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王匡人生中的三个脚印

王匡人生中的三个脚印

○　王晓吟

20岁在延安，做了红军的老师

1938年初，王匡不过是一个20岁的“小鬼”。抗大毕业后，他被留在抗大当教员，和其他三四个小教员一起住在延安城北外三大队的窑洞里。他和所有到延安来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一样，对长征过来的红军将士充满了崇敬之情，奉他们为英雄楷模、心中的偶像、学习的榜样。没想到，留在抗大工作后，上级交给他的任务就是给红军上课，教他们语文，学习文化。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他担心自己年纪轻，资历浅，不能完成上级的重托。

有一天，管文化教员的协理员对王匡说，毛主席要见你们。“毛主席要见我们呀！”这可把这几个文化教员吓住了，王匡的一颗心一直在扑腾扑腾地跳。他们见到了毛主席，主席和大家一样穿着一身灰布的棉制服，很随便地就和教员谈起话来。他说：“你们都是老师了，我告诉你们，你们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不要以为是老师，多识几个字就了不起。你们和他们比是这个——”他伸出一个小拇指来，“你们的学生是这个——”他又伸出一个大拇指来。“他们是工人、农民，经历丰富，会打仗会带兵，他们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骨干。”毛泽东的这几句话王匡记得很清楚。“你们的任务是教会他们认字，比如说使他们能认三千个字，能看报纸。工农红军样样都强，如若都是文盲，连报纸也不会看，那是不行的。要学会看报、学会写信、学会看电报、看命令，这样的部队才能打仗。所以，你们要教会他们这几件事，你们就完成任务了。”毛泽东这番话的意思是提醒知识分子不要自高自大，有点文化没啥了不起，要虚心向工农兵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做老师的人首先应当虚心做学生，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

王匡说学文化并不难，学认字也不难。“我最初学认字的时候就是看人家过年时门上张贴的对联的字，什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一家一家看过去，渐渐地就认识了字。”“教红军学文化，首先要编出一个好教材，编个课本，要求有三千个字。三个教员，每人编一千字，这就比较困难了。以前教小孩子读书的《千字文》就很了不起：‘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一千个字的课本编成四言韵语，叙述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知识，一千字没有一个字重复，很值得我们学习。”“红军学生对我们老师很尊重，对学习很认真。他们知道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上级电报来了，你不会看，怎么执行上级的指示呢？所以他们学习都很自觉。”王匡回忆道。

那时候延安的物质供应很困难，吃的是小米，住的是窑洞，胡萝卜、豆芽菜都是好东西。当时延安把大米当宝贝，一般的人都得吃小米高粱等粗粮。可是这些红军自己舍不得不吃，把大米送给了教他们读书的教员吃。

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时，王匡曾经做过张闻天、艾思奇的秘书，他还写过一篇5000字的文章论《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主义》。1939年春，王匡和几位来到延安的广东人在延安城北门外遇到了大作曲家冼星海。当时他们正起劲地议论昨晚看的冼星海作曲和指挥的“九一八大合唱”。冼星海听到了，便问：“昨天的晚会怎样？你们说说吧。”他讲的是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有人将“九一八大合唱”与“黄河大合唱”做了一番比较。王匡向冼星海提问：“你对广东音乐怎样看？”星海说：“广东音乐非常好，非常好。”他哼了一段《汉宫秋月》，接着又哼了一段《小桃红》，然后说：“很有特色，很动听，很优美。”王匡问他：“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些作品？”冼星海说：最喜欢的有两首，一首是根据河南民间音乐素材创作的《拉犁歌》，一首是根据广东民间小调“顶硬上”创作的《广东挑夫歌》。冼星海发现王匡等人对自己的作品都很熟悉、很热爱，他非常高兴。

王匡说那时延安的民主气氛很浓郁，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每次集会都要唱歌和拉歌，集会的时候有人在台上指挥大家唱歌。王匡回忆说，台上的人说唱《大刀进行曲》，刚拉起调门：“大刀向……”下面马上有人打断他：“不要唱，不要唱，歌太旧了。”上面的人就停下来，马上换歌，像换唱片那样快。有时候还有人跳上台学毛主席讲话，用浓重的湖南腔调说，“张国焘那个东西”，下面的人被他逗得哈哈大笑，毛泽东也跟着笑。

延安整风以后又搞了一个“抢救运动”。“抢救运动”的起因，是怀疑一些到延安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有的单位揪出的“特务”居然占了百分之三四十。王匡的一个朋友陈茂仪被划作了“特务”。王匡说：“像他这样的人也成了特务，不是将人变成鬼了吗？”

