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热血青年与时代悲剧

热血青年与时代悲剧

○　李文熹

在请朋友们为大哥雷雯的诗文集写点文章时，朋友们都说我应写点什么，三哥在电话里也这样对我说过几次。我一直没有说行或是不行，因为每次说到或想到这事时，心里就骤然一紧。大哥去世快三年了，望着他生前的居室，被子还是那样铺着；书桌上还放着他看的杂志和报纸；抽屉里还放着朋友们的来信和他的手稿；书柜里的书还是那样分两排整齐地放着；衣橱里他的衣服还是那样挂着和叠着。我一直在整理、校对他的遗作，感受着他的思想、情操，两年多来似乎没有中断过和他的交流，就好像他仍然住在这间屋子里，就在我身边，只是出去散步随时都会回来一样。六十年的手足，如今相隔两世，想起来心里就隐隐作痛，身上有一种颤抖发冷的感觉，说不出的难受滋味！谁说的“心为什么痛啊，是谁插上了几根针”？历历往事涌上心头，在心里翻腾，真不知从何写起。

一

1962年夏天，大哥历经劫难从东北回到武汉。望着他憔悴的面容，我既熟悉又陌生，我们整整10年没有见面了。1953年元月他出差湖南路过武汉时，在家里住了几天，那时，我还是一个未满9岁的孩子。我只记得他非常喜欢我，总是抱我亲我，用胡子扎我，晚上和我挤在一床被子里睡，家里的伙食也比平时好一些，那是我童年记忆中最快乐的几天，屋子里充满了温馨和愉悦的气氛。然而，我没遮拦的一句话竟惹恼了大哥，给家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温煦的春天被倒春寒给冻住了。事情出在我身上，但我丝毫不记得这件事，多年后父亲告诉我时，我心里一片茫然。

说是一天大哥抱着我说，长大了当兵去。我回答说不去。大哥问为什么？我回答说怕被打死了。这一下坏了，大哥当即沉下脸来。当时解放不几年，正是抗美援朝的时候，对于忠心耿耿满腔热血随时准备为祖国为人民抛洒热血的大哥来说，我的怕死的回答引起了他极大的反感和愤怒。那时他在东北军区工作，回沈阳后，他给父亲写了一封措辞非常激烈的信，指责我之所以害怕当兵是家里大人灌输的反动思想，也是一种恐美思想的反映。小孩子知道什么，责任完全在大人，是大人教的，或是大人平时就这么说，小孩子听进去了，小孩子在这样的家庭中怎能成长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才！他大发雷霆，对父母横加指责，他说难道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害怕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吗？而从父母来说，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后来这事是怎么平息的，我不知道，但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和打击太大，我至今还朦胧地记得，那些天一擦黑，一些亲戚就聚在我家里，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像审讯一样，问我这话是从哪里来的，瑟瑟发抖的我如何说得清楚！我害怕极了，缩在墙角，一动也不敢动。

这件事我一辈子不知道回想起了多少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的一头雾水慢慢散开，许多纠缠在一起的事情终于一一理顺并清晰起来时，我理解并原谅了大哥那些过头的话，因为大哥生就刚正不阿、率真纯朴、心口如一的性格。那时他热忱地投身革命，不能容忍一丁点对党不好的言行，哪怕是他最亲近的人。那时的大哥是多么虔诚啊！虔诚得现在看来像是在读一篇小说一样，然而这一切却是实实在在真实的事。这就是大哥的性格，性格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选择，而这样的性格也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1927年12月1日（夏历十一月初八），大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三河乡三里畈镇。5岁时，大哥以李文俊的名字在本镇私塾发蒙，由于天资聪颖，很快就读到了“四书”。1935年，家族中一个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想的长辈从华中大学毕业回来，开办了当地第一所新式学校，命族中孩子包括大哥带头进入新学校读书。长辈又当校长又教书，常在课堂上宣扬“五四”精神，把新文化思想带进了闭塞的山区，滋养着孩子们稚嫩的心灵。可以这样说，早期的启蒙教育在大哥心里播下了自由民主思想的种子。稍长，天性正直善良的大哥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不平现象异常憎恨，常常做出周济穷人的举动。

