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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应熙先生二三事
○ 王 杰 云低桂子愁，怆立楚江头。 寄意东流水，心香到海陬。 这是1991年7月底于武昌桂子山涂成悼念金公（这是我们对金先生的惯称）的小诗。然而，金公仙逝的消息，迟至一个月后我才从友人函中得悉。 一生能与金公三次同单位的人恐怕不多，我算是三生有幸了。 初识金公是在中山大学历史系。那时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徒具师生名誉，乏有师生内涵。 我于1972年金秋8月踏入康乐园，为历史系首届“工农兵”。在那个“岁月峥嵘”的年代，能够获取深造机会的人，可说是超乎“百里挑一”的“幸运”了。入得校园来，睁眼不乏“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巨幅横标，开会、报告、上课、讨论，满耳充斥着“教育要革命”、“批林”、“批孔”的战斗话题。平心而论，对我这样一位穷乡的泥腿子、祖宗三代没有一名当过生产队长以上大官、一个从教师（民办）再到学生（公费）之角色大转换的人而言，出入兰台，可谓千载难逢!我们对老教授都怀有一种羡慕感和敬畏感。当年的历史系，我们每每引以为豪的是她是中大教授最多的一个部门。如雷贯耳者有辞世的陈寅恪、岑仲勉、梁方仲等先生，活跃于教坛的有刘节、戴裔煊、董家遵、梁钊韬、何肇发、端木正、陈锡祺、蒋相泽等教授，金公算是最年轻的一位，年方五十出头。那时，金公刚从“干校”回来，编制在系里的东南亚研究室，室里的老师没有授课的任务，与我们“距离”较远——偶尔谋得一面，除了问好和点头的份儿，剩下的就只有尊崇和神往了。 求知欲与猎奇心，驱使着我们四出捕捉新闻，好不安分！饭后茶余间，同学们常将耳闻目睹的第一手“情报”适时发布，然后七嘴八舌地展开讨论、求证。金教授给我们的表征印象最深：走路看书，手不释卷，高度近视，书遮着脸；话音带沙，伴有手势，话语轻和，经常点头；精通外语，经历不凡；为人谦恭，从不卖弄。金教授是在香港读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小学考初中时，英语考了全港第一，系统地接受过“西式”教育；得许地山、陈寅恪等史学大师之真传；当过历史系主任。有一“传闻”经常被提起：“文革”前，有一次学校派车送金教授到市里开会，正巧遇上新司机，不识路。他一上车就顾着看书，问他是否往前开，似是在作点头状，如是问了老半天，他还是“点头”。司机憋着一肚子气，又不便发火，最后把车开回了学校。教授下得车来，始知无功兜了一圈，欲看表，已见成群结队的学生往饭堂的方向赶着路，便从容地对司机说：“今天去不成了，你的任务也完成了。回家吧﹗”虽是逸事一桩，但金公读书之痴迷忘我情状，以及手不释卷的钻研精神，令我们感佩不已且终生难忘。 第二次与金公同单位是广东省委理论工作小组。其时，这个机构是常设的，我和金公的工作是固定的，“身份”都是临时的。 1975年8月，我被分配到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翌年，单位领导应省委指令，把我抽调到广东省理论工作小组，安排在省委指导农村理论学习的《辅导员》杂志当编辑。金公已于1973年从中山大学抽调到理论工作小组来，任历史组组长，主要负责组织编写《简明中国通史》。同在省委党校24幢办公（现已拆除），同在一个教工饭堂用餐。那时候，食品紧缺，猪肉、鱼等肉食定量供应（每月每人2市斤肉、1市斤鱼），党校饭堂餐餐有肉食，又不用交“肉票”，开完会，大家都乐得吃完饭才回家，美滋滋的。 话说“同事”，因分工不同，平时工作各就各位，互不相干。“编辑组”须经常外出跑稿，“历史组”即相对“稳定”，可在家“闭门造车”，但是每周规定的政治学习、传达文件时间，大家都是必须回来的。金公每会必作记录，态度十分认真；发言言之有物，时常引经据典。