治理想主义的品格，因此不能构建一个文化上的“卡里斯马”，缺少道德感召力。中国后来选择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是一种政治理想主义的选择。它要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社会。这不能只看作一种政治运作的结果，而有其历史的合理性。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能够获得知识分子精英和广大民众的信仰、支持，除了它能解决救国这个迫切的现实问题外，还由于它提出了消灭世界上的剥削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理想，使人们的超越追求得到代偿性的满足。这种人间大同的社会理想，实际上建构了新的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文化体系。任何革命大约多少总带有这种准宗教性质。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著文道：布尔什维主义与基督教有相似处，它“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岂但今日的俄国，20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着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运动所风靡”。[2]政治文化之中总是包含着一定政治理想主义成分，否则就无法吸引群众，因此，革命理想主义有其合理性，它在革命时期使千百万革命者有了崇高的信仰，发扬了英勇牺牲的精神，发挥了动员民众的政治功用，最终战胜了三民主义和自由主义，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但是，政治文化必须奠基于政治现实主义之上，政治理想主义必须有政治现实主义的制约，否则就会导致政治乌托邦。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政治理想主义的胜利，也是政治现实主义的胜利。缺乏政治现实主义，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在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只是把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纲领，即未来的理想和目标，并没有准备立刻实行；它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最低纲领。于是，在革命理想主义的照耀下，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同样要引以为戒的是，一旦丢弃政治现实主义，政治理想主义就会成为一种灾难，中国革命过程中长期存在，不断复活的“左”的思潮，实际上就是这样发生的。

中国的政治理想主义不仅有从苏联传入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也有中国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渊源。在中国革命文化中，道德被政治化，同时政治也被道德化，道德成为一种阶级属性，而无产阶级则具有最高的道德品格。因此，共产主义者不仅是一种阶级身份，而且是一种道德楷模（先锋队）；理想社会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道德理想，而实现的途径就是无产阶级化。这样，道德和政治就一体化了，道德理想主义的思想资源就被政治理想主义所吸收。

革命胜利以后，在和平建设时期，更需要政治现实主义，需要现实领域与超越领域的分离。政治理想主义毕竟只是形上文化的代用品，不具有超越的品格，它一旦失去了现实精神的制约，缺少政治狂热的制约力量和解毒剂，就变成了意识形态乌托邦，强化了意识形态偏执，导致政治狂热。由于革命理想主义的惯性，特别是在“左”的思潮统治下，一切都意识形态化了，革命理想主义演变成政治乌托邦主义。宗教被消灭，哲学意识形态化，艺术成为宣传工具，这意味着一种高度的政治异化，人丧失了超越现实的品格和批判现实的能力。中国革命空前激烈、残酷，政治运动的持久不断，都有这种政治狂热和意识形态偏执的原因。

建国以后，政治理想主义的膨胀就悄悄地发生了。过早地结束“新民主主义”，建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一直到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发动“大跃进”，掀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政治狂热，不仅是个别领导人的错误，还有几十年形成的政治理想主义的社会文化基础。体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高扬革命理想主义，把“革命现实主义”改变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直至搞出来树立“高大全”英雄形象的“革命样板戏”。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社会文化原因就有政治理想主义的成分。为了避免革命理想主义的丧失，防止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才走上了这种狂暴的发动群众造反的道路。在“文革”中，受压抑的形而上冲动被误导，导致政治狂热的膨胀。红卫兵的极端革命理想主义（政治理想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混合）被引向变相的宗教狂热：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造神运动、个人崇拜、自我摧残、迫害异端、派性武斗乃至后来的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这种政治狂热和意识形态偏执后面，潜藏着一代青年的超越现实，实现自我的理想迫求。由于超越性文化的缺失，未能得到合理的泄导而扭曲变态，造成了这场人间悲剧。如果有健全的形上信仰和追求，同时以政治现实主义制约政治理想主义，就可以避免这场悲剧的发生。

四走向政治现实主义

“文革”以后，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这实质上是在基本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后，转向现代性建设。这意味着政治理想主义主导的时代已经过去，政治理想主义虽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但其历史使命已经基本上完成，而让位于政治现实主义。中共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有效地把现实与理想区隔开来。同时，在宣传上，作出了“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提法，取代了过去的“发扬共产主义精神”的提法。这表明，政治理想主义虽然仍然没有放弃，但重心已经转向政治现实主义。但是，由于改革中出现了新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与政治领域的改革没有同步，产生了经济基础的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不相适应，从而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例如腐败滋长、道德滑坡、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政治现实主义的立场，通过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来解决社会矛盾，这是唯一现实可行的途径。但是，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中，由于理想主义的失落，信仰的缺失引起了反弹，在当前出现了“新左派”代表的政治理想主义的回潮。他们以政治理想主义来批判中国现实，设计中国未来的走向。它不是看到改革开放开辟了不可逆转的现代性发展道路，不是把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看作改革不彻底造成的，而是把改革看作一团漆黑，把产生的社会问题看作改革的恶果。政治理想主义必然虚构一个乌托邦，新左派的乌托邦就是计划经济时代和传统社会主义。新左派攻击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企图把中国拉回计划经济时代和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美化传统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充分体现了一种“社会病理学”的政治理想主义。

避免政治理想主义的膨胀，除了提倡政治现实主义之外，还必须为现代中国人寻找形而上的寄托，开辟超越性的途径，从而建立终极信仰，并且在精神领域开展对现实的批判。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防止政治理想主义僭越终极价值，混淆思想批判和政治实践。现代的哲学、艺术和宗教都具有形上的品格，可以抑制政治理想主义膨胀。因此，应该加强这些领域的文化建设。

如果说，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话，那么在今天，反现代性思潮主要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等。西方知识分子秉承政治理想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现实进行理论的批判（而不是政治的实践），这是尽了知识分子的天职。但是在中国，有与西方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那就是中国的现代性还刚刚起步，远没有完成。因此，当前的政治任务不是批判现代性（哲学的、审美的批判另当别论），而是反对封建主义，争取现代性。而且，政治实践领域与文化批判领域不同，更要警惕政治理想主义的负面作用。新左派不仅不顾时空差别，移用西方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于中国，而且混同了政治实践与文化批判，复活了一种政治乌托邦。因此，这种错位的政治理想主义，对中国的现代发展是有害的。

[1]张士钦《国内近十年之宗教》，京华书局1927年版，第200页。
[2]李大钊《Bolshvism的胜利》，转引自《文学运动史料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