抗日战争时期，大哥进入大别山中的省二高读书，受世交长辈殷浩生（哲学家殷海光之弟）的影响，开始大量接触30年代革命文学特别是鲁迅的作品，而这些文学作品又都是强调自由民主与个性解放的，这使大哥关心国家前途与人民幸福的思想有了较明确的导向与归属，如拨云见日，肯定和强化了他少年时代胸中涌现的悲悯情怀。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开始创作新诗，并逐渐成熟起来。1946年夏，当时武汉《大刚报》的副刊上登载了大哥创作的诗歌——《野狗的梦》，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公开发表，从此，他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省二高的学生生活不仅培育了大哥炽热的文学才情与自由民主的思想，还给予他真挚的友谊和纯洁的初恋。

1947年，大哥考入武昌艺术专科学校西画专业，很自然地，他向艺专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靠拢，地下党组织也把他作为发展对象。在参加了一系列公开的和秘密的革命活动、经受了考验以后，大哥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青联。这时，大哥不再仅仅是对国民党腐败统治不满，而是将自己视为无产阶级战士，把解放劳苦大众建立自由民主平等的新中国视为己任。同时，大哥把“五四”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和党的宣传倡导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视为一回事。大哥说，他第一次读到秘密传阅的油印本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时，读得热泪盈眶。当时他心里的感受是：这才是从根本上为老百姓谋幸福的人民领袖。他暗自下定决心，要永远跟着毛主席，推翻罪恶的旧社会，将革命进行到底！于是，大哥更自觉地投入到革命活动中，多次冒着极大的危险完成地下党交给他的任务。一次党组织要他掩护三个被国民党通缉的同志转移，事情非常紧急，大哥立即赶到接头地点，把那三个同志安排到一个同乡家里，大哥一直陪着他们，直到两天后地下交通来把他们接走。还有一次，一个在武昌鲁巷某寺庙内以出家人身份为掩护的同志暴露了，组织上要大哥和那位同志对换了衣服，坐在和尚房间里，直到那位同志离开8个多小时之后，大哥才脱下和尚衣服回到学校。至于罢课游行撒传单、将家里的钱送给转移的同志作路费、到孤儿院教唱革命歌曲等等革命活动，大哥更是积极参加。1948年冬，大哥的身份暴露，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党组织立即安排他转移到了乡下。这段时期，大哥还创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针砭现实歌颂革命歌唱爱情的诗歌和散文。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年轻的大哥该是何等的欣喜！他以为永远推翻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反动社会制度，他以为多灾多难的祖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从未有过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新社会，他伸开青春的双臂，拥抱着他热爱的党，拥抱着他认为如东升旭日般辉煌灿烂的新中国。这时，他正式改名为雷雯，抛弃原用的姓名，以示与旧社会决裂，并中断了大学学业，进入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以期尽早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火热斗争中。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这时，也是我们家生活最艰难的时期。作为家庭的长子，大哥此时没有什么家庭观念，他总觉得党会管我们的，党的政策是不容置疑的，他全身心地扑在党的事业上，他所想到的是党指向哪里他就奔向哪里，哪里最艰险就到哪里去。1950年底，大哥带着他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憧憬、对美帝国主义的满腔仇恨，置家庭困难于不顾，毅然参军北上，并做好了随时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思想准备。

呼啸的列车像要把寒冬穿透一样向北飞驰。23岁的年龄、几年来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作品、加上一肚子锦绣文章，英姿勃勃风华正茂的大哥穿着崭新的军装，心里该是何等惬意！车窗外是茫茫雪野，大哥一定会在高亢的汽笛声中久久凝视，凝视中他一定心潮澎湃心驰神往。此时，诗人气质的大哥心里会想些什么呢？他心里一定设计了许多与侵略者殊死战斗的悲壮场景；一定会反复设计自己英勇牺牲的壮烈场面，因为正直善良的性格，他也一定会设计出用自己的生命掩护战友的动人画面，他肯定还设计了许多我们今天无法猜测得到的激动人心的战斗经历。然而，年轻纯朴的大哥就是再怎么发挥想象力，发挥到极致，也决不会想到，仅仅几年的时间，他竟会被莫须有地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被整得死去活来；也决不会想到12年后，他会拖着在劳改农场被打断的手臂和一颗滴血的心，回到武汉这个曾经送他奔向革命征程的出发地。