有一次，会议讨论一个中央文件的精神，大家正为其出台的历史背景争辩不休，金公将笔记本一翻，便把日期查了出来，事情的前因后果，自然清晰明了了，金公博闻强记的治学态度，令同仁肃然起敬。这一件事，对我启迪至深。“有样学样”。从此，我也学着与会做笔记，渐成习惯，至今不辍，终身受用；同时还勉励研究生以金公为典范：聪明出于勤奋，“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的编制不在历史组，缘却结于历史组。在那里，除了母校的老师和敝所的同事外，还有新交的青年朋友，如钟淦泉、李卓枢、毕应胜、程耀明等来自“基层”（东莞虎门、中山、花县、广州黄埔）的“工农兵”“写手”。他们住在党校25幢（现已拆除）。我们这些“王老五”，无牵无挂，聚叙一起，闲聊的话题，主要是学习历史和人生哲学，更多的是历史，且兴趣无穷——经过“文革”的洗炼，我们对知识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渴求。从他们那里也获得金公的一些故事。记忆犹新者，金公时时以自己的治学体会告诫他们：中国史研究，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只有置于世界的大范围下审视，结论才能深刻；还要站在时代的潮头和学术的前沿，立意才能高远。 一次，得钟淦泉先生通风报信，我有幸旁听了历史组关于太平天国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后，金公对我这位不速之客特别关照。他对我说，你对近代史研究有兴趣，这很好。历史的发展是纷繁复杂的，史学必须尊重客观，在充分把握史料（重要的是辨伪）的基础上进行审慎的论证，文章始有底气，站得住脚。史学工作者，须学会融会贯通，既要有广博的知识，又要具前沿目光，要看到学科内部诸要素的联系，还要顾及学科与学科之间、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互动，知己知彼，由表及里，才能寻求学术突破，臻于建树。又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兴起于50年代，相对于古代史来说，起步较晚，却大有可为。广东是中国近代重大政治运动的发源地和重要历史舞台，很多领袖人物在这里产生、成长，史学资源得天独厚。广东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因之，广东的近代史研究，既具全国影响，又富广东特色，两者兼容，可收一举两得之功。金公的这一席话，坚定了我耕耘近代史的信心和决心，且至今依然默守着这一“精神家园”。金公作为我步入近现代研究领域的引路人之一，并在我人生学术的征途上不断勖勉有加，他的“扶上马，送一程”之恩，令我铭感终身。 第三次与金公同单位，便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即现在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我在《辅导员》杂志呆了一年，因工作需要，便回到了研究所。1979年，金公正式调入，任副所长，分管历史研究室。 确切地说来，从这个时候开始，与金公“同事”的关系愈益贴切，师徒之内涵与日俱增。由是，有关金公学富五车、诲人不倦、不计名利的品格在我的体悟中大放异彩，名师之恩德，日渐在铭感中积淀与升华。 记得是1979—1980年间，从黄彦先生编辑《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的时候，“飞岛”[1]一词，曾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由是请教金公。金公稍事沉思说：古代有“飞地”，没有听说过“飞岛”；有一点你们是否考虑过——外国地名译成中文时，往往会出现“谐音”？经金公这么点拨，我们茅塞顿开：这个“飞岛”，就是“谐音”啊！它的“飞”是“菲（律宾）”，而“岛”即是“千岛”之意。菲律宾当时正是米（美）国在东方的殖民地；从殖民地的角度说，又可以说是美国的“飞地”。