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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汉语能走多远
○ 裴 文 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立面媒体都在向我们展示一个可爱的景象——在世界范围内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开始学习汉语。据报道，目前海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超过3000万，其中有100多个国家的约2300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而汉语水平考试已经在34个国家设立了151个考点。海外孔子学院也已经突破100所。 那么，汉语能走多远呢？它将来会犹如当下的英语一般成为帮助国际之间进行交流的通用语言吗？
早在1946年，斯坦利•兰德尔在《语言：欧洲社会与政治因素》论及国际通用语言的问题，他谈到汉语： 世界上的哪一种语言会成为国际通用语言呢？……有些语言的发展——尤其是汉语和英语——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其他的语言都毫不犹豫地跟随着它们特殊的发展路径。就某一发展方向而言，汉语比其他任何语言都发展得更远，不过，这个事实未必能让汉语成为世界最好的语言。[1] 斯坦利•兰德尔还算智慧，毫无保留地指认汉语在整个世界语言中无与伦比的地位。可是，说汉语未必成为“世界最好的语言”，就有那么点儿小肚鸡肠了！不过，可以理解。以西方世界为中心的教育环境所培植出来的学者，倘若能够平和地宣布汉语的突出地位，已经实属不易了。至于他对这个事实附加的主观判断，那倒并不重要了。且顺着斯坦利•兰德尔的主观判断来看：他并没有界定“最好”，所以，我们就从通常意义的“最好”来理解。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 首先，从语言学理论研究来看，语言没有优劣之分，它们是客观存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去认识它们、解释它们，而不是提供主观的、情感的判断。做科学研究，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或者民族的感情为标准，这就像天文学家不能说：“太阳比月亮好”，或者植物学家不能说“白桦树是世界上最好的树”。物各有所值。但是，当男人对一个行为还算端正的女人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他永远是正确的，因为这只是一种情感表达，而情感表达是没有是非之分的。且不论他如此言说的动机。 再者，从民族感情出发，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对于各个民族而言都是美妙而精致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抱怨自己的语言不够好，而相反的情况倒是屡见不鲜。《唐璜》中便有一例： 我热爱语言，那温柔的、私生的拉丁语，它如亲吻一般从女人的唇间融化。 1952年，马里奥•裴在《语言的故事》中也提及一个有趣的例证： 一位我熟悉的老太太，她知道我懂几门语言，于是问我法语、西班牙语、俄语等等怎么说bread（面包）等等。她仔细听了之后，边摇头边说：“这些人干吗这么费劲呢？就说bread不是又简单又轻松吗？”[2] 而各国之间的语言偏见就更为明显了，比方： 西班牙人说：“西班牙语是情人的语言，意大利语是歌唱家的语言，法语是外交家的语言，德语是马的语言，英语是鸭子的语言。”[3] 当然，总有冷静的学者或语言学家在评价自己民族语言的时候会表现出某种克制。记得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My Country , My People）中便有关于语言的情感判断。他论及中国人的心灵近乎女性的心态。他认为汉语是非常细腻的一种语言，充满普通的感性，而缺乏抽象的词语，汉语就像妇人的口吻，他举了些例证：“隔岸观火”，“画龙点睛”、“蜻蜓点水”、“欲擒故纵”、“湖上春来”、“旁敲侧击”、“层云叠嶂”等等，都是描写得非常细致的浅显、明了、具象的短语。