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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 袁良骏 一 二十多年前，《文艺报》在京召开了“现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与会者除唐弢、王瑶等前辈学者外，中年学者计二十余人。会议的基调是批评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会议纪要后来刊于《文艺报》1983年第七期。会上，我也发了言，除了批评夏氏《小说史》的《鲁迅》章有不少误解外，着重批评了他的反共政治实用主义在作家作品评价中导致的偏颇。散会前，会议工作人员、《文艺报》评论组组长李基凯先生向我约稿，希望将我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章发表，字数不限。我欣然应答，半个月后交稿，文章题目是《偏见如何伤害了学术——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收到稿子后，李基凯约我商谈修改意见，提出要删掉文章开头肯定夏著历史功绩的这样一段： 一九七九年夏，在拜读了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之后，笔者曾撰写了《误解与真知》一文，专门批评了夏著的《鲁迅》章。后来，从一些海外学术界的朋友处获悉，夏先生政治态度和学术观点近年来均有所变化，而且有志于重新修订《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对此，我们不能不表示热烈欢迎并寄予深切厚望。无论如何，夏著是海内外第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专著。在海外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夏先生这本二十年前的旧作还是难能可贵的。加之著者学贯中西，能透过世界现代文学发展的潮流来评价作家作品并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变化，也的确提出了一些很有参考价值的见解和论断。这些方面，是不容忽视和抹煞的。但是，众所周知，无论是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中国文学还是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著者都有很多偏见；而这些偏见严重伤害了这部学术著作。 我当即表示反对，说删掉这一段既不利于说服著者，也不利于说服读者。而且，理应给这部书一个比较客观的历史评价。但李基凯坚持要删，二人各持己见，僵持达两小时之久。无奈，李搬出了“圣旨”：“老袁，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领导的意见。”我问：“领导是谁?是冯牧同志吗?请将我的意见转告他。”李说：“也不是冯牧同志，具体是谁我不能告诉你，你也别问了。领导同志还说：‘批评蒋介石祸国殃民，难道还要先表扬他在南京栽了很多梧桐树吗?’”我说：“这是两码事。夏志清是一个学者，一个有反共思想的学者，必须一分为二。”在这种情况下，李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另写一个开头，肯定的话尽量少说，不然，我们也不好交账了。”就这样，我就遵照别人的意旨改写了一个开头，文章便在《文艺报》是年第八期发了出来。回想起来，这实在是我学术生涯中的莫大耻辱! 二 除了开头部分的违心之论外，《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学术观点上也暴露了不少极“左”思潮的影响。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所谓“普罗文学中心论”。当时，我十分欣赏鲁迅先生的这样一段话： 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1] 这段话写于柔石、白莽、胡也频、冯铿等青年作家被国民党政府枪杀之后，义愤填膺的鲁迅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因此，在这篇为美国《新群众》所写的介绍中国文艺状况的文章中，便不够客观和冷静，有些话说得太绝对了。现在看来，尽管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在30年代占了压倒优势，但它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国民党政府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收效诚然甚微，但不能无视它的存在；“新月派”以“健康与尊严”相标榜的文学，虽然未打出文艺运动的旗号，但事实上是有意与“普罗文艺”相抗衡的文艺运动；以戴望舒、杜衡、施蛰存为代表的“第三种人”，乃至以穆时英、刘呐鸥等为代表的“新感受派”，也都应该视之为“普罗文艺”之外的独立的文艺运动。在北方，以沈从文、朱光潜等为核心，逐渐聚拢、成长的“京派”，事实上也正是远远超过了“北方左联”的文艺运动。既然如此，怎能说“普罗文艺”之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呢?当然，鲁迅并非在作学术论文，而是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文艺界的情况，介绍他眼中的中国文艺界的情况，有一点片面性是不难理解的，也是应该原谅的。问题在于，这样一种片面性观点，后来却恶性膨胀，发展成“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心论：凡“普罗文学”，照论其艺术质量如何低劣，一律要作为“新生事物”首先加以肯定和保护；凡非“普罗文学”，艺术水平再高，其价值也远在“普罗文学”之下；而且，硬要把一部现代文学史，描绘成一部“普罗文学”的发展、壮大史，似乎一切非“普罗文学”皆无足轻重。其结果，不仅使文艺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文艺批评、文艺研究及至文学史、艺术史的撰写也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在对“四人帮”的极左思潮认真清理后，我自以为是北京大学中青年教师中的思想解放者。