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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厄泼赖人格在中国的失败
○ 杨春时 启蒙主义终结了传统人格，造就了现代人格。人格不仅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它具有历史的内涵和精神的取向。传统人格是非个性的，是宗教（或礼教）以及封建等级制度塑造的普遍人格，从现代的角度看，就是非人格。现代性的发生，使主体性确立，个体从宗教（或礼教）、封建等级制度下解放，从而才有可能进行自我选择，形成个性；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必须进行自我认同，确立自己的社会角色，从而形成现代人格。启蒙运动就是自我选择、自我认同的开端，它塑造了现代的人格。现代人格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它表现为激进主义与自由（保守）主义之间的分歧。在欧洲启蒙运动中，有卢梭那样的激进主义者，也有孟德斯鸠那样的自由主义者以及柏克那样的保守主义者，他们代表了不同的人格取向。中国的“五四”启蒙运动实际上是中国人在失去了传统人格以后的自我选择、自我塑造。“五四”启蒙运动开展了对国民性的批判，目的是由“立人”而“立国”。这既是对传统人格的颠覆，也是对现代人格的建构。“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也参与了中国现代人格的建构过程。“五四”启蒙主义提出了不同的人格理想，也构建了两种不同的人格：狂人人格与费厄泼赖人格。而从“五四”到“文革”的历史证明，狂人人格胜利了，而费厄泼赖人格失败了。 关于狂人人格的命运，我已经有过论述，不再重复。而关于费厄泼赖人格的命运，还需要进行考察。 “五四”启蒙主义不仅产生了狂人人格，还产生了一种“费厄泼赖”型人格，它包含了中国传统的中行人格因素，也吸收了欧洲绅士的人格理想。费厄泼赖人格也是一种现代人格，具有主体性，是启蒙理性的产物。他不同于狂人人格，基本特征有：反对激进革命，主张渐进改良；提倡宽容对话，反对专断偏执；注重理智和现实性，反对狂热和理想主义等。较早提倡美育的蔡元培，是一个主张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者。他之提倡美育，意在通过审美的熏陶，把人性从感性提升到理性，使中国人成为一个有个性修养、有道德追求的民族。他说：“倘能全国人都想自由，一方面自己爱自由，一方面助人爱自由，那么国事决不至于如此。要培养爱自由、好平等、尚博爱的人，在教育上不可不注重发展个性和涵养同情心两点。”[1]美学家朱光潜也主张通过艺术教育，培养出具有古希腊式的“超脱”、“静穆”品性。这种理想人格外是与那个时代的革命主旋律不协调的，因此，鲁迅就批判了朱光潜的“超脱”、“静穆”的审美理想。 胡适与鲁迅相比，则更多地体现出“费厄泼赖”型人格。胡适提倡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主张把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自由结合起来，通过“救出你自己”来拯救国家。胡适在文化思想上也有偏激倾向，如主张“全盘西化”，反传统主义等，但在总体上比较宽和持重，批判传统文化而又研究吸收之（整理国故），提倡科学民主而又主张平等讨论。如前面谈到的关于白话文的讨论，他就与陈独秀的不容讨论的专断态度不同，主张进行平等讨论。他认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特别是在政治思想上，他反对暴力革命，相信和平进化，这个信念一直保持到死。他与陈独秀主张通过革命来“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不同，“我们是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不存大希望，也不至于大失望。我们观察今日的时代，恶因种的如此之多……绝没有使人可以充分满意的大改革……只有一个‘得尺进寸，得寸进寸’的希望……”[2]在充满了腐败、黑暗、民族危机的中国，在革命风暴的冲击下，坚持这种渐进改良的信念，需要多大的耐心、坚韧、信心和远见卓识呀！胡适朋友很多，对于思想见解不同的人也能包容。比如对转向共产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他都尽了朋友的义务；对于鲁迅，虽然立场不同，多有龃龉，但他还是能够比较平和地对待，并且能够公正地评价他的历史贡献。1936年11月18日，鲁迅去世一个月，“新月派”女作家苏雪林写给胡适一封长信，称鲁迅为“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同时将她写给蔡元培的信稿抄送胡适，更是大肆攻击鲁迅。12月14日，曾被鲁迅骂为“焦大” 的胡适回信责备了苏雪林：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3] 同时，他在信中也为所谓鲁迅抄袭盐谷温书事辩诬。鲁迅逝世后，胡适为《鲁迅全集》的出版也尽了力。许广平等曾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写信给胡适，请他“鼎力设法”介绍给商务印书馆。