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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文艺界关于同人刊物的倡言

○　陈伟军

规范期刊运作、管理，是构建社会文化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新的文学、文化格局形成过程中，新中国对文艺刊物的整顿、调整、改进也在大刀阔斧地施行，刊物运作渐渐被纳入高度“一体化”的组织方式。然而，处于强势地位的主流话语也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了来自文艺界的质疑，显示出来自边缘的对话通过对胡风等人有关同人刊物的言说的梳理，或许可从一个侧面透视建国初期文学生产模式、舆论环境和文化生态的独特之处。

一、胡风对期刊“一体化”运作模式的批评

新中国传播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家对报纸、期刊、书籍等实施监管，以发挥媒介在建构社会秩序和权威时不可替代的作用，确保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在出版领域建立起来。国家对期刊的监管，是与社会的整体结构变化相适应的。政权的更迭催生新的文化体系、监管模式形成，每一种期刊的合法性同时必须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检验，这主要表现在对办刊宗旨、编辑方针、内容质量等的内在规约。就文艺刊物而言，它必须把保持政治敏感和思想警觉放在首位，以符合特定时代文化整合的要求。

建国初期，文艺杂志的体制化过程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几乎是同步进行的。1951年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召开了整风学习动员大会，胡乔木在会上作了题为《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文艺工作中的首要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和帮助广大的非工人阶级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1]会上，周扬和丁玲也分别作了题为《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和《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的报告。这两个报告从不同角度强调了文艺界整风的必要，包括改进文艺领导工作和整顿办刊方针等。丁玲在报告中说：“我们还有很多人用一种传统的观点、旧的观点去对待我们今天的刊物，把刊物常常看成只是一伙人的事。过去一小伙人掌握了一个刊物（即是所谓同人刊物），发表这一伙人的思想，宣传这一伙人的思想，反对一些他们要反对的，也慷慨激昂过，也发牢骚。这些刊物有的曾经因为被进步人士所掌握，当时起过一些积极的作用，有的编辑部里因为有共产党员，曾反映过一些党的政策。但这种办刊物的办法，已经过时了，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已经处于另外一个崭新的时代了。我们已经是主人，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的刊物能担当思想领导的任务，能带领群众参加一切生活中的思想斗争，并且能引导和组织作家们一同完成这个任务……”[2]丁玲明确提出同人刊物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也意味着，“五四”以来《新青年》编辑部同人所开创的文化传统，在意识形态高度一体化的语境中难以为继，期刊的运作机制发生了质的变化，文学杂志和出版都纳入了国家体制力量的掌控之中。