林语堂先生其实只是从语义的层面谈论汉语的特点。的确，汉语在呈现语义的时候，表现出它无与伦比的精微与细腻。可是，仍然是从语义的层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汉语所表现的粗狂与寥廓，比方：“势如破竹”、“排山倒海”、“气壮山河”、“战无不胜”、“异想天开”、“人定胜天”等等足够男性、足够阳刚的口吻。至于抽象名词，汉语也未见得奇缺，例如：“随时制宜”、“百年大计”、“物力维艰”、“误入歧途”、“行成于思”、“言之凿凿”、“严惩不贷”、“言外之意”、“时来运转”、“当之无愧”、“所向披靡”等等。 如若真要评出个三六九等，评出个高下来，如若真要以情感出发论及“最好”，平心而论，还就是汉语最好。试问：这世界上还有哪一种语言比汉语更有人文气质呢？ 不妨尝试从发音、结构、文字三个方面来分析汉语： 先从发音上来看，汉语以单音为主，言说起来如清风、如溪流，干净而利落。时而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时而如“长风之出谷”。 用“我爱你”作为例证，因为它最少产生歧义。 我们一句漂亮、利落的汉语：wǒ ài nĭ 相应的其他语言则是： 土耳其语：seni seviyorum. (你-宾格)(爱-主格) 日语：watashi wa anta ga suki desu. (我) (主语) (你)(宾语) (爱) (功能词) 挪威语：Jeg elsker deg. (我)(爱) (你) 北印度语：Main tumhe pyar karti hoon. （女性用） (我) (你) (爱) (功能词) Main tumhe pyar karta hoon.（男性用） (我) (你) (爱) (功能词) 可见汉语语音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不像法语，颤着小舌噘着嘴，鹦鹉一般的声音；不像德语，撑着声门绷着唇，呆板得像德国制造的标准化零件；不像意大利语，不胜阴柔、娇丽；不像北美英语，挤捏出唐老鸭一般的腔调；没有俄语那般粗，没有日语那般硬，没有波兰语那般刺，没有英国英语那般腻，没有澳大利亚英语那般愣…… 再从结构上来看，汉语语句主体支架分明，以词的顺序解决语法关系，精明而洗练。它颇有一份阳刚，像是无意间的挥洒，又像是有意间的营造，它就是这般浑若天成！为了解决语法关系，梵语一个动词至少要有56种形式，法语一个动词可以多达72个变位。汉语词结构简单、纯粹，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因为有这样的结构，汉语短小却不失气韵，灵巧却不失严整，疏朗却不失浩然，氤氲磅礴、幽林曲涧，一切由人尽情游戏！ 以“尽快”为例，一个短小、干净的汉语jìn kuài，其相应的其他语言则是： 土耳其语：en kisa zamanda 德语：so bald als möglich 英语：as soon as possible 挪威语：så snart som mulig 北印度语：jitna jaldi sambhav ho sake 最后，来看一看承载汉语的文字。曾经分析世界各个民族的各种文字样本，翻来看去，还就是汉字不一般：它有特殊的气韵，纯粹而美丽，尤其是毛笔字，看上去遒劲而厚重，简洁而错落，黑白分明，疏密相间。在规则与不规则之间，在平衡与不平衡之间，在绵软与跃动之间，在细腻与饱满之间，矫变飞动，力透纸背。天生的形态，天生的韵律。这是对文化精神的提示！在文字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一览众山小”的感觉那是准定的了。而对外族人来说，却是有些难为了。 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1885 – 1972）1908年移居英国后成为伦敦现代派诗人领袖，他倡导意象派诗歌并翻译中国诗歌。他曾经不无欣羡地说：“世界上怎么会有汉字的呢？只有用汉字才能够写出好诗来。” 当然，对汉字的评价仍然是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中国曾经的一代精英对汉字似乎有如对封建专制一样的仇恨，包括钱玄同、鲁迅、蔡元培、瞿秋白、吕叔湘、毛泽东等等。他们对汉字有如下言说[4]： 钱玄同：“要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代替。” 