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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变形记
○ 耿占春 每年到了某个日子，就会有一两个旧友打个电话，没有别的事情也没有多余的意思，就是提醒今天这个日子。或许它只是一个纪念，一个温和的抗议形式，一个失败者的记忆，却是人们之间沉默的交流。尽管电话中沉默的内容是难以述说的，但电话交流本身所传达的是彼此的信任，和对未来的信任。有时候，我们相信这个日子所纪念的事件是未来的事件，而不仅是一个过去的事件，这个事件有一个未来时。打电话的人着眼于将会发生的事情。被纪念的日子只是未来的一个雏形，这个事件的真正意义也许还会重演。然而随着时世变迁，这个日子似乎在成为过去。还会有电话，这个电话仅仅表达了他这样的信赖：他知道这个日子的记忆和经验能够与我分享。一年中的其他日子已经完全私人化了，每个人都在忙于自己的事情，但这个日子可以与某个人分享，从而分享希望、愤怒、悲哀。这个日子具有我们之间的共享性，但后来它只是证明我们的记忆。有些日子常常是历史谎言的忌日。如果能够从日历上撕掉这一页，也许早就这么做了。它像是一个对谁都不光彩的伤疤，在时间中赤裸裸的，产生着历史的荒凉，令一些人悲愤，一些人难堪，更多的情况下是无可奈何。 然而这些日子所纪念的公共事件正在淡化，就像这个社会的基本道德那样正在淡化。在许多层面和许多事情上，道德或道义对社会生活进程的干预能力在减弱，它只是在诸如救助失学儿童的个别案例中显示道德良知的一息尚存。许多情况下这些日子的记忆被有意无意地抹去，或者被其他叙述所歪曲，在社会层面上没有获得它的出生证，就像公共社会里的一个没有被认可的异己者。但对社会历史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不论我们现在过得如何，这些日子或提醒我们没有实现的梦想，或提醒我们曾经的失败和屈辱以及它小心地被遮掩起来的状况。也许我们现在的每一天，都是这个节日的变形，都有它的影子，正因为这一天还没有成为纪念日。 许多年流逝之后，我们如此的生活已经抹去了这些日子的清晰的意义，我们具有同谋的生活，我们的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的处世策略，我们因此所分享的利益，已经耗尽了它的道德内涵。假使获得了出生证，它所能够产生的意义也不会是道德力量方面的了。我们如此的生活已经使这些个日子产生某种空洞，其最终成为一个纪念日只是填充了另外一个空洞。连相互打电话这样简捷的纪念仪式也无法保持我们与它的道德维系。事实上，随着流光的冲刷，这个日期已经不用那么惧怕了。其中的道德热情和道义蕴藉早已开始消散蒸发。也许只有到这个日期彻底空洞化时，它才能获得一个道德苍白的节日面孔。我们的历史就这样产生了它的节日，而这些节日的变形记就这样重新塑造了历史。 每年似乎都有许多貌似公共的纪念日，翻开日历可以看见许多以红字标记的日子。除了农历的节气之外，一个民族有远远近近的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有吉日良辰与凶日险时，以赫西俄德的话说，有些日子就像亲娘，有些日子如同继母。这些纪念日与历史的某些特别时刻、事件和特殊人物有关，比如某些英雄或领袖的诞辰和忌日，这些日子更与群体的命运有关，这些被清晰标记的日子是苦难日、耻辱日，也有胜利日和尊严恢复的日子。纪念日是对它所纪念的事件的仪式化的重演。它是一个民族历史情节剧中的转折点。然而，如果一个民族能够拥有这样的日历仍然是一种幸运。事实上人们会发现他们手中的日历是异己的，那些红色符号标记的纪念日与他们这个群体的悲哀与欢乐并非完全有关，他们的屈辱与尊严都没有达到纪念日的“历史高度”。 许多日子标记着权力阶级的光荣，统治者们把自己的传记变成一个民族的历史书写，把自己的传记记忆变成一个国家的集体记忆。在这样的记忆中，即使那些记录它们所遭遇苦难的日子也已经转化为荣耀，转换为权力合法性的注释。