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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治学的思维方式
○ 聂国心 关检视王国维的学术贡献，在惊异于他的扎实的功底、过人的才华和敏锐的感觉外，还应特别注意到了他独特的治学思维方式。这就是将开放的心态、怀疑的眼光、创新的精神和求真求实的准则融合为一体的研究学术问题的基本姿态。 王国维治学的这种“基本姿态”来源于他对中国学术思想和文化变迁的洞察。他纵观中国历史，敏锐而清醒地看到，每当一种“外界之势力”的输入，都会给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带来极大的活力。六朝佛学的兴盛就曾极大地改变了自汉以后儒家“抱残守缺”、“思想凋蔽”的状况，那是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第一次受到“外界之势力”的巨大冲击和影响的时期。而“自宋以后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1]王国维把晚清以来西欧学术思想的输入，看作是冲击中国学术思想和文化的“第二之佛教”，必将给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带来巨大的生机。他之所以那么热心于西方的哲学和艺术，那么痴迷于叔本华、康德等人的学术思想（即使一时读不懂也绝不放弃），那么坚决地运用西方的学说和思维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学术和文化问题，都与他对西方思想的这种认识密切相关。当然，王国维晚年转向研究国学，对西方哲学不再热衷，甚至还用过带有决绝意味的口吻声称自己不懂西方哲学。但是，王国维希望借助“外界之势力”来研究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文化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没有变。这一方面表现在他特别看重地下新出土的文物资料，强调“二重证据法”；一方面也表现在已经深入到他骨髓中的西方学术思想对他治学的潜在影响。换句话说，他借助西方学术思想与看重新出土的文物资料，都是借助“外力”的表现，其精神实质是相通的。 王国维那么注重“外界之势力”，自然包含着他对现存之思想与文化状况的不满。这种不满一方面是对现存思想观点和文化倾向的否定，一方面则是对现存文史资料的怀疑。正是一种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和融会与创新的愿望，促使王国维在治学上始终不渝地借助“外界之势力”。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对他所借助的“外界之势力”也并不迷信。就在他迷恋西方哲学的时候，他也清醒地看到了“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2]的矛盾，看到了抽象思辩的长处与不足。而在他孜孜追求以“地下之新材料”来“补正纸上之材料”[3]，坚信“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4]的时候，也并非唯“地下之新材料”是从，而是对之作小心而艰苦的考证辨识，并“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5]不少人把王国维前后期研究对象的改变，看作是王国维本人由维新向复古的方向倒退的一个例证。这是对王国维最大的误读。其实，在王国维的学术思想里，并没有简单的新旧对立性思维。他甚至反对学术上的古今中外之分。他说：“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6]他看重不同性质的思想与文化的冲撞，更看重不同性质的思想与文化的交融。他认为外来的思想与文化“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7]所以，王国维的借助“外界之势力”，就不是简单的古、今、中、外的对立性取代，而是不同性质的思想与文化的化合性交融。王国维对学术问题从不轻易地作出简单化的肯定或否定性结论。他研究某一问题，总是首先耐心地梳理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充分地做好资料的准备工作。如果没有切实的证明材料，他则宁可暂时存疑。像他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简牍检署考》、《魏石经考》等著作的写作过程都是这样。过去，人们只是从中看到了王国维治学的严谨，而没有认识到，王国维这种严谨的治学作风是受到他借助并融合“外界之势力”的思想所左右的。确实，王国维评判学术研究的标准是“真”与“实”。他曾反复说过：“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於人类之生存福祉。”[8]甚至可以说，真与实的准则是王国维学术研究的目标与归宿。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借助并融合“外界之势力”又仍然是他推崇的一条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早年他借助西方哲学来研究中国文学，就是想融合西方哲学抽象思辩的科学性来纠正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感悟式的随意性。晚年他运用新出土的文物资料来研究传统国学，也是希望借助地下文物资料较少受到自然消蚀和人为影响的相对真实性，来考证现存文史资料的虚实真伪。所以说，借助并融合“外界之势力”的思想是王国维治学思维方式的核心所在。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王国维，才能看到他与乾嘉学派的根本不同，才能看清他真正的创新之处，才能领会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可惜的是，王国维的这种独到的精神财富并没有被后人充分认识。王国维之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学界弥漫着中、西、古、今的二元对立性思维。非此即彼，界线分明，更遑论两者的融合创新。如果说，在“五四”时期和1980年代两个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强调学习西方思想与文化甚至主张全盘西化都是欲借助外力来改造中国文化，都还有其矫枉过正的历史合理性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复古浪潮，无论是高扬国粹还是惊呼失语，都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排斥西方思想与文化，拒绝借助“外界之势力”，因而最终会窒息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的一种可怕的倾向。这种倾向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的惰性之强、影响之广、毒害之深，都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它打着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肃清左倾思想流毒的旗号，大肆鼓吹复兴国学，极力抵制西方思想与文化的影响，甚至在21世纪还有人在向孩子们灌输《四书》、《五经》的旧典。它立论的根据，是百年来西化的浪潮已造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断裂，西方的思想已在中国泛滥成灾。其实，只要睁眼看看历史，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多么无稽。因为百年来集中强调西化的时间充其量不到二十年，大量的时间是在传统或者准传统（我把表面上反传统而实际上却在沿用传统的思想和做法叫做准传统，“文革”是其突出的表现）的统治下度过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思想的输入都是不可能的，泛滥更是无从说起。时至今日，学界对西方思想与文化的横加指责仍不绝于耳。当然，西方的思想与文化并非完美无缺，它的弊病与问题确实有目共睹，对它作科学的分析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就像王国维运用叔本华的哲学研究《红楼梦》一样，后来许多学人在运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或者因为不熟练，或者因为急于宣传某种思想而免不了生吞活剥的毛病。这些都是历史进程中的正常现象，都不应该成为指责和排拒西方思想与文化的理由。王国维说：“自六朝至於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9]中国与印度同属东方文化圈。从佛教在中国“极盛”的六朝算起，到宋儒将之与中国传统思想“调和”出新，历经千年之久。中国与西欧分属不同的东、西文化圈。从西方思想在中国“极盛”的“五四”时期算起，至今不过百年。如果减去实际上是由传统或准传统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时间，西方思想在中国的“极盛”还不足二十年。虽然，现今的信息传播速度已与古人不可同日而语，但两种差异极大的思想与文化的融合出新，毕竟需要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在还不是害怕西化过头的时候，也不是大谈西方思想与文化弊病的时候。中国现今需要的仍然是一种开放的精神和宽容的心态，仍然需要大规模地输入西方的思想与文化。因为只有充分地输入，才有可能充分地融合，才有可能奇迹般地出新，才有可能创造一个更适宜于人类生存的人文环境。一个世纪之前的王国维已经清醒地看到了中西思想与文化融合的大趋势，他把这种趋势看作是中华文明再度复兴的希望所在。一个世纪之后的我们理应充分认识到王国维这种思想的历史价值，从他孜孜追求的借助并融合“外界之势力”的努力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1][7][9]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观堂先生全集》第五册第1734-1740页。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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