激动之余，我们不禁惊叹金公敏捷的文思。快速反应、举一反三——这便是我们学术水平之间的“距离”、也是金公的过人之处啊！ 又一次，我们拿着佚名编《总理遗墨》所载的一件孙中山写给宋庆龄的“西文”手迹影印件去请教金公。该件“西文”字母不多，似不成句，更不成函（文），前后意思不明。金公这回也犯难了，他抱歉地说，这不是英文，又不是法文，也不似西班牙文，从词根上看，意思不完整，很难判明其“语种”身份，会不会是“草稿”，或是孙中山与宋庆龄之间的“暗语”？如是，我们就很难破译了。金公虽然无法破译，我们的疑难问题倒是解决了——“《孙中山全集》不便收录”——金公的解释令我们卸下重负。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不少篇目的底本源自英文，仰仗金公的精心翻译，纠正了以往不少误译和错译，提高了全集的质量。金公是一本外语活字典，名不虚传。一次，孙中山研究所同仁与来访的日本学者座谈，谈及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活动时，翻译走了神，把“会馆”译成“学校”，令“事件”的前后意思连接不起来，在座者听后，觉得费解，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金公。金公当即向翻译质疑，问道：“是‘会馆’吧？因为‘学校’与‘会馆’的功能是不同的。”年轻的翻译顿时汗颜，在与日本学者再事核实后，连声抱歉，说是业务不熟，译错了。事后，我们执著追问金公的外语“知识面”，他微笑着答道，粗通7种文字，略懂4国语言，比较来说，英文稍好一些，不足挂齿，不足挂齿。金公寥寥数语，令我辈终生无地自容！ 禅词中有“放下着”一语。 金公不是佛教徒，但是，金公的谦恭，应是“放下”的外化——幽微的心湖波澜不惊，一片宁静。[2]他的这种境界，可谓无处不现，有口皆碑。 与金公一起走路，他总是走在旁边；上下楼阶，他绝不领走前头；进出电梯，他老是站在门侧，任由你如何礼让与尊请，他都“岿然不动”，同行们不管是长者同辈后生皆无可奈何，只有“赶紧”微笑先行，金公这才“满意”殿后。 据黄彦先生忆及，金公任副院长分管历史研究所，同时兼任该所港澳史研究室主任。作为金公的学生和下属，黄彦先生对老师和长官，自然事事请示汇报有加。而金公却自视为黄生的“下属”，也事无巨细地向所长“等因奉此”，汇报、探讨港澳史研究的进展与谋划，每每令黄生“无所适从”。为此，金公总是执著地说，工作的事，该汇报的汇报，这是责任；该汇报的不汇报，那是失职!于是乎，黄生钦佩之余唯有恭敬从命了。[3] 由金公挂印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港澳史研究室，为金公一手草创，于20世纪80年代初筚路蓝缕，乃全国屈指可数的专门研究单位之一。把读1988年刊世的《香港史话》“序言”，年迈古稀的金公，其谦谦君子之风，又仿佛扑面而来：“这本《香港史话》是由何维鼎、刘泽生、马鼎盛、黄荣辉、黄振位、彭伊洛等六位同志和我共同撰写的，我以年长被推任主编。”金公一刻不忘把“我”摆在最后，一句“我以年长被推任主编”——教我们如何去感念其“放下”之境界与博大之襟怀![4] 上善若水，不图回报，这是金公的性格禀赋。20世纪80年代初叶，一次，他与何维鼎、刘泽生先生出差，到北京、大连等地搜集港、澳史的资料。为免扰同行，事先便未打招呼，抵京后始四出找住所，一天下来，均无着落，无奈，住进了大排档式旅馆（大统铺）。俟嘈杂落幕，已届凌晨时分。方熄电灯，欲弥疲乏，殊料“天使”又来“赶场”（蚊帐的“天窗”可真不少啊）！开始大家还试着忍耐，后来实在是受不了了，刘泽生赶忙外出买蚊香。 尤应一提的，是金公的“知遇”之恩，此乃埋藏心底二十多年的感激之情。大概是1985年，张难生同志从科研处长升任副院长后，据说有人在党组会上提议让我到科研处工作。以往的人事讨论，金公均表赞许，唯这一次按捺不住，表示了异议。他说，适合搞科研的同志，我们应该尽量尊重其本人意愿，院里最好制订一种“内部保护政策”，即使领导班子有变，也不会随意“干预”科研。像王杰这样的青年人，不要让他从事行政了。