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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谱系

○　张清华

一曲狂想，一幕悲歌。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有一个不幸的知识分子谱系，这个谱系在过去似乎已经被梳理过，但还很不够。没有人将他们联系起来看，更没有人将现实中的和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看成同一个群体。因为如果不能获得一个整体性眼光的话，也无法得出有启示意义的结论。钱理群先生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做“哈姆莱特和堂吉诃德现象的东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研究文学或者研究思想史者就应该这样。没有精神发现的文学研究算什么研究呢？因此这是令人鼓舞的发现。我这里要借用这样一个发现，来谈谈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这个现象是如何变迁和“移动”的。

一

鲁迅的《狂人日记》首先就是书写了一个中国式的“多余人”形象。这不是偶然的，只要写到知识分子，写到有点思想和独立意志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这样的倾向。“狂人”之所以被视为狂人，既是误读，也是实情。为什么这样说？狂人是被庸众恶意地“矮化”和放逐的，一个有点思想的人通常会共有这样的一个境遇，因为他不能苟同和适应这社会，在这社会上是一个无用之人，一个多余的闲人，只有被嗤笑、放逐甚至管制的份。狂人的表征是妄想症，内里则是对社会的世俗规则的反对和抗拒。他在外观上的确很容易就会被视为精神异常者，偏执和病态的人，但这首先是社会强行压制的结果，是世俗给他打上的标记，是人群的专制对异类的划分和定性，并且具有在道德和人格意义上的贬抑色彩；其次，狂人自己也会真的变疯——被社会命定的处境，会转化为主体暗示性的心理向度与行为逻辑，其性格和命运。哈姆莱特就是由佯疯到真疯的，开始他是佯疯，但当他选择了混乱的逻辑和倒错的语言之后，他就一步步走上了深渊之路，错上加错，他先是对自己所爱的人恶语相加，随后又错杀了自己未来的岳丈，最后又和自己所爱的人的哥哥决斗……他的每一步都是由于自己疯狂和混乱的暗示所驱动的，这一切反过来铸就了他的深渊性格和命运。自从奥菲丽亚死后他就真的疯了，因为他作为一个与命运赌博的赌徒已经输光。对于狂人来讲，他的病状的自我体验是源于他深刻和无助的孤独感，孤独转化为了恐惧，并表现为真形一样的病状。当所有的人都声称他是一个病人的时候，当他们都用了异样的眼光看他的时候，他自己也无法不自我怀疑自己是一个病人。

一个走错了房间的人，一个生错了时代的人，一个遭到了嘲笑和捉弄的人，一个惊惶失措的人，一个精神病——就是这样诞生的。他慢慢地接纳和适应了这样一个角色，无法拒绝。他不能不感到惧怕。一个人对他的歧视只是一种伤害，一群人对他的歧视就是一种扭曲，而一切人对他的歧视则无疑就是毁灭，他怎么能不疯呢？

鲁迅自己就是一个狂人：他既像一个对着羊群和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野草•这样的战士》）多像一个堂吉诃德！他的后半生一直在拿风车和羊群作战，最重要的不是和什么人作战，而是作战本身，至于对象则可以假代和假想；他又是一个哈姆莱特——他的《野草》的语式多像是哈姆莱特的朗诵：“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的时候独自远行……”（《野草•影的告别》）他挥舞着自己的思想之剑，环顾四周，找不到对决的人，显得悲壮中又多么滑稽。的确，没有人比鲁迅更接近一个西方意义上的人文知识分子，更接近于尼采、叔本华，接近于俄罗斯和欧洲文学的精神原型。这在他早期的著作《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可以说就已经跃然纸上了。

当然，鲁迅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的作品总是因为其可以上升到哲学的境地而产生多解，《狂人日记》也一样。这其实也可以理解为鲁迅对“青年”——必将胜于“老年”的一代“新人”——的失望与怀疑。他要确认自己原来这样一个想法的荒唐：青年一定是纯洁的。现在他明白他们的勇敢是短暂的，他们很快就会变得“成熟”，与成年人和老年人一样世俗化，变得狡黠和市侩。实际上也只有未曾世俗化的青年敢于讲出“吃人”这样的话，那时他因为自己的纯洁而说出了惊世骇俗的话，并且敢于声称自己将要与旧世界的法则决裂，但这样的豪情壮志能持续多久？很快他就将在现实的打击面前而溃败下来，在被视为“异类”和“狂人”之后收敛自己，最后变成正常人，并且“赴某地候补”。这即是意味着他与现实已达成了完全的妥协，他完成了自己的“成人仪式”，经过了一番挫折，终于适应了社会——与之同流合污了。