胡适“慨予俯允”，并在细心询问了有无版权问题后，将他写给王云五的亲笔信交给许广平、马裕藻。正是有了胡适的引荐，王云五才爽快地“表示极愿尽力”。许广平致信胡适，感谢他的“鼎力促成”、“功德无量”。总之，胡适是一个有着中国传统中行人格和西方绅士风度的自由主义者。但鲁迅成为伟大的战士，而胡适则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失败者，两种人格的不同结局，其实是历史造就的。 不仅胡适，“五四”启蒙主义者中还有一些人，遵循着自由的理念，表现了一种“费厄泼赖”人格。首先是周作人。周氏兄弟二人的分歧，既有思想上的，也有人格上的。周作人属于比较温和的自由主义，不那么激进。他没有像其兄那样崇拜尼采，而是对尼采有所拒斥。他说：“我不喜欢（尼采）演剧式的东西（按：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那种格调不合我的胃口。”[4]1922年，周作人写了一篇《真的疯人日记》，与其兄鲁迅的《狂人日记》形式相类，但没有鲁迅那种“忧愤深广”的激烈情绪，而是以幽默、调侃讽刺了绝对的平民主义、国家主义、复古主义以及教育界、学术界、文学界的种种怪现象。两个不同的“狂人”，实际上有不同的人格取向，鲁迅的“狂人”是一个决绝的反叛者、破坏者的形象；周作人的“疯人”是一个比较宽容、理性的自由主义者的形象。还有，周作人主张文学的绝对自由，反对“文艺上的统一”。[5]周作人提倡宽容，反对专断。他说：“主张自己的判断的权利而不承认他人中的自我，为一切不宽容的原因。文学家过于尊信自己的流别，以为是唯一的‘道’，至于蔑视别派为异端，虽然也无足怪，然而与文艺的本性实在很相违背了。”[6]“五四”文学革命主张平民主义和平民文学，反对贵族精神和贵族文学，他就能够比较全面地看待，指出“贵族的与平民精神，都是人的表现，不能指定谁是谁非”，认为应该达到贵族精神与平民精神的相容互补，“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7]从而克服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片面的平民主义。1922年发生了“非宗教运动”，启蒙主义阵营主将多有参加，而周作人等少数人以“个人信仰自由”而加以反对。国粹派的兴起，惹得启蒙阵营一片反对之声，周作人也不表赞成，并且“深抱杞忧”：“因为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但是，他又与一般激进的启蒙主义者不同，没有武断地反对国粹主义，而是看到了它的历史合理性的一面，即保存本土文化传统的意义。他说：“最后附带说上一句，现在的所有的国粹主义运动大抵是对一新文学的反抗，但我推想以后要改变一点色彩，将成为国家的传统主义，即是包含着一种对于异文化的反抗的意义：这个是好是坏我且不说，但我相信这也是事实。”[8]联系当前全球化与国学的复兴，不能不佩服周作人的宽容和远见。周作人解剖自己的人格，说自己是心里有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他所说的“流氓鬼”，就是他所说的“平民精神”的负面形式，包括他挖掘自己身上的“绍兴师爷”的脾性；而“绅士鬼”则是他所说的“贵族精神”。以往的评论都侧重于他的“流氓鬼”一面，以寻找他日后附逆的原因。实际上，他的“绅士鬼”在“五四”时期是主导的，是性格的显在的一面，而“流氓鬼”则是非主导的，是其性格的隐在的一面。他自己也说，“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9]总之，周作人具有一种绅士般的平和包容的人格，也正是出于这种平和包容的人格，“五四”以后他才远离了暴烈的革命，躲进了闲适唯美的个人情趣之中。 自由主义者林语堂也主张建设“费厄泼赖”人格。他在“五四”以后，目睹激进主义的偏失，而要引进西方文化中的“费厄泼赖”和“幽默”精神，以改造国民性。他认为，中国人缺乏西方的绅士风度，应该引进效法，包括对对手的宽容，即所谓“不打落水狗”。鲁迅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认为“费厄泼赖”不适合中国国情，“应该缓行”，主张“打落水狗”。林语堂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有“太正经与太不正经”的两个极端，太正经滑向理性化的极端，最终演变为“吃人”；太不正经滑向感性化的极端，而趋向于“堕落”。他主张避免走这两个极端，而通过幽默达到中和，以培育一个“新人种”。他认为这个新人种应当是“一个浸染着丰富的合理的精神，丰富的健全的知识，简朴的思想，宽和的性情，及有教养的人种”[10]。造就这样的新人种，林语堂求助于培育幽默的人生态度。他说：“（幽默）可以算得是文明的一项特殊的赐予，每当文明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人便可以看到他自己的错误和他的同人的错误，于是便出现了幽默。”[11]这种人生态度和人格追求与鲁迅大异其趣，鲁迅是主张战斗的讽刺、批判而非幽默的，他批评说：“……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既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12]林语堂对比自己与鲁迅的人格差异：“鲁迅老而愈辣，而吾则响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13]正因为他们人格理想的不同，才有日后朋友之间翻脸的结局。 