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当年“清谈组”

当年“清谈组”

○　许志英

文学所有个“清谈组”，这是70年代中期文学所的同仁公认的。但这个组成立于何时、何地，则谁也说不清楚，因为它压根就不是什么正式的组织。我记得大约在1975年8月“批《水浒》”时，就有这个说法了。1974年11月6日，迟群率领的工作组进驻学部，结束了长达6年之久的工、军宣队领导学部的历史，环境相对宽松一些。恰在此时，所里单身宿舍也作了调整：我与王保生、杜书瀛、刘士杰四人，住在六号楼最东边一间24平米的屋子里，而进出六号楼，都要从此门前经过。当时尚未开展业务，聊天就成为消磨时间的一种选择了。除我和王保生外，那时经常来聊天的还有沈斯亨、杨世伟、栾勋、仁钦•道尔吉、杨志杰等，偶尔邓绍基、蒋守谦、王俊年也来坐坐。他们戏称我为“清谈组”组长，我则把“秘书长”的头衔赠给了沈斯亨。

从1974年到1976年的10月，是“四人帮”最疯狂的时期，这正应了一句西谚：“上帝叫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从批林批孔批当代大儒，到批《水浒》中的投降派，“四人帮”愈发将矛头指向周总理和邓小平。1975年9月，许德政参加了“大寨会议”，回来同我说，江青在会上公开宣扬，“批《水浒》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次年春，文学所同仁还去参观过大寨。

周总理在最后的岁月里，心境是非常恶劣的。“四人帮”故意翻出几十年前中央就搞得清清楚楚的“伍豪事件”来造谣惑众。以致1975年11月一次医疗后，医院的工作人员提出与总理合影留念，总理说，合影可以，但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名字上打××。在“文革”中人人自危，连即将离世的周总理都没有安全感。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辞世。华国锋出任代总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又一次受挫，于是更加疯狂地在全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老百姓忍无可忍，中国民间终于爆发了反击“四人帮”的活动，尤其是丙辰清明的所谓“天安门事件”，将此推向了极致。4月3日上午9点多，文学所四五十人集体去天安门送花圈、诗词，那天是阴天，不时飘着一点雨丝。出自胡念贻之手的两首“西江月”，恭恭敬敬地抄在白色的绸带上：

五十余年心血，四千万里山河，谁知天半起悲歌，忽地巨星陨落。

立志忠于领袖，赤心力战群魔，一翻栽护一翻多，遍地花红似火。

浩荡江河流水，苍茫大地风烟，遥望碧海与青天，那禁心伤泪泫。

革命功垂宇宙，胸怀吞吐山川，誓承遗志更加鞭，何惧千难万险。

胡念贻是治古代文学的大家，两首凝聚爱与恨的“西江月”，一挂上文学所的花圈，立即被众人传抄，花圈前密密重重围了几十人，最前面的人念一句，后面的人伏在前面的人背上抄一句，那情景，非亲临其境，不能感受其中况味。

文学所写悼念总理诗词的人，至少还有美学家蔡仪与古典文学专家乔向钟夫妇，他们写的都是七律，现各录一首：

一声哀乐震中华，痛哭顿传亿万家。建党建军赖伟力，为民为国尽生涯。

千秋功业耀寰宇，一代英名凌彩霞。遗业艰难谁予负？烟波浩渺实堪嗟。（蔡仪）

故园风雨几经手，大厦撑持靠擎天。心志光明同日月，功勋盖世重河山。

倾城人哭哀声震，漫地花飞白雪翻。空有如涛伤心泪，神鹰高逝永不还。（乔向钟）

关于贴诗的情景，乔向钟在《蔡仪传》第227页也有记述：

夜间，我俩把这四首诗用大字抄在一张宣纸上，装在背包里，又装了一瓶浆糊，亲手贴到天安门前。那几天，天安门的华灯不亮，因为“四人帮”禁止大家去悼念，把灯熄了，就是不让大家活动。我们带着手电，在一个人少的地方，找到一个支架着的花圈，背后恰好有一块木板，正好粘贴我们那张诗稿。于是一个人打着手电，一个人赶紧把纸铺开在一个自行车的后架上涂浆糊，当然来不及细涂细抹，就把诗稿贴在那个花圈的背后的木板上。……