鲁迅：“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蔡元培：“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瞿秋白：“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罪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 吕叔湘：“现在通行的老宋体实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国印书的a,b,c,d有时候还倒有很美的字体呢。” 毛泽东：“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 对于汉字，可谓见仁见智。 常言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只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描写一下汉语本身所具有的长处。
其实，我是想说，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做优劣比较是无谓的。对一个民族而言是美丽的韵律结构，对于另一个民族而言可能是不可理喻的冗长表达。比方，马来语“一本书”是 buku，两本书则是buku buku， 如此重复，似乎有些笨拙，这让当时初学马来语的我十分好奇：马来语民族就没有一个聪明人能够想出抽象语义的表达吗？可是，马来语的“三本书”却是tiga buku（tiga，三；buku，书）。换句话来说，任何一种民族语言的优势或者劣势都是相对存在的。如果以本民族的视角来看，民族的语言永远是简便而易于掌握的，永远是经济而高效的。如果以外民族的视角来看，民族的语言永远是生涩而不易于掌握的，永远是神秘而高深的。即便是对当下的英语，我们仍然能够从外族的角度看到它不够理想的五个方面：1、它的拼写是欧洲语言中最非语音化的；2、它的词汇过于丰富；3、它的外来语比例过大；4、它的近义词导致语义过于细腻；5、它的多义词大量存在。 每一种语言都会给人产生一种外显性的特征。比方，在我看来，英语直白，适宜商务；法语精致，适宜女性；西班牙语神圣，适宜礼拜；意大利语富于乐感，适宜恋爱；汉语富有张力，适宜描写；梵语则梦幻，适宜遐想。然而，这些感性的认识都不足以作为学术的论证基础。 不同语言之间缺乏多个层面的对应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包括语音、结构、语义等等。各种语言内部有各自的完整体系。不同语言内部的完整体系之间没有深刻的可比性。翻译便是对这一事实的暗示。我以为，翻译永远作为一种无限遗憾而艰难地存在着。法国人在评说翻译时用了这么一个浪漫的短语：belles infidèles，即是说，翻译如女人，要么漂亮，要么忠实，而漂亮和忠实是不可兼得的。对于完全不同的体系做强弱、优劣比较，似乎是太过勉强了。 从斯坦利•兰德尔的上下文来理解，他似乎是想表达：汉语未必最适合做国际通用语言。我想，适合不适合做国际通用语是一回事情，最终能不能够成为国际通用语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从五千年来的世界通用语来看，总是可以期待诸多民族语言各领风骚50年。欧洲的拉丁语、亚洲的阿拉伯语、中非的斯瓦西里语、东南亚的马来语、梵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以及法语都曾是显赫一时的国际通用语。它们彼此之间的语言特征相去甚远。任何理性的分析都不足以证明它们本身具有适合做国际通用语言的特征。而一种民族语言是否能够成为世界通用语绝非取决于它自身的特点或者优势，且不论在国际视野中“优势”应该被如何界定。 从语言自身的角度对世界通用语所进行的预测从来都让语言学家的自信遭遇彻底的打击。17世纪，随着世界范围内航海探险的兴起，人们的眼界开始变得越来越开阔，而人们同时又听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种类的语言。此时，作为当时欧洲范围内的共同交流语言，拉丁语开始逐渐衰退。18世纪正是普遍语法研究大行其道之时，普遍语法旨在寻找各种语言之间的共性特征，这大大地激励了人们寻求国际语言的热情，在普遍语法理论研究的启发下，“逻辑思维方式”成为走向国际语言的基本路径。