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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
○ 陈 虹 一 “文人”一词，在词典上的定义为“会做文章的读书人”。然而据陈明远考证，“我国社会舆论自（19）30年代以来，经常把‘文人’作为贬义词来使用，跟‘迂腐’、‘懦弱’、‘缺德’、‘动摇’、‘自私’、‘寒酸’联系在一起。……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徽号，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文化人”一词的公开使用是在1936年，其含义为“文化工作者”；尤为不同的是：“（他们）以‘普通人’、‘人民一分子’、‘工作者’的身份，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实践，跟劳动群众相结合。”[1] 那么，“懦弱”的而且尚未“跟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文人”，一旦与“战争”、“炮火”、“空袭”、“轰炸”……这些血淋淋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时，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固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但是在此之中，文人所遭受的灾难是最为严重的。自身的原因仅仅是一个方面；文化环境的彻底破坏，则将他们推入了死亡的边缘。 图书馆、资料室、出版社、研究所……这些大的文化环境已不复存在；他们本身所拥有的资料、空间等小的文化环境，同样被毁灭殆尽。战前稍有一点名气的文人，其生活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一级教授的薪金高达500元左右；作家的稿酬，一千字4—5元，版税为10%—25%。为此，他们有更多的钱来买书，买资料，不少人因此成为了“藏书家”。以清华教授陈寅恪为例，他曾以2000多元购置了一套日本人刻印的、足有二三百卷数量的《大藏经》，学生们说：“他的书房中各国各类书均有，处处是书，我们进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2]北大教授钱穆也同样如此，他说：“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尝告友人，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3] 然而，战争却使他们彻底地失去了这一切——不仅包括衣食无虞的生活，更包括这些精心收藏的图书，以及一字一句撰写出来的书稿。暨南大学教授曹聚仁的家被征作了司令部，满满一屋子的书籍不见了踪影；文献学家郑振铎的藏书则化为了灰烬，他只能仰望空中的纸灰捶胸叹息；张元济的损失更为惨重，由他参与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均毁于一旦，他说：“工厂、机器、设备都可以重修，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的几十万册书籍，毁于敌人炮火，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4]熊佛西的书稿被炮火吞噬，他说：“我的作品不但是我的生活线，也是我心血的结晶。把我的作品毁了，无异戕杀我的生命。”[5] 更有甚者的是，由于逃亡，诸多的文人们不得不成为流亡大军中的一分子。以高校为例，战前全国共有108所，战争中遭到破坏的有91所，被迫停办的有25所，毁灭殆尽的有10所。为此，依附于它们的这批文人也不得不随之向大后方转移。流亡中的种种苦难，固然被及每一位逃难者，但是文人的损失却要远远超过其他人之上——因为他们还有书，还有资料，还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筑学家梁思成逃离北平前，将他多年来搜集的有关古代建筑的照片和资料寄存在天津的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柜里，不曾想一场大水将他的心血淹没一空。陈寅恪的损失更为惨重，除了清华园中那满满一书房的藏书沦入敌手外，他更于长途迁徙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遗失了随身携带的各种书籍和资料。平时他有一个习惯，读书时凡遇到有所得或有所疑者，均提笔标注于书页周围的空白处；等全书读毕，只需将这些眉批、眉注、眉识稍加整理，便是一篇精辟的论文。因此，这些资料的遗失，则使他几乎神经失常。 但是退一万步讲，这些损失毕竟还属于“看得见”的东西；至于那许许多多“看不见”的灾难，则不知如何计算了——这便是因战争而带来的经济危机，因经济危机而带来的生活贫困，因生活贫困而带来的健康上的损伤。以战前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350元为例，到了1940年只值13.6元，到了1943年则只合8.3元了。数学大师华罗庚只能栖身在牛圈的棚顶上，文学大家朱自清则身披赶马人的毛毡以御寒，物理教授吴有训的皮鞋露出了脚趾头，著名诗人闻一多不得不挂牌为人刻制图章……为此，堂堂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终因营养不良而导致双目失明；著名的戏剧大师洪深，则因生活所迫带领全家一起自杀……然而，对于文人来说，他们的牺牲还不仅仅是这些——老舍说过这样的话：“有人说，我的作品没有战前的那样好了。我不否认，想想看，抗战中，我是到处流浪，没有一定的住处，没有适当的饭食，而且时时有晕倒的危险，我怎么能写出字字珠玑的东西来呢？”[6]作为一介文人，这样的损失更让他们痛不欲生。 其实对于这批高智商的“精英”来说，并非没有其他的出路。