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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学术的“第三条道路”
○ 李 钧 一直关注新潮学案，时间久了，却从外围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中国近代最早浸染西方学术的学人，却被思想更激进的一代人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严复、王国维以及《甲寅》、《东方杂志》、《学衡》周围的章士钊、杜亚泉、张君劢、陈寅恪、吴宓、汤用彤、梅光迪、胡先骕、郭斌龢等，无一例外地被“加冕”。但是，当前的学术界已注意到，严复等人的文化主张与学术目标已迥异于“军阀型”、“封建文化保守型”、“孔教会类型”和“国粹派型”的旧派国学家[1]。就我个人看来，他们融通中西的知识结构、打破古今的比较研究、志在学术的独立品格，以及自觉承担的文化使命，都使他们成为中国第一代“现代学统型”学人。 称他们为中国现代学统的奠基人，简而言之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他们大多留学西方，具有世界性的开放眼光，知识结构明显与章太炎等前辈不同，因而在对待传统文化时拥有一种反观自省的态度；他们是中国现代学术、思想、文化史上第一代具有大师资质的“通人”，其中也不乏泰斗巨擘式的人物。第二，他们主张学术独立，标举“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大旗，象征着中国现代学统的真正自觉和隆重奠基。他们不像传统文人那样将学术依附于强权意识形态，比如叶德辉为吴佩孚的“统一大业”鼓吹，或如康有为利用袁世凯推动读经，甚至如康门弟子程淯“拟借张宗昌等武人之力，以推行此举”。[2]而章太炎则借“革命”之势宣扬“新国粹”并成为“圣之时者”……与旧式文人相比，“现代学统型”学人以学术安身立命，将新方法与原材料进行现代结合，为现代学统奠基。第三，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拓荒之功，不仅为中国学术开辟了诸多新领域，而且使中国的人文学科走向了科学化。比如，严复不仅因译介《天演论》、《自由论》等世界名著而成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更由于《西学门径功用》等著述而使中国科技有了较明确的学科划分[3]；王国维不仅用新哲学研究《红楼梦》，并且以新方法研究甲骨文，成为中国甲骨文研究的开山者，被后人视为“中国现代学统的奠基人”[4]；梁启超“新民”思想启蒙了“五四”学人，而他的《清代学术概论》则开启了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新篇；《甲寅》主帅章士钊1907年入苏格兰大学从戴维逊治逻辑，1901—1911年在爱丁堡大学学法律，对推动中国的法制建设有贡献；《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虽未留学国外，但是精通日语和西方自然科学，曾通过日文翻译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和叔本华的《处世哲学》；张君劢留学德国多年，师从生命哲学家大师倭铿，后成为新儒学大家；《学衡》派主将吴宓、梅光迪、刘伯明、胡先骕、郭斌龢等则留学美国，各自在自己的学科领域有建树。第四，他们为中国现代学术走出了“第三条道路”：有学术的思想或有思想的学术。他们没有追新逐奇，也没有抱残守阙，而是立足于荜路蓝缕的开拓和艰苦卓绝的建设；他们的奋斗目标是救国，其救国方略却落脚在“教育救国”、“学术救国”和“科技救国”，他们以自己的“有思想的学术”确立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立身岗位和存在意义。——当21世纪中国人将科技称为第一生产力的时候，我们深深感佩严复等“现代学统型”学人的前瞻性眼光。 在20世纪上半叶，“现代学统型”学人群因为持守中间立场，而被“竺旧派”和“鹜新派”[5]视为“调和派”，也成为他们攻击的共同标靶。然而，经过几十年沉淀以后，学界发现，“鹜新派”在与“现代学统型”学人的论战中所采取的多非学术态度和方法，而是随感和杂文方式，意气有余而学理不足，这深深影响到了整个20世纪的学风；最终“鹜新派”为中国培养了许多思想家，他们在“破旧”方面功莫大焉，但对现代学统的建设却殊少功勋。这是因为学术事业绝不像政治家所言：“破”字当头，所立也就在其中了——正如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一味消解下去，最终要把自己一同消解掉一样；一味的“破”只能导致虚无。因此之故，“激进”的负价值在常态环境中暴露出来：“少年”的心浮气躁、“唯新唯西”的思维定势、以及鲁迅所说的“西崽”式的自卑等等。这种心态其实与“竺旧派”自视为“老大帝国”的心态一样，是一元标准的，因而也是僵化的。 返观20世纪初的激进思想，的确留下许多令人深感遗憾甚至颇为荒诞之处：废中文而推行世界语、废姓名进而废家庭、废婚姻而推行公妻制……将自由推向了无政府主义境地。这恐怕不是“竺旧派”的误解或恶意诬陷，因为那种弑父式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的确带来了不良后果。