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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958年中国的情感历史证伪
○ 张育仁 1958年在中国大地上喧嚷勃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已被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所证伪。但是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迷狂冒进等量齐观的“大跃进民歌运动”，在被当代中国理性历史所证伪的同时，却并没有被情感历史所证伪，亦没有得到一种的彻底的历史反刍和清理——尤其是这个前无古人的“采风运动”与它伟大而浪漫的创议者毛泽东的文化哲学思想与政治战略思想有怎样一种深远的勾连，时至今日似乎还是不甚了了——但是，“大跃进民歌运动”确是与毛泽东青年时期曾一度沉迷钟情的“新村主义”有着一种极为渊深的政治伦理联系。甚至可以说，新村主义已作为一种意味深长的历史哲学情结，在毛泽东那里借人民公社化运动而得到了全新的替代与复制，并与这种大规模的替代与复制一道，演为举世咋舌奇观的“诗歌运动”，从而通过这种创举导向了毛泽东遗韵沉响的历史情感与超验之门。
一、“精神变物质”的诗化政治战略
1958年是毛泽东对物质与精神都同时倍感兴趣、极富热情的一年。“精神变物质”是这一年大规模滚荡喧嚣的大跃进运动的政治哲学基调：1958年又是毛泽东对粮食、钢铁和诗歌都同时投注情感意志的一年，而由民歌提头掀起一场惊世骇俗的政治革命和诗歌革命，无疑是“共产主义新村”——人民公社的思想与制度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审美内容和宣教内容。 很难说是褒颂还是贬抑。当年以热情与真诚熔铸的评价与感受，在数十年后的今天竟陡变为揶揄与嘲讽——就像“群众运动”的潮水退隐消失一样，那些泡沫般随生随灭的“民歌”到如今已很难觅见其当年风光鲜丽的踪影——历史仅仅只是给大跃进民歌运动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吗?它对“大跃进”和大跃进民歌热情培植赞美的创议者毛泽东，是否也同样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呢? 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的超越情怀与诗人的心理幻觉以及道德哲学创作冲动，在现实对“精神变物质”论的凌厉打击下，连同新民歌与新村主义一道遭遇到他自1918年在“岳麓新村”破灭之后的第二次伟大的幻灭。 我们暂且去作一次沉痛而必要的历史经验回顾与历史情感体验，这将对我们是多么的有益——对我们从一个侧面生动可感地去触摸毛泽东的情感世界与理念世界又将是多么的重要。毫无疑问，一如“大跃进”的人为狂躁鼓动一样，“大跃进民歌运动”当然也是诗人哲学家毛泽东的一大浪漫杰作。 毛泽东最早对收集民歌持有浓厚的政治文化热情，是1926年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然而他最专情鼓动民歌创作与采风运动却是在1958年的春天。第一次是在讨论制定“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成都会议上。他在以诗人的畅想憧憬了农业机械化的美好前景后，迅即掉转思想锋芒对“资产阶级教授”进行了颇有文化批判意味和阶级斗争意味的严厉抨击。正是这个抨击顺理成章地将他的宏大思路引向了对民歌的激赏和对民歌运动的创议——因此，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是以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垄断“学问”和“精神产品”生产的不满局面为显著标志的： 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点试办，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收到大批民歌，下次会印出一本来。 紧接着他严厉地批评了“新诗”，对其表示了极大的失望和愤慨；最后他兴致极高地向与会的高级干部们分派了抓民歌生产的光荣任务：“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作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或成千万首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一些。”[1]半个月以后，他在汉口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各省搞民歌，下次会上每省至少要交一百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三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2]仅仅隔了一个月，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以领袖诗人的豪迈情怀与权威意志兴奋地以读解民歌的方式，发表了他对大跃进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政治评价：“今天《人民日报》上登的‘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我看这个话很好，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是实事求是的革命者。”