鲁迅自己其实终其一生是在反抗这样一个“规律”，他拒绝让自己世俗化，尽管不能完全达到这样的境地。为了暗示自己这样一种“悲剧处境”，他坚持了自己的“病症”，一方面是与忧郁和愤怒共生的“肺病”；另一方面就是与风车和羊群作战的“佯狂”。他不是完美的，甚至也不是最纯洁和真诚的，但他是一个勇敢者，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人，一个真正的诗人。

显然，重要的不在于鲁迅的正确，而就在于他对西方人文精髓的逼近。有谁是一贯正确的？我们为什么要要求鲁迅正确？如果我们是把他当作一个启蒙主义思想者，那么哪一个思想者是纯然正确的？如果我们是将他看作一个文学家，那么文学家又谈何正确，有何正确可言？

“多余人”的变形很多，在鲁迅笔下的魏连殳、吕纬甫也庶几近之。郁达夫笔下有“零余者”，也近于多余人，只是这些人物的处境是在异国，而不是像俄国文学中的此类人物一样，是从欧洲回到国内，从自由回到桎梏、从光明回到黑暗之中。他们所表达的是弱小民族在强势文化中的自卑自恋自艾自怨的无助感。这也已经和鲁迅的小说一样，强烈地透示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中有一种更加软弱、病态、扭曲和渺小的气质。在郁达夫看来，他笔下人物的“性变态”的倾向和颓废的人生观，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自甘堕落，而是因为自己祖国的“积弱”，这显然是对自我的刻意美化。把深渊性格和自毁命运归结于祖国是不诚实的，这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它不能使这种堕落因此而变的合法化。这表明，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从一开始，就已经变态到了极端弱小和虚伪的地步。

钱锺书《围城》中的方鸿渐是典型的“多余人”。这个人物值得好好研究：他于欧洲游学多年，虽然书中说他无所事事，根本没什么真才实学，到末了只是为了应付出钱的岳丈而不得不花钱买了一个“克莱登”的假博士文凭，但这跟小说整个的喜剧化风格有关——钱锺书是刻意要戏弄和讥刺现代中国腐朽的知识界。事实上，方鸿渐在污浊的文化人圈子里仍是一个有廉耻心的知识分子，他的善良和软弱，以及不肯欺世盗名都是明证。但和鲁迅笔下的狂人相比，他已然是一个更加衰变了的灵魂，他对世俗已经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和意识，他的原则就是混事和混世，能够保住他稍稍体面一点的生活就很满足。但就是连这一点也很难达到了。

钱锺书写这个人物意图在于表明，“五四”知识分子所希望出现的图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后应该结出的果实——已全然落空。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之间，根本没有实现任何成功的对接，西方文化的主导性价值诸如“德先生”、“赛先生”，并未在中国扎根和结果，相反倒是在其边缘处生出一系列的文化怪胎——如同方鸿渐在苏文纨的沙龙和在三闾大学所结识的那些无耻而无行的文人一样，也如同在他的家乡父老面前所作的那篇臭名昭著的演讲中说的一样，“海通以来，西洋文化只有两件在中国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话是难听幼稚了些，但也道出了真髓。他本人也是这样一个怪胎，一个不愿意与社会同流合污的、但也同样无所作为的好人和甘于平庸的废物。由愤懑传统、渴望西方文化的“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到40年代对西方文化的信念全然崩毁的“智识阶层”，人格和能力都处在梯次下降中，由反抗者的悲剧更进而降解到了湮灭者的悲剧。这不光是方鸿渐自己的失败，也是新文化运动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性失败。