当年陈白尘即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以他们的才能，如果去投机的话——走官僚的路，也未尝不可以身居显要；走市侩的路，也未尝不可以腰缠百万。但他们根本就没那么想过似的，低着头继续着他们为人类服务的工作。”[7]更何况他们还有出国的机会，这岂不是脱离苦海的最佳选择？但是梁思成拒绝了，他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8]费孝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了美国，但他的心绪却没有一天平静：“哪里是假期，哪里有休息的闲情，实是一回磨难。心头总是沉着一块丢不掉的石头：我担心这地球背面那四万万人的前途。”[9]——作为“战争灾难史”中的主角，这些弱不禁风的文人们，遭到了比常人更多的损失和苦难，但是他们却具有读书人的操守和民族的气节。 ……《大公报》的总编辑王芸生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国家在这个时代中的悲喜，我自然也分享了一份。庚子以后的残破局面，已在妈妈的怀抱中过去，童孩的脑中没留下一点印象；我的小辫子是给辛亥革命剃掉的，壬子兵变时的火光与枪声，曾照耀过我的眼睛，震动过我的心；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认识了自己的国家。”[10]——这就是这批文人们的“共性”：他们经历了共同的历史风云与沧桑。对于年长一些的人来说，还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海战、1898年的戊戌变法……南开校长张伯苓就曾亲眼目睹过发生在威海卫的“国帜三易”——1898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屈辱的《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将威海卫、刘公岛及其附近的岛屿和陆岸十英里的范围被迫租让给英国。此时作为北洋水师学堂的一名实习生，张伯苓跟随“通济舰”前去执行任务。他亲眼看到，这个于甲午海战中被日本强行占据的岛屿，如何先降下日本国旗，重新升起大清国旗，时隔一天之后，又如何再降下大清国旗，改悬英国国旗。他形容自己的心情：“悲愤填胸，深受刺戟。”[11] 可以这样说，是这段特殊的历史造就了这批特殊的文人——忧国情结成为他们共同的印记，爱国情感成为他们共同的底色。……作为南开的校长，张伯苓在开学典礼上只问学生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么？”“你愿中国好么？”作为著名的学者，钱穆告诉自己的老师：“学生自读书懂事以来，就深知要爱国爱民族，爱国素不后于人。” 二 面对侵略，面对战争，文人们考虑最多的是什么？——陈寅恪和吴宓商量：“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各不得不微服去此而他适矣。”[12]郑振铎说：“身处危乡，手无寸铁，所恃以为宝者，唯有一腔正气耳。”[13]……那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在北平图书馆内，一群著名的文人在此聚会，他们讨论的题目是：“书生何以报国？”——这也是一种选择，它不仅包括了面对“国家兴亡”的反躬自问，也包括了面对“匹夫有责”的严肃思考。 固然，“投笔从戎”者不乏其人，但更多的文人们还是选择了“形而上”——以知识为武器，以专业为战场，一如既往地坚守着自己原有的“岗位”。有人称它为“岗位定力”，有人称它是“岗位意识”。这个“岗位”不是别的，就是为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是为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于是有人悄悄地保护文化遗产，有人默默地培养文化新人，有人静静地发掘文化精髓，有人苦苦地积蓄文化食粮……一句话，他们将其视作自己的任务，自己的职责，含辛茹苦，无怨无悔。具体说有以下表现： 一是参与抗日救亡。 梁漱溟是研究哲学的，并将方向定在了“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上。为此他兢兢业业摸索出了“乡村建设”的道路，乃至妻子病亡也没能让他停下手中的工作。战争开始了，他拟定出《非常时期乡村工作计划大纲》，更向政府提交了若干的有关战时农村问题的建议案。他说：“我认为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而应当在如何让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乃至在我们被毁后如何容易恢复上着想。”[14]他的关注点，是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如何将他们迅速地发动起来，成为抗敌的中坚力量。 费孝通是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为了参加祖国的抗战，他迫不及待地回国了，并一头钻进贫困的山区之中。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现在很可能有人会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会一头钻入农村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叫好的社会调查。……我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15] 二是坚守自己的专业。 抗战期间，广大的教授们均一如既往地坚守在自己的三尺讲台上。学生们这样回忆钱穆的中国通史课：“……感情是那样的奔放，声音是那样的强劲而有力，道理是那样深切著明。那时正是国难方殷，中原陷没，学校播迁甫定，师生们皆万分悲愤之际。因此先生的讲演，更能感人动人，异乎寻常。两个小时的课，自始至终，人皆屏息而听，以致偌大一个教室，人挤得满满的，却好像阒无一人似的。……我们不仅具体地、活生生地看到中国历史的可敬可爱之处，而且从先生讲授时所表现的、所流露的对国史的无限深情和崇高敬意，看到了榜样，感到了更大的感染力。”[16] 如果说，认真上好每一节课是教师的本职工作的话，那么还有许许多多的文人，他们却在担负着没有任何人指派给他们的任务——抗战爆发后，郑振铎没有离开上海，不为别的，只为挺身而出保护面临散亡的文化典籍，他说：“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17]为此他受到敌人的通缉，不得不隐姓埋名转入地下。常书鸿也是这样的一位“痴人”，为了保护敦煌的文化遗产，他毅然放弃了法国的舒适生活，以及如日中天的事业，一头扎进大西北的滚滚沙漠之中。妻子跑了，同伴走了，只有他岿然不动，心甘情愿地坚守在莫高窟里，承当这“长期的甚至是无期的徒刑”。 三是忠于自己的使命。