二

当我追溯着大哥的生命历程并一步一步去接近它、一步一步去走进它时，我发觉大哥的思想太清纯了，清纯得仿佛是荷叶上的露珠，清纯得仿佛是一泓清澈见底的山泉。在志愿军后勤政治部宣传部（亦即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宣传部）工作的大哥，一段时间在后勤部领导张平凯将军身边工作，将军很欣赏大哥的才华和正直纯朴的人品。朝鲜停战后，部队裁员，后勤部转业干部的去向由张将军最后亲自审定。许多聪明人瞄准了张将军信任大哥这一点，走大哥的门路（当时没有后门这个说法），他们找出许多理由请大哥向张将军反映，要求留在大城市和分配到较好的工作单位。直心眼的大哥哪知道生活中的这些玄机，他真的替人一一办到了。轮到安排大哥转业的去向，张将军特意过问，亲自征求大哥的意见，问大哥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那时，大哥还真的有困难——我们全家包括他的未婚妻都在南方，靠政府救济生活，作为家庭的长子，大哥是不是应该承担照顾家庭生活的责任，要求回武汉工作呢？这要求合情合理，而且办起来也非常简单——张将军的弟弟张平化曾是武汉市委（直辖市）的主要领导人，大哥出差湖南时还曾拿着张将军的家信与其联系过；张将军的父亲从湖南到沈阳去探亲时，路过武汉，特地在我们家住了几天，送给我们许多烟熏肉。如果由张将军打个招呼，武汉市委安排个把转业干部的工作，岂不是小事一桩？然而，大哥时刻想到的是党的需要，他对组织部的同志说：如果大家都考虑个人得失，那建设社会主义不成了一句空话？他毫不犹豫地向张将军和组织部门表示，党需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绝对服从组织分配。大哥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的态度深得张将军的赞许，他说：正好，黑龙江省新成立了一个出版社，需要编辑，你是诗人，就到那里去工作吧。再说，边疆需要有文化的人，党正号召内地知识分子支援边疆建设哩！大哥二话没说，于1954年底转业到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在转业这件事上，大哥是不是书生气太重了呢？不是的。就是今天看来，大哥也是对的，无可厚非。我们不能用世俗的得失斤斤计较这件事，更不能用时下开口闭口就是金钱就是级别就是待遇来评说这件事。这是一个人的精神，一种严以律己公而忘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精神。诚实正派是大哥做人的准则，当然也成了他终生的负累。当时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受了一百多年内忧外患煎熬的中国人谁不希望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如今解放了，受尽屈辱的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那个振奋的人心，那个高昂的斗志，那个人心齐泰山移的力量，是真的，确确实实是真的。不谈国内的老百姓，就连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也纷纷抛弃优裕的生活，毅然回国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你说那个形势好不好？你说那个人心齐不齐？你说那个力量大不大？你说党的威信高不高？像大哥这样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在当时是极普通的事，艰苦的地方危险的工作大家都争着去抢着干，没去成没干成还闹情绪，认为是组织上不信任自己。可惜的是，这样好的形势没有几年，就开始大批大批的整得人死去活来，整得国家百孔千疮，把纯真的人性摧残殆尽，把美好的憧憬毁灭一空。一切都是莫名其妙，忠奸善恶是非黑白统统都弄颠倒了。

在大哥4年的军旅生活中，有两件事在他的人生经历中划下了重重的痕迹。第一件事是1952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牛车》；再一件就是结识了诗人牛汉。这出诗集的事当时算是有点轰动，25岁的小伙子才华横溢，可谓春风得意。这结识牛汉的事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人际交往，谁料想这件事竟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还差点死在这件事上。

