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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年”里看俄罗斯文坛

○　董晓

去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而今年则是俄罗斯的中国年。两国关系陡然变得亲热起来，这从国际战略关系方面考虑，倒是有合理的因素。不过，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国文坛上显现出来的相似的民族主义文化心态，却也诠释了俄中两国相互间的认同感的深层原因。今日之俄罗斯文艺界民族主义情绪甚浓，而今日中国文艺界大量引进的，又恰恰是民族主义文化心态最强烈的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这也恰好说明了中国文人当下的文化心态。

共同的文化心态，导致中俄两国文坛出现一些极为相似的文化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2005年1月，俄罗斯《文学报》刊登了著名文艺评论家伊戈尔•佐洛图斯基的文章《请原谅，祖国！》。文章重新阐释了19世纪初俄国剧作家格里鲍耶陀夫的名剧《智慧的痛苦》。佐洛图斯基旗帜鲜明地颠覆了过去人们对《智慧的痛苦》里主人公恰茨基的理解。但凡了解俄国文学的人，恐怕不会不知道《智慧的痛苦》这部名剧。主人公恰茨基从法国回到久别的俄罗斯祖国，面对落后愚昧的同胞，恰茨基内心充满了痛苦。他的痛苦正是因为经过西欧启蒙主义文化熏陶后对俄国同胞身上的民族劣根性有了深刻的认识。该剧是具有启蒙主义思想的剧作家格里鲍耶陀夫,对19世纪的俄国保守贵族的民族劣根性的反思。对剧本的这种阐释,在今天佐洛图斯基的文章《请原谅，祖国！》里被颠覆了。在佐洛图斯基看来，恰茨基是个自以为是的所谓的智者，他长年生活在西欧，对祖国俄罗斯根本不了解，不理解祖国俄罗斯的历史与文化，对俄罗斯的土地缺乏一种深沉的爱，是一个断了根的浮萍。因此，他对祖国俄罗斯的种种指责,是以一个西欧人的眼光来看待祖国文化的结果，是拿所谓更先进、更文明的西欧人的观念尺度来衡量独具特质的俄罗斯。由于恰茨基没有了根，因此，他的聪明智慧也就失去了根基，在真正的俄罗斯人眼里反倒成了愚蠢的表现。佐洛图斯基的这一见解,出现在今天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当中，其实并不奇怪，这正是今日俄罗斯文化界民族主义文化心态的体现。

无独有偶，在中国亦有类似的说法。冯骥才2000年在题为《鲁迅的功与“过”》的文章中,反思了鲁迅当年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认为鲁迅不过是借用了西方传教士对所谓中国国民之劣根性之认识的片面观点，站在洋人的立场上，通过西方人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人，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重复了洋人的论调，具有某种主观片面性。因此，鲁迅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中也就暗含着“那些传教士们陈旧又高傲的面孔”，暗含着西方人的“殖民主义话语”。

比较一下二者的基本观点，他们的基本思路和逻辑是相似的，其中都明显地包含着民族主义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往往体现为过于敏感的民族文化自尊。俄罗斯与中国都有着各自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文化传统自成一体。同时，各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都有过处于文化劣势面临着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的局面。因此，这种文化土壤环境里更容易滋生民族主义文化心态。这种心态是一种强烈的文化自恋情结。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依恋本没有什么错，但这种依恋应当建立在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的基础上。中国的鲁迅、俄国的屠格涅夫、高尔基等人，不可谓不懂得各自的民族传统文化，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洞察体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民族文化批判精神。而在这一批判精神中又饱含着对民族文化的最深刻的爱。而民族主义文化心态，却在一种封闭的文化自恋中逐渐扼杀了民族文化的活力。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俄罗斯，文学的民族主义思潮都是与另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即文学的民族化与现代化问题纠缠着的。文学的民族化与现代化问题，近百年来，一直是困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但凡在文化转型时期，但凡民族文学在遇到外来文学的冲击时，这一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凸显。近十多年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化观念，也在中国文化界颇有市场。

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思潮历来都是颇有声势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讲已经融入了俄罗斯文化的特性之中。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既与俄罗斯文化的特点有一定的关联，更与几百年来俄罗斯文化在欧洲文化演变中的位置有关。民族主义文化心态寄生在对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眷恋与弘扬之中，伴随着斯拉夫派的繁衍传承而一直存在着。俄罗斯文学基于其自身的斯拉夫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自18世纪始，俄罗斯文化一直面临着强势的西欧文化的冲击。正是在这种冲击与碰撞过程中，文学的民族化与现代化问题才显得尤为迫切。长期以来，斯拉夫派与西欧派之间的对峙，成了俄罗斯社会思潮的基本格局，也正体现了民族化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对立。