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理论家、作家不可能没有感受到。以胡风为例，他在1949年就致信给南京的路翎谈自己对办刊物的想法，并让路翎转告正在编辑《蚂蚁小集》的化铁和欧阳庄：“刊物，暂不必弄了，也不可能弄罢。如庄兄被要求弄，那是另一回事。”[3]作为主持过《七月》、《希望》这两个分别可称为半同人杂志、同人杂志的胡风，预料到了社会整合中媒介领域将要发生的深刻变化。在胡风看来，《希望》式的同人杂志难以适应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要求，其价值属性必然被重新评判。因此，他意识到，只有作为地下党员的欧阳庄如果被要求创办杂志，那么刊物才具有“合法性”，其同人性质也随之发生改变。事实证明胡风的预见是正确的，大陆原有的文艺刊物在建国前后都陆续停刊了。而新办同人杂志，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最典型的要数胡风的夫人梅志跟路翎等人创办的《起点》，该刊获准登记在1949年和1950年之交。然而，《起点》根本无法打开发展的局面，主管全国私营文艺期刊发行工作的三联书店上海分店拒绝发行这个刊物，因为北京的总店有吩咐，“叫他们不要卖”，刊物才出了三期就要停办。《起点》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宣告它即是同人杂志的终点。1953年7月，胡风在全家迁往北京之前彻底结束了“希望社”的业务[4]。“希望社”的节余和全部纸型移交给了国家出版机构。
作为有着自己独特文学观念与文化追求的理论家、编辑家，胡风曾以《七月》、《希望》等杂志为阵地，影响、培养了路翎、丘东平、彭柏山等一批作家。胡风的编辑思想，继承发扬了“五四”以来启蒙主义期刊的传统，表征为对文学、文化发展与社会历史进步的深切关怀。早在1936年，他在《文学修业的一个基本形态》一文中，主张同人刊物“应该广泛地吸收周围的爱好文学的分子，一方面扩大团体的基础，一方面也就是扩大接触人生观感人生的机会”。1938年4月29日，胡风主持了《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会，既是与文艺界人士讨论《七月》杂志的性质与发展问题，也是向社会、向文艺界表白他的期刊设计理念：“我所说的‘同人杂志’是指编辑上有一定的态度，基本撰稿人在大体上倾向一致说的，这和网罗各方面作家的指导机关杂志不同。第一，我以为用一个文艺态度号召作者读者，由这求发展的杂志，对于文学运动是有用的。第二，《七月》的工作如果不是采取这个方向，恐怕很难得开始。第三，《七月》也并不是少数人占领的杂志，相反地，它倒是尽量地团结而且号召倾向上能够共鸣的作家，尽量地寻求新的作家，例如开始没有写稿的作家现在写得很多，如东平、艾青等；许多新作家的出现更不必说了。这是一个方针或方向的问题，我平常谈话的时候，是使用‘半同人杂志’这个说法的。”[5]无论是同人杂志抑或半同人杂志，这种对于期刊属性的定位，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而富有个性特征的文学期刊，是组织文学社团、形成文学流派必需的手段。1949年以前，文学社团基本上以出版物为中心而不是以核心人物为中心进行运作。新感觉派小说、京派小说、七月派小说等，则是以同人刊物为中心集结起来的。像《创造》、《论语》、《宇宙风》、《现代》、《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七月》等等报刊，中国现代文学正是以这些刊物为重要阵地，展开其多元化的探索、追寻。

毋庸置疑，建国后一段时间，带有同人色彩的期刊是不允许出现的，文学社团则丧失了存在的基本条件。而文学流派的形成，也不是同人之间有意倡导的结果。如赵树理、马烽、西戎、束为、孙谦、韩文洲、胡正等山西作家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是山西文联主办的《火花》杂志，他们响应权威话语提出的“大众化”的要求，在探讨民间化和民族化的创作道路上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有人称他们为“山药蛋派”。再如在孙犁影响下形成的“荷花淀派”，也不能视为同人的集合，丛维熙、刘绍棠、韩映山、冉淮舟等青年作家，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上崭露头角，孙犁对这些青年作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但他并没有所谓的同人观念。而且，类似这种文学流派在当年也是较为少见的。

在胡风看来，建国初期的文学刊物与作家创作，还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他从自己的文学主张和编辑理念出发，对建国初期文坛的状况及文艺期刊的运作表示不满：“看一看情形，真是空虚得很，一个《人民文学》，都苦于没有文章，一个《报》，也是七拼八凑，这中间又急于以棍子征服人或甚至杀人，做尽了坏事，你看，这能成什么气候？”由此，胡风诊断“一体化”文学生产模式的弊端，对文学、文化的发展前景深表忧虑：“屠杀了现在者一定也屠杀了将来的。”更令他苦闷的是，他的理念和构想缺乏公开表达的渠道，只能私下交流：“这些话，不足为外人道的。[6]”

在文学期刊“大一统”的模式中，胡风的出版期望注定无法与当时的办刊方针同步。建国初期，有关领导人提出《文艺报》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两个负责岗位让胡风选择，而胡风出于某种顾虑没有接受分配，以后一直蹉跎下来了。到1954年，《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因“压制新生力量”受到《人民日报》的“质问”，接着一直检讨到1957年被划为“右派”；胡风在对他的大批判前夕，带着侥幸的口吻说：“要是我就了那个位置，会比冯雪峰垮得还快还惨。”[7]然而，胡风的文学理想和出版信念并没有泯灭。罗洛在20世纪90年代接受访谈时回忆道：“说到五十年代，胡风最大的心愿，给中央写了30万字，就是为了有一个自己的刊物，但一直没实现，后来倒因此而受批判了。他反对机关刊物，他想实行主编制，按自己的意愿编刊物，而不愿受作协、文联的领导。”[8]