就像天方夜谭中水手辛巴达所讲述的全部历险和他所经受的全部磨难，都转变为他巨大财富的神圣合法性的论证。辛巴达的宫殿灯火通明，他邀请了全城的贵族在品尝美酒的同时听他讲述他的历险故事，既非出于好客亦非出于娱乐，而是为他的权利与财富举行神圣的典礼，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一个下人、一个贫穷的挑夫来充当听众，并且每天给他一百金币，以消除下人对他财富与权利的怨恨，并且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下人变成他的传奇故事的底层传播者，变成权利的信徒。权力者以盛大的庆典、排场的仪式来纪念历史上的某一天，其奢侈程度当然要配得上其光荣的牺牲和权力谱系的辉煌。并要全体民众充当这个庆祝仪式的旁观者，甚至希望唤起他们热情的参与者的幻觉。就像希望唤起这些无权者分享权力的幻觉以满足意识形态的需要。 纪念日重复地排列在每一年的日历上，历史上这些日子被置于同时性的序列之中。无论数十年还是数百年甚至千年前的日子，人们每年都要重新经历一次；无论是苦难、屈辱还是尊严荣耀，我们每年都要重新经历它，重新体验和感受它；无论是失败还是英雄业绩，人们在每年一度的庆典日或纪念日，以仪式的方式再次经验它。这是人类历史的构成方式，也是人类价值的维护。纪念日或庆典日既是对过去的追忆，也是对现在与历史渊源的再次确认。这是人类的伟大创造，除了讲故事之外，纪念日和庆典日是叙述人类历史的戏剧化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节日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戏剧，一种仪式化的戏剧。就像真正的戏剧那样，带有准宗教的民众仪式的性质。在纪念日和庆典日这幕公民戏剧中，使得他的同胞再次共同经历他们历史中的关键时刻和重要事件，再次共同经历苦难、尊严、屈辱，再次感受他们的共同的源泉，共同的经验与记忆，再次唤醒共同体的感受。纪念日创造和维护了共同体，创造了经验的分享——无论他们在现实中是多么的不平等，在纪念日的意义上，比之他们共同经历的苦难、共同的耻辱和共同的奋争，比之伟大的胜利尤其民族尊严的恢复时刻，现今一切利益上的不平等、鸡毛蒜皮的分配不公、以及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显得多么微不足道——纪念日具有巨大的政治功能，纪念日与庆典日所具有的节日庆祝意味，以及节日的狂欢性，弥合了分歧与冲突，创造了伟大的经验共同体，创造了社会团结。纪念日或庆典日是政治仪式和民间集会狂欢的结合部。因此，纪念日和庆典日不仅是对一个民族的历史的叙述、重演，还具有极为现实的社会功能。它的节日氛围使人人平等地分享欢乐，分享共同的经验与记忆，这和利益个人化的社会日常现实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反差。没有统治者不懂得利用这些纪念日的政治意义，以弥补权利合法性之不足，也可以弥补社会生活意义之匮乏。节日或庆典本身还具有显示富强、富足之特征。纪念日是一个叙述，也是一个演示，而且意义资源丰富。
没有节日就没有时间，没有纪念日和庆典日就没有一个民族的历史，然而不同的纪念日或庆典日形成了不同的历史叙述。它们演示了不同的历史场景。或者说它们显现了不同的历史经验与历史记忆。 由于权力的禁忌，不只是某个特殊纪念日没有给予出生证，不只是这个日子所象征的贡献牺牲与磨难没有进入历史记忆，没有成为合法的精神遗产，长达多年的战争苦难和长达数十年的悲惨生活也没有形成合法的和公开的集体记忆。从我们孩子时代起，在纪念抗日战争结束的周年纪念仪式中，我们看到的曾经只是唱歌跳舞，是歌舞升平的晚会，只庆祝自己的“胜利”，只讲述与政权的光辉历史有关的个别“战斗”，甚至以小人书、小说、电影、电视剧叙述那些人人耳熟能详的业绩。结果我们以前所看到的抗日战争的文化记忆就是快乐的“地道战”、“地雷战”和“铁道游击队”等，人民过节一般地就打败了日本侵略军。