民族化与现代化作为一对矛盾体，其间的对立与统一体现在俄罗斯作家各自的文化立场上。而在对文学的民族化与现代化这一问题的看法上，相对比较片面的立场是单纯的民族主义文化立场。纯粹的民族主义文化立场无益于民族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也无益于对民族文化的弘扬。摒弃民族主义文化心态，也并不意味着对民族文化的贬损和排斥。在俄国文学中，屠格涅夫、契诃夫、批评家别林斯基等都是典型的西欧派作家，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们作为地道的俄罗斯文化人的身份。屠格涅夫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个走进西欧人视野中的俄国作家，无疑得益于他的西欧派文化立场。但这并没有掩盖屠格涅夫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对俄罗斯土地的眷恋之情，而且这种眷恋也毫不逊于任何一个典型的斯拉夫派文人。契诃夫是俄国作家中最少具有东正教文化色彩的作家，但他的作品里同样具有鲜明的俄罗斯文化特质。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俄罗斯文化的精英，他们的名字时常挂在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嘴边，俨然成了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的代言人。不错，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俄罗斯文化巨擘确实对西欧文明有过种种批判，似乎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坚决捍卫者。但应当看到，他们的艺术世界里真正的珍宝，又恰恰是超越了民族文化的局限，指涉了人类共同精神价值的思想。

别林斯基当年在他的文章《文学的幻想》里，早就用通俗的语言阐明了这个道理：“只有遵循不同的道路，人类才能够达到共同的目标；只有过各自独特的生活，每一个民族才能够对共同的宝库提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这就是说，文学的民族性是民族文学赖以存在的条件，不存在没有民族特性的国别文学。但民族文学必须对人类共同的精神宝库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这是民族文学“世界化”的一种姿态，更是民族文学赖以生存，并被别的民族理解和接受，真正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学之林的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许多国人信奉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条理念是错误的，而一些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所竭力吹捧的“无法用理智去理解”的所谓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也是片面的。

民族文学的民族传统并非是能够简单地继承的。继承民族文学的传统并非易事。只有在创新中才能体现出继承。而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不断地汲取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精神资源，使民族文学积极有效地参与人类共同精神价值的建构，才能真正地凸显民族文学的价值。歌德当年放言，“民族文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到来。他指的正是那种封闭的民族文学将为开放的民族文学所取代。黑格尔所说的“莎士比亚在哪里最受人们爱戴，哪里的人就最不会有偏见与愚昧”，指的也正是民族文学应当对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建构有所贡献。

今天，民族主义文化心态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都颇有市场。2006年作为官方确定的中国的俄罗斯年，中国文坛着实进行了一番颇为热闹、颇有声势的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引进工作，中俄两国文坛也的确热热闹闹地“联欢”了一回。俄罗斯作家协会组团来中国作了访问；中国报刊杂志登载了不少俄方推荐的当代作家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及时出版了厚厚的一本《俄罗斯当代小说选》，而入选的大都为俄罗斯作协圈定的作家作品。回顾这一年国人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介绍和引进，不难发现，唱主角的是一批民族主义情绪甚浓的俄罗斯作家。作为“2006中国俄罗斯年”文学交流项目，由中国作家协会统筹，俄罗斯作家协会供稿的那本《俄罗斯当代小说选》，堪称当代俄罗斯文坛民族主义文化心态的集中展示。俄罗斯作协主席瓦•加尼切夫为本书作的序言和书中收录的评论家弗•邦达连科的新作《热情似火的叛逆者》序言，鲜明地反映出当前俄罗斯文坛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有三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这种畸型的民族文化心态表现为一种膨胀的“俄罗斯情结”，仿佛只有俄罗斯文化，只有东正教才能拯救当今这个肮脏而堕落的“全球化时代”，其间反西方的情绪异常强烈。这无疑是十足的封闭性文化心态，与实际的俄罗斯文化发展历程恰好相反。俄罗斯文化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取得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恰恰是与当初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等开明的君主所倡导的开放政策分不开的。正是在与西欧文明的对接与融合中，俄罗斯传统文化才焕发出活力，展示出它特有的魅力。

其二，混淆了“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这两个概念。邦达连科自诩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并将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俄罗斯文化巨擘们一并列为自己的同盟。其实，他不过是将“文化保守主义”这个不坏的字眼作为“文化民族主义”的包装而已，本质上与“文化保守主义”并非同质。“文化保守主义”的着眼点是坚持“文化操守”，尤其是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文化保守主义”对“文化操守”的坚持显得尤其可贵。这与文化民族主义是两码事。在俄罗斯历史上，屠格涅夫是西欧派，但无可置疑，他又是一个坚决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于是，在邦达连科列举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名册上，屠格涅夫被他“无奈”地划掉了。契诃夫、高尔基在19—20世纪之交的社会大转型时期鲜明地表现出文化保守主义姿态，但他们却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文化民族主义者。高尔基当年在其《不合时宜的思想》和《两种灵魂》等文章中对俄国国民劣根性的文化批判至今仍令许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心怀记恨。