二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在于，他们某种意义上也做了“自己的掘墓人”。因为他们一开始本是革命理念的创造者——是一群北京大学的教授最初宣传了革命，并且由其中的几位关键人物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然而随着革命的逻辑不断向前，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变得不那么自然和充分合法了，党内的大多数留学苏俄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渐渐变成了机会主义者，瞿秋白、王明、博古……他们有很专业和正宗的革命理论，但是却不能将革命引向胜利。渐渐地，知识分子变成了革命的同路人，变成了需要团结和改造的对象，变成了具有“原罪”色彩的需要改造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群体……直至变成了革命的对象。这个过程并不漫长，其完成的时间也就是二三十年的样子。

这很奇怪，也不奇怪。一方面，纯粹知识分子的观念，会在革命的暴力实践中变得苍白和不合适宜，会走向革命的反面——革命不是“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革命最终会和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人道主义分道扬镳。所以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及时地转变其价值理念，或者在两种思想观念之间矛盾、游移与彷徨，当然会被抛弃，甚至被甩到对立的一面去。

一切都有一个奇怪而自然的逻辑。就文学来说也近似，其思想和主题的变化就有这样一个轨迹：在“五四”最早的知识分子那里所主张的是“人的文学”；然后很快在文学研究会的作家那里就变成了“为人生的文学”——不要小看这样一个变化，文学的本质已经在转变，由普遍的人性论思想变成了社会学理念；再之后到了20年代后期，由一群更年轻的激进分子的热情包装，就又变成了“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文学”，社会学进而变成了阶级论，普遍和抽象的“人生”变成了具体的有区分的“阶级”的人群；再之后就是延安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了，变成了由意识形态规定和政治观念统领的文学。这一步看上去似乎是突兀的，其实一点也不，历史的逻辑在其中自行演变着，不期然就走到了这一步。

走到这一步，“五四”作家的那一套价值理念、文学思想、话语方式就完全失效了。要么变成革命文艺家，要么被彻底打入冷宫，甚至消灭。

文学的轨迹，作家的命运，同上面所说的投身政治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异曲同工的，有着相通和相同的逻辑。

有许多被抛到了反面的例证，如果要选一个最典型的，那可以首推王实味。

他是用了一篇叫做《野百合花》的文章，来试图批评现实与其理想之间的反差。说白了，就是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革命的一厢情愿的理解，同革命的现实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令他不解，但又欲说还休，不由生出一些书生气的哀怨和不平。最终，来自其知识分子的一面占了上风，他到底扭扭捏捏地说出了不满，用了非常软弱的方式——遮遮掩掩地假借了两个革命女性在夜晚路上对话，以表明这不是自己说的，而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那内容粗略说来，无非是有点“平等（平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和从这样的思想出发，对延安现实的不满。

但这还不足以完全说明问题，紧接着而来的是在受到批评之后的态度，一种不老老实实认错、为自己辩解“顽抗”态度。从否认自己有错，到不得不承认自己有“认识问题”，但不是“存心攻击”……古代知识分子的那种“士可杀不可辱”想法已经大打折扣了，可即便是这样退了又退的表态，也早已于事无补。在那样一种不容辩解和不容置疑的语境中，这一切最终被打上了危险的政治标签。

那样的死是令人畏惧的，不仅仅是那闪亮的砍刀令人胆寒，而且还因为那样的死几乎注定了永世的骂名——他永远不会像许多同样的冤死者那样，得到一个身后的英名，享受鲜花的哀荣和眷慰。他的身后没有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词语和概念作为支撑，相反还同一些暧昧和可怕的是非纠缠在一起——他曾因此被定为“托派”，并由此获得了一个“反革命奸细”的罪名，这样的概念即使是在它的“源出地”苏联也早已不复存在。即使是在历史已经翻覆的今天，也难有人给出一个最终的说法——一个从未真正有机会攀结到那异国“亲戚”的穷小子，就这样成了代为受过的屈死鬼。王实味，并不是一个绝无争议的英雄，他的名字上几乎可以说还是落满了尘埃……