但是，由于当时认识水平的限制，在自以为正确的某些学术观点中，正打着较难辨别的极“左”思潮的烙印。比如“普罗文学中心论”，我就一直以为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正是在它的指导作用下，对“普罗文艺”就有一种先天的偏爱，即使它们艺术上比较粗糙，也总认为情有可原；而对于那些非“普罗文艺”，也就有一种先天的轻视和贬低。比如对丁玲和沈从文，这种偏爱偏恶就表现得十分明显。明明知道以《水》为代表的丁玲30年代的创作艺术上较之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有所退步的，是缺乏感染力量的，但总以这是“普罗文艺”的幼芽相维护，不愿加以苛责；而对沈从文，则百般挑剔，求全责备，认为他玩弄技巧，缺乏思想深度，是名家而非大家[2]。显然，现在看来，这样一种视野和态度，实际上是把自己降低到了30年代“普罗”作家和批评家的水平，表现了一种可笑可悲的历史短视和“左”倾幼稚病。站在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类文学艺术发展的高度，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学发生发展的规律和经验，对各家各派、左翼右翼，便必须一视同仁，以统一的、严格的思想、艺术标准去衡量；质言之，也就是要跳出“普罗文学中心论”的束缚。不能不承认，根本无视“普罗文学中心论”的夏志清先生以及台、港、海外的一大批作家、批评家，在分析、论述中国现代文学时，恰恰较之为“普罗文学中心论”所囿的大陆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了先天的优胜之处。他们尽管也有矫枉过正的偏颇，但总的说来，他用的许多精辟分析和真知灼见，往往发大陆学者之所未发，甚至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重新整合的角度来看，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及台、港、海外另外一些作家、学者的类似论著，恰恰不应看作是什么势不两立的“对立物”，而应看作是可以相互启发并取长补短的“文化互补”佳品。这不妨看作是夏著超前的积极意义难得的主导倾向。 三 作为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夏著的开创意义的确是十分明显的。在它之前，大陆先后出版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路》、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现代文学史著，而在每本史著中，小说都占有较大的篇幅和突出的位置。但是，它们毕竟不能(也无法)代替小说的专史。因此，夏著的出现，恰恰填补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空白，开辟了现代小说史撰写（亦即现代小说系统研究)的先河。作为一名海外华人学者，在资料缺乏而又无所依傍的情况下，夏志清先生毅然担负起这项学术重任，其荜路蓝缕之功实不可没，而其宏大的学术气魄尤堪称羡。 为什么第一部小说史未出自资料比较丰富、参考书比较易得的大陆学者之手而出自台湾旅美的海外学者之手?这本身也值得玩味。在有了几部现代文学史之后，人们普遍发现：原始材料越来越少，“左”的影响越来越大，“普罗文学中心论”的调门儿也越来越高了。比如，在第一本现代文学史——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胡风和“胡风派”的作品占有相当分量，甚至胡风的论述几乎和周扬的论述一样被引用。但是，在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胡风及“胡风分子”便从文学史上统统失踪了。丁易的书尽管没有了胡风，但还有丁玲、冯雪峰；但它刚一出版(1955年7月)，丁、冯便因《文艺报》问题挨了批判，于是，到了刘绶松的书(1956年出版)中，丁、冯也就变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了。对于30年代左翼与“新月派”、“第三种人”的论争，王瑶虽然也受“普罗文学中心论”的影响，但以介绍客观史实为主，对“新月派”、“第三种人”的批评也比较温和。但到了刘著中，“论争”竟变成了“斗争”了。有趣的是，刘著出版不到一年，“反右”爆发，“上纲”很高的刘著又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了。一来二去，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成了“畏途”，一般学者鉴于前车，简直不敢染指了。刘著出版之后的数年间，再也没有新的现代文学史问世。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高张“普罗文学”的旗帜，也为了彻底清算胡风、丁玲、冯雪峰等反对派的势力和影响，文艺界总负责人周扬不得不亲自挂帅，组织包括唐弢、王瑶、刘绶松等在内的一二十名学者、专家，并调集北京各高校的若干资料专家，于1961年集中编写新的现代文学史，历时三年，写成了近六十万言的初稿。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哨战已经打响(即批判“中间人物论”、批判邵荃麟等)，才未能按时出版[3]。一部文学史著作，要由周扬亲自督战，可见它已经不再是一般的学术研究，而带有了越来越浓重的政治色彩、阶级斗争色彩。 从现代文学史编写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正不难找出大陆为什么未出现第一部现代小说史的原因。既然一项学术事业已经越来越失去它本身固有特性而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着棋，这对于头脑冬烘的书呆子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轿子如何抬?喇叭如何吹?调门儿如何定?肯定谁?否定谁?抬举谁?贬低谁？弄不好会不会惹来麻烦?所有这些都不是多虑。