在《三十万言书》（《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胡风对现存的所谓“国家刊物”、“领导刊物”、“机关刊物”以及全国各大区刊物提出了严厉批评，建议有领导地予以取消，同时解散中央和大区各级行政管理的创作机构。他认为，这些刊物的编辑和审阅工作，大多数是由没有经验而且政治和艺术水平不高的青年和被“培养”出来的“文艺干部”进行的，作家们成了由编辑部裁决的对象，造成了普遍的不满。因为这些期刊“都是独占性的”，拥有垄断的地位，它们不可能鼓励进行真正的作品竞赛，“反而成了一呼百诺的压死了思想斗争的局面”，“成了主观主义或机械论的基本阵地，形成了一堵‘铜墙铁壁’”。胡风主张重建新的传播话语空间，创刊若干个群众性质的会员刊物，每一个刊物都是“一个劳动合作单位，绝对排斥任何行政性质（包括服从多数）的工作方式”。从一种开放性的立场出发，他强调“以保证创作条件，推动创作实践为中心环节”[9]，推动刊物良性发展，编辑工作岗位不能限制发表自由，刊物主编与主编之间可以商谈交换或介绍稿件。他还建议，为了“保证创作实践能在更广泛的思想斗争的基础上争取发展”，“应建立几个公私合营的出版社”，容纳“可以出版但水平不高或审稿人把握不定的作品”[10]。胡风在某些方面是偏激的，但他提出的发表原则，实际上超越了狭隘的话语立场，体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精神。

胡风从创作的规律出发，试图对当时文学单纯政治化的走向进行纠偏。他提出“在三年之内逐渐废除供给制和薪金制，作家达到以劳动报酬自给，刊物达到企业化或半企业化”。他建议，“党对于任何作家都不予以凭‘资格’保证作品的权利”[11]；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得加‘编者按’，给群众以先入之见”，“绝对禁止匿名批评、适合于自己企图的‘读者中来’、甚至伪造的‘读者来信’”[12]。胡风所说的，确有一定的针对性。报刊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对作家、作品提出批评，当时并不少见。如建国初期对萧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化名读者李定中，在《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5期发表《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一文，指斥《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等小说是“一种新的低级趣味”。而《文艺报》加的“编者按”则肯定读者李定中的来信，尖锐地指出了萧也牧创作倾向的“危险性”。胡风对类似这种由刊物作出的“定性”很反感，他认为事情的是非曲直只有在讨论中才能逐渐明晰，而刊物应该采取一种“中间”立场，而不是成为权力话语的传声筒。

胡风的文艺思想和编辑思想，在当时被判决为“反马克思主义”。胡风提出的有关同人刊物的建议，被视为是要取消党对于文艺运动统一领导的原则，使文艺运动成为四分五裂的宗派活动。从出版文化的角度看，胡风在解放后的结局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同人刊物在当代中国的命运。据牛汉回忆，邵荃麟在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说，解放后的刊物，没有一个超过《七月》、《希望》的，而邵荃麟是从《希望》创刊后就一直对胡风进行严厉批判的文艺理论家[13]。

二、“百花时代”的多种声音

清理“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理论家、作家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有关同人刊物的言说不可能进入公众领域讨论。政治权利对精神文化处于绝对支配地位，此起彼伏的斗争、批判浪潮，构成了一种深刻不安的舆论环境，文学创作、学术探讨、思想交流等等，很难毫无顾忌地自由进行。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随后文艺界领导部门鉴于文学刊物和文学出版中存在的问题，召开全国性的文艺报刊编辑工作会议，研究和部署如何贯彻“双百”方针，以利于提倡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自由竞争。“会上周扬讲话中讲不要怕片面性，他说，你一个片面，我一个片面，加起来不就全面了么（毛泽东在后来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反复批评了这个观点）。同时，周扬提出可以考虑允许办同仁刊物，他这个讲话影响很大，后来文艺界不少人准备办同仁刊物。”[14]中国作协则紧锣密鼓地开展整风鸣放会，刚调任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原由周扬兼），废寝忘食地工作，主持各类会议，到各有关单位、刊物编辑部谈话。作协的整风很活跃，提出了不少理论问题和工作中的问题，其中包括办同人刊物，不赞成全都是机关刊物。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喜人气象中，一些知识分子在不同场合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独立见解。有关同人刊物的言说也浮出历史地表，同人刊物被认为是打破权力话语的束缚，催生文学、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一种载体。不难理解，胡风当年的声音在大鸣放中产生了“回响”，边缘话语成为昙花一现的亮点。