否则，这对青年培养不利，对院里、所里的科研发展也未必是件好事。培养人才，既要放开眼光，又要耐住性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经金公这么一提，会议否决了原来的动议。由是，我得以留下从事科研至今。多年来，我一直感激不尽，愧对金公者，乃本人聪慧不足，惰性有余，庸庸无所建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但愿温故知新，从头做起，将勤补拙，以余生之不懈，图点滴之薄收，以告慰金公于九泉。 金公是一本“百科全书”。他知识渊博，爱好广泛，文史兼通之外，诸如象棋、烹调、足球……也情有独钟。关于象棋：金公是在母校香港英皇书院学会对弈的。他曾忆及：“有一段时间，每天下课后我就在校役室里同李越陟同学飞车跃马，一下就是几个钟头。……有时棋子不在手边，我们就用口弈。”[5]中学时代的象棋积淀，为金公成为20世纪50年代广东著名棋手奠立了坚实的基础。据方志钦先生忆述，他于20世纪50年代在中大历史系读书期间，身为副教授的金公，对象棋的兴致达“执著”并“执迷”之境界，经常到广州文化公园观摩棋手表演或应众比赛。有时迟到，座位“爆棚”，金公就蹲在前排的空地上，困乏了，席地而坐。遇上妙着，失声叫好。而冒雨观战，几成“家常便饭”，淋湿湿的像个“落汤鸡”，也全然不顾。一次，金公与戴裔煊教授同行，午夜时分返回，校门经已守着“铁将军”。为不惊扰门卫清梦，两人一直在校门口以“楚河汉界”聊至天亮。此又可从另一侧面窥见其体恤员工精神之一斑。[6]1983年，金公与广东棋坛名宿陈松顺等发起创办中国第一家《象棋报》，并偷闲参与审稿。期间，还多方搜集棋谱资料，曾表示有生之年编写一本《中国象棋史》。 关于足球：大约是1980年代后期，本院赴江门市委党校召开科研规划工作会议，按“吨位”，我还够不上资格与会，是以“特邀”身份参加的。其时，堪称地市党校建筑经典的江门市委党校，楼廊碧瓦，曲径通幽，花木成趣，浑然一体，无形中给本院未来的“科研发展大计”烘托出几分高雅色彩。那一次会议的内容，经已模糊不清了，但是，茶余闲聊间，金公关于“容志行的‘香蕉波’”、“古广明的‘泥鳅腿’”、“吴育华的‘秧歌脚’”、“王惠良的‘百步穿杨’”、“中国足球，广东‘半壁江山’”……谈论足球专心致志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展现眼前，仿如昨天。令我铭感的一句话，犹萦耳边——“王杰，以后有空，我约你们一起谈足球！”虽然后来再也无暇与金公为足球而欢聚，更无缘欣赏先生运思独到的足球经。但是，我一直、并将终生引此为荣豪——当年的“足球经”，也曾获致金公的“认可”，不亦乐乎！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金公于1987年赴香港从事香港史研究，直至1991年仙逝，古稀之龄，孜孜以求，仍以吃饭堂为“习惯”，并为之津津乐道，令人感之佩之！从早慧到晚学，20世纪的风风雨雨，耽误了他聪明才智的发挥，却锤炼了他淡泊致远的矢志，成就了他躬耕学术的业绩，借用蔡鸿生教授的话语说，金公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确如学园一灯：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他鞠躬尽瘁，承先启后，已经达到“水色天光共蔚蓝”之境，可以无憾无悔了。[7]
[1]孙中山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中曰：“东人之倡保全者曰：支那为日本辅车唇齿之邦，同种同文之国，若割裂而入于列强，则卧榻之侧他人鼾睡，将来列强各施其保护税法之政策，如佛之于安南，米之于飞岛，必将今日自由争竞之极大商场尽行圈锁。”参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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