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亚洲金融风暴十年祭

亚洲金融风暴十年祭

○　吴尔芬

儒家：发展的动力？

近年来，关于尊孔、关于立儒教、关于重振国学的鼓噪甚器尘上。先有“孔子上管五千年，下管五千年”的论断，再有“7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群聚巴黎，公选孔子为世界第一思想家”的臆想；先有“小孩不用上学，关起门来读经就够了”的建议，再有“官员率众，衣古衣冠”祭孔的行为；先有各所国家重点大学的“国学院”，再有中央电视台于丹女士的“天下担当”。

事已至此，夫复何言？

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率部攻打南京城，他手下有一员叫胡林翼的大将在采石矶那里视察地形，看到一艘外国轮船从长江逆流而上。一看到这个场面胡林翼立即就昏了过去，只说了一句话：这个世界要变了。能说这句话的人是目光长远的，胡林翼看到了一个转折点，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转折点。

亚洲金融风暴一转眼就过去十年了，然而，当我们回忆十年前的东南亚货币风潮仍然是心有余悸，泡沫经济的大潮退去，露出的是一片狰狞的文化沙滩。它是多么的丑陋、多么的贫瘠，让我们骄傲的虚荣失去了依托、失去了凭据。这场风暴不仅肆虐于泰国、印尼，而且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波及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导致区内为期数年的经济衰退。

就在金融风暴来临之前，国际上兴起了亚洲价值的新概念：亚洲人有自己的价值观或价值标准；亚洲人的价值标准实际优于西方的价值；今后人类价值观应以亚洲人的标准为标准。这次亚洲金融风暴，对一些人构成的打击并非是经济的收缩，而是使这种甚嚣尘上的“21世纪是亚太的世纪”之说，和垄断了已经十年的关于东亚经济“奇迹”的发展主义论调，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1997年对全球的投资者来说，都是个灾难。首先是东南亚的货币大幅贬值，继而是香港股市暴跌，从而引发了美国股市的激烈动荡。引起这次灾难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全球金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Ｇeorge Ｓoros）。用索罗斯金融哲学理论来说：东南亚的货币汇率和香港股市指数的高企是不合理的，而维持这种不合理的人必将受到损失。

在金融市场中有两种人：一种人单纯地为了赚钱而做买卖；另一种人赚钱则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是优秀的。索罗斯属于后一种人，他建立了自己一整套理论体系，并严格按照自己的理论体系进行操作。索罗斯的操作方法应用了镜像原理，但他的理论是深奥的，也是抽象的，他的思想充满了量子物理的思维。他认为整个世界是非连续的、混乱的，人们对世界是测不准的。索罗斯渴望成为哲学家，他做不了哲学家，只好做金融家，但他巧妙地将其哲学思想融入其金融思想。索罗斯深受波普尔的影响，波普尔启发他去思考一些大问题，提出宏伟的哲学架构，这些启发给索罗斯一个明确的思想方向，索罗斯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基础。

由索罗斯的操作方法我们会想到金融界另一位传奇人物巴菲特，巴菲特受人尊敬，而索罗斯却令人害怕。索罗斯善于利用期货的手法，运用财务杠杆，对不合理的价格进行打击。尤其是一些国家不顾自己实际情况，热衷于维护政治“面子”，夸大自己的经济能力时，索罗斯会毫不留情地撕掉这些国家虚伪的面具，狠狠地扇他们几记耳光。巴菲特是温和的，他研究的是单一企业，他投资的股票价格是由低向高走，也就是说只要盯住巴菲特跟进，散户们就能走共同致富的道路。索罗斯则是一针见血、斩草除根的金融杀手，他做的项目往往是把别人赖以寄托的精神肥皂泡刺得粉碎。他的做空手法，往往使大多数人受到损失，尤其是使政治家感到难堪。政客们之所以不喜欢索罗斯，是因为索罗斯的行为带有较强烈的投机行为，而实际上这种投机行为不过是纠正市场不合理的一种行为罢了。因此，当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辱骂索罗斯是流氓时，索罗斯愤怒地说，马哈蒂尔才是马来西亚货币下跌的罪魁祸首。“正是那些放任信贷迅速扩张的政客和官僚，是他们为剧烈波动创造了条件。”