启蒙主义在“五四”以后发生了分裂，除了少数人如胡适坚持自由主义之外，一部分激进主义者转向政治革命，另一部分人则转向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是启蒙主义的一个支流，它体现了一种兼容并包的中行人格。他们对“五四”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进行了反拨，也批判了“五四”激进的人格追求，早期有以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后期有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等的“新月派”。他们服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主张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人格建构上，他们企慕古典理性主义。学衡派主张“无党无偏，不激不随”、“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梁实秋向往一种西方式的“贵族文明”，他说：“我向往民主，可是不喜欢群众的暴行；我崇拜英雄，可是不喜欢专制独裁；我酷爱自由，可是不喜欢违法乱纪。”[14]他提倡一种理性主义的人性论以及建筑于其上的文艺观，认为：“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在这标准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15]他不仅提出了文学本质的观点，也提出了自己的人格理想。他与鲁迅之间有激烈的论战，但在鲁迅生前和逝世之后，又能够较为公正地评价鲁迅，认为鲁迅的杂文、小说是优秀的。梁实秋等人的人格理想与时代主流不相适合，遭到了来自左翼的猛烈批判，鲁迅就批判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从“五四”到“文革”，中国现代历史的大半时间里，狂人人格成为中国人格的主导形态，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历史需要造成的。中国的启蒙运动面临着太强大的传统力量，因此文化激进主义成为主导，狂人人格成为理想人格。“五四”以后，在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中，政治激进主义成为主导，革命的狂人人格成为理想人格。正是那些具有狂人人格的革命者，推翻了旧社会，完成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使命。狂人人格得势，费厄泼赖人格失势，除了社会的原因以外，还有文学上的原因。狂人人格的确立，也需要文学的想象，典型的文学形象，也参与了现代人格的塑造。“五四”时期，鲁迅塑造的阿Q形象（以及祥林嫂、孔乙己、华老栓等形象），展示了中国人的人格缺陷；而狂人（以及《铸剑》中的眉间尺、《这样的战士》中的投枪手、《长明灯》中的疯子等），鲜明地呈现了启蒙勇士的形象，树立了狂人的理想人格。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以及郭沫若的反叛性诗歌等成为“五四”文学的经典，这种文学的想象极大地影响和主导了人们的人格选择，或者说它作为一种强势话语，构造了中国的现代人格，使狂人人格成为一个时代的主导人格。而相反，费厄泼赖人格则很少得到文学的表现，只是胡适、林语堂等少数人的思想主张。这意味着文学对中国现代费厄泼赖人格的塑造缺席，费厄泼赖人格丧失了话语权力，从而导致狂人人格的压倒性胜利。“五四”后期的文学创作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人格选择进行了思考，这种思考的结果是，改良主义的启蒙之路走不通，只有走革命的道路。这实质上否定了对费厄泼赖人格的选择，而肯定了狂人人格。柔石的《二月》写具有启蒙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萧涧秋，来到芙蓉镇，企图通过教育以及人道主义来实践自己的理想，结果是在封建势力的打击下落荒而走，不得不去参加革命。而叶绍钧的《倪焕之》则描写充满启蒙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倪焕之，企图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而终于在现实面前碰壁，最后参加革命。这类文学形象的塑造，从反面宣布了费厄泼赖人格的破产和狂人人格的必然性。
[1]蔡元培《在北京高的师范学校〈教育与社会〉社演说词》，张汝伦编选《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蔡元培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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