大哥和牛汉的来往非常一般，诗是他们的媒介，当时牛汉已是颇有名气的诗人，因参加抗美援朝来到沈阳部队。他们仅有的两三次接触及以后的少量通信，都是围绕着如何创作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歌颂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诗歌这个当时在他们思想里的永恒的话题。牛汉告诉他，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是人类诗歌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正如大哥说的，当时牛汉在他心目中 “完全是一个崇高的布尔什维克高大形象”。1955年春，牛汉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抓起来时，牵连到了大哥。当大哥被作为“胡风分子”关押起来时，他完全懵了。谁听他的申辩？谁听他实事求是讲述的事情经过？无休无止地批斗，把他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当他被死死扣上“胡风分子，对党不满”八个字的罪名，押送北大荒阿城劳改农场劳动教养时，这世界就没有什么是非曲直可言了。今天，当我写这篇怀念大哥的文章时，我思想上仍然做不到能够无所畏惧地走进他在劳改农场那地狱般的生活中去。当我回想起大哥告诉我的那些比死还要难受的肉体折磨、那高贵的灵魂被捆绑在污秽卑贱痛苦的罪恶深渊中无力地挣扎时，我眼前就浮现出那些无法表述的恐怖情景，我的心不禁阵阵战栗。

三

大哥在农场劳改了4年半，死里逃生，像牲口一样活过来了！他被开除了公职，解除劳教后在哈尔滨举目无亲，只好带着被打断的左臂、浑身的伤痕和一颗破碎的心回到了故乡。

大哥一回来，我就写信告诉了三哥，不久，就收到三哥从昆明写回的信。三哥在信中说，得知大哥回家，他高兴得流下了眼泪。他不无自责地说，事情因他而起（牛汉是三哥介绍给大哥认识的），害得大哥受了那么多的苦，在大哥最困难的时候，他却无力提供帮助，心里充满了愧疚和悔恨。他在信中动情地说：“鲁迅有两句诗好像是专为我们兄弟写的：‘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现在最要紧的是安排好生活，相互扶持，度过困难的日子，生活下去。第一步要做的是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我当竭力贴补家用。”三哥信中字里行间流露的手足深情感动了我们，也温暖着我们，特别是在那需要感情温暖的岁月，弥足珍贵。

这里，我岔开说一下当时家里的经济来源。由于历史的原因，解放后我们家的经济来源全靠大哥、三哥和姐姐，也就是说，我们下面四个兄弟包括父母在内六口人的生活全靠他们，其中最主要的是三哥，在姐姐出嫁后大哥被教养至平反前的20年间，我们这个又大又复杂的家庭的经济重担全落在三哥一个人肩上。

1953年以前供给制时，大哥和三哥把部队每月发的3块钱津贴都寄回来了。1953年实行薪金制后，直到1995年母亲去世为止，三哥42年如一日地每月按时给家里寄回生活费，多少呢？——他一大半工资。1953年至1962年是每月50元，1962年后我另两个哥哥工作了，父亲叫他少寄点，他减了5元，寄45元。工资改革后，他更是一百二百地寄了，父母去世后的丧葬费也主要是他出的。我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个故事：1956年4月，家里没有按时收到三哥的汇款，等着买米下锅的一家人真是望断了脖子。一天一天过去了，看看到了月底，三哥的汇款还是没有寄来，父母猜测，是不是三哥对照顾家里生活有什么想法？于是，父亲给三哥写了一封询问的信。到了5月份，收到三哥寄来的两个月的生活费和给父亲的一封信，原来是三哥出差了，他出差前请一位同事到时代领一下工资并代为将家里的生活费寄回，谁知那位同事后来也出差了，他不了解三哥的汇款对我们家庭的重要，没有转托别人，致使我们家那个月像过了劫难一样。我还记得三哥在信中把事情解释清楚之后，有这样一句话：“赡养家庭，这是儿责无旁贷的义务。”这是42年中唯一的一次没有按时收到三哥的汇款，而且后来还补上了。这件事过去快50年了，提起来恍如昨日，三哥的品行给稚嫩的我该是多么大的震撼！可以这样说，三哥除了赡养父母，我们几个小一点的弟弟也是他养大的。后来我们几个兄弟成家立业，有的还学有所成，追本穷源，全都出自三哥的恩泽。父母亲去世后，我们兄弟如有生病或别的什么事，三哥都是不遗余力地在经济上接济我们，包括2002年大哥回汉，他还寄钱来为大哥修整房屋和添置生活用品，为此大哥还写下了一首很动感情的旧体诗。