索罗斯说得对，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亚洲国家的经济结构大多不合理，金融秩序混乱，资本主要投入到房地产和轻加工等暴利产业，而其他产业却严重滞后。比如泰国，就由于房地产业过热，产品大量积压，银行贷款无法收回，从而出现大量呆账引发危机。应该指出，这些国家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实行资本市场的完全开放，无法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当然，本文要分析的是影响和左右体制的哲学背景，因为文化是社会意识的总和，而哲学是文化的核心。

1994年，被国际上公认为“亚洲价值最雄辩的发言人”，甚至被西方称为“新儒家之父”的李光耀对美国《外交》季刊编辑扎卡里亚发表了一次长篇谈话。李光耀坦率地说，如果我们不曾以西方的优点作为自己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落后，我们的经济和其他各方面迄今仍会处于落后状态，但是，我们不想要西方的一切。他说，中国的传统观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是基础，我们全民都对此深信不疑。“我儿子给我孙女起的名字就叫修身。”“我们感到幸运的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人民相信做人要节俭、勤劳、孝敬父母、忠于家族，尤其要尊重学问。”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另外一个幸运之处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有西方和日本做榜样。他说不久以后新加坡就将达到日本已达到的水平。他说亚洲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何者较好的问题，不能单靠争论来解决，它将会从亚洲的经济转变中得出结论。他认为现在的东亚人民都相信只要假以时日，将有机会迎头赶上西方。东亚的发展将使亚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重新获得肯定。

今天重温李光耀的高论真是叫人百感交集，为什么同样是儒家文化，能产生经济奇迹，也能导致贫穷落后？对此，有人发扬辩证法，把儒家文化一分为二，指出如“服从权威、重视集体利益”等传统，确实对经济发展有正面的作用；而儒家文化中的另一些习性，如“强调私人关系、顾全面子、处世不公开”等，对经济金融体制会起破坏作用。问题是，为什么某些文化习性会在某些时候起着相对大的影响，另一些习性则只有别的时候起作用？在此类论述中，“儒家文化”学说并没有把文化作为问题来研究，而是把文化因素当成一种自有永有和同质的实体，把笼统的和非历史的儒家文化作为东亚经济奇迹的动力来解释。

搞市场经济我们明明是初学者，却总是动辄与西方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作直接横向对比，而且牢牢盯住人家最尖端、最新奇的理论动态与热点问题。其实，中国的经济学研究非但没有占领本学科的前沿阵地，就连消化吸收人家几十年前的理论都远远没有做到。

就在亚洲金融风暴来临的前夕，作者就“新儒家”思想的地位和影响请教了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黄孟文先生。黄孟文先生告诉我说，李光耀原先信奉基督教，之所以在后期强调儒家思想是为了维护他本人的地位。事实上，李光耀不过是在家里悬挂他同孔子像的合影，根本谈不上理论体系。据笔者所了解，新加坡居民构成复杂、宗教信仰自由，基督徒占人口的大多数。许多人只是延续了中国传统的生活习性，并没有继承什么儒家思想学说。

对此，韩国的金大中一钟见血地指斥，怀疑西方民主的，都是权威主义的亚洲领导人。金大中认为，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自开始工业化以来，以家庭为本位的亚洲社会已大大转向了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金大中针锋相对地指出，道德崩溃不是由于西方文化固有的弱点，而是工业化的结果；新加坡取得的政绩是由于政府对人民管教极严，救治工业化社会积弊，不应靠警察、国家的严刑峻法，而应靠加强道德教育，高扬精神价值。

日本：亚洲的榜样？

点燃自己照亮黑暗的顾准认为，资本主义注定要发生在一国然后再传布世界，由英到法－德－美－俄－日，历史上任何重大的、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变革，都是这样发生和传布的。顾准强调，“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

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的勤俭和职业观念对西欧早期资本主义的发生提供了一种心态的支持，而中国宗教与印度宗教都未能提供类似的这样一种心态，这是亚洲资本主义未能自发产生的重要原因。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以忏悔和认罪为核心的基督教传到中国后便披上了浓重的中国式的功利色彩：求财求子求平安。