这也就难怪最早将自由主义引入中国的严复深深感叹：“自由自由，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就文学领域而言，“民国以来，学者贩稗浅薄，妄目中国传统文学为已死之贵族文学，而别求创造所谓民众之新文艺”，从而导致了“刻薄为心，尖酸为味，狭窄为肠，浮浅为意。俏皮号曰风雅，叫嚣奉为鼓吹，陋情戾气，如尘埃之迷目，如粪壤之窒息。植根不深，则华实不茂。膏油不滋，则光彩不华”，其结果是“今日已不待有如秦始皇之焚书，而线装书自可扔毛厕里不再须讨论”[6]。新文学运动健将茅盾也在小说《虹》中借梅女士之口说：新文化运动者高喊“打破虚伪的旧礼教呀！自由平等万岁”的口号，然而“只高叫着打破，却不替人想法怎么打破”，“一切都可以推在旧礼教身上，同时一切罪恶又在打破旧礼教的旗帜下照旧进行，这便是光荣时髦的新文化运动！”而所谓新教育者只不过是“跟着新思想的浪头浮到上面来的‘暴发户’，也配革新教育，改造社会么！他们是吃‘打倒旧礼教’的饭，正像他们的前辈吃‘子云诗曰’的饭……”这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根本没有扎根于中国国土，无论其标举的启蒙思想还是“全盘西化”主张，都有着脱离政治、经济实际的戏剧夸张性和争夺话语权的策略动作性。究竟如何使新思想落地生根？最终还需“教育救国”、“学术救国”和“科技救国”。而这正是“现代学统型”学人的老生常谈。 与“竺旧”、“鹜新”两派相比，恰恰是“调和派”即“现代学统派”对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和学术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认为学术无新旧、中西、有用与无用之分；他们力图走出一条立足本土、中西结合、渐进反省的学术之路。——如果按黑格尔“正—反—合”的三段论，那么他们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表现在对待传统方面，就是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夜郎自大的直面真实的立场与勇气。这种立场与勇气被张君劢表述为：“第一、以死后复活之新生命，增益其所本无。第二、以死后复活之新生命，光辉其所固有。”[7]而徐复观先生则这样表述：“由反传统而向传统的复归，以形成新传统，这可以说是人类的天性，是历史的规律。……只有走我们以高次元传统的自觉，融合中西，以形成新传统之路。”[8]这条路就是“新旧调和，天演法则”，它是学术研究的常态，也是中国政治、文化建设中最需要的态度。因此我们应当为“第三条道路”正名。 问题是，既然“第三条道路”意义如此重大，为什么中国近代学界却一直反对“第三条道路”？其文化渊源是什么？ 回溯中国思想史，人们就会发现，轴心期的原创儒学讲究“中庸”和“恕道”，这也是各派学者的共识，因此春秋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但是西汉以后的统治者却实行了“以儒代法”、“外儒内法”的统治术，以怀柔之法行霸权之实。其中蕴含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朕即天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等潜规则，其“舆论一律”的愚民政策、“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和“一统江山”的独尊意识，使民间噤声，更使学术窒息。近代以来的中国，战乱频仍，民族革命与阶级战争更将二元对立的战争文化规范推向了极致：正义/邪恶、战争/和平、英雄/叛徒、盟友/敌人、革命者/反动派……“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9]没有中间地带！没有缓冲地带！没有“自由人”！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左联”在30年代对待“自由人”、“第三种人”胡秋原、戴杜衡、韩侍桁、王独清们的时候，也采取了这种“关门主义”态度。但事实上，胡秋原、戴杜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比许多党内理论家高明许多，王独清也曾是革命文学阵营中的骨干分子。更令人扼腕的是，普罗文学的开拓者蒋光慈，仅仅因为不愿参加“左联”的飞行集会，不同意把“左联”变成一个政党性的政治团体，即被“左联”开除，并在《红旗日报》等报刊公布这一消息，这无异于将其置之死地。果然，他先是被特务盯梢，又因所有著作都被封杀而陷入经济拮据，肺病晚期却得不到及时治疗，最后只能借款五十元钱并化名“陈川”住进一家医院，寂寂死去[10]……此后，从1930年代至1940年代，无论自由主义道路还是民主人士提倡的“第三条道路”，都没有在中国走通，因为二元的战争文化规范不允许中间派的存在。 中国的二元思维定势还与禁欲主义的文化专制密切相关。宋明理学讲究心性、心斋、诛心、灭欲、无私等等，这种糅合了儒、释、道等诸多元素的理学使中国的禁欲主义思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与这种显在的极端禁欲相对的则是潜在的隐秘狂欢。