[3] 这样五次三番地评价、读解、鼓动以及分派“生产任务”，一时间轰轰烈烈、热气喧腾的大跃进民歌创作和采风运动遂在全国演为大观，浩大的“精神生产”场面确是“古代采风制度”和“资产阶级采风成就”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故此天鹰慨叹道：“要问中国人民在一九五八年究竟唱了多少歌，写了多少诗，恐怕谁也回答不出。……人们称这为‘一夜东风吹，跃进诗满城’。像这样燃烧着的野草烈火一样的民歌创作，怎能估计它到底有多少呢?”[4]这种颇富“新村”图景的全民创作局面是毛泽东早在芙蓉城里创议时就已预计到的。就像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和亩产万斤粮、十万斤粮对人们的刺激和鼓舞一样，亿万首新民歌亦在刺激和灌醉着人们。毛泽东对“新诗的出路”[5]和对人民公社“桃源胜境”的确信，至此已毫不动摇，似乎胜券在握了。
二、“全民写诗”奇观与新村情结
与此同时，配合全国大规模的采风运动拉开了政治宣传鼓动的巨大帐幕：《人民日报》迅即在1958年4月14日推出《大规模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在传达毛泽东的有关精神时，特别加重语气强调提出：民歌“这样的诗歌是促进生产力的诗歌”！紧接着，在4月21日又发表了郭沫若《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的方向性提示文章，并且还一气刊载了云南、江西和上海等省市党委宣传部关于收集民歌的紧急通知。宣传调子在短期内推向高潮是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召开的、由全国文联、作协和民间文学研究会联席的民歌座谈会为标志，“采风大军总动员”的声势自此迅猛蔓延开来。 仅据不完全的局部性统计，就可窥见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歌创作和采风运动的显赫成绩。其中遍及全国的“群众诗歌创作展览会”影响最为显著。 首先是在数量“放卫星”；[6] 其次是在组织诗社上“放卫星”； 其三是在运动形式的多样化上“放卫星”。 这一年，遍及城乡的诗坛、诗棚、诗府、诗亭、诗窗、诗碑、诗堂、诗栏、诗牌，以及诵诗台、献诗台、田头赛诗会、街头赛诗会、家庭赛诗会、炉旁赛诗会、千人赛诗会、万人赛诗会，甚至几十万人作听众的广播赛诗会、共产主义教育赛诗句会、总结麦格、加强麦田管理赛诗会、钢铁赛诗会、亩产万斤赛诗会、反对美帝侵略中东赛诗会；更有数不胜数的以民歌形式写就的意见书、挑战书、决心书、申请书等等。 其四是在搜集整理出版上“放卫星”： 仅四川省1958年10月为止统计，就已出版3733种，其中古荫一县就出版600余种，而叙永县出版的个人诗集也有50余种…… 这种旷古罕见的民歌创作“群众运动”的奇观，是“五四”时期的任何一个新村主义者都完全无法设计与预见的。虽然他们也想在“新人试工场”[7]“能缩短旧人变新人的时间”[8]，但用“新民歌”去“新民”，去“缩短旧人变新人的时间”是他们压根就未曾想到的；虽然他们也想在新村的田园圣界中“和纯洁的农夫打成一片”，但用写作民歌的方式去改造，去认同以及去革新社会再造人生，同样是他们未曾逆料的。然而毛泽东在初始拥抱新村主义时就已暗暗种下了人民公社化及其伴生物——“新民歌”的乌托邦种子。1918年他早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就凸现出了他与其他新村主义者迥异的精神发现。他认为：“田园林畜各项，皆旧日农圃所为，不为新生活，以新精神经营之，则为新生活矣。”[9]而大跃进的民歌运动就是“以新精神经营新生活”的大规模历史呼应。毛泽东很早就以诗人审美的天性和伦理革命家的道德直觉从新村主义中提炼出自然美、劳动美、诗情美三位一体的理想范式。他曾在早年苦心经营的“新村计划”流产后对友人说，这都是没有取得国家权力的必然结果。今后若夺取国家权力，一切就都好办了。他还对人民公社化运动投以全身心的称美与爱恋。他曾说，像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都没有让他如此动情。他对三国时张鲁政权“置义舍”制极为赞赏，明显饱含他对新村理想的展望与追恋。他甚至大胆提出，人民公社还应进一步采用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切实做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10]；提出在政治上反对特权制、等级制，在经济上主张均贫富、尚平等，特别是他对供给制投注了极深的道德怀恋等等，无不表明他早年在岳麓山下“数年来梦想的新社会生活”的企念已延续到他晚年的社会理想蓝图与审美、伦理蓝图中。他早年渴盼的人皆为圣贤的“新民”胜境，在他晚年的诗歌中又一次叠现——“六亿神州尽舜尧”。和谐无私的物质生产劳动竞赛与精神生产劳动竞赛无疑是万万千千的“尧舜”的日常实现途径，而“新民歌”自然是这种日常实现的价值中的重要内容。就如同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幼儿园、幸福院、公共医院等公共设施特别感兴趣一样，他对新民歌的兴趣、对采风运动的兴趣持续盎然，就在于这些政治审美蓝图中隐伏着早年“新村计划”的乌托邦灵魂。原由无他，全因新民歌是作为“新社会主义新精神” 的主要承载物和用以“经营新生活”的圣物而被特别推举的。另一方面，他对新民歌的极致赞颂，还可视作新民歌本身作为大跃进运动的政治附庸而给予的回赠。
三、精神浮夸与乌托邦梦幻