大多数日本高中生、大学生至少能举出两三部中国古典作品的名称来，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而中国的大中学生则很少有人知道日本有一部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以儒家标准来衡量，经济即所谓“利”，技术即所谓“小人之末技”，这实际上并不是太值得看重的东西；至于那些为此颇感荣耀的日本人，则更是令人讨厌的对象了。直到1950年代前期，日本仍是唯一一个将自己改造成为现代化工业国家的非西方国家。日本的成功首先归功于他们神秘的模仿能力，从基本法律到公务员制度都是美国的翻版。记住，日本的宪法是由美国人起草并译成蹩脚的日文的，虽然它包含着一个反战条款，但在当时被战争摧残得精疲力竭的日本没有引起什么争议。1950年代，在美国的完全默许下，由于日本的“美国造”宪法严格限制了其军事活动，也由于美国的核保护伞的存在，日本的军费开支被限定在最低限度。但随着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1970年代的下降以及越南战争后国防预算的缩减，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发生之后，日本的低国防开支逐渐成为美国的一大问题。美国国内提出的口号就是要日本“不再继续免费搭乘安全车”。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文化的基本价值类型是以民族价值优先为特征的，这当然有别于现代美国以经济价值优先为特征。事实上，进入1990年代之后，日本的大公司已经纷纷被美国的大公司打败。新世纪后，美国《幸福》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家大公司排名榜”上，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1980年代以来长期居于世界经济之冠的日本，其入围世界500强的企业比例连年下降，而美国则连年上升。不仅如此，在排列顺序上也出现了变化，多年来雄居世界500强冠亚军的日本“三菱商事”和“三井物业”，在1996年终于让位于美国的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

经济权威认为，1990年代以后，一场被称之为“重新构建公司”的变革大潮在美国企业中掀起。“重新构建公司”就是企业通过重新设计工作程序，建立能够充分体现个人价值的团队式组织，并层层扩大这种组织，直到整个公司都按照新的原则建立起来，最终形成新型的公司结构。“重新构建公司”需要三个基本前提：体现个人价值、信息化、知识化。它要求处在新的程序和新的团队中的人们，必须具有同等高度的尊重、视野、素质和价值观，便于在共同的经营活动中产生共同的语言和进行自我协调。而日本等级森严的企业结构正与此相反。可以说，尊重个人价值帮助美国夺回了在传统产业中失去的阵地。别人的方式可以模仿，但充分尊重个人价值的尊严感却是日本人的骨子里所不具备的。

然而，民族价值优先的文化特征使日本建立了以垂直的纵向关系为特点的制度体系：对天皇的绝对忠诚和鼓吹天皇集权的思想使武士道精神集中体现为，“为了国家每天决意去死”。日本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都在扉页上印有“日本国土狭小、资源短缺，只有靠奋斗，否则会亡国”之类可怕的警句。我要指出的是，纵向关系的制度体系并不能使日本实现现代化，锲而不舍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就充分暴露出这个民族狭隘而偏执的强盗嘴脸。在全人类倡导人权、资源保护、共同发展的今天，日本匪夷所思的做法叫亚洲人民感到深切的恐惧。为此，日本在亚洲的榜样形象就彻底崩溃了。不知道李光耀先生对此作何感想？

汉学：西方的热点？

的确，“汉学”这两个响当当的字眼，凭着以辉煌无比的华夏五千年古文明作内涵，对刚走出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曾经不啻于如雷贯耳。那精美绝伦的中国瓷器、手感如水的丝绸、叹为观止的工艺品、美味可口的大米、茶叶，两千年来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方，以至于英语的中国就叫瓷器。加之那颇具象征意味的方块字、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激发了西方人对东方古代文化的浪漫情思。于是，就有了印度僧侣、波斯商人、马可•波罗们相继踏上中国的土地，最终掀起了明清之交强劲的西学东渐的浪潮。

为了叩开这片广袤的富饶土地的大门，传教士长途跋涉来到中国，希图借助西方近代科学的传播而传扬神的福音。然而，他们被拒绝了。康熙皇帝虽然能邀请法国传教士西晋、张诚入内廷讲授声光电化，义和团却视设堂传教为污我祖先神灵，他们要“灭洋灭教”。

