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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传教士、医生、外交家的在华历程
○ 陈小卡 一、踏足神州
1835年10月26日，广州港外，强