王匡大胆的话语让人惊骇。他的妻子田蔚哭着说“你说这样的话，领导以后都不会再用你了”。王匡说：“我大老远的从广东跑到延安来，像我这样的人都不用，用谁呢？”后来，前方打仗急需用人。上面说经过审查，所有人都没有问题，大家准备上前线。那时正是中秋节，大家一起跳舞、吃月饼，很是热闹。1944年11月9日，王首道、王震动员大家穿上军装开往前线。那时候王匡的大女儿刚刚会笑，摸着床架钻来钻去。王匡到了王震的三五九旅做随军记者，随着部队南下中原。后来又以新华社特派记者的身份随刘邓大军南下，开始了他戎马书生的记者生涯。

40岁在广州，又见到毛主席

1958年的夏天，毛泽东到广州，曾经单独召见王匡。这是王匡第二次见到毛主席。

一天中午，王匡在梅花村的家里吃午饭，他接到电话说北京有人要见他。他问到底是谁呢，我正在吃饭呢。对方说你来就知道了。“到底是谁呀……”他马上放下饭碗，坐上了车，一路上都在想是谁找我。汽车到了省委通往珠岛的桥头——那时候，这座桥还是用粗木头搭就的，汽车不能通行。他下了车步行上桥，看见当时的公安厅长苏汉华在等他。王匡便问他：“谁找我？”苏汉华笑笑说，一会就知道了。往前走了没几步，他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从桥那边过来，定睛一看，呀，是毛主席！吓得他赶紧弯下身子提起布鞋的后跟。那时候的人衣着很随便，不修边幅，王匡一向是将黑布鞋的跟踩在脚底下，把布鞋穿得像拖鞋一样拖沓着走路。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见到了毛主席，自然狼狈万分，第一反应就是要赶快将拖沓着的鞋后跟提上来。毛主席见状和蔼地说：“王匡同志，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到了毛主席在珠岛的住处，毛主席叫王匡坐下，然后问：“你抽烟吗？”王匡说：“不抽。”毛主席自己点上了烟，又问：“你就是王匡同志吗？”王匡点头称是。“你是广东人吗？”王匡又说是。“你过去干什么的？”王匡说:“我以前在部队搞新闻工作，先在王震的三五九旅，随部队由延安南下到中原；后来又以新华社特派记者的身份随刘伯承、邓小平南下。”主席高兴地说，“哦，你参加了两次南下。”王匡谦虚地说：“不能算参加，只是跟着部队走。我拿的是笔，搞通讯报道，没有直接参加战斗。”毛主席用肯定的语气说：“也算，也算。”王匡心里暖洋洋的，毛主席肯定他两次南下的经历，他感到很高兴。

毛主席又问，“你今年多大了？”王匡说40岁了。这时里屋传来了一个女声：“你比我年轻。”王匡回头一看，原来是江青。毛主席问：“你们两人认识吗？”“我们俩是同学，在延安马列学院同过班。”江青说。当时在马列学院同班学习的还有李心清、安平生、马洪、王光伟、罗克明、杨震、吴冷西、林默涵、宋平等。主席又问，“你现在搞什么工作？”王匡回答说：“宣传工作。”“宣传工作很复杂，很不好做，对吗？”

1958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很不寻常的一年，全民性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大写民歌、大放高产卫星，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违反客观规律的政治口号；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的消息都上了报。宣传工作跟着中心任务转，很吃力，也很困难，不跟又不行。但这些话怎么对毛主席说呢？王匡只是说：“报告主席，我不会做工作，所以工作不好做。”主席好像看透了王匡的心思，说：“你抓思想工作就行了，宣传工作不一定和生产结合得很紧。”王匡听了很舒服，他感到毛主席很懂宣传工作。毛主席说宣传工作主要是将人的思想工作做好，而不是要紧跟着中心任务转。

接着主席又问：“你看一些什么书？”王匡说：“我读书读得不多。”主席接着问：“你读过马寅初没有？读过凯恩斯没有？”

王匡当然知道马寅初，1957年夏天，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批判。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按语里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表明最高领导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不赞成。后来，中央八大二次会议报告说：“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多了，积累就不能多。”这是对马寅初批判的逐步升级。马寅初后来被戴上“中国的马尔萨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帽子，失去了发言权。

凯恩斯的书王匡有一本，他只看了一半，没有看完。他如实地告诉了毛主席，觉得很不安，主席重视的书自己也没看完。

王匡想，毛主席将马寅初和凯恩斯相提并论，目的是什么呢？他单独召见我，是不是想组织批判文章？还是要求搞理论宣传的干部知己知彼，不仅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还要知道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因为毛泽东当时没有明确讲出来，所以这只能是王匡心里的猜测。