此时的华夏帝国除了古老文化发出熠熠余辉，国势已经无可挽救地衰败了。当然，这并未破坏慈禧太后欢庆生日的兴致，也不妨碍醇亲王之类的王公贵族继续玩物欢娱，更不影响紫禁城里太监们的奢华享受。在一批有识之士和个别英明帝王匆匆忙碌一阵、学到少许西方科学知识以后，封建末世的昏庸君主们便迫不及待地关闭了中国的大门。充斥各种衙门的昏官冗员依旧沉溺于虚张声势的官家排场、权贵间的礼仪游戏以及更为残酷苛严的吏治之中。徐光启、李之藻们虽不遗余力译介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近代科学的奠基之作，但从未想到要掌握外语、直接研究西方原著，更没考虑过要出海留学、考察欧洲。去西天取经的胆识和气魄只能产生在大唐盛世，保留在吴承恩的著作中，成为国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然而，在往返于欧亚大陆的东印度公司商船上，出现了一批批探险家的大骆驼队。李希霍芬、斯文赫定、伯希和、安特生，他们的双足走进了“北京人”居住的周口店山坡洞穴，踏上了一处处仰韶文化遗址，走向黄土高原的敦煌洞窟和沙海中的楼兰古城。

以考古和探险为发端，古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逐渐受到西方学者的普遍重视，同时，无数珍稀宝物通过发掘和廉价收购，流进了西方国家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的展厅。在他们的摄影镜头下，破败的长城已绝非一道国防意义上的屏障，不过是一堵旅游学意义上的砖墙；他们发现，一旦踏上中国土地，原本十分低贱的印度人也变得高贵起来，被授权随时拘捕不规矩的中国人，手执皮鞭监视中国苦力的劳役；令他们不解的是，中国劳工麻木呆滞的神情与其精湛过人的手艺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近一百年里，富有冒险精神的欧洲人已经涉猎了汉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从甲骨文、青铜器到南北朝佛雕，从诸子百家、今文经学到现当代文学创作领域，都留下了相当的成果。他们力图解开一个个东方文化之谜，逐渐认识汉民族的国民性格。但是，这容易让我们产生误解，以为他们是来取经的，是来弘扬中国文化的。

英国人类学家福特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西非考察时，并没有携带摄像机、录音机，然而受了教育的塔伦西土著人读了他写的民族志，感到非常吃惊，以为他是自己部落的长老，对他们的文化了解得如此详细确切。我没有理由把福特斯的行为理解为是要在生活上或文化上向西非土著人学习，影片《与狼共舞》谴责了现代文化对印第安人传统文明的侵入，但没有哪个美国移民会像印第安土著那样刀耕猎狩。在我跟美国学者劳格文和包筠雅的接触中得知，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厚兴趣仅仅是满足考古意义上的好奇。当然，他们的基本立场是批判的，比如对“学而优则仕”、比如对家族观念、比如对“面子”，诸如此类。作为远东文化的研究者，这两位博士的工作态度令人感动，交谈中，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一种对弱者的同情；一种人类对初始生活的缅怀；一种对物质贫穷加精神匮乏者的怜悯。

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巴不得将西方的传统美德和家庭价值的复归统统写进儒家的功劳簿上，事实上，那些喜爱孔子或京剧的西方人了解和热衷的只是皮毛和形式的东西。如果指望他们会因此淡化自由意志天赋人权，那我们就未免过于自以为是了。通过形式的张扬而推广儒家内涵的路子是行不通的，就像把所有的雕栏画栋亭台楼阁扫荡干净，也扫不去我们在老宗法传统里打转的心思。

国学：我们的理想？

中国文化的最大偏失，就在于个人不被发现。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感情要求全部被压抑、被抹杀。“克己复礼”，美德开始于自卑：认识自己的无能、渺小和思维的局限。一个人必须为他人牺牲自己，必须把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必须为他人而生存，为他人奉献是存在的唯一正当性，自我消灭是最高的义务、道德和中庸价值的实现。这就是为什么从本体论的基督教到方法论的相对主义，都源自东方，取自东方，却用于西方，繁盛于西方，从而令西方有今天的所谓强势。

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海之滨莫非王臣”时，所谓利人者不过利王利君也。每次皇帝粉墨登场，必定在标榜自己是所谓顺乎天理应乎人性出乎公义的真命天子，所作所为乃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然而，他理直气壮顺奉的天到底是什么？就是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所谓民以食为天。其所奉之天不就是打天下出政权的拳头刀矛枪杆子吗？所谓替天行道，不过就是用暴力迫使别人就范成王败寇吗？历史经验教训了所有的奸雄野心家，一定要死活抓住军权枪杆子，所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刘项原来不读书”，刘邦居然是个目不识丁的市井无赖，这是经史学家反复考证的事实，然而，儒学恰恰是在汉代兴起，涌现了董仲舒等扛鼎人物。

