谩话：哲学的“无用”与有用

哲学的“无用”与有用

○　裴德海

家乡来人募捐修祠堂，有关我的身份认定，出现了重大分歧。首要问题，便是我从事的专业，一种叫哲学的专业，家乡父老深为疑惑，这种学科究竟有没有用，例如，能否为家乡修桥铺路解决问题？最后，大家经过慎重研究，还是基本认定，我正在做一项十分无聊而且毫无意义的工作。其实，在一般人眼中，哲学只是一种玄奥但又确实无用的东西。这个印象我可以肯定地说，大致是对的。事实上，哲学的确是一切学科中最没有实用价值的一门学科。因此，在这个无比讲求实用价值的时代，哲学越发受到冷落，便是理所当然的了。想想很久以前，甚至在哲学发源的古希腊，哲学家就已经因其所治之学的无用遭遇到众人的嘲笑了。柏拉图先生在《泰阿泰德》中讲了泰勒斯坠井而被女仆嘲笑的著名故事，那女仆讥笑泰勒斯如此迫切欲知天上情形，乃至不能见到足下之物。柏拉图接着发挥说：“此等嘲笑可适用于所有哲学家。”因为哲学家研究世界的本质，却不懂世上的实际事务，在法庭或任何公众场所便显得笨拙，成为笑柄；哲学家研究人性，却几乎不知邻居者是人是兽，受人诟骂也不能举对方的私事反唇相讥，因其不知任何人的劣迹。为此，柏拉图他老人家特地说明：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对实际事物这般无知，而决不是有意立异以邀誉。

这话又好像是对柏拉图本人说的。这位古代大哲一度想实现其哲学家的理想，曾打算向一位暴君灌输他的哲学，但暴君的一句话却给哲学定了性，称之为“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结果他虽幸免于死，却被贱卖为奴，落荒逃回雅典。因此，我以为柏拉图的悲剧所在恰恰在于孜孜以求哲学的大用，一心想把哲学和政治直接结合起来，反而暴露了他对实际事物的无知。事实上，他本该明白，哲学是没有实用价值，不但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在政治生活中也是如此。因为，哲学关心的是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道理，政治关心的却是党派、阶级、民族、国家的利益，两者属于不同的层次。我们既不能用哲学思考来取代政治谋划，也不能用政治方式来解决哲学问题。柏拉图试图赋予哲学家以最高权力，藉此为哲学的生长创造一个最佳环境，这只能是乌托邦。康德后来就比较清醒地指出：权力的享有不可避免地会腐蚀理性批判，哲学对于政治的最好期望不是享有权力，而是享有言论自由。这是否提醒我们：别指望以哲学去治理国家与社会，同样那些治理社会的政策更不可能是哲学。

如此说来，哲学与生活竟然毫无关系，或者说哲学对于生活有没有一点用处呢?我以为，其实，哲学本身就是生活，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说到古希腊哲学发源之初，哲学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从词源看，“哲学”(Philosophia)一词的希腊文原义是“爱智慧”。“爱智慧”显然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生态度，而非一门学科。同样，对于最早的哲学家来说，哲学不是学术，更不是职业，而是做人处世的基本方式和状态。用尼采的话说，包括赫拉克利特等在内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是一些“帝王气派的精神隐士”，他们过着远离世俗的隐居生活，不收学生，也不过问政治。苏格拉底虽然招收学生，但他的传授方式仅是街谈巷议，没有学校的组织形式，他的学生各有自己的职业，并不是要向他学习一门借以谋职的专业知识，师生间的探究哲理本身就是目的所在，就构成了一种生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建立学校，但不收费，教学的方式也仍是散步和谈话。唯一的例外是那些被称作“智者”(Sophisl，又译“智术之师”)的人，他们四处游走，靠教授智术亦即辩论术为生，收取学费，却也因此遭到了苏格拉底们的鄙视。正是为了同他们相区别，有洁癖的哲学家宁愿自称为“爱智者”而非“智者”。当然，肯定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为了配得上过哲学的生活，一个人必须——如柏拉图所说——“具备真正的哲学灵魂”。具备此种灵魂的征兆，或者说哲学生活的特点，就在于关注思想本身而非其实用性，能够从思想本身获取最大的快乐。关于这一点，也许没有比亚里士多德说的更清楚的了。他谈道：明智是善于从整体上权衡利弊，智慧则涉及对本性上最高的事物的认识，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有无实用性；非实用性是哲学优于其他一切学术之所在，使哲学成为“唯一的自由学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幸福生活的实质在于自足，与别种活动例如社会性的活动相比，哲学的思辩活动是最为自定的活动，因而是完美的幸福。如此说来，哲学生活首先是一种沉思的生活，而所思问题的非实用性恰好保证了这种生活的自得其乐。

我在晋升教授时，教授委员会一名资深教授说他听不懂我讲的课，他肯定说对了，如果我作为一名完全意义的哲学教授，而他不是，他听不懂就对了；都懂了，那肯定不是哲学。有人说，能否让《道德经》老少皆知呢？那么请问假如人人都知晓了，那还是《道德经》吗？这正像无法让黑格尔、海德格尔说出“普通话”一样。再说，大众凭什么非要知道他们呢？

话说回来了，人在世上生活，必须维持肉体的生存，也必须与他人交往，于是就会有肉身生身和社会生活。肉身生活和社会生活所满足的是人的外在功利性需要。在此之外，人还应有内在的精神性需要，其实质也就是对生命意义的寻求。而这种需要又永远得不到满足，人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盲目的存在，并因此而感到不安。于是，精神生活也就成了人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维度。

再者，肉身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具有经验性质，仅涉及我们与周围直接环境的联系。精神生活则把我们超拔于经验世界的有限性和暂时性，此时我们力求在一己的生命与某种永恒存在的精神性的世界整体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由于这种世界整体超越于经验，我们无法证明它，但我们必须有这一假定。真正的精神生活必具有超验性质，它总是指向一个超验领域的。凡灵魂之思，必须这样一种指向为其底蕴。所谓寻求生命的意义，亦即寻求建立这种联系。一个人如果相信自己已经建立了这种联系，便是拥有了一种信仰。因此，寻求意义即寻求信仰。

人类精神活动都是以建立上述联系为其公开的或隐蔽的目的。哲学，就是试图通过理性的思考来建立这种联系的。当哲学成为显学成为时尚时，无论何时，既是时代的不幸，更是哲学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