1957年“反右”之后，紧接着便来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而在各高等院校，便开展了“拔资产阶级白旗，插无产阶级红旗”的“变反运动”，王瑶、刘绶松等都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他们的文学史当然也都成了“资产阶级白旗”成了批判、拔除的对象。试问，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下，如何进行纯粹的不带政治色彩的学术研究?如何能写出客观公允的学术著作?假如1961年不是周扬出面组织领导，又有谁敢在当时重新编写现代文学史?而周扬之所以亲自出马，不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吗? 非常巧合的是，正当周扬亲自挂帅编写现代文学史之际，夏志清先生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大洋彼岸的耶鲁大学出版了。这不能看作仅仅是偶然的巧合，其中隐含着深刻的历史的必然。夏著的完成，除了他本人的勤奋和才学之外，他的超然于大陆阶级斗争之外，“隔洋望火”，不受“普罗文学中心论”的羁绊，自由涵泳于中国现代小说的汪洋大海之中，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夏著诚然并不理想和完备，但作为一部拓荒之作，正如它的中文译者刘绍铭先生所说，它的“经典”意义是不容否定的。[4] 四 夏著的开创意义当然不仅仅在于它是第一本，更主要的是它有许多发前人所未发、道前人所未道的真知灼见，有很多精辟的思想、艺术分析。只要看看该书《鲁迅》、《茅盾》二章，问题便非常明显。 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人都知道，鲁迅一走上现代文坛，便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和高度的评价。像成仿吾和李初梨等创造社成员那样持贬损、挑剔甚至全盘抹煞态度的，为数极少[6]。从这个意义上说，夏著自然吸收了这些积极成果(比如李长之先生《鲁迅批判》的影响)，但是，夏著有自己独特的视角、独特的理解和独特的论述方式，从而在鲁迅研究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夏著高度评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祝福》、《在酒楼上》、《肥皂》与《离婚》等九篇作品，认为“它们是新文学初期的最佳作品，也使鲁迅的声望高于同期的小说家。虽然这些故事主要描写一个过度时代的农村或小镇的生活，它们却有足够的感人力量和色彩去吸引后世读者的兴趣”。[7]。他还说：“虽然新诗和话剧在文学运动的初期成就不尽如人意，但是短篇小说一开始即是非常成功的。给这一类型文学奠下基础的是鲁迅。他在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纯熟地运用了西方小说的技巧，与中国传统的说故事方法完全两样，因此可以称为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始祖。” 夏著不仅给了鲁迅小说这样一个崇高的、科学的、富于史实的总体评价，对上述九篇作品的具体论述中，也充分表现了著者超卓的艺术理解和美学感。 通过对上述九篇小说作品的精当剖析，夏著已经描绘了鲁迅小说的整体风格及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奠基者的突出地位。 这个成功，并不绝对排斥它对鲁迅的那些误解。多少年来，特别从50年代至70年代的近三十年中，大陆鲁迅研究越来越“一律化”、“模式化”，越来越“千部一腔，千人一面”，顶礼膜拜往往代替了科学分析，鲁迅头上的灵光越来越灿烂。不仅鲁迅越来越完美无缺，连鲁迅作品也篇篇都是无可挑剔的光辉样板了。这是一种愚昧。“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正是利用这种愚昧肆无忌惮地歪曲、篡改、神化、利用鲁迅，并将鲁迅研究引向了绝路。当大陆学者惊呼上当时，已是“四人帮”粉粹后的70年代末期了。而早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夏志清先生就清楚看到了这一点，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神化鲁迅”的危险倾向，这一点先见之明，无论如何是难得的。至于他对鲁迅及其作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在崇高评价的同时痛下针砭，即使针砭得不尽正确，但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也足可以作为顶礼膜拜者的宝贵借鉴。 夏著对茅盾的评价路数，有类于鲁迅。首先，他也是高度赞扬茅盾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而同时指出其不足或败笔。他认为“茅盾无疑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共产作家，与同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他不喜欢大陆学界公认的茅盾的代表作《子夜》，而充分肯定《蚀》与《虹》；在短篇中，则对《春蚕》情有独钟。他认为《蚀》是中国现代小说中能够“真正反映出当代历史，洞察社会实况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对国共合作失败后和同时传统道德式微后的青年人的行止，作了同样深入的探讨”。而且，“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超越了一般说教主义的陈腔滥调”。它还盛赞该书“涉及范围极广而写作态度认真”，其艺术技巧远远超过了先它出现的那些长篇创作，后而使其作者茅盾一举成为“中国当代最杰出的长篇小说家”。 夏著对《子夜》以及《林家铺子》、《蚀》等作品的贬低，正像对鲁迅后期杂文的否定一样，带上了较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不能说公允客观。但是，其具体论述的视角，确也很值得大陆学者参考。