这些几乎带有喜剧性的文学艺术的战争叙事渗透了意识形态的编撰与想象，可是如此形成的战争记忆不仅抹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残野蛮，也抹去了下一代人对前代人在战争中所饱受的苦难与凌辱的记忆。日本侵略者的凶残行径和人民所遭受的悲惨蹂躏都被这样的纪念和叙述所掩饰了，更不用说进行必要的历史反思。权力的历史叙事不是为了真实的民族记忆，而是为了明显的意识形态功能，作为虚假意识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建立在求真的历史记忆和集体经验上，意识形态是实施遗忘的方式。然而在它这样做的时候，对民族记忆实施有组织的遗忘之时，道德的根基也就被瓦解了。这难道不是侵略者不道歉的一个隐秘原因？ 权力的叙事不是为了叙述历史，不是为了保持一个民族的真实的集体记忆和集体经验，相反，真实的集体记忆和经验对权力的自我保持是一种相反的力量。权力叙述是宣传而不是叙述历史，其本身具有非历史性和非经验性。许多本该被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记忆的尊严、苦难与耻辱，却由于意识形态的忌讳等原因进入了遗忘。那些构成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和集体经验的事件与日子，被某些禁忌所避讳，最终没有能够成为人们的记忆与经验。它们被这个社会中的少数人，通常是边缘化的人所保持，成为他们的异端思想的一个来源。幸好，对战争还有民间记忆，民间的老人们在意识形态的战争叙事之外从没有停止过对他们所亲历事件的讲述，无论他们怎样接受了意识形态的教化，他们的苦难记忆就像他们身上的伤痕一样不易消失。但是他们没有合法的纪念方式，没有可以自由传播的叙事形式，更没有盛大的庆典仪式。所幸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了问题的改善，在一代亲历事件的人行将远逝之时，民族记忆得到某些尊重，时至今日更加求真的历史叙述已经不是追认失败者的权利合法性的问题，而是涉及一个民族的道德基础的恢复。 如果一个社会失去了可以共享的节日，那就是说他们之间已经失去了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记忆和共享的经验。尽管有这些相对于接近真实历史的社会记忆，历史重构的实践仍然是可能的，这种历史重构可以在主要方面从社会群体的记忆获得指导性动力，也可以显著地塑造他们的记忆。征服者和胜利者会以各种各样的手段重新组织人们的记忆，当一个民族剥夺另一个（弱小）民族的民族意识时，当一个以暴力取得政权的集团要取得其权力合法性时，它也会使用“有组织忘却”的方法。极端的情况是，“当国家机器被系统地用来剥夺其公民的记忆时，——所有极权主义都有这样的行为方式；极权统治剥夺臣民的记忆之日，便是他们受精神奴役之时。在极权统治下，可怕的不仅在于侵犯人的尊严，而且还在于这样的恐惧：可能再也不会有人真实地见证过去。奥威尔召唤一种形式的政府，其敏锐性尤其在于对此集体健忘状态的领悟——市民反对国家权力的斗争，是他们的记忆反抗强迫性忘记的斗争；他们一开始就制定了目标，不仅要拯救他们自己，还要活下来为后代做见证人，要成为无情的记录者：索尔仁尼琴和维塞尔的名字一定代表了很多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站在对立面写历史，不是唯一的关于历史重构的纪实实践；但是恰恰因为如此，它保存了其声音本可能会被忘记的那些社会群体的记忆。” 当代优秀的作家宁肯在他的小说《沉默之门》中以寓言化的形式见证了“有组织忘却”的另外一种创造：“记忆删除”方式和“集体电疗”。他在小说中写到：“按此原理，所谓精神治疗某种意义就是对过往记忆的删除。电疗无疑是最干净彻底的方法，大量脑细胞死亡的同时也是记忆的死亡。