谩话：陈词应去，不再流行

陈词应去，不再流行

○　黄伟经

我终于通读了一遍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一个朴实、真诚、正直、坦荡、勤奋、风趣，一生向着进步、光明的文学家、教育家李广田先生，如一座立体的塑像，站立在眼前，留在了我心里。李岫同志此书，我想，当与李广田先生的业绩与精神一起，与世垂存，惠益当代及后代读者。

牛汉大兄长的序及李岫的自序，都写得很有感情、很有深度，是全书很好的一个概括，一个导读。
“更深的悲剧是对‘历史的必然要求’的误读。你以为是理想的东西，到头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以为是归宿的东西，到头来却被归宿所吞没；当你悟到这是个错误的时候，你已经处在悲剧的中心而不能掉头。当悲剧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历史（黄按：此句不知可否改为“当悲剧既属于个人而又更属于历史”）的时候，它的警醒的性质是足以震撼人心的。这是父辈的知识分子大多经过的道路。”作为李广田的女儿，李岫的自序中这段话，简直可作为我们反思历史的一个极富启迪的导言。

但书中有几处的用词或说法，我很不以为然，甚至觉得反感：

“……一生都追求光明和进步的父亲……1968年横遭‘四人帮’迫害，死于昆明莲花池。”（P.17）

“他万万没有想到，李（公朴）闻（一多）惨案二十二年后，他自己竟惨死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P174）

“人们常说，清华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闻一多死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暗杀，第二任系主任朱自清死于贫病交加，第三任系主任李广田则死于‘四人帮’的迫害。”（P223）

我认为，不论从历史事实，还是从真实历史的逻辑看，上述这三处的“四人帮”一词都应删掉，而以“文革”一词代替，即李广田先生是“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的”，或说“死于‘文革’的迫害”。

长期以来，胡乔木、邓力群等人为了替尊者讳，为了掩饰最高领袖亲自发动、领导的“文革”的过错，一直把“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摧残说成是“四人帮”（有段时间还加上林彪）搞的。“文革”的历史事实，“文革”十年的整个过程都清楚表明，林彪也好，江、张、王、姚“四人帮”也好，都全是最高领袖所领导，所支持、扶助起来的，也都是最高领袖发动“文革”、领导“文革”的工具。对“文革”种种灭绝人性、倒行逆施的灾难、祸害，作为亲自发动、领导并始终坚持“文革”（甚至说过“七八年又要来一次”）的最高领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罢。我们怎么能赞同玩弄文字游戏，把“文革”的种种过错都推到“四人帮”身上呢？！

“……《阿诗玛》……一是历史的原因……由于原来的整理者中有三人被错划为右派……”（P262）

“错划为右派”或叫“错划右派”，这是我们的报刊常常见到，至今还很流行的一个说法。什么叫“错划”？难道有“正划”吗？据说，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当年曾负责反右运动的党的一位领导人有个讲话，大意说：1957年我们党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还是必要的，错的是打击面过宽，扩大化了。现在我们留下三几个右派分子不予“改正”，有必要，也有好处。在我印象中，我们的党报当年似乎报道或引用过这位领导人的这些讲话。于是，“反右扩大化”以及“错划”等说法，一直流行至今，成了我们报刊宣传的一个“口径”、“共识”！我想，现在也应该给予否定。无论从当年我们国家的社会现实，还是从后来的历史事实出发，在全国范围的整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实在是公然违反我们当时制定并公布才不过三年的第一部共和国宪法（更有悖于七年前建立共和国的《共同纲领》），同时也背弃党及最高领袖当年一再声明的“言者无罪”等等的承诺。又何谓“扩大化”？把几十万（一说三百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最后留下几个未“改正”，世上哪有这样99.999%的“扩大化”？至于右派“改正”，说把人打成右派分子“搞错了”，那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事。所以，我认为，说把某人“划为右派”就是划为右派，不宜说成“错划”，应把“错”字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