从青年时代一直到垂垂老矣，王匡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始终坚定不移，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始终不变。“文革”的磨难也没有改变他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他曾经有一首诗表明自己的心迹：“人生难防老，新陈变古今，马列常青树，永驻少年心。”

60岁，任国家出版局局长

王匡50岁的时候，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在他60岁的时候“四人帮”倒台，十年浩劫像一场梦一样地结束了。

1977年5月，中央决定由王匡同志主持国家出版局工作，随后任命他为国家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
“文革”十年，十年书荒。为了解决没书可读的问题，王匡和出版局的同志做了专门的调查。据统计，1966—1970年全国出版的图书，除了毛泽东著作和少量马列主义著作外，大量的是“两报一刊”的社论和“大批判”的小册子，它们占了总印数的75.8％。5年内一共出书2729种，其中文化教育类图书只占5种，出书范围很狭窄。大批中外优秀作品都被当成“封资修”的“毒草”被封存起来，不能发行也不能重印。由于“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出版界呈现一种怪异的荒芜状态。在江青蹲过点的新华印刷厂因为没有书可印，工人上班没活干；出版社不编书，编辑、校对没事干；新华书店没书卖，售货员也闲着发呆。整个出版系统都处在停顿状态，全国几百万出版系统的职员无事可做。

如何推动这列巨大的出版列车呢？首先是要有书稿——于是便要解决稿酬问题。“文化大革命”批判说稿酬是资产阶级法权，取消了稿费制度；再加上“四人帮”对创作思想有种种禁锢，所以没人写书了。王匡决定从恢复稿酬制度开始，国家出版局起草了一个申请恢复稿酬的报告，讲清楚当前恢复稿酬的必要性，报请国务院批准后，于1977年9月发文施行。

为恢复稿酬的事情，王匡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由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造成的紧张心理还未消除，连张光年这样的老同志，也不敢表示赞成。有人通知他开会讨论恢复稿酬的事情，他说这个问题怎么能讨论，最好别恢复。王匡对他说，你不来开会？到以后你只会嫌稿费少。张光年是王匡调到出版局分管刊物工作的。当时的刊物不多，只有《人民文学》、《诗刊》，文联和作协都还没有恢复。

当然这次恢复的稿酬还是很低标准的。毕竟从无到有，幅度不能太大。稿酬也要与当时的生产水平、经济水平、工资水平相一致。后来有些人对这个稿酬的规定很不满意，指责说稿酬定得太低，但要知道，当时走那一步可真是相当不容易的，要有不一般的胆识。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突破。

新闻出版署的老署长宋木文同志（当时是国家出版局办公室主任）说：“假若没有当时的低，后来怎么会有人嫌稿酬低呢。恢复稿酬制度是当时出版界拨乱反正关键性的一步，对整个知识界、对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

另一项有重要影响的决策是，王匡调动全国出版、印刷力量重印建国以来出版过的35种中外文学名著。这在当时也是有杀头之虞的冒险事情。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人类一切文化遗产都被当成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封资修”的毒草，被否定掉了。以至于在一个时期内，人们不敢提古、不敢说洋。一提古就是“复辟”，一说洋就是“媚外”、就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后来虽然恢复了稿酬制度，但是作家的思想还受禁锢，很多人还在干校没有回到工作岗位上，他们的儿女还在农村当知青。一家人分在四五个地方，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去。面对读者对书籍的渴求，本来是可以重印一批名著投放到市场，因为那些书的纸型还在，重印不成问题。可是“四人帮”虽然倒台了，“文革”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人们心头。究竟哪些书可以重印，哪些书不能重印呢？由谁来界定？标准是什么？真叫人疑虑重重，迈不开步子。想来想去，就先从马克思肯定过的书、列宁肯定过的书、毛泽东肯定过的书入手吧。于是国家出版局从以上的范围里囊括中外古今名著选择了如下书目：外国文学部分，定下了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牛虻》、《一千零一夜》以及契诃夫、莫泊桑、莎士比亚、易卜生等大作家的作品选集等16种书；“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部分，收入了郭沫若、矛盾、巴金、曹禺的代表作以及《红旗谱》、《铁道游击队》等10种书；中国古典文学部分收入了《唐诗选》、《宋词选》、《古文观止》、《东周列国志》、《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9种书。一共是35种中外文学名著，一齐推出。

