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三期(新编60期)

市场经济与文艺发展的驱动力

 

○ 郭正元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高涨和发展,必然会产生一种驱动力,即要求并推动艺术生产繁荣发展。这种驱动力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

第一,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人们必然要求精神生活的丰富与提高,激发社会的艺术消费需要,从而带动艺术生产发展。

第二,经济发展,社会的物质基础雄厚,有可能为文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人力支持和资本投入,给发展文艺生产提供了物质资源。

第三,如果把文艺生产推向市场,市场经济获取最大利润的原则和机制,将激发艺术生产者和经营者生产与经营的积极性、创造性,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供经济的动力。

但是应该看到,这种驱动力只是一种经济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有两种向度:一种向度是提供文艺繁荣与发展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必然性、可能性,另一种向度就是导致艺术生产丧失精神生产的人文内容,从而丧失精神生产的本质和社会功能。我想,马克思说的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和资本主义生产同艺术与诗歌相敌对,原因就在这后一个向度上。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生长起来的一种经济运作体系,市场的原发运作机制和经营原则,就是按商品交换的规律获取最大的利润,增殖资本。这种利润和资本增殖之后,未必都继续投入于提高和发展艺术生产的事业中去,形成艺术的生产力或文化艺术发展的推动力;就算投入到文化艺术的再生产中去,它也依然由获取最大的利润与资本增殖的机制和原则所制约。这种机制和原则是不追问产品的人文精神、素质与价值的,也不求艺术上有内涵的独创性。马克思就指出过,商品的交换价值“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因子”[1]。在交换中是不管商品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怎样,只求量的相等互换,因此出现一卷诗歌集和八盎司鼻烟可以是同一交换价值的状况。[2]这就是以市场商品交换机制和原则主导艺术生产与经营,必然导致艺术产品人文精神价值与艺术价值失落的根本原因。我想也是资本主义生产与艺术、诗歌这些要求人文精神和艺术价值较高的“自由精神生产”、“高级精神生产”相敌对的道理。

发达自由市场经济获取的利润和资本,自然也会投入艺术的再生产。可是,只要它仍然由市场的商品交换的机制和价值原则做主导,它顶多是用一些追奇猎怪的、虚拟的艺术方法,制造非真实的幻象,以此招引受众的青睐,满足受众一时的乐趣和感官刺激;有的还会用一些庸俗的故事和情景去污染受众的心灵与道德规范。所以,美国的一些文化批评家和学者认为,在美国发达市场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后现代文化艺术,是一种“假文化”或“反文化”。著名文化批评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说,“六十年代反文化是一场孩子们发动的十字军远征。其目的无非是要打破幻想与现实的界线,在解放的旗帜下发泄自己生命的冲动。它扬言要嘲弄资产阶级的假正经,其实仅仅抖露出自由派爹妈的私生活。它宣称代表着新潮与勇敢,实际上只会嘶哑着嗓子反复叫喊——与其说这类玩意儿是反文化,不如称它作假文化[counterfeit culture]”[3]。文化评论家弗里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则说这种在商品化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只是给受众一种像“吸毒带来的快感,或者说是精神分裂”,“他们没有任何记忆,记不起自己是谁。他们只是存在于现时,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行动”[4]。这样一种文化艺术的态势,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需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提高国民人文精神和素质的国家和民族,是灾难多于进步的,甚至还会是一种倒退。这就是市场和自由市场经济,对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负面驱动效应。要避免上述负面效应,把市场经济给文艺繁荣与发展提供的条件和必然性、可能性,变成文艺繁荣和发展的现实,就要把市场和市场经济的经济驱动力转化成文化建设的驱动力。

文艺的繁荣和发展,首要的是看原创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特别是看创作在思想艺术上质量的高度,看产生了多少堪称为反映了时代生活与精神的艺术精品和经典性作品。因为文艺创作本质上是人们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是一种精神生产,而且是属于马克思说的“最高的精神生产”。它的繁荣发展不在于它创作了多少数量的作品和经济财富,而是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艺术地反映了时代生活的深广社会内涵,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有多大程度的独创性、前瞻性,从而给文化艺术发展创造了精神财富和艺术财富。这就要依靠不断提高人这一实践主体感知世界并能动地、审美地反映世界的能力。这种能力也才是通常说的文化生产力。这种文化生产力是要靠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者、创造者和消费者、接受者深厚的人文素质培育和积累的,包括审美水平的提高才能具有。它是不会从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的经济驱动力中直接地、自发地获得的,也不会在把艺术生产推向市场中自然地获取。