三哥是家里的经济支柱，而大哥在部队以及转业到地方后，直到1958年元月去劳动教养，也是月月按时寄钱照顾家里的生活。大哥在1962年回汉后到平反前的16年间，他在学校代课也好,干繁重的体力劳动也好，节衣缩食，每月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5元钱给父母。平反后，他的工资待遇有了改善，不仅每月按时寄回给父母的生活费，还额外给父母添置了许多生活用品，直到母亲去世。

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温暖中又使人感到后怕。几十年间，我们家多么像一只在风雨中飘摇的破船，如果不是大哥特别是三哥对这只破船的极力支撑，早沉没了。

四

大哥从劳改农场回到武汉后，他一家和我们住在一起。清贫的生活中，父亲和大哥有永远谈不完的话题，从诗词歌赋到二十五史，从清朝到民国，从风土民俗到人情世故，简直包罗万象。他们谈到高兴处，爽朗的笑声就从简陋的房间里传出，从精神上看，简直难以相信他们曾受到过巨大的打击和摧残。一天，父亲对大哥说，他作了一副对联的上联——“爱竹不锄当路笋”，问大哥怎么对。父亲说着转身对我说：“你也对一下。”那几天我正囫囵吞枣地在看张居正的文集，听父亲说的对联，一下子联想到张居正在一道奏折中说过类似的话，于是，我不假思索地把张居正的话复述道：“就是灵芝，只要是挡了路，也要锄去，何况是一根笋子。”父亲听了直摇头，大哥哈哈大笑起来。我后来对了“怜荷强忍苦心莲”，勉强交卷，但意境比上联差远了。

一天下午，我帮大哥整理他从东北带回的一箱书，看到一本泰戈尔的《飞鸟集》，这是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的书，心头一喜，就随手放在桌子上。酷热的下午没有一丝儿风，我静坐在桌前，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读起来。慢慢地，我感觉不到热了，完全荡漾在爱的海洋中，沉浸在睿智与空灵的诗境里。忽然，我在“感谢上帝，我不是一个权力的轮子，而是被压在这轮下的活人之一”的诗句下，看到用钢笔写的一行字——“泰戈尔，我看到了你的伟大！”是大哥的笔迹。又在“鸟儿愿为一朵云，云儿愿为一只鸟”的诗句下，看到也是大哥写的一行字——“生活原就是这样荒唐”。当时，年轻的我对这些诗以及大哥的行批能有多深的理解呢？有的话，也不过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罢了。但是，这诗和大哥的行批却已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云谲波诡，在后来的岁月中，我们都或深或浅地卷入到被批斗挨整的阶级斗争大潮中。但是我们没有垮下去，每逢下班后或休息时，我们互相勉励，所以，不论在怎样艰难的环境下，我们都没有丧失对生活的信心；没有放弃对美好的追求。大哥始终坚持创作，诗，是他的生命，而更多的是我们都在沉思。沉思中，泰戈尔的那两首诗和大哥的批语不时跃入我的眼帘。当整个国家像疯了一样，整个社会都陷于狂涛恶浪般动乱之时，我也就更深地理解了泰戈尔的这两首诗和大哥的批语——那就是知识分子对人类对社会的热情关注。

沉思可以孕育出深沉的思想，每一个追求思想出路的人，在巨浪大潮中都会艰难地摸索着自己前进的道路。当外面锣鼓震天，庆祝一个又一个“胜利”时，大哥总是默默地沉思。我知道，他内心里在不停地反思，反思他所经历的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大哥以诗人敏锐的洞察力和悲悯的胸怀，以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气质，对人的存在本身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大哥认为他现在的认识与他年青时接受的“五四”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中间虽然有过曲折和迷误，但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五四”精神——个性解放、理性、民主、自由、博爱这些人类的永恒价值。大哥说：任何一个人都不应成为任何政府、社会组织或别人的手段。人应有人的尊严，人的尊严包含了对人的尊重和人的自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人是平等的。平等的社会应赋予个人自由的含义，个人既享有自由，也须承担责任。社会应尊重个人的自主性、隐私权以及自我发展的权利。同样，自由与责任不可分，个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应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这里面要特别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坚决反对使别人没有自由的“自由”，所以，个人自由不是放纵。在当时那样严峻的环境下，大哥能有这样鲜明的超前的认识，确属难能可贵，而这其实是大哥年轻时自由民主思想的延续和升华。当时大哥一再说到，只有人权和法治落实，社会上每个人平等享有个人自由才会有真正的可能。