哲学符号和表意符号成为走向国际的基本手段，目的在于消除语言中的模糊与歧义。没有民族、文化、社会基础的人工语言成为当时人们追逐的目标，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语言才可能有助于更为清晰的思维、更为平等的交流、更为规范的表达。19世纪末叶人们对人工国际语言的期望开始进入巅峰状态，数十种国际语言系统竞相诞生，包括风靡一时的沃拉普克语（Volapük）、世界语（Esperanto）、伊多语（Ido）、中立语（Idiom Neutral）等等。延续到20世纪的便是世界语。应当说，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叶，法语实际上已经悄然作为世界通用语而在世界广大区域通行。 谁也不能够设想，1966年，联合国收到有74个国家近百万人签名的一项提案，即让世界语作为正式的国际语言。而当时相对具有竞争力的则是英语。或许是由于世界语深厚的东欧背景，或许是由于英语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这项提案被否决了。世界居民似乎更愿意选择一种自然的语言来充当世界通用语。而我认为，人工语言系统最为致命的弱点在于它抑制语言对模糊与歧义、任意与个性所具有的与生俱来的包容性。 遥想1940年代，几乎所有的政治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都强烈地意识到世界需要一种通用的语言，他们并不看好人工语言系统，却是在以各样的方式在为本族语言的推广做着各样的努力。他们从各个出发点，包括各种语言的历史、发音条件、演化前景等等，论证自己的民族语言是现存语言中最适合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又称国际辅助语言。有趣的是，他们在隆重推出自己民族语言的同时，不无对其他民族语言的贬损与嘲弄。而对究竟什么样的语言系统特征最适合做世界通用语言，换句话来说，对国际通用语的标准并没有达成一致。英国语言学家查尔斯•凯•奥格登（Charles Kay Ogden, 1889 – 1957）却没有参与这场纷争，而是悄然编写并出版了一本小书《基础英语》（1942）。他声称这本书有三个目的： 第一，让英语成为国际辅助语言； 第二，让世界大众了解标准英语； 第三，让英国人更为清晰地了解英语作家所呈现的语言的简洁与美丽。
《基础英语》的词汇量限定在最常用的850个词以内，提倡以必要的最为简单的词语表达最为清晰的思想。他提供最简单的语法规则，却丝毫没有改变日常英语表达。一年之后，另一位英国语言学家艾沃尔•阿姆斯特朗•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 1893—1979）撰写并出版了《基础英语及其使用》（1943），为《基础英语》的推广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尽管当时，包括斯坦利•兰德尔在内的语言学家对这两本书颇有微词，他们从理论上分析：首先，这850个词的选择带有主观性；其次，这么少的词汇量会误导学习者；最后，它不能满足科学和技术交流的需要。但是《基础英语》从客观上极大地宣传和推广了英语。当时与英语竞争的法语（已经是公认的外交语言）、德语（已经是通行的科学和出版的语言）、西班牙语（已经是通行的商务语言）等等没有能够像英语这样迅速蔓延开来，部分的原因是缺乏安静而务实的语言学家来编写基础教程。当时多数语言学家的理论素养和学术傲慢应该是主要的障碍之一。倘若从纯粹的语言本身出发，英语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在词汇方面。词语同时来源于罗曼语和条顿语，同样一个概念，可以用两种来源的词语表达其中的细腻差异，这使得英语具有非常强的表达力和超绝的精确度。 第二，在结构方面。英语经历了简单化的过程，废除了诸多复杂的语法形式，包括词尾曲折变化。它以词语的顺序来替代繁复的语法形式。这些是其他欧洲语言所无法相比的。 第三，英语发音较为便捷、舒适。它不像德语那样的生硬、那样的辅音化，又不像意大利语那样的柔软、那样的母音化。它的发音效果既悦耳、流畅，又阳刚、锐气。 总之，英语具备了两个成为世界通用语的条件：经济的表达与简单的结构。