1957年5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鸣放中最为活跃的法律系四年级女学生林希翎（原名程海果）来到北京大学，参加师生集会。她发表长篇演讲，胡风问题成了主要内容之一。她说：“我过去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很可耻。”“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胡风提出要办同人杂志，现在看来很正确。他批评庸俗社会学，要动摇机械论的统治是对的，因为现在的文艺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很严重。”“党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胡风所提的基本一致。”[15]林希翎的演讲在北京高校引起了轰动，一时间她成了新闻人物。反“右”斗争开始后，林希翎即被《中国青年报》称之为“她的右派言论在一个时期内在全国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中十分盛行”，媒体对她的“反动言行”作了“强有力的回击”[16]。

与林希翎的“鸣放”类似，舒芜在1957年5月26日《文艺报》发表的《关于改进文学刊物现状的一个建议》中，他建议允许办同人刊物、同人出版社。从一种理想的文化生态出发，他说：“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让全国文学刊物合成一个‘百花园’，而有些刊物每一个只是一种花。这样，才能期望‘一个刊物办得好，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才能使各个刊物各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互相竞赛，共酿春荣。”针对当时文学期刊面貌雷同、定位模式化的现象，他提出要打造有自我个性的期刊，“这种刊物体现‘百花齐放’，就是有意识地只放某一种花，有意识地只提倡某一文学流派，不合于刊物宗旨的作品，就是不登”。基于共同的文化信念，“这种刊物的编辑部，必然就是由同一流派的作者自愿结合而成，一身二任，自无矛盾”。他希望同人刊物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辐射力，能够在探索中逐步壮大出版力量，“这种刊物当然是同人性的，倘有条件，不妨同时兴办小规模的同人出版合作社。起初可以只出一个刊物，以后慢慢扩大，也出书。可以同人集资，也可以申请国家贷款，定期偿还。这种同人性的出版合作社的好处，与同人性刊物略同”。这和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提出的建议毫无二致。舒芜被打成了右派。提倡同人刊物，攻击文艺界党的领导等罪名罗织其身。这个“胡风余孽”，还是未能躲开政治风浪的冲击，和一些胡风分子一样，踏上通往劳动改造的曲折道路[17]。

办同人刊物真的是要脱离党的领导吗？非也。当年在《文艺报》编辑部的敏泽回忆说，他们也曾有过办同人刊物的想法，而这种想法是在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文艺界领导也一再公开提倡可以办同人刊物的情况下萌发的。他们试图提倡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更好地尊重艺术的特点和规律，从而更好地发挥革命文学的政治社会功能，并和那时文学上流行的越来越多的背离艺术特点和规律的不良倾向相抗衡。这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文化和谐发展的环境里，各种刊物应该多元并进、交融互补，满足文学、文化多样性的追求。同人刊物虽然可能囿于门户之见，排斥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形成“小集团”，但它作为期刊百花园中的一种，自有其存在价值。敏泽等人把可否办同人刊物的想法向冯雪峰征求了意见，并“向作协当时的领导人作了询问，得到了十分肯定的答复……但我们此时还是想到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指责，为了防止别人指责我们脱离党的领导，我们一个非党群众也不吸收；我们要根据党的方针办；并且要在党委领导下工作”。尽管如此，“这个远远没有成为行动的、经过当时领导人批准的打算和一些议论，不久就成了弥天的大罪！”[18]敏泽和冯雪峰等人一起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跟敏泽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江苏省一些青年作家、翻译家陈椿年、高晓声、叶至诚、方之、陆文夫、梅汝恺、曾华等，也试图探索办同人杂志之路。这些人在1957年6月初发起组织《探求者》文学月刊社，他们不过是有此愿望，并没有成为事实，就因为反右派斗争而中止。方之、叶至诚后来回忆，当年“受到了党的双百方针的鼓舞，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传达报告，又促使我们去思索生活中的新问题，例如，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关系的调整，正确吸收外国经验和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斯大林的悲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等；当时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危害性也已暴露出来，使许多有识之士感到疾首痛心——这一切，使我们感到不能再老一套地写下去了，迫切想打破公式化、概念化，力求有所创新，大胆干预生活，于是便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筹办《探求者》文学社团和刊物”。[19]“探求者”只是一个刚具雏形便遭来灭顶之灾的文学社团，实际生存期仅一个月。他们有一份表明观点的“启事”草稿，起草者高晓声，又有一份“章程”草案，执笔者为陆文夫。后来，“启事”和“章程”作为供批判用的材料被公布[20]。