在整个“文革”阶段，大哥什么群众组织都没有参加。有朋友多次劝他加入“造反派”组织，他不止一次地对这些朋友说：“我不相信这是一场革命，哪有革命是在什么之下进行的道理！”在那样艰难的岁月，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下，有着丰富的、成熟的社会认识的大哥，对黑白混淆的现实充满了愤懑，对人生、对社会充满了关注，创作出了不少高质量的诗歌。而倾注在这些创作中的，是他的思想理念，他的道德情操，他的怀疑，他的忧伤，他的愤怒的投枪，他的赤诚的爱。遗憾的是，许多作品没有保存下来，以致没有公开发表。实际上，大哥仍然保持着他正直善良悲天悯人的禀性，从他少年时代起直到老年，他没有改变他的性格，永远是一以贯之的高尚情怀。这里，作为代表性，特别要提到的是诗歌《笔》的创作。

那是一个炎热的晚上，在炼铜的炉子前烤了8个小时的大哥，躺在床上舒展着快要散了架的身躯。朦胧中，他中学时的同学张善钧向他走来，对他说：“我的钢笔尖坏了，你帮我去换一下笔尖吧。”蓦然间大哥醒来，四周一片漆黑，万籁俱寂。望着窗外满天的繁星，想到因被划为极右派而自杀的老友，大哥心底涌出无边的辛酸。他再也睡不着了，躺在床上心里默念着，这首带着血泪的诗就这样一节一节地从心里流出来（后来也没有改动一个字）。在这里，让我们把这首悲愤的诗的最后两节再读一遍：“你在做些什么啊/为什么把钢笔尖儿用断/难道你一天到黑都在写/难道你愤怒的火从心底烧到了笔尖//善钧！不管你是怎样用你的笔/不管你是怎样用你的笔啊/你不会把方的画扁/你不会把扁的画圆。”

“你不会把方的画扁，你不会把扁的画圆！”这发自内心的呼唤，不仅是大哥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对自己的告诫，也是对整个社会的诘问和期待。描写自己的梦境，是自己处在格外清醒的时候，大哥是多么不容易啊！在那样严酷的年代，他用充满智慧的笔，以诗这种形式去领会和了悟人生，健全自己清明的理性。如果说一首有生命的诗的创作，同时必定是诗人的自我人格的完善，那么，这首诗就是当时大哥人格的最完美的自我表现。

五

1979年春，大哥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回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依然做诗歌编辑。24年的冤屈、24年的宝贵光阴——地狱般的劳改折磨、社会的歧视、在生命的边缘沉浮、在社会最底层的拼命挣扎、肉体与心灵所受到的无可愈合的创伤——被“撤销原胡风分子结论”一笔带过。

重回故地，当年的英俊青年而今成了年过半百的老人，这感慨该是何等沉重！细想一下，一个人的生命是多么宝贵，宝贵到不可能有一天的重复，每一天都像流水一样消逝，所以，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尊重、关爱别人的生命是同等重要的事，这是做人的基本道德。

在纷纭的世事中，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大哥依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气质，保持着自己的道德情操、理想和价值，特别是对两千年浸透骨髓的奴性，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根源这一点上，大哥有很深刻的认识。这段时期，大哥不仅殚精竭虑地做好编辑工作，还长期保持着旺盛的诗歌创作热情，同时，他还把更多的关注放到正在成长的家中下一代身上。

由于工作的原因，1979年以后，大哥基本上就住在哈尔滨。父母在世时，他每年都要回家探亲，父母去世后，他无时不在关心家中孩子们的成长，针对各人的特点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倾注大量心血，总是语重心长不厌其烦地写信回来，帮助孩子们健康成长。其间他在一封给我的信中谈到：“（对上大学的孩子）现在是建立你们之间的友谊的时候，除了是非问题，别的就不要纠缠。人长大了需要尊重，父子也要相互尊重，没有尊重就没有友谊。如果只有道义上的父子关系而没有友谊，那是非常不幸的。父子的友谊非常重要，有这友谊才产生牵挂。总是别别扭扭，那牵挂也就没有了，甚至会产生离远一点的心态。要尊重孩子的爱好，习惯，只要不是大错。……”浅近亲切的语言，把他几十年对人生的感悟通过阐述父子之间的尊重和友谊表达出来。