很显然许多人、许多知识分子是因为迷恋“理念”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包括像王实味这样的知识分子。因为革命在他们看来就是要“解放”人的，要还一切没有自由的人以自由。这是理想，也是当然的误解，是把革命的理念“圣化”了，把革命的景象与结果“诗化”了。知识分子有这个毛病，对革命和政治有着与生俱来的狂热。即便是像玛格丽特•杜拉斯那样的人也说，“一个人，如果他不是一个政治家，那他就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中的许多，正是为过于简单的理念所害。因为革命作为实践和作为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革命决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本身对一切所谓“好人”和“坏人”的区别，有时必须是非常简单和粗暴的，这种简单和粗暴不但“合理”，而且还是无法改变的。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在俄国、在中国和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革命，都不会脱出这样的逻辑。在那样的情境中，王实味如何为自己洗刷？他曾经天真地进行争辩，并且十足书生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结果只能把自己推向深渊。王实味，可能他至死也没有悟出这样一些本来简单得很的道理，他至死也没有明白：自己何以会被打成一个反革命的“奸细”？一个压根就很难知道托洛茨基为何许人也的“土书生”，怎么会成了“托派分子”？

但王实味的确是一步步“变”成了“托派”和“反革命”的，这样一个过程让人震惊：就像曾参岂是杀人者，流言三布慈母惊。在相当漫长的调查、审查过程中，绝大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同行和干部，他们一开始都没有将王实味看成是所谓暗藏的敌人，认为充其量不过是认识问题罢了，而且他在《野百合花》中所揭露的问题的确是存在的，只不过是他表述的方式与认识的分寸有问题。但是在接下来的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会上，经过一次次的统一意见，提高认识，终于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他的实质，当大多数人被“争取”改变了看法之后，王实味自然就“变”成了反革命。

这是一个固执得近乎愚昧的人，才华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是灾难；淳朴和认真则是致命伤。可惜的是那么多的弱点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而更多的人，包括那些我们曾非常尊重的知识分子，甚至同样的诗人、作家——比如艾青、丁玲等等，却早已经变得聪明和富有政治敏感，他们没有像他那样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而是很自然地参与推动了他的“变”的过程。这应该是一个更大的悲剧。不管他们是出于个人的成见或私下的恩怨，还是对政治的屈从，他们那样做，就已经表明了现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死亡。这其实是一个更大的事件，只是结果一时还隐而未显。他们后来的落难，实际是前者悲剧的延伸，是出于同样的逻辑。他们不过与王实味同样，在本质上也只是“野百合花”而已，王实味是他们共同的影子，车轮滚滚，只不过碾过的时候要有先有后罢了。

但这样的悲剧某种意义上正体现了必然：无论是那些先蹈向悲剧还是后蹈向悲剧的，无论是那些意识到了自己的意义、还是至死也未弄明白怎么回事的，无论是以理想的殉道者载入史册的，还是犯下了种种不可原谅的过失的……所有这些悲剧，都是这个群体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而那些高尚者则可以称得上是基督式的牺牲。俄罗斯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过：19世纪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令人尊敬，不是因为他们有着令人喜悦的过剩的才华，而是因为他们“无原则地爱着他们的祖国和人民”，愿意为他们去下地狱。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愫——无条件和无原则的爱。俄国的民粹主义思想和东正教牺牲精神的教养，使他们具备这样了不起的禀赋，而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在总体上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他们也用了自己的努力，包括他们的不同形式的代价和牺牲，部分地实践了为改良社会和人生去奋斗的理想意志。

三

相比之下当代的知识分子形象就更惨淡。他们在一个时期内的命运是原罪加改造，然后就是更变本加厉的孱弱和病态，他们甚至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更不要谈其个人价值的合法了。在其生存的艰难和荒谬方面，张贤亮的小说中塑造的一个叫做章永璘的人物，可谓最有代表性。他在最屈辱的情形下，被迫畸形地生长出一种求生本能——为了多打到一点点稀粥而煞费心思，为了能够混一点面食而设法偷吃糨糊。这种考验在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中可以说还从未遭遇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生存的基本条件已经丧失，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他的赖以显示优雅和教养的基础、他的身份特征本身就已荡然无存。然而这位章永璘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也保持了他作为书生的幻想、癖好、本性和本能——一旦填饱肚子，又开始生出他的“政治与性”的两种幻想与欲望，其表现就是在读《资本论》的同时，也饥渴地寻找荒原上的美女，他很快又找到了“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幻觉。作者张贤亮也让其实现了这种意愿，让两位仿佛仙界降临的女性，宛若《聊斋》中的鬼狐之女一样的马缨花和黄香久，无条件地爱上他，并为他奉献身体。一个让他找回了书生的自尊——作为“美国饭店”的马缨花，从别的男人那里弄来食物以满足他的需要，全身心地奉献给他无须谈婚论嫁和承担任何后果的性和爱情；另一个则让他找回了男人的身体，在他失去了男人的能力的时候，黄香久以她的动物性的魅惑力唤起了他的性欲，而当他嫌弃她的不纯洁时又挥之即去。即便是在这样落魄的时候，他的男权意识也不比古代的书生少哪怕一点。