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把美国的三权分立政体搬到中国后，却变成了蒋家王朝；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在我们国土上却成为了“一大二公”的大锅饭；西方商场上的交际应酬，则变成了请客送礼的讲究排场。更有甚者：贯彻法制却要靠运动并与干部的政绩挂钩；亟待立法的问题靠树立英雄模范来解决；一篇评论员文章能叫火爆的股市一泻千里；打官司成了打关系、找法律不如求上级；村委会的选举必定成为宗族的房派之争。蒋经国在台湾虽然做出亲民的高姿态，但骨子里还是用“天威难测”的老一套方法，来独断部属的命运，来强化自己的绝对权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写到这里，不由令人想起柏杨先生“酱缸文化”之说：什么事情染上儒家的腐败气息就一定会使人恶心。

宋代理学家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他所说的“天理”不过是“忠孝节义”这些封建道德，而“灭人欲”就是要人遵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历朝历代只有大人物不惜生灵涂炭建功立业的天理，哪有老百姓糊口活命安居乐业的人欲。如果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是生命的实际，那么，“朝闻道夕死可以”就是玄乎的空谈。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疑古”学派兴起，他们提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被后人称为“顾律”。这批史学家考证后得出结论：夏王朝并不存在，所谓三皇五帝，原来不过是历代编下的一段神话，治水的大禹也居然是一条蜥蜴之类的大爬虫。儒家思想的理论纲领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德，也叫五常；实践伦理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在五伦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最为重要。如何把五德体现在五伦中呢？儒家规定了一整套实践程序和用功工夫，这就是《大学》里所谓的“三纲八目”：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显而易见，忠君、孝父、小人与君子是儒家思想的三个核心部分，而自由、民主、法制是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至于忠君与自由、孝父与民主、伦理与法制之间的冲突，儒家思想存在的严重悖论，作者将另文专述。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树孔和倒孔史，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代独尊儒术，直至当代的“批孔”和“重振国学”，中国文化经受着周期性的毁灭。农民革命总是表现出惊人的破坏性和残酷性，王朝末日战祸蜂起，便是赤地千里、城廓破碎，田园荒芜、背井离乡。“胜者为王败者寇”，为王就是目的，为王就有真理，而历史算什么，不过是“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家讲诡道、讲谋略，以克敌制胜为唯一目标，视仁义道德为狗屎。

让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美国公众的持枪率那么高，为什么迟迟不向白宫和国会动手“夺权”？

做官：读书的出路？

治国平天下是不需要资格审查的，拳头大就够了，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机会还是有的，学而优则仕嘛。无数古装戏告诉我们，只要中了状元衣锦还乡，随你报仇雪恨。而当不上官的小秀才是断然没有社会地位的，你看那七仙女下凡，嫁的是牧牛的董永。电影《刘三姐》中众秀才被一名村姑驳得落花流水体无完肤，是有深厚民族背景的：对知识分子的敌视。乡村里吟诗作画的穷酸文人始终是广大农民耻笑的对象，生活中多少人以拍着胸脯标榜自己是个大老粗为荣？想想当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什么能振臂高呼应者云集？1950年代往后，知识分子更是文艺作品中讽刺挖苦的对象，有些教授不敢看电影、看戏，甚至也不敢看刊物。善良的老舍还曾经为剧作中的知识分子角色喊冤叫屈：

“有时为了找矛盾，找戏剧冲突，有几行人倒了霉，总是成为攻击对象。如果写五八年的教授，就不应把他写成孔乙己的样子。这是表现矛盾的偷懒，专找这些人，老欺负。”

知识分子没有独立性；知识本身没有价值，除非能捞个师长旅长干干，这就是几千年来儒家的精神风貌。中国的知识界从孔夫子起就是靠教书，靠做官，无论如何离不开朝廷。老子、庄子也是一样。秦始皇废私学，设“博士”，统一教育由官办，学法者“以吏为师”。从此以后，从汉到清一直没变。官学、私塾念的都是应付考试做官的书。所谓“隐士”也离不开官府。“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最近一期《南方周末》的文章说，北京大学的希望在于，“随着社会对文科官员需求的增加，北大这样具有文科传统优势的综合性大学，在未来政坛上的表现还有相当的潜力”。