如果说，是查尔斯•凯•奥格登的《基础英语》让世界大众看到了英语这两个突出条件特征，我想，应该不算是太夸张。至此，世界居民才对国际通用语的特征有了具象的指认。 极力推出自己民族语言的不只是语言学家。1943年9月7日，温斯顿•丘吉尔在《倡导基础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讲话》中不无自豪地宣称： 现在你们有了一个国际语言的周密计划，这种语言普遍适用于实际商务和思想交流。 可是，有哪一个民族不希望自己的语言成为国际通用语呢？于是，世界大的语种，包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俄语都先后参与竞争，甚至连芬兰语和瑞典语这样的小语种也加入进来，他们的理念竟然是：在政治活动中，黑马往往胜出。个人的主观意愿在语言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场纷争中，英语这么一个岛国的语言竟然就这般奇妙地成为国际通用语，其强劲的势力至今仍然不减当年。无论是德国与俄国、中国与日本、挪威与韩国、南非与越南，……之间的交流都需要借助英语这一媒介。 当下的英语有着三大表现： 第一，广泛普及。它广泛用于科学、技术、商务。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70%的科学家在使用英语，有85%的邮件是用英语完成的，有90%的世界检索系统是英语的。 第二，生命力强。它广泛吸收外族语言词汇。英语词汇中有80%是外来的，而且还在继续吸收世界各种语言词汇，从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到印地语、马来语、汉语，从西非到南亚，英语词汇的国际特征让它在历史上具有独立个性。 第三，自由状态。包容各种英语变体的存在。没有任何权威在试图维护英语的纯洁，英语除了基本语法和核心词汇，其他的语言要素，包括语音、语义、语体等等都在各个国家以及各个区域生长出各自的语言特性和文化元素。这让英语在确保交流工具性的同时拥有了多彩的文化意味。 就凭着语言的结构特征，英语便一举成为国际通用语了吗？ 早在1908年，托马斯•乔治•塔克尔在《自然语言史导论》用了足够的篇幅对汉语作了一番研究，分析了从有记录以来的汉语到汉语方言的广泛分布。在分析汉语语法的时候，他提出了四大要点[5]： 第一，汉语中的每一个词只包含一个音节，每一个词就是一个词根，每一个词根就是一个词。这样的词根词没有任何形式的改变。这就必然带来另一种现象，即 第二，汉语的词根是一般意义的词根概念，没有相应的词类范畴划分。比方，tá（大）表示一般意义的“大”，它有的时候可以用作类似英语中的动词，有的时候又可以用作类似英语中的形容词或者名词。需要借助语境才能够确定它的词类范畴。因此又必然导致又一种现象的发生，即 第三，没有表示语法关系——格、数、人称、时态、语气——的任何后缀、前缀、曲折变化等等。那么，可以得出的结论，即 第四，汉语的语法就是语句中词的位置或词的顺序。词是在词语的顺序中获得词的类别范畴的。比方，huã paò mîn （皇保民）和mîn paò huã（民保皇），两个意义完全不同的语句仅仅只是通过词语位置的置换。而与此同时歧义和不确定性又导致助词类或指示词类的产生，中国人将这类词称为与full（实词）相对的empty（虚词），比方，yu（与），tsung（从）等等。 这是严格的语言研究结论。它没有主观的评判，但正是基于托马斯•乔治•塔克尔对汉语的研究，更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汉语结构的经济与表达的力量。 至于汉语的简洁与经济，早已成为世界语言学界的共识。1911年，威利姆•布拉丁在《英语衍生动词研究》[6]中指出： 在所有的印欧语系语言中，英语具有最多的由名词衍生的动词。这是语言简单化的结果，就像汉语，无论是什么词性，词的形式不发生任何变化。 当时的汉语已经被视为结构简练的标志性语言。那么，汉语为什么偏偏没有成为国际通用语呢？我们的语言学家在与世界语言学家对话的时候采用的是怎样的立场呢？ 早先的西方语言学家认为：汉语缺乏词类的严格划分。有学者由此指认汉语研究水平的低下。西方的汉学家努力将西方的语法研究方法移植到汉语研究之中，偏偏有些中国的学者就认西方学者的理，急切地抛开汉语语言的传统研究理路，求知若渴地引进了欧洲语言的语法分类方法。