如果把文化生产力,看成单纯是创造经济价值和物质财富的能力显然是一种误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中,十分赞赏古典经济学派关于区分物质生产价值和精神生产价值的思想。他全文引录这一学派的理论家批评重农学派的理论没有弄清“非物质价值”同“财富”(物质的可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这一学派的理论家批评重农学派的理论家说,“他们把这两种显然不同的价值完全混淆起来”,硬说“精神产品的生产或服务的生产就是物质生产”,“把非物质劳动看作生产劳动,认为这种劳动生产(即直接生产)财富,即物质的可交换的价值”。马克思在引述了这些批评文字之后,明白指出古典经济学派理论家“所强调指出的东西则是正确的”[5]。可见,从古典经济学派开始就不赞同把精神生产的性质和能力,同物质生产的性质和能力混淆起来;不赞同把精神生产创造的价值视为“物质的可交换的价值”,即经济的价值。因此,把作为精神生产力的文化生产力看成是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乃是一种误读。由此以为把艺术生产推向市场,由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和原则来驱动艺术生产,就会求得文艺的繁荣和发展,这也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误读。

艺术创作,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一种自由的精神生产。自由的精神生产,是不受狭隘的肉体需要和即时的功利目的制约的。所以,它能够按照创作主体自身的本质和艺术掌握世界的自由创造才能,创造出超越物质世界和现实时空,比生活真实更真实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人类自身的精神需要,以及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需要。因此,优秀的作品都是人类建设精神文明的养分和硕果,是社会的精神财富。获得物质的财富只有在精神价值的基础上求取,才符合艺术生产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让这样一种精神生产,由市场谋取最大利润和资本增殖的机制和原则来支配,无疑是人为地消解和颠覆这种自由精神生产的性质和使命,使它变异为资本、金钱的附庸。早期的马克思说过,“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就不成其为诗人了”。“作家决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6]。后来在评论雇佣劳动的“消极方面”时又写道:“旧社会的一切关系一般脱去了神圣的外衣,因为它们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同样,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荣誉。”[7]由此可见,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的命题是很深刻的。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是市场的运作机制和原则做主导。这种谋取最大利润和资本增殖的机制和原则,是不可能驱动艺术生产的繁荣和发展的。这种自由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也并不意味着文艺必然随之繁荣发展。我以为,马克思说的艺术的繁盛和物质基础不成比例的道理也就在这里。

现代工业社会,由于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对文化艺术生产的介入,文化艺术的生产包含有更多的物质生产内容,具有产业性。这促使文化艺术生产与经济发生了紧密的关系。可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文化与经济毕竟是人类两种不同的实践活动。前者主要是满足人的生命存在的物质需要,后者则是养成、提升和建设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文精神和素养的需要。模糊以至抹杀这两种不同社会实践的性质、功能和价值,无疑是取消作为人才有的自由的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同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不相协调的,更不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因此,在发展文化产业中,笼统地推崇文化与经济一体化是不明智的。它将模糊甚至取消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艺术自由精神生产的性质,把这种社会的高级精神劳动变成经济的附庸,变成货币雇佣的劳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该在理论与实践上区分文化市场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艺术生产:一种是实用性、商业性、产业化比较强的生产,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纯消费性的文化艺术生产。它主要是满足人们消闲娱乐以及生活实用的需要,在生产与经营上可以由市场的机制和原则来调节;另一种是要求精神性、益智性、人文素质的养成性更厚实,更丰美的生产,也就是马克思说的社会“最高的精神生产”,包括为提升国民人文素质的艺术生产,可以把它称为精神文化建设性的文化艺术生产。这种精神生产不仅不能任由市场的机制和原则来主导,还要调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多方面作用,保证它的独立的自由精神生产性质。文化艺术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人。只有自觉地区分了这两种不同性质、目标和功能的文化艺术生产,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和调控管理手段,建构起符合文化艺术这种自由精神生产规律,符合建设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需要的文化艺术生产体系和机制,包括培育不断提升人文内涵的文化市场,以健康优良的文化艺术消费与鉴赏,反制于文化艺术的生产,才能把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推动力,转化成为建设性的文化驱动力。在这里,发展国民教育特别是审美教育,是文化建设链条中的基础性环节,社会的文化艺术生产也有不容代替的责任。简单地照搬西方发展文化产业的经济模式和机制,只会落入西方后现代文化发展的陷阱。

美国学者依哈布•哈桑(Ihab Hassan)在评论西方后现代文化的本质倾向时就说过,这种后现代主义所运用的一套话语“符号”,是“一种强大的自毁欲”,会“影响着政治实体、认识实体以及个体精神”[8]。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一种危言耸听的话语。文化,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它对人类个体和社会有着或显性或隐性的巨大驱导作用,一定条件下能够掀起巨大的社会风暴。

 

[1]《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0页。
[2]《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7页。
[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37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4]《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2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296、296、298、29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59页。
[8]《后现代转折》,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1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粤海风编辑部版权所有  Copyright(C)2003-2007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