中国读书人躲不开政治，并不是从孔夫子开始。我们没有外国的宗教和神话的书，没有终极关怀，从甲骨卜辞起，古书都与政治官场有关。老子逃政治必须“出关”，孔子要逃也只有“居九夷”，或者“乘桴浮于海”。中国历史上是权欲盛行的社会，知识分子虽然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同时又受佛家、道家强大抗衡力量的左右。他们坚信“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梦想“达则兼济天下”，积极投身科举。很快，他们就发现不是谁都有机会做官的，他们于是选择另一套生存方式，转向田园山水。

因此，最早点燃那征服星空火焰的中国人，没能成为最早飞向宇宙的人，花炮至今还只发挥着驱鬼避邪和热闹喜庆的功能；造纸和印刷术的发达，使通书和族谱随处可见；罗盘的发明倒是让西方列强依靠罗盘针的指引逼到了我们家门口。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巨大的阻力，所产生的激烈争论是今天难以想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论战是围绕着“师夷长技”展开的，先是“是否师夷”，然后是“如何师夷”，但如果没有“制夷”的前提，夷是中国人断然不愿师的。因为这关系到政治、社会制度的选择，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抉择。最终结晶为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经是踏遍坎坷成大道了。“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驮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八》）

好了，历史总算走到以金钱为杆杠和尺度的经济社会。阿尔弗莱德·马歇尔在《经济原理》开篇中说，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极其繁多，但是只有两种力量是最持久和最普遍发生作用的：其一是信仰的力量，其二是经济的力量。换句话说，一个没有信仰根基、经济体制又不健全的国家，就算全国人民将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对人类也是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看不到《傅雷家书》中艺术家对生命与音乐交织而成的和声语言的特殊魅力；也看不到《曾国藩家书》中政治人物阅尽繁华之后，终乃归心此岸的慎微文词。

曾出过康有为、梁启超等思想家的广东，后来不再有思想解放的先驱。广东人除了总结出“看见红灯绕着走，看见绿灯赶快走”这样的顺口溜，并没有形成一套可以向全国推广的理论体系。西方的读书人可以从政入阁；也可以在股票、期货等资本市场上纵横驰骋。即使身在学府，照样可以凭自己的思想影响政府的决策。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就算满腹经纶，充其量不过是纸上谈兵的屠龙之术，人家在研究的是资源配置、谈的是投入产出，而我们的理论家们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上愁眉苦脸。

2004年，厦门市政协组织过一次关于房价问题的讨论，来了一群经济学家，谈了一堆专业术语，但是对“房价到底会升还是会降”这样的原始问题就是没有人敢做正面的回应。只有我这个研究客家文化的肯定地告诉记者们，“在奥运会闭幕之前房价不会降！”有记者问“为什么？”我说，“中国从来就没有《经济学》，只有《政治经济学》。”

理论界忽视了分配的公平原则，回避了腐败在资源配置中的巨大作用，分配法则被扭曲为凭权力、人情关系和投机进行分配。对此，经济理论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制度：核心的位置？

1995年1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恩访问台湾时，企业家王文洋向他请教：哪一个经济理念，对人类福祉的增进最有贡献？克莱恩不加思索地告诉他：一只看不见的手。200年前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就认为：在追求自己的利润的诱因下，生产者会在市场机制下生产物美价廉的商品，来满足消费者的欲望。宛如冥冥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挥舞魔杖，调节供需。200年后，这只看不见的手，彻底地击败了政府全面干预经济活动的那只看得见的手。正是这只手，诱发利润、累积财富、带动经济发展。

很早以前，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康芒斯在谈论制度的功能时就曾说过：“如果说支配人类活动的自我利益是‘蒸气能源’的话，那么引导动力的便是制度这台发动机。”经济学研究表明，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制度处于最核心的位置。

什么是制度？制度就是一切规范的总称。我们说制度处于最核心的位置，并不是要把经济活动变成政府行为，恰恰相反，是强调要对所有的强权或专制给予严格限制，尤其反对利用强权来规划经济组织或经济协作。哈耶克的经济理论认为，能够或应该由国家或政府有意识造就的那部分社会秩序仅仅是全部社会秩序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社会秩序则是自然形成的。哈耶克对非政府的、民间的、自发的社会组织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因为自愿组成的联合团体通常比国家用强迫力量形成的更加有效。强权可以驱使人们去堆砌长城、去挖掘大运河，却不能完成工业革命这样的壮举。