事实上，汉语词类的划分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以1898年《马氏文通》为标志，但是，它不过是对西方词类划分的直接翻版。这么说，倒不是要贬抑或疏远语言的词所表现出来的类别现象，更不是要否定词类的划分，词类的划分毕竟也是依据语言所呈现的外在表现而做出的一种理性分析。 其实，我们还真的是应该考虑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词类是对已有词语的滞后划分与归纳。而汉语语法学家早已习惯于以词类划分为出发点，对语言进行分析，把词类当作是语言本体范畴。本末倒置地界定出“词类转换”、“名词动词化”、“动词名词化”等等。他们彻底地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语言中的词原本是自由自在、圆转无碍的。而如果我们将理性分析视为研究的原起点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就无可避免地具有了无谓的结果。不能够将我们的理性分析看作是语言本体，更不能习惯性地成为这种理性分析的俘虏，把它当作是依据或标准来对语言现实进行削足适履的再分析。与其说在各个词类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关系，毋宁说我们的词类划分在一定的程度上无情地疏离于语言现实。然而，我知道，理性词类划分从来就威严地矗立在汉语语法研究者的心智之中，而语言现实却偏偏一直自在而诗意地活着并流变着。 被移植到我们汉语研究之中的欧洲语言词类的划分模式，已经成为汉语语言研究致命的负担。我们似乎应该追问：是不是每一种语言都必须通过词类划分来解释词或者语句？之所以这么说，鉴于如下方面的考虑：现代汉语所划分的词类不足以解释汉语词或语句，无论是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或者说，被框定的汉语词类划分遭遇汉语的诘难！ 在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中，词类划分在解释词或语句时同时介入了语义标准、词的位置标准以及语句结构标准。显然，词类本身对词或语句的解释力似乎显得非常无力。 人们一向崇尚理性分析，可是，我们的理性分析似乎总好像会与事物的原本机理有那么一点隔膜——或是不够充分，或是过于理性，或是恰反其道。有的时候，我就在想，理性分析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就要达到对本质的哲学追问呢？在某些问题上，可不可以停留在事物的外显性现象来进行分析而不涉及本质呢？我们是否能够对自己稍稍地宽容一些，允许自己的知识和认识有所残缺、有所不足呢？ 马里奥•裴在论及词类划分时探讨了汉语的特点[7]： ……汉语则相反，它的功能变化比英语更为深刻。在汉语中，有些词根据它们的意义就可以确定它们所属的词类，但是，大多数的词则具有最大的自由度，可以从一种词性进入另一种词性，根据它们在语句中的使用和位置来确定它们的词性。……词确切的意义是由词在语句中的位置所决定的。 诚然，汉语所借鉴的语法概念和术语与西方本原的语法概念和术语有不尽一致的内涵或观念，但是，这还是让西方语言研究者看到汉语与西方语言的诸多共性。现在，有不少学者经过对比语法研究，得出相对一致的结论：汉语的结构是最高级、最经济的，英语正在向汉语结构靠拢。而托马斯•乔治•塔克尔早在1908年就分析了汉语与英语的共性，然而，他的观点却是[8]： 很可能，英语不是在向汉语靠近，而是两种语言在向共同的目标迈进。 这个目标应该是经济！现在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伟大的古汉语研究取道三大路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却没有对词做任何结构分类。没有采用词类结构划分的研究路径，那才是对汉语语言本质更为得体而深刻的认识。就语言本身而言，汉语似乎没有理由仅仅作为一种民族的语言而存在。我们没有理由不期待它走得远远的，有朝一日成为全球的通用语言。即便是从个人的功利角度，我们每个人也都愿意汉语成为国际通用语言。自20世纪80年代，英语成为中国学生的必修课，无论是升学还是评职称，英语都是必考科目。这一事实的确给一部分学生和学者带来了足够沉重的压力！在英语强大势力的威逼之下，有国人不得已而露出了那么一点儿奴性、那么一点儿癫狂。