其三，当代俄罗斯文艺界的文化民族主义者时常表现出对往昔苏联国家集权主义思想的依附。这本不奇怪。在苏联时代，民族主义思潮转化为苏联国家乌托邦主义，带有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特征。在苏联时代，当国家乌托邦主义遭到置疑时，如“解冻”的十年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恰恰是民族主义思潮最不明显的时期。索尔仁尼琴本来具有比较鲜明的斯拉夫主义色彩，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非常强烈。但是在苏联专制统治时期，他对苏联国家乌托邦主义的批判反倒使他超越了本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具有了自由思想。反倒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当攻击的目标业已消失，索尔仁尼琴陷入了“失语”的状态时，其民族主义情绪才显现出来。同样，如今在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当中口碑甚佳的老作家瓦•拉斯普京在20世纪60—80年代初的创作，对当时的国家乌托邦主义倒是有一定的反动意义。他当年的作品，如《为玛丽借钱》、《告别马焦拉》、《火灾》等小说，虽然充满着对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依恋，但这种依恋并没有转化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是通过对乡土意识—道德殿堂的建构，实现了对当时苏联主流的国家乌托邦主义的潜在的对抗。但是，近十多年来，他的创作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积极意义。譬如，《伊凡的女儿，伊凡的母亲》就其文化意义而言，已经失去了他以前作品可贵的文化立场，充满了对往昔大国沙文主义集权统治的追忆。类似现象也存在于像别洛夫、克鲁平等不同辈分的当代俄罗斯作家身上。这说明，对国家集权主义的抗争可以克服自身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只有理性启蒙的现代自由观念才是抗争国家集权主义的有力武器。对国家集权主义话语的对抗可以使乡土意识表现出它本身应有的文化价值。索尔仁尼琴和拉斯普京的文化身份的转换恰恰证明了民族主义文化心态的局限性。邦达连科在他的《热情似火的叛逆者》序言里将民族主义者捧为“叛逆者”，实在是“用词不当”。这些所谓的“叛逆者”只不过是“落伍者”，枉自追忆着往昔苏联大国的“辉煌”。苏联解体之后，对国家乌托邦主义的依恋仍然存在着。只是，在强势的自由主义思想面前，对往昔国家乌托邦主义的依恋只能借助于对新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扬而继续生存下去。于是，邦达列夫在《百慕大三角》中继续着他20多年前就已经异常明显的新沙文主义话语；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在《我的斯大林格勒》中，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在《最高统帅》中继续构建着早已被历史真相消解了的苏联卫国战争神话，而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则露骨地表现出对车臣人的民族仇恨。令人扼腕的是，这些绝非代表了当今俄罗斯文学真正价值的作家作品却都借着所谓“俄罗斯年”一股脑儿地传入中国。这倒也不奇怪，9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足以证明今天中国文化界的民族主义文化心态。有了这样的“期待视野”，对俄罗斯文化的引进与接受，也就自然具有了民族主义的倾向性。

无论是在俄罗斯人对其民族文化的自我阐释中，还是在来自中国文人的“他者阐释”里，俄罗斯文化（尤其是文学）往往被描述成一种与西方文化格格不入的、甚至相对立的异质文化，似乎西方文化是不注重精神而只注重实用的实用理性文化，而俄罗斯文化则是精神至上的文化。因此，在一些知识分子眼里（无论是俄罗斯的还是中国的），仿佛俄罗斯文化是抵御西方那种导致人类社会物欲横流的文化的良药，是拯救人类的精神秘方。其实，这是对俄罗斯文化之精神特质的曲解。依此逻辑，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德国古典哲学、西欧浪漫主义文学仿佛成了缺乏精神因素的文化现象，而俄罗斯的极端激进主义理念、禁欲主义思想、偶像崇拜观念等反倒是最具有精神价值的文化现象了。倘若是这样，那么那个绝对缺乏物欲而绝对崇尚“精神”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倒是最值得中国人珍重的年代了。研究俄罗斯文化，当然要探讨它与西方文化不同的特质，但这是在承认它具有人类文化共同特质这一前提条件的基础上的。真正值得探究的是，俄罗斯文化究竟是如何以其自身的侧重点、方法和逻辑（包括文学上的独特审美习惯）参与了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人类共同的精神建构。切忌以庸俗的观念理解精神与物质的对立。

物质的匮乏绝不意味着精神的丰富。今天中国和俄罗斯社会中人欲横流的状况绝非是因为西方文化的侵入，而恰恰是因为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自身文化中的某些劣根性在作祟。看不到这一点，就会陷入文化民族主义的泥潭。对于俄罗斯和中国文艺界，这都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