那几天，“清谈组”的人，也是天天去天安门，有人上下午都去。到了晚上，就一同来到我们房间，有时多达十几人。人们欢欣鼓舞，分析形势，也交流记住的诗词。其中仁钦•道尔吉记住了那首后来影响很广的《向总理请示》的诗：

黄埔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4月4日晚11时，“四人帮”组织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诗词与挽联。在文学所，大何是最后一个离开广场的。大约8点左右，警察与民兵已在做清场的准备工作，一位警察好心地拍了一下大何屁股，说“还不快走！”天安门广场旷古未有的群众运动，就这样被镇压了下去。

1976年真是天灾人祸特别深重的一年。7月6日晚朱老总辞世。28日凌晨，唐山又发生了7.8级大地震。地震的当夜，不到四点，我被震醒了。小刘在对面床上喊：“地震了！”我俩拔腿就跑，出来依稀还看见六号楼在晃动。这以后的几个夜晚，我们都是在院子里睡觉的。北京的大街小巷都住满了人。记得8月《人民日报》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真批邓”与“假批邓”的问题，敏感的我们立即断定，中央上层在“批邓”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9月9日11点左右，我参加修理被震坏的房屋刚回来，靠在床上休息。大何一脸难以形容的表情，向我走来。他说了一句“球朝天了”的陕西土话，我听明白后立即坐了起来。他又说，下午4点听重要广播。这次是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又过了十几天，大概离国庆节只有七八天的样子，大何回咸阳探亲，我们去送他。大何的“花卷脸”神秘兮兮的，说“也许还等不到我回来”，然后伸直右手五指，又将拳头捏紧，我们立即会意了大何的意思。

10月3日，陈全荣请我到他家吃饭。他家住在崇文门，因为极少参加所里“清谈”，对形势就比较隔膜，连“真批邓”和“假批邓”都不知道。我告诉他“四人帮”会在这个月垮台，他睁大了眼睛看着我，“会吗？”

果不其然，6日“四人帮”便被抓了起来。我们是8日上午从多种渠道得到证实的。11日凌晨5时许，我起来小解，碰上了樊骏，于是跟到他房间，一直欣喜地“清谈”到天明。那段时间，人民群众欢天喜地。北京的老百姓也真逗，蜂拥着去买螃蟹，而且要买四只，还非得是三公一母。

10月14日晚，“清谈组”在六号楼开了唯一的一次事先通知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邓绍基、王保生、沈斯亨、栾勋、杨世伟、陈全荣、王信，还有我。王信的夫人李秀芹旁听。会议一开始，我开了个玩笑，说以后“清谈组”要实行一元化领导，由老邓当组长。老邓连说“不、不！”除老邓外，我们这里还没有一个党员。这次会议议论两个问题，一是邓小平能否复出，一是华国锋究竟执行什么路线（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改良路线”还是“革命路线”）。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畅抒己见。结论是，邓小平的复出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当时已有一点迹象，《人民日报》批邓的通栏大标题已经撤掉了；关于第二个问题，大家的认识也比较一致，华是毛主席一手提拔的，出于感恩，他也可能走“改良路线”。李秀芹后来对王信说，“你们这帮人真厉害，分析问题头头是道。”

关于“清谈组”，我1977年南归以后，杨世伟11月15日有一封信给我，他说：

你走后，大家都觉得很遗憾，似乎失掉了什么似的，立时所内就感到十分冷清，甚至有几分凄然。大家也不甚走动了，那个什么“室”不复存在了。你好像是个纽带，能把大家融合起来，乃至不同观念的人，你也能使他们找到共同的话题，这是难能可贵的，而所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起到这个作用。

其实，当时寂寞的我处在寂寞的岁月，有二三同志，能敞开心扉，纵论天下，“清谈组”无异于荒原上的甘泉了，我将永远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