书目确定好不容易，印书的纸张就更加困难。因为长期不印书，仓库里根本就没有备用的纸；没有印书的需求，纸厂也停工了。现有库存的8万吨纸是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的。这些纸由汪东兴掌管，谁也不能动用。怎么办呢？王匡想，在当时的形势下，出版“毛选”第六卷似乎不大可能，因为“毛选”第六卷涉及到“反右”斗争、三面红旗、庐山会议等问题的评价，这些问题中央都还没有做结论。为此，王匡专门为这件事去找吴冷西、胡乔木商量。吴冷西笑笑不回答，胡乔木则说：“‘毛选’四卷编了好多年才出版，第五卷编的很不容易，第六卷真不敢说什么时候能编出来。”虽然如此，这些纸是专门为出版“毛选”第六卷准备的，谁敢动用“毛选”的纸呢？“毛选”印不出来岂不是要你负责吗？这个罪名可不小。于是王匡连夜进中南海，请示了中央分管文化出版工作的吴德，得到了他的支持，才从汪东兴那里拿到了纸，书终于顺利地开印了。

这批书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新华书店发行。售书的第一天，对广大读者来说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人们通宵排队等候书店开门。书店里人头涌涌，摩肩接踵，新华书店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买到书的人满头大汗，如获至宝地捧着一尺来高的一大叠书从人群中挤出来，心满意足地走出店门，口里说要留给儿子看、留给女儿看。对这批中外名著的出版，社会上有口皆碑，普遍赞扬。这批书出版后，很大程度缓解了书荒，初步满足了广大读者对书籍如饥似渴的需求，给出版界带来了显著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出版这批中外名著的时候，正是报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热火朝天进行着的时候，这批书的出版也是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一个实际支持。当时积极参与这件事的还有陈翰伯、王子野、许力已、王益以及宋木文，他们后来都是新闻出版署的主要领导人。宋木文说，在考虑出版这批中外名著的时候，王匡曾经征求过他意见：“你赞不赞成这件事？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来的时候，再被打倒就是了。也许没有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我就去见马克思了。”这是何等的勇气和决心啊。

“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中南局的宣传部部长，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打击和迫害。除了大大小小的斗争会外，还被登报批判，通栏的大标题、连篇累牍地称他是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是牛鬼蛇神的黑后台，几乎让他送掉性命。可是在关系到人民群众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却一如既往地不顾个人安危、利害和成败，作出了坚持真理的选择，这是特别令人敬佩的。

王匡的第三件事，就是策划主持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和出版工作。这是一项重大的工程。早在1975年11月，毛主席便肯定了鲁迅儿子周海婴提交的关于鲁迅著作注释出版工作报告。但是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鲁迅全集》的注释出版工作一直未能进行。为了完成毛主席生前批准的鲁迅著作出版计划，在王匡主持下，国家出版局1977年9月11日向党中央报送了《关于鲁迅著作注释出版工作的请示报告》。中央做出出版《鲁迅全集》的决定后，王匡决定首先要加强对新版《鲁迅全集》出版工作的领导。他建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过问《鲁迅全集》的选编工作，掌握方针，对注释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指导和审定；再将被“四人帮”迫害、在江西劳动的林默涵调回北京主持选编工作；又借调冯牧、秦牧加强原来注释工作的班子。他还约请郭沫若、沈雁冰、周建人、王冶秋、曹靖华、李何林、杨霁云、周海婴等人担任鲁迅著作注释工作的顾问，搭建了一个极具权威的班子，在组织上保证了《鲁迅全集》的编纂成功。

在确定《鲁迅全集》收编范围和编选注释的原则方面，除了1958年版的内容外，再增加鲁迅的全部书信、日记，辑录相关古籍和文的序跋，以及1958年以后发现的全部佚文，并附鲁迅年谱和注释索引于卷末。新版《鲁迅全集》注释以1958年版为基础，原注释凡能用的尽量采用，错误的地方加以改正，不足的加以增补，繁琐的加以删减，体例不一的加以统一。总之，力求准确简明，通俗易懂。

“四人帮”在“文革”中，曾对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进行了颠倒黑白的指责。特别是针对一条关于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注释问题，向周扬、林默涵发难，兴师问罪，大肆挞伐。王匡报请中央准许由林默涵主持新版《鲁迅全集》的选编工作，并且以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作为新版注释的基础，这也是一项重大的拨乱反正。

在学术界、出版界有关专家卓有成效的通力合作下，新版的《鲁迅全集》16卷本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时候的王匡已经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工作岗位上。他为这本书的成功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

宋木文曾经和王匡的女儿王晓吟谈过王匡在国家出版局一年多任职中所做的这几件不平凡的事情。他说：“你不要以为你的父亲年纪大了，思想保守，跟不上时代了。他的思想非常敏锐，非常先进，值得我们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