哈耶克的洞见纠正了中国近代伟人们的见解，比如孙中山就认为中国人太自由、太散漫，以至于一盘散沙，原因是个人主义作祟，自由主义太多，因此集体主义、统一的意志是当然的选择。但根据哈耶克的看法，这种状态恰恰是专制主义太盛的恶果。因为在国家统治一切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缺乏自发的强有力的活动，一旦强权暂时消失，一盘散沙的状态自然不可避免。正是专制才造成哈耶克所痛恨的“个人主义”：个人之间彼此对立，缺乏基于个人自发形成的组织。正是在这个基点上，他极力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鼓吹个人自发、自愿活动的重要意义。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人类行为》中指出，市场经济是生产工具私有条件下的劳动分工的社会体系。每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行事；但每一个人的行动旨在满足他人的需要，又满足了他自己的需要。他说，市场引导个人活动能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他的意愿。市场只有合作没有强迫和强制，市场的根本特征是平等和自愿。机会均等就不保证每一个人在起点上平等，而是保证了过程、程序和规则平等。从本质上说，在制度面前人人是平等的。马哈蒂尔在这个问题上是犯错误的，他认为“政府有权控管市场”。

决定一家企业以至一个地区或国家成功与否，往往不在于政府所作的努力，而更取决于它们在文化背景长期的结构性趋势中所处的位置和机遇。事实上，在东亚兴起以前，信奉新教的英、美和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城邦，以至信奉回教的阿拉伯商人，亦曾执资本主义世界的牛耳。加拿大著名企业家金斯利•沃德写给投身商界的女儿的一封信，他认为企业家并不刻意为自己人世间的遭遇保持一个距离，因为过多地省悟人生的底蕴和限度，就很难在这个浮华世界上成为一个踌躇满志的风云人物。他是这样教导女儿的：

“与其默默地看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从你办公室的窗户外面飞到竞争公司去，倒不如试过之后再失败的好。”

国情不同，有人这样说。近年来不断升温的“东亚模式”、“儒学复兴”，以及与之或有关或无关的各种“弘扬论”、本土、民族、国学论，导致对世界一体化的过分敏感。被激发出来的狭隘民族主义很容易就会犯下非理性的错误，《中国可以说不》就反映了这种情绪，何新之流的辩护跟“国情论”不无关系。对那种轻言国外相关制度与观念不符合本国国情的态度是应当有所反省的。电影《青春之歌》里也有人大谈国情，那就是国民党的监狱长，他谈国情是为了劝导林道静不要“过激”。

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之所以能在中国流行，是因为满足了我们一个强盛的梦想。《大趋势》的作者Ｊ•奈斯比特不久前出了一本“未来学”新著，名为《全球化悖论》。他们在美国的名气不过尔尔，亚洲却需要他们。“世界经济越大，其小角色的戏越重。”地方化、区域化、自治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区域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强。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面临着三大内在困境或危机：积累的危机、政治合法性的危机、地缘文化论的危机。由于当代电子信息革命的作用、旅游成为全球化工业的主导、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使21世纪无可争议地成为“龙的世纪”，亚洲成为经济超强的日子指日可待。我们爱听别人的危机，这本书在亚洲的流行是势在必然的。

然而，奈斯比特所描述的区域性文化到底指什么？在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文化被当成一种可出售的商品用于观光。为了迎合异文化游客的好奇心，当地人不得不将他们原有的活生生的系统性文化压缩到原来的几分之一，使之变得戏剧化，从而更具有观赏性。另一方面，国家利用这些戏剧化了的文化来获取大量的外汇资本。这种文化的商品化已经失去了我们所说的日常生活的常态，它的内涵与结构都同时发生着异化。当然，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异文化观念也难免陷入一种错觉之中，改变了活法，我们把它命名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马克思说，文化是社会意识的总和。那么，这种被高度压缩过的文化到底是什么的总和呢？

潮退潮会再来，花谢花会再开，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经济肯定还会上扬。预测中国经济何时超过美国，早已不是国际新闻的热点了。2007年五月下旬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认为，中国经济将很快超过美国；两天后，俄罗斯科学院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但是，一个以“忠君孝父”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体系随风飘逝了，丧钟已经敲响，谁会为僵硬的尸骸哀哭？还是引用索罗斯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让自由的市场来决定！’是公认的答案。”只要不是靠官商勾结而发迹的资本家都会认为，这一回答揭示了开放社会所依靠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