还有一类人，他们于抗战中肩负着一定的使命——例如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浙江大学的校长竺可桢等等。杭州面临陷落，竺可桢带领着浙大的师生，一迁，再迁，三迁，四迁，夫人病逝了，幼子夭亡了，他埋葬了他们，继续向前。同人们写下这样的文字：“上千的人，驮着一个大学，在烽火连天的夹缝中，奔走万里的路程，经历六七省的地域。……经过十年漫长的时间，又凭着四千人的力量，依然驮回来，不能不算是五千年来的奇迹。”[18]梅贻琦则于合并后的西南联大中立下了这样的誓言：“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个船，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的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19] 这些一直被视为“自私”而“懦弱”的文人们，就这样始终如一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海外学者余英时曾这样分析道：“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孔子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也愈显出它的力量。”[20]——的确，作为另一种动力，这便是传统文化的力量，它包括“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责任感，包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这是永远也割断不了的承传。 当然，对于这些文人来说，他们的选择只能算是一个“底线”，但是他们汲取的是民族的文化，坚守的也是民族的文化；传播的是民族的文化，弘扬的也是民族的文化。——当年一个日本军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我炸毁的只是上海的几条马路，中国人一年半载就能把它修复起来；只有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中国人才不得翻身！”就连这帮强盗们都明白：要想灭掉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必须先灭掉它的根，灭掉它赖以生存的文化！——民族间的一切较量，归根到底就是文化的较量！ 为此，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就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那么结果又是如何呢？1944年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前来中国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西南联大、浙江大学足可与牛津、剑桥、哈佛媲美。”另一所大学发来的电报是：“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西方经过了一千年才出现的“现代大学”，在中国只用了三十年。……无疑，这样的成绩正是来自那批坚持以“学术救国”的文人们，来自那批甚至连“文化人”的标准都还不能完全达到的书生们。他们基于自己的专业立场，基于自己的文化良知，对国家、对民族投入了实实在在的热爱与关切；他们同样是“中华民族抗战史”中的英雄。 三 今天，有关“知识分子”的讨论成为了热门话题，尽管定义层出不穷，但有一点是得到一致认可的：他们必须是所在社会的“批评者”，必须是现有的落后或非人道价值观念的“反对者”。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外，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致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那么，对于战争期间中国的大部分文人来讲，他们又是否够得上这一标准呢？——面对外来的侵略，毫无疑问，他们表现出了坚定的立场和不屈的气节；但是面对国内的政治，他们的表现却又每每是远遁，是回避，是摒弃，是“不屑一顾”。说得好听一点，是清高傲岸，洁身自好；说得难听一点，便是“自私”和“动摇”了。其实，长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文人们，又何尝不懂得“经世致用”的道理，不明白“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但是当他们面对着眼前的强权政治和污秽的为官之路时，却再一次选择了“形而上”——抑或说是一种“另类”的反抗方式吧。 那是抗日战争进入中期之后，负责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经常召集文化界人士开会，对大后方的文学运动进行具体的指导。