因有新村主义打底，又有“精神变物质”的全新诗化战略为之壮行开道，新民歌中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自然而然就被冠以“革命的浪漫主义”而畅行无阻。毛泽东在1955年所说过的“将来会出现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11]的话被广泛引用。而新民歌中对农作物与政治业绩极尽夸张之能事的诗语就更是比比皆是。如：“一朵棉花打个包，压得卡车头儿翘；头儿翘，三尺高，好像一门高射炮。”再如：“脚踏黄河水倒流，搬来泰山做枕头；决心苦战十五年，赶上英国不发愁。”——新村主义自来就是与空想社会主义接壤共生的。这种憧憬美好生活的反现实的诗语夸张往往又与极强烈的试图“光复旧物”，“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百年梦想有关——因此这就不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领袖情结。严格地讲，它更深长地吐露出的是一个百年来遭受异族凌辱的民族的诗化情结。舍此我们就无法弄清大跃进民歌创作和采风运动何以开展得如火如荼、如诗如画、意气风发、同仇敌忾。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高度赞颂“实行共产主义”的典型河北省徐水县实行“全民供给制”的创举后，又高度赞颂山东范县“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此刻的他竟激情难抑，提笔写下批注：“此件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12]就更不要说对“新民歌”诗意的自然属性、劳动属性、政治伦理属性和文化审美属性的多重参会与称许了。要不，他怎会颇有情绪地说“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一些”呢?!怎会潇洒地说“《诗经》大部分没有诗意”呢?[13]但仅仅睽隔了一年，他在对整个经济形势的严峻现实的注视中对新民歌创作及采风运动的“冒进”有所觉察。他在宏观检视与调整其策略思路时将民歌生产和其他经济行为一并投入了批评的视野中。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严肃而不失幽默风度地说道：今年你们要节制，尽量少放“卫星”，如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银行卫星等。……工业、教育、体育只能一年一年的发展，量变有一个过程，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如何写呢?叫每人写一篇诗，这违反辩证法。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苏联才三个卫星呢。[14]这个批评首先包括对他自己的批评，但仅局限于对具体作法的批评，远谈不上对深层的文化哲学和审美歧路的反思和批评。这就是为什么几年以后他又兴致勃勃地向全国发布“五七指示”，将新村主义导向系统化、伦理化、诗意化与革命化的秘密。而“文革”后期由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所滥筋而终至汹涌的、导向全国城乡的写诗会、赛诗会，以诗为文的批判会等等，不就是大跃进民歌运动的迷狂重演吗? 威尔•杜兰在《中国与远东》中深怀赞美与隐忧地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入那样精力充沛。那样聪慧，那样能适应环境，那样能抵抗疾病，那样能忍受灾难和痛苦，那样在历史的熏陶下能沉静忍耐和等待复原。这个拥有如此的物质、劳力和精神资源的国家……我们很难料想出可能产生的那种文明是什么样的文明。”[15]他所倾心和期待的那种可能产生的文明，当然尚不是一种现代文明，但它在世俗的表情背后却是指向出世的浪漫的。问题是，毛泽东在1958年，甚至更遥远的1925年和1918年，就已洞悉到我们民族古拙精神的这些动人秘密。他正是想“多快好省”地动用这些古老而簇新的“物质、劳力和精神资源”来缔造新的社会和新的人格现实，新民歌显然是这当中的“精神资源”的一个重要部分。可是，所有这些关于现实和理想的歌唱与祈颂，都无一例外地导向了“等待复原”，或曰“光复旧物的决心”——照毛泽东的诗句来描述就是“六亿神州尽舜尧”；而照基层干部的注释就是：如山西提出的一年内要产生30万个“李有才”，30万个“郭兰英”；如四川提出的要“县县出一个郭沫若”；更有甚者如甘肃规划的，半年要产生五百名作家、一年两千名作家、三年一万名作家……须知，这些或称为“舜尧”，或称为“李有才”、“郭兰英”、“郭沫若”的“生产指标”，当然只是一种古老却簇新的道德社会和人格理想的符号表征，是渴慕“复原”的诗化图景——这种理想的文明情状，究其实质，既可以是经验的，又可以是超验的；既可以是古老的，又可以是新美的；既可以是出世的，又可以是入世的；既可以是实用的，又可以是梦幻的。新村主义和中国古老的伦理哲学、社会理想就是这样牢固地焊接在一块，在毛泽东领袖诗人和战略家的奇幻视界中，“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大跃进民歌运动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遗憾的是，所有那些曾惊动世界的喧哗与骚动；那些将“乱世”远抛身后，在竭诚赞颂“升平世”的同时奋力去拥抱“太平世”的亿万人排演的壮举，最终都因一种源于权威人格的情感理性误导，既远离了终极，又葬送了功利。
[1]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22日)。参见《毛泽东在1958年》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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