对“机关刊物”提出质疑，是《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启事》发出的声音之一。它对当时一些文艺杂志的办法，表示很不满意：编辑部缺乏独立见解，显示不出探讨人生的精神；特别是在艺术问题上，没有明确的目标，看不出它们的艺术倾向。《启事》认为，这是用行政方式来办杂志的必然结果。用行政方式办杂志的缺点在于它是“官办的”，尽管申明并非机关刊物，但是却摆脱不了机关刊物的性质。《启事》在概述了机关刊物难免的缺点之后声称：我们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艺术倾向；我们把编辑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主要来源就依靠同人，我们将在杂志上鲜明地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艺术风貌。《启事》提出了自己在文学方面的主张：文学创作有过漫长的历史，积累了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今天看来，就像打仗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兵器一样，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各种创作方法都可以运用。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更不承认这是唯一的方法。我们将勉力运用文学这一战斗武器，打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促进社会主义。

为了追求刊物的特色，为文学发展提供独异的话语空间，《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章程》明确提出：“刊物不发表空洞的理论文章，不发表粉饰现实的作品。大胆干预生活，对当前的文艺现状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崇拜权威，也不故意反对权威，不赶浪头，不作谩骂式的批评，从封面到编排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本刊系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之刊物，不合本刊宗旨之作品概不发表。”[21]这种编辑原则，虽然没有机会在实践中贯彻、实施，但其探索性、异端性，与主流话语规范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

“探求者”的言论，遭到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康生说它“有组织、有纲领、大摇大摆公开活动”，意即它的形态比较完备，活动面较广。姚文元更是连篇累牍，事后发表了好几篇批判文章，指斥它的“反动文艺思想”[22]。《新华日报》则为此发表了社论，接着《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不满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的现状，不满意社会主义革命的现状，不满意共产党领导的现状，这就是‘探求者’要去‘探求’另外什么东西的原因。”“他们既然不满意现状，当然只能探求到现状的反面去。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离开共产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二者必居其一，这是不用探求就很明白的常识。因此，他们所谓‘打破教条束缚’，就是要打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所谓‘大胆干预生活’，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制度；所谓‘严肃探讨人生’，就是否认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就是他们所谓‘探求’的实质。至于所谓‘促进社会主义’，也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促进’到他们所‘探求’的那些方向和目标去。”[23]这一场批判的结果是：陈椿年、高晓声、梅汝恺、曾华被划为右派分子，方之、陆文夫、叶至诚的处境比右派分子也好不了多少[24]。