他也是一个“多余人”——但和方鸿渐不一样，章永璘似乎连颓废的权利也没有了，他必须在艰难的环境条件下显示他的生存意志，以及比一般老百姓看起来要高得多的生存智慧。这里作者不经意地竟流露出了可笑而自鸣得意的优越感，虽然这种优越已实在不能和现代知识分子的那种人格独立意义上的优越感相提并论。

食和色、吃和性都成问题——在过去这一切几曾成为过问题？知识分子要保证其起码的身份，必须是在保证了基本的生存条件之下，当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之所以更加孱弱和人格低下，与这点有密切的关系。

找回了这一“权利”的人物，是贾平凹《废都》中的主人公，西京的名作家庄之蝶。但找回了物质条件，他却更进而丢失了灵魂。和以往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人物相比，他都更加丑陋和堕落。他已不是一个怀揣高傲和孤僻的唯美加颓废的“多余人”，而是一个真正破罐子破摔的变态了的欲望主义者，一个现代的西门庆。他的喜好是空虚中的声色犬马，但又缺少享乐这一切的勇气，不具备真正的野性与生命力，在一个精神坍塌、物质上升为统治力量的时代里，他试图用肉体的狂欢和对世俗价值的完全认同，来缓解自己内心的虚空与苦闷，但结果却仍是毁灭。

写得最深刻和悲壮的一个多余人形象，应该是一个被忽略了的人物——这就是莫言的《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这个中西两种血缘和文化共同孕育出的“杂种”，在我看来实际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化身。他的血缘、性格与弱点表明，他是一个文化冲突与杂交的产物，而他的命运，则更逼近地表明了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纪里的坎坷与磨难。他身上的一切都是矛盾着的：秉承了“高贵的血统”，但却始终是政治和战争环境中难以长大的有“恋母癖”的“精神的幼儿”；敏感而聪慧，却又在暴力的语境中变成了“弱智症”和“失语症”患者；一直试图有所作为，但却始终像一个“多余人”一样被抛弃；一个典型的“哈姆莱特式”和“堂吉诃德式”的佯疯者，但却被误解和指认为“精神分裂症者”。作家在这一个人物身上寄寓了太多的寓意：他的父亲是流着西方（瑞典）人血液的马洛亚牧师，同时又拥有一个中国（本土）的母亲，这正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血统”的象征，显然，它具有“非法”和“高贵”两种矛盾的性质，它的非法性是源于中国近代以来遭受西方侵害和掠夺的历史记忆，西方对中国人来说是意味着帝国主义、侵略者、野蛮之地等等符号；但同时，西方又是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发源地，是现代思想的诞生地，是中国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这样，当现代中国的社会气候一旦发生微妙变化的时候，他的祸福转化，就仅在一夜之间。

因为莫言施用了一个“人类学障眼法”的缘故，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生物性”被夸大和曲解了，实际上小说所要努力体现的是他身上文化的二元性，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的先天弱点的象征。“杂种”与怪物的嫌疑，已经先天地注定了他的悲剧，来自西方的文化血缘，在赋予了他非凡的气质与外形、基督的精神遗传的同时，也注定了他的按照中国的文化伦理来讲的“身份的可疑”。这一点正是揭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不幸困境——二元分裂的出身使他们备受磨难。西方现代的文化与思想资源造就了他们，但他们又寄生在自己的土地上，对本土的民族文化有一种近乎畸形的依恋和弱势心理支配下的自尊。他们要启蒙和拯救自己的人民，但却遭受着普遍的误解，这样的处境和身份，犹如鲁迅笔下的“狂人”所隐喻的那样，他本身就已经将自己置于精神深渊，因而也必然表现出软弱和病态的一面——他们没有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的下地狱的决心，但却有着相似的深渊般的命运。其实从“狂人”到“零余者”，到方鸿渐，章永璘，再到上官金童，这是一个连续的谱系。他们有着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相似的性格与命运，但却更软弱和平庸。