比如，他认为《子夜》对那些资产阶级人物所表现的“轻蔑态度”，给人一种“轻飘飘”之感；书中的女主角们太“漫画化”；一些较年轻的中产阶级人物，一个个失却了个性，甚至“连丑角也不如了”。总之，茅盾的《子夜》“是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上海画张社会百态图而已”。在这些尖刻、真率的批评中，显然也包含着发人深思的合理因素。 五 除鲁迅、茅盾两个专章外，夏著尚有五个专章比较精彩，这便是张天翼、吴组湘、沈从文、张爱玲和钱钟书。 张天翼、吴组湘被夏著列入“左翼作家”而予以高度肯定。 夏著认为张天翼的讽刺性作品，有十分卓越的艺术技巧，他善于安排戏剧性场面，善于捉弄人，善于使用一种“超乎寻常的透剔手法”，充分表现了“独创性和多才多艺”。他还说：“张天翼是一个卓越的短篇小说家”，也是一个“深刻的心理学家”，他善于将人物的心理冲突，转化成“具有普遍嘲弄性的寓言”。 在现代中国小说家中，吴组湘是作品较少的一位。但夏著为之立了专章，足见重视程度。通过对吴代表作品的分析，他认为吴的“观察是敏锐又周到的，他的文体简洁清晰，没有一点‘新文艺腔’。”他的农村画面是写实的，不带一点伤感气息，同时也不像一般农村作品，故意夹带一点粗口。他风格上的优点，在状摄乡绅农民的口语上，最见功力。他十分赞赏吴在《一千八百担》中“非常巧妙地一口气描绘了至少一打宋氏族人的形象”。手法非常高明。 对“普罗文艺”深恶痛绝的夏著居然给两个左翼作家这样高度的评价，说明他极大程度上克服了意识形态上的成见。 假如说对张天翼、吴组湘小说成就的赞许还有所参考和借鉴，那末，对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三位所谓“独立作家”的崇高评价，就完全是夏著的独特发现了。这三位作家，皆未被王瑶等文学史家所重视。沈从文，被认为思想平庸，格调不高，玩弄技巧，不足成为大家；张爱玲，不仅“反共逃亡”，而且与汉奸胡兰成“鬼混”有年，不干不净；钱钟书毫无沈、张二位的类似问题，但在人们心目中他主要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他的《围城》和《人•兽•鬼》中的几个短篇根本就没有引起文艺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的注意——这也和《围城》发表的时机不好有关。1946年，内战战云密布，全国人心惶惶，不久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三年内战，《围城》连同它的作者统统被炮火硝烟掩埋了。 成见也好，偏见也好，“无限上纲”也好，视而不见也好，总之，对三位作家的不公平待遇被夏著就统统推翻了。这正是治史必不可少的史德、史识和史才!毫无疑问，夏著对三位作家的多少有点“翻案”性质的文章，即使在台、港、海外也不会得到交口称赞，就更不用说大陆学界了。但是，有不同的学术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一回事，从文学史的角度发现被湮没或被贬抑的作家是另一回事。之所以必须充分肯定夏著对上述三位作家的独特发现，其原因正在这里。文学史已经证明而且将进一步证明，这一独特发现发扬光大了中华文学的光辉传统而不是削弱了这一传统。 六 夏著不仅是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是第一部用英文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对于扩大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促进中外的文学交流也有不可估量的开拓意义。众所周知，从30年代中后期就努力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是林语堂先生，他的《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等著作，无论有多少缺点，都不愧为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的“先头部队”，功不可没。但是，林先生着重介绍的是衣、食、住、行，很少涉及文艺。像夏著这样系统、全面地介绍我国的现代小说乃至整个现代文学，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十年前我批评夏著时，对此竟毫无认识，想来实在惭愧！ 林语堂先生向西方介绍中国，一个最大的缺点是缺乏严肃性而充满了主观随意性，甚至有单纯追求“票房价值”而不惜信口开河之处。之所以如此，既与林先生沾染的“市侩习气”有关，也与他学无专攻，只能充当一名“文化掮客”即“文化二道贩子”有关。夏志清先生与他全然不同，夏著也与他那几部声名远播的作品全然不同。夏先生作为一名严肃的学者，在精研英美文学的基础上，他又以十年辛苦，猛攻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现代小说史》正是十年心血的结晶!这种学术功力使我们很难在夏著中找到不懂装懂之处，很难找到那种不负责任、信口开河的弊端。因此，夏著很自然地为欧美学界所器重而被不少高校定为研治中国现代文学的教本，成为向欧美讲授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承担这样一桩庄严的历史使命，要求作者必须具有世界性眼光、世界性视野，也要求作者必须善于掌握并熟练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而在这些方面，夏志清先生也在他的著作中做出了超卓的表现。 七 如前所说，夏著并非完美无缺，它存在这样一些十分明显的历史局限： 一，在不少地方表现了强烈的政治实用主义观点，往往以反共或拥共作为作家的评价标准。 二，遗漏的作家作品太多(恐怕主要是资料方面的原因)。 三，具体分析中亦有不少褒贬失宜。 四，某些文学观念(如宗教之于文学)上的矛盾或不周。 “小眚不掩大德”，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
[1]鲁迅：《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四卷页2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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