清算异端话语，不仅针对的是“干预生活”的主张，而且矛头直指“艺术上的探索”。姚文元在批判文章中指出：“修正主义者的什么‘革新’、‘探求’之类，因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只会使人倒退而不会使人进步，‘艺术上的探索’只会探索到资本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歧路上去。”[25]例如，“探求者”试图通过创办杂志进行艺术创新、形成文学流派——“在文学上形成文学流派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经过不断的实践、不断的斗争。我们的办法，不是先形成流派再来办杂志；而是用办杂志来逐步形成流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形成文学流派才有可能。”而姚文元指斥他们决非只是想形成一个文学流派，他们的艺术主张，“是想在社会主义的国土上自由地发展资产阶级文艺，用资本主义的文学艺术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姚文元以不容辩驳的口吻说：“现在‘探求者’要‘形成’的派别，是有着一条坚决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的派别，这种派别显然早已超出艺术流派的范围之外，成为一种反党的政治派别了。”[26]深究“探求者”的思想根源，姚文元认为，这几个青年文学工作者，是被一种狂妄的个人野心支配了，“他们想打出一个天下，创造一种什么‘流派’，干出一番个人英雄主义的事业来。当党领导下的文艺事业同文艺杂志不能满足他们个人欲望时，他们就起而提出自己的纲领”。于是，姚文元向更多的青年文学工作者敲响了警钟：“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潮同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相结合，成为一种政治思想上非常厉害的腐蚀剂。下面这些情况不是个别的：总想办一个专门发表自己作品的‘同人刊物’，来满足个人的发表欲；追求钱，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以‘×万元’为奋斗目标，有了钱下一步就离开工作岗位，当‘专业作家’（‘探求者’中已有一批人已经走上了‘专业作家’的道路了）；专门写‘揭露阴暗面’的作品和各种稀奇古怪的题材，想抄近路，忽视作品的政治内容”。[27]与“探求者”一起，所谓“揭露阴暗面”的作家刘绍棠、刘宾雁、李国文等，以及《田野落霞》、《本报内部消息》、《改选》等作品，均遭到了严厉批判。这些对以后的文学生产影响是非常大的，作家、批评家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干预生活”、“写真实”被视作是站在敌视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提出问题来的，而“新”理论、“新”流派则被认为是离开党的思想、党的领导凭个人主义才智创造的产物。

在反“右”之后日益激进的文化思潮中，不仅有关同人刊物的言说被放逐，就是文联、作协机关刊物的处境，也是举步维艰。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对文学艺术作出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28]在接踵而至的整改中，大批刊物失去了生存的条件。到“文革”时期，出版机构瘫痪、撤销，编辑队伍下放劳改，绝大多数期刊被迫停刊。截至1969年，全国期刊只剩下《红旗》、《新华月报》、《人民画报》和外文版的《人民中国》、《北京周报》、《中国文学》等20种刊物。“这仅存的20种期刊，不仅比建国初期的1950年（出版期刊295种）的数量少275种，而且也是近百年来中国期刊发展史上全国期刊出版量的最低点。”[29]极“左”思潮的不断演化，给文学、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灾难。精神产品“一体化”的生产机制，最终在严酷的文化禁锢中达到极致进而趋向解体。

[1]胡乔木：《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页。
[2]丁玲：《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1951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
[3]胡风：《致路翎（1949年4月26日自北京）》，见《胡风全集》第9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页。
[4]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19页。
[5]《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会纪录》，见《胡风全集》第5卷，第347页。
[6]胡风：《致王元化（1952年8月25日自北京）》，见《胡风全集》第9卷，第565—566页。
[7]绿原：《试叩命运之门——关于“三十万言”的回忆与思考》，见《胡风三十万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8][韩]鲁贞银：《关于“胡风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访谈录——访谈牛汉、绿原、耿庸、罗洛、舒芜》，《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4期。
[9][10][11][12]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见《胡风全集》第6卷，第411—412页，419页，423页，420—421页。
[13]李频：《胡风的编辑生涯》，见《大众期刊运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4页。
[14]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15]郑伯亚、丁宝芳：《毒草识别记——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驳倒了林希翎的谬论和谎言》，1957年6月30日《人民日报》。
[16]顾行：《强有力的回击》，1957年6月24日《北京日报》。
[17]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
[18]敏泽：《带着歉疚的回忆》，《北京文艺》1980年第4期。
[19]方之、叶至诚：《也算经验》，《文艺报》编辑部编：《文学：回忆与思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
[20][22] 陈椿年：《关于“探求者”、林希翎及其他——兼评梅汝恺〈忆方之〉》，《书屋》2002年第11期。
[21]《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章程》，《雨花》1957年10月号。
[23]社论：《〈探求者〉探求什么？》，1957年10月9日《新华日报》。
[24]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0页。
[25]姚文元：《论所谓“揭露阴暗面”的理论和创作》，见姚文元：《文艺思想论争集》，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159页。
[26][27]姚文元：《论“探求者”集团的纲领》，见姚文元：《文艺思想论争集》，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179—180页，第184—185页。
[28]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是在《红旗》1966年第9期重新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的按语中首次公开发表的。
[29]方厚枢：《“文革”十年的期刊》，《编辑学刊》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