容易被误读的是上官金童的“恋乳癖”和性变态，理解这一点，我认为除了“人类学”和寓言性的视角以外，还应该另有一个角度，即对政治与暴力的厌倦、恐惧与拒绝。因为某种意义上，男权与政治是同构的，而上官金童对女性世界的认同和拒绝长大的“幼儿倾向”，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对政治的逃避，这和他的哈姆莱特式的“佯疯”也是一致的。同时，也可以认为他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另类”性格有继承关系——比如他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当代的“贾宝玉式”的人物，他对女性世界的亲和，是表达他对仕途经济和男权世界的厌倦的一个隐喻和象征。

上官金童注定要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他的诞生本身似乎就是一个错误，这是文化的宿命。他所经历的一切屈辱、误解、贬损和摧残，非常形象地阐释着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中国知识分子的惨痛历史。但他在小说中还有另一个作用，即形成了另一条叙事线索和另一个历史的空间——如果说母亲是大地，他则是大地上的行走者；如果说母亲是恒星，他则是围绕着这恒星转动的行星；如果说母亲是圣母，他则是下地狱的受难者……如果说母亲是第一结构的核心，他则是另一个相衬映相对照的结构的核心。小说悲剧性的诗意在很大程度得益于这一人物的塑造，他使《丰乳肥臀》变成了一个“民间叙事”与“知识分子”叙事相交合、“历史叙事”与“当代叙事”相交合的双线结构的立体叙事，两条线互相注解交织，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历史与美学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这个人物的性格是足够病态和懦弱的，但这个形象的丰富内涵却深化和丰富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谱系。

四

文化弑父的英雄会变成“狂人”、疯子、精神病患者。天才永远是庸众的敌人和陌路者，庸众自然会把他看作精神之异类——《狂人日记》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在这里；再者，所谓“精神界战士”也并不就是超人，他也有着与常人相同的弱点，比如孤独感会给他带来压力，由于他不得不使用个性化的话语——一如尼采和鲁迅，使用诗性的、隐喻的、类似精神分裂症者的话语，他会陷入一种“深渊式的暗示”，或者说，他会因此产生深渊的冲动和毁灭式的性格。长期的孤独、愤懑和焦灼，也会使他真的陷入疯狂——鲁迅本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一个例证。

知识分子就其本质来讲就是这样一类人。

还是从哈姆莱特说起。这个永恒的人性之谜，自从他诞生以来，已出现了无数解释，不过以往人们对于哈姆莱特的性格的认识，只是从一般的人性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其中有代表性和体现某种精神深度的如歌德的说法，认为哈姆莱特是“代表了人类中一种特别的类型——他们的生命活力多半被过分的智力活动所瘫痪”，即“用脑过度，体力日衰”。另外一种观点就是所谓“神经衰弱（neurasthena）说”，指其性格的优柔寡断。这些说法令人感到都很难从根部做出可信的解释。后来弗洛伊德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令人震惊的说法，他认为，哈姆莱特的性格表现并非是胆怯和无能的，相反他还曾毫不犹豫地杀死了屏风后的窃听者，和试图谋害他的两个朝臣。那他为什么不能干脆地除掉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当今的奸王克劳狄斯呢？“唯一的解释便是”——“因为这人所做出的正是他自己已经潜抑良久的童年欲望之实现。于是对仇人的恨意被良心的自谴与不安所取代，因为良心告诉他，自己其实比这个杀父娶母的凶手好不了多少”（见《梦的解析》）。无疑，弗洛伊德的这种解释是他所有关于文学的论述中最精彩、也是最令人迷惑和争议的。