不过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事实上记忆是删除不掉的。倘若真的删除了那只能说是事故。事实是删除的不是记忆，而是记忆中的情感与声音，这有点类似通常海边渔民的风干工作，也就是说电击之后，你的记忆还在，但水分全失。因为删除了记忆中的情感与声音人们以为就删除了记忆，不是这样。你仍可以回忆过去，但似乎与自己无关，或者像另一个人的记忆。”你亲历的经验和记忆难以删除，但是能够删除其记忆与经验中的“情感与声音”，将其“水分”进行“风干”。宁肯所叙述的这家精神病医院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而其风干记忆的电疗，也就是意识形态删除记忆中的情感与声音的功能：“电疗当然不是一项惩罚措施，其科学性不容置疑，任何患者经过电疗处理之后都会安安静静，整齐划一。”赶上节假日、重要会议或上级主管检查工作，病院立即“上上下下行动起来，大扫除，检查安全隐患，防火防盗，同样一次集体电疗是免不了的。如同大扫除之后病院上下整洁井然有序，病房也会安静许多天”。当然，即使他们高声念着整齐划一的固定搭配的语言，他们也已经进入了“沉默之门”。 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表明，为了阻止重复，只有抽象的（毫无情感的）回忆是不够的，构成一般的概念，甚至再现被压抑事件的全部特殊性，也是不够的，为了在认识与抵制之间，在再现与障碍之间建立活的联系，有必要在记忆所在的地方寻求记忆，直接置身于过去。因此，我们不能仅仅通过简单记忆而痊愈，正如我们不仅仅由于失忆而患病一样。正如德勒兹所说：这里，如在别处一样，恢复意识并不重要。促使痊愈发生——或不发生——的更具表演性和戏剧性的运作有一个名称：转换。转换仍然是重复，主要是重复。如果重复使我们患病，它也使我们痊愈；如果重复束缚我们、毁灭我们，它也解放我们。在这两种情况下，它的“魔鬼”力量得到了检验。一切治疗都是驶向重复之海底的旅行。在这个意义上，重复自身构成了我们的疾病与健康、我们的丧失与得救的选择性游戏。 刘易斯·科塞引用匈牙利作家捷尔吉·康拉德说，后者的三句意味深长的话概括了当代东欧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境、痛苦和磨难：“今天，只有持不同政见者还保持着连续的情感。其他人则必须将记忆抹掉；他们不允许自己保持记忆——许多人热衷于失去记忆。”然而我怀疑，在今天，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如做了总统的哈维尔或者荣归故里并据说做起传播公司的索尔仁尼琴是否还能够保持“连续性的情感”或自我认知的连续性？那些被迫抹去记忆的人也许还有救，现在更难以恢复的是我们热衷于失去记忆，为了不再遭受记忆的打扰，为了不让自己陷于精神分裂，我们让自己不再注目于那些让人感受到耻辱和羞愧的经验，是啊，如果一个人总是瞩目于那些让良知（良知！在计算机的大量词库里竟然没有这个词。每次你都要重新把它组织起来，然后它又消失了。这台机器对良知这个词的记忆是多么短暂！）感到颤栗不安的脆弱的和消失的生命，他将从哪里获得勇气继续生存？ 然而社会的未来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历史也不是一个纯粹被神秘的力量所支配的玩偶。我们自身就是时间的容器，我们身上就储藏着这个未来。一代人会把遗忘、沉默和冷漠传递给以后的人们，也能够在自我认知的困难行为中使记忆和话语康复。如果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悲哀的节日的变形记里，我们有什么理由期望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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