中国有些学生或学者或许并不知道，单单中国大陆的英语学习便成就了英国的一种教育产业，它每一年足以供养七千万英国人！ 令人感到有一丝安慰的是，世界上学习汉语的人开始逐步增多。这至少让国人找到业已丧失的对汉语的自信。现如今，有不少的学者、官员在各样的场合以饱满的热情褒奖汉语、推广汉语。 倘若让我们来分析汉语成为未来世界通用语的可能性，当然会有太多的话要说。 的确，汉语很美，它有着深刻的文化底蕴，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有着经济的表达路径。我们可以具体而微地呈现汉语本身作为可能的世界通用语的优势。而对一种民族语言未来扩张状态进行预测，恰恰不能够就语言本身来进行分析。这应该算是历史的经验了。 一种语言是否能够成为国际语言与它本身的特点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包括它是否呈现结构的经济、语音的流畅、语义的清晰、文字的艺术等等。汉语能否成为国际语言与我们是否主动大力地传扬汉语或者汉语文化也没有任何必然的关联。汉语能走多远，一方面要看汉语的背后是否具有两种支撑的力量：硬实力和软实力。前者如国防、军队、装备、经济，后者如文学、媒体、艺术、教育、出版。另一方面要看支撑我们汉语所处的世界语境的社会构想可能发生的流变。文化认同、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是社会构想在世界居民的公共领域多重结构的投射，其核心的内容包括经济力量、公共领域以及君主统治，它往往通过传统、背景、镜像、故事、传奇等等来框定世界居民参与构想共同环境的方式，由此形成一般的价值尺度、道德伦理、共同惯例以及对合理性的共同认知。倘若我们能够看到汉语学习通过社会构想而成为世界居民所处公共领域的认同要素，作为社会共同的意愿和行动而存在，那么，汉语一定会走得遥远，走得长久。可是，汉语能走多远呢？ 面对强势的英语，汉语终究能走多远呢？ 中国的资源禀赋还没有为中国的产业带来最合理的结构。当下中国的产业内外失衡的经济状态、它在复杂而动荡中所承受的社会重压以及因争夺战略市场而遭遇遍体鳞伤，甚至万劫不复。如果有一天，中国的产业开始具有势不可挡的生命力、复制力和穿透力；如果有一天，中国的产业在世界居民所处的公共领域中酣畅地表现出横空浩气。那时，汉语便自然而无可争辩地在空间上具备了竞争的威慑力。即便如此，汉语能否因此而成为国际通用语，却不得而知，因为汉语的通行还需要以中国的文学为依托。然而，华夏文明还没有为中国文学带来最夺目的辉煌。当下中国的文学在全球一体化的躁动中被西方文学所笼罩、所侵蚀、所肢解；中国的文学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认同等诸多方面自觉地屈服，自觉地荒芜，自觉地无意识；我担心，中国的文学在加入与国际接轨的颠沛中成为可有可无的漂泊者，因为当下的中国文学从西方现代文学中拿来了世俗关怀和社会革命的命题，却无知地漠视了西方文学中世俗关怀和社会革命的基础背景、精神源泉以及社会想象力。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文学能够学会为自由的精神而逃逸，能够为中国的气质而定位，我便应该能够看到中国的文学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并时的、安全的、灿烂的绵延，我便可以看到汉语远行他乡的沉稳步履和雄浑表情。 当然，中国的文学是要有积极的民族内涵的。民族自尊将会为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居民带来最美丽的归宿。世界文化思想的融合并不排斥我们拥戴民族自尊并让它安居于中国文学和中国居民的灵魂深处。如果让民族自尊做主，中国的居民便会自在地驱逐精神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中国的居民便会在厚德载物之历史河流中畅游，并一路传扬中国文化精神的感召。中国的居民便会被博大、信心、慈悲所环绕，被生命、自然、真实所冲动，并充满感恩！汉语因此将带着民族自尊的健康与热情，非暴力地入住世界的每一方土地。
[1]斯坦利•兰德尔《语言：欧洲社会与政治因素》第19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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