我现在要谈谈自己的解释：哈姆莱特也许并没有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是出于所谓“恋母”和“弑父”的冲动，这个解释深刻但有牵强之处。他的行为逻辑是这样的——他之所以犹豫是为了战胜自我的恐惧和矛盾，他才二十来岁的年纪，才刚刚处涉人世，就遇到这样难以接受的悲剧，父亲遇害，母亲他嫁，自己王权旁落，他的内心陷入了不可名状的惊惧之中。在这种情形下，他实际是用所谓的“思考”来延缓自己“决定”的过程，并用思考来掩饰自己的犹豫不定。他在内心中对自己说，你并非的一个胆怯和优柔寡断的人，你之所以迟迟未动，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你在“思考”，你是一个思想者，你在通过皇室的这一事变来深化你对世界、人性和生命的认识，这不但是一个判断和行动的过程，更是一个经验和认识的过程，一个使自己的人生经验升华的过程……

但他从一开始就错了——不是他错了，而是命运和逻辑做出了悲剧性的安排。他先是佯疯，这使他在走向深刻的同时，也走向了“错乱”——就像一个真正的诗人一样。疯狂的话语使他充满了内心深渊的自我暗示，他恶语伤人，连连做出错误的举动，这一切就像是冥冥之中有一只手安排好了的。“内心的深渊”——我愿意使用这样一个词语，来形容哈姆莱特的命运，所谓“狂人”无非是这样一种情形，他在错误的逻辑下不断地在自我鼓励和暗示自我走向毁灭，他的外表和内心由初始的不一致到最后一致——演化为疯狂与毁灭的命运。对于哈姆莱特来说，从佯狂到真狂是一个自动滑移的过程，其中暗含着种种的必然。伟大作家之伟大之处就在于此，他所揭示的世界的可能性，比真实性本身更接近于永恒的真理，更深刻和更具有启示性。

哈姆莱特本质上是一个诗人——实际上他就是莎士比亚自己的影子，或者是莎士比亚对“诗人”或者“知识分子”这样一类人的独异而深邃的理解。他不能不陷入悲剧，因为他自己将自己逼到了与世俗不同，与世界相悖的地步。纯洁是他的禀性，软弱是他的天生性格，糊涂和错误是世界对他的命定，悲剧是他生命中必然的选择。一切都早已经安排好了，没有什么会改变这个先验的宿命与逻辑。

这也就是另一种角色——“闲人”的来历。在欧美文学中，一直反复出现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思想丰富但又无所事事，精神复杂但没有行动的能力。用“生不逢时”或者“走错了房间”来形容他们是准确的，这是一切知识者共同的境遇。他之所以“闲”，不是因为他的无能，而是因为他的独异和不被理解，他与“现实”之间根本的不相容。对于哈姆莱特来说，他从光明的德国——已经浸润了人文主义曙光的照耀的威登堡大学，回到黑暗的丹麦，犹如从光线强烈的舞台上审视被黑暗遮蔽的台下，或者从强光照射的金色大厅，一下子跌入了黑暗的“铁屋子”（鲁迅语），他成了瞬间的失明者，他来不及对一切做出反映，他不能不成为一个无所作为的傻瓜和废人。

这种“闲”，多数时候还表现为一种“低能综合症”，这使人们想到中国的一句古话，叫做“百无一用是书生”，何其相似乃尔。为什么会低能？还是因为他不能适应现实，这不是什么“觉悟”的低下，“成分”的局限，而是本能。设想如果他在这社会中应付裕如、如鱼得水，那他的书生本色也就早已消泯殆尽了——他早已变成了一个钻营家，一个市侩。正是这样的“闲”，才保持了其书生的气节和意气，其自尊和自爱。某种意义上“闲”就是不合作，“闲”就是其纯洁性的体现。

所以，以往对俄罗斯文学中的所谓“多余人”形象的认识是浅陋的，甚至那种指摘其“不反抗”的说法也是无道理的，为什么要反抗？那不是书生，而是革命家，不能要求这世界上的书生都去做革命家。

还有一点，如果稍加深思便不难发现，西欧文学中的“闲人”如哈姆莱特、浮士德、唐•璜，甚至约翰•克里斯托夫等等，他们确实偏重于“思想”和“反抗”，但在俄国文学中，这种思想和反抗就逐渐衰退了，尽管也有如在托尔斯泰笔下的那种忏悔者或求索者人物，但更多的却是类似奥勃罗摩夫那样的废物，为什么会这样？只有一个可能的解释，那就是，越是在东方式的和封建专制的国家里，知识分子就越是软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