一次在针对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他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对于我们的人民，应该看到他们的善良的一面，在人民中间不是有很多坚贞自守的好人么？”[21]很快，在大后方的话剧舞台上掀起了一个大写特写知识分子的热潮——“这些无声的人物，才是真正伟大的英雄。是他们在真正地维护着抗战，是他们为天地间留下点正气，是他们为这芸芸众生判明真正的是非善恶，为今日立下了真正的道德标准。没有他们，这抗战将无从继续；没有他们，抗战更无法度过这严冬！”[22]数十年后，这一现象再次引起了专家学者的注意：“剧作歌颂的正面主人公形象已由抗战初期理想的民众英雄转变为现实的普通知识分子。……人们终于认识到了：爱国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所蕴藏着的精神力量对于民族振兴事业所具有的特殊意义。”[23] 的确，当年生活在国统区的文人们大多将“忠贞自守”当成自己的“武器”。以陶行知为例，他本可以不必四处“乞讨”，筹款办学，但是为了与腐败的政府划清界限，他坚决拒绝将育才学校变成“官办”。当然，这样的选择只能算作“底线”，但是挺身而出者——或积极参政，或大胆议政，对当今的统治持批评或反对态度者，也并非没有人在。 马寅初就是其中的一位。早在抗战爆发之前，他即出任了国民政府立法院的委员，及其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的委员长。战争期间，他便以这一身份向政府提出了征收“临时财产税”的提案，并且将抨击的矛头直接对准了“一个握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的两个最大的贪官污吏身上。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蒋介石囚禁于集中营内达数年之久。但他的强硬始终如一：“蒋介石若想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四个字：‘大义灭亲’！——惩办孔祥熙、宋子文，否则他只能算是一个‘家族英雄’！”[24] 王芸生也可算作其中的一位——他虽然没有“从政”，却在以“民间报纸发言人”的身份积极地“议政”，并以此形成一种制约政府、影响决策的舆论力量。他大胆地揭露国民党官员的营私舞弊，他积极地为平民百姓伸冤请命，他向发国难财者发出了这样的“请求”：“放手吧！饶了国家吧！”他更借助《大公报》的影响发动了“爱恨悔”运动，以望最终实现“神奸巨孽必除，贪官污吏必灭，奸商必戕，懦夫必有立志”的目标。[25] 此外还有这样一类人：从表面上看他们是“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们却利用手中的“职权”，营造出一个十分宽松的环境，让“领地”中的人们去“自由”地抨击政府，指点时政。梅贻琦就是这样做的——在他所领导的那个被称作是“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中，由于始终坚持“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的方针，国民党的一切控制均无法奏效，而师生们的民主运动却如火如荼。熊佛西也是这样做的——在他创办的四川省立剧校中，公开倡导“读书自由”、“信仰自由”，同事们这样评价他：“熊老以‘自由主义者’自命，但他信任进步教师、左袒革命学生；他说不问政治，但他拒绝、限制国民党特务分子丁伯骝的胡作非为；他不谈革命，但国民党害怕群众，他却偏与农民为伍，演戏必请农民观看，而且为农民办业余学校……”[26] 自1943年以后，有更多的文人们开始了思想上的转变。朱自清、闻一多从“象牙之塔”中走出来了；一辈子追寻“教育救国”的陶行知，也在育才学校里开展了“民主教育年”活动。后来李公朴牺牲了，闻一多也倒在了特务的枪口之下，他拍案而起：“我等着第三枪！”他在信中写道：“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人来顶补，这死了一百个就是一百万人，死了一千个就是一千万个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追悼。”[27] 这样的表态是需要勇气的。对于这些原本温文尔雅的文人来说，对于这些原本远离政治的书生来说，其动力又是来自何方？——国民党的政治不得人心，固然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更主要的还在于：“（他们）都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都直接参加过新文化运动，‘五四’成为他们一生的思想底色、精神徽记。他们可以容忍物质生活的贫困，但绝对不能容忍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背叛，更不用说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复旧。”[28] 的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受到过这样的洗礼——时任北大教授的马寅初即总结道：“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29]作为“底色”，作为“徽记”，正是新文化运动让他们接触了西方的先进学说，正是五四运动让他们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这已成为他们誓死捍卫的理想，这已成为他们终生不渝的追求。他们毕竟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
[1]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3、4页，文汇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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