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庐山植物园有感

庐山植物园有感

○　陈家琪

今夏酷暑，与几家人一道在庐山上住了几天，锦绣谷游人如织，比电影散场时的人还多，唯一的新奇感就是恢复了当年蒋介石与马歇尔谈判的地址，并重现了“同舟共济”几个大字。我是同济大学的，刚好能越过拥堵的人群摄入镜头的，也就只有这几个大字，于是便借花献给自己的学校建校一百周年，并以此纪念那个特殊的年代。

庐山会议的会址也是因为“恢复”或“重现”而别有了一番滋味，比如当年九届二中全会时林彪、江青、叶群、聂元梓、吴桂贤、陈永贵这些或声名显赫或早已不为人所知的与会者们都标明了各自当时的座位。可惜感兴趣的人不多，大家只在楼下看完一个平淡无奇的纪录片后就一拥而散，上楼去看当年会场的，其实就我们几个人。

在我们这个辽阔的土地上，可“恢复”或“重现”的地方几乎不可胜数（不排除借机伪造和假冒），所以可供游人“重新领略”的旅游景点也就不可胜数。这样的热潮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各个旅游胜地也不妨大涨门票，反正总有人会来寻踪探秘，只要不忘“恢复”或“重现”这一主题即可。这是一个很有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主题，想不到半个世纪后最值钱的两个字竟然是“恢复”或“重现”。

在山上看了一本有关庐山史话的书，很详尽，但有几个主题绕不过去，所以读起来就很别扭。一个就是庐山上的那些已经无可“恢复”或“重现”的古迹到底是怎么被破坏的？比如东晋南朝时的数百所寺院（至清代，有具体名称的寺院宫观仍有200多所），比如“翟家四世”（翟汤、翟庄、翟矫、翟法赐）和“浔阳三隐”（周续之、刘遗民、陶潜，其实我们一般的人只知道陶潜）的故居或归隐处，还有李白在这里居住了半年之久的“太白草堂”（白居易的乐天草堂倒是新修了一座，门前还有一尊塑像，围了里外八层的人在抢着拍照）和屡建屡毁的“濂溪书堂”，这些到底是怎么毁的？原因肯定很多，毕竟已是很久远的事，不一定说得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总与战火的频仍密不可分，而发生在庐山这一带的战争，又多为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所引起（自然和民不聊生的苦难现实有关）。农民战争对这些古迹、遗址、寺院、道观的破坏其实是明明白白的事，但作者却不得不有所回避，只暗示说慧远为了维护寺院的安宁而不得不与当时聚众十万、驻军江州的农民起义领袖卢循有所应酬。明代王守仁在镇压了这一带的农民起义后游历庐山时仍不得不发出“种莲采菊两荒凉，慧远陶潜骨同朽”的感慨。当然，最大的战争，或者说对庐山人口杀戮最甚，对庐山古迹破坏最重的还是日本侵略军。那真是到了惨不忍睹、抢掠一空的地步。

至于“文革”时的“破四旧”，则几乎看不到任何记载，于是也就又为以后文字记载上的“恢复”或“重现”埋下了伏笔。

再一个绕不过去但又不得不有所回避的主题，就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庐山的开发。

更早的庐山上是没有“凡人”居住的，所谓“庐山到处是浮图，若问凡家半个无”；最早上山租赁土地修建别墅的是俄国人，时在1888年（光绪十四年），紧接着是一位名叫李德立的英国人发现了今天的牯牛岭，然后以或买或租的形式把土地的开发合法化，到1949年解放时，山上共有别墅1000栋左右，其中大部分为外国人所有，包括一些国民党军政要人在山上的住所，共同构成庐山独特的建筑格局，风格上中西合璧，美不胜收。今天吸引着游客的，除了夏天的清凉，其实就是这些自然人文的景观与在丛山碧绿中泛出点点红瓦的别墅群落。

如何评价这段往事？或者说，怎样才叫“恢复”或“重现”历史的记忆？在“恢复”或“重现”中如何传达作者的立场与情感？这里面的“真实”与“客观”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深知作者的难处，所以不好求全，只是觉得诸如“霸占”、“侵夺”、“强行”、“蛮横”、“穷奢极欲”、“荒淫无耻”、“为所欲为”、“毁坏自然”之类的词语应该慎用，否则就会与1949年一到便“午后云开红日出”形成太大的反差；而且这反差还须不断划分。

通过这本书，我还知道了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于此，于是便在离开庐山那天第三次去了一趟植物园，而且是专程去的，就是为了拜谒一下他们的灵魂。庐山植物园的开创者之一陈怀封教授是陈寅恪先生的侄子，陈寅恪夫妇的骨灰就安葬在离陈怀封墓地不远的地方。那里很静谧，几乎没有游人。我们在那里伫立良久，就只看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后学湘人黄永玉敬书”几个字发呆。心中掠过的一个念头，就是寻找中的“恢复”与“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