大哥多次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强调，再聪明的人如果不刻苦，那只能是浮光掠影式的应付学习和工作，终究一事无成。古今中外只要是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刻苦的。确实，大哥不仅这样教导孩子们，他自己身体力行，创作出了大量高质量的文学作品，除早年出版的诗集《牛车》外，平反复出后20多年间，先后出版了4部诗集，以及大量未发表的作品。在他病重期间，还坚持整理回忆录《往事非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大哥一辈子有许多朋友，他到哪里工作，与人总是坦诚相见，总会交上几个知心朋友。他与中学时的同学、劳改农场的难友、代课时认识的教师、工厂里的工人，都保持着终生不渝的友谊。大哥经常说，友谊是没有等级的，朋友不是夸耀的商品，更不是交易。特别是重新回到哈尔滨后，他和几个年轻人建立起来的真挚友谊，情同父子、父女，他的诗中写的“儿子”、“女儿”，全是指的那几个年轻人，如马合省、李琦夫妇。他从哈尔滨回武汉，是李琦像女儿一样专程护送而来。他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马合省专程从哈尔滨来大别山给他扫墓。还有一个孩子谭敦寰，原在哈尔滨，后调昆明工作，也千里迢迢从昆明来给他扫墓。

大哥回武汉后，住进协和医院，经多种仪器检查，包括骨穿，最后结论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这个病，过去叫“白血病前期”，因这种叫法不准确，改成现名。医生说，造血功能坏了，骨髓造血的三条线，他坏了两条，目前对此病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只有输红细胞一条路，维持生命。

这个病的病因虽然不明，但有毒物质的侵害可以造成这个病却是世界所公认的。我们回想起，1962年夏，大哥从东北回到武汉，生活无着，托亲友介绍，1963年到一所中学代课，1967年“文革”中被赶出学校，经街道分配，进武汉冶炼厂炼铜车间当工人达11年之久。那是个癌症高发区的单位，工人大多是为生活所迫或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劳动保护极差，长期呼吸有毒的空气，导致了最后致大哥于死命的绝症。医学上说有毒物质的潜伏期可达数十年之久。我们的父母都是九十多岁去世的，家族中也从无人得这方面的病。所以，大哥如果不是在工厂里超强度劳动那么久，那么累（三班倒），那样长期呼吸有毒的气体，是不会得这种绝症的。

大哥去世后，遵照他生前嘱托，我将他的骨灰送到故乡大别山一片幽静的松林中安葬。苍松翠柏，明月清风，与诗魂同在。大哥的安葬自始至终得到世交好友殷永秀女士一家人的鼎力帮助，使我们深为感动。

在这篇文章行将结束时，我陷入深深的悲恸之中，久久不能提笔把文章收住。大哥的精神世界，人格气质，道德情操，一辈子始终如一，没有改变。由此，我想到我们这个民族两千多年来有多少混账事，真是无法清算。当年大哥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半年来，我常常希望自己是在梦中，因为我常常做噩梦，一惊醒，心里又一阵轻松，啊，好了，原来是个梦呀！我曾在云冈抬头望不尽的大佛下默祷；曾望着茫茫的渤海，心里想，我要是在梦中多好啊！人生本来是个梦，然而又确确实实有这一段脚踏实地的现实。这一脚一脚的现实，我踩到的痛苦是这样的多！”

人生的痛苦是多，但人生也有令人温暖和眷恋的地方。即使无情的现实粉碎了美好的憧憬，但至少我们还拥有真挚的友谊和深切的亲情，使我们在悲欣交集的时候不再流泪。“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九百多年前，当因诗获罪、身陷囹圄的苏轼在梳理自己的人生轨迹时，最让他思念不已和难以割舍的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之情，从而从他的血泪里迸出了这两句深挚感人而又凄切哀婉的千古绝唱！仁慈的造物主啊，如果人真的有来生，我愿与我的大哥世世为兄弟，绵延那不尽的手足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