正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清教徒式的禁欲政策造成了色情文化的泛滥一样，中国明清时代的色情文化也艳帜高张大行其道。于是，道德仁爱与荒淫无度成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互为表里的两面，全民作伪的结果是大家一起陷入了“瞒与骗”的大泽。黄仁宇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明代历史象征性地成了中国政统与道统“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11]。中国学术经过漫长的“我注六经”式的作伪时代，终于在明代失去了自我创生力。 当前，中国倡导民主和平，正在创建和谐社会，缔造一种更人本也更合理的文明。这说明中国已将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作为常态并加以维护。而就学术自由和学术生态而言，“调和派”是处于极端的“竺旧”与“鹜新”之间的一个学派，也是一种稳健的常态。如果用一个人的年龄作比，“竺旧”是老年人的保守状态，他陷于回忆状态，对新生活已缺少开拓的勇气和力量；“鹜新”是一种少年的“破坏”心态，充满了弑父意识与挑战欲望；“调和”则是一种壮年心态，他承前启后，负担建设与整合之责。如果说“鹜新”代表着一种“广场意识”、英雄情结和思想家气质，“竺旧”象征着一种“书斋意识”、守成情结和学问家的考证，那么“调和”则是一种“十字街头”的过渡意识，一种“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调和派”必然会受到“竺旧派”与“鹜新派”的两面夹击，但他必须默默承受，稳健地从事自己的工作，因为守旧与破坏都会使文化变成废墟：僵化保守固然会走向腐朽毁败，“摧枯拉朽”式的激进革命也会使文化遗产变成废墟，然而废墟之上却不一定就能长出新树开出新花。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古人的智慧，在今天可以诠释为一种生态文明和共生的智慧。“竺旧”、“鹜新”与“调和”都是学术生态环境中的一元，都是学术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我们不能人为地消除某一环节，尤其不能消除“调和”派，更应当为“调和派”正名。事实上，无论是思想、文化还是学术，总会有左、中、右的态度。我们之所以强调“第三条道路”，不是让所有人都走这条路，而是希望学界对“第三条道路”持一种宽容态度，不要把不同的学术观点看成是异端，更不能以中世纪宗教裁判所那样对待学术争鸣。在20世纪，由于不宽容而将学术、艺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甚至刑事案件的事例并不少：比如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比如梁漱溟的“雅量”论、马寅初的“人口论”、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李建彤的《刘志丹》、吴晗的《海瑞罢官》等等，其中的教训足以汲取——难道我们还要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不能让学术和思想界有一种风平浪静的常态吗？ 在政治与社会学领域也同样需要多元、宽容与共生的环境。我们过去常常将妥协、退让、中庸、第三条道路称为“骑墙派”，看作最无立场的投机派。其实恰恰相反，他们代表着日常生活，是“天堂”与“地狱”之间的“人间”。即使从社会构成来看，中产阶层也是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下层基数过大，则革命性越强。因此，有学者说，妥协“是金色的，它不仅是美的，也是善的，真的。得到的是共同需要的东西，而将各自不想要的东西搁置一边，因此妥协的各方都是胜利者，没有失败者。在社会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中间地带，或者可以称作模糊地带。一切矛盾冲突都在这个地带通过交流、对话、较量、互相渗透、融合、转化……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另一种东西。这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谁也没有被吃掉，谁也没有被清算，可以说，中间地带就是促进妥协的地带，促进合作而不是分裂的地带，中间地带越扩大，两极地带越缩小，社会也就越稳定，越安全”。[12]承认政治立场总要分左、中、右，正视人群总会有贫富差别，但不以专政的形式消灭其中的一极，更要承认“中间人物”是大多数，社会才能安定。这就是常识。同样，学术总会有新、旧与调和之别；承认调和派的意义，学术才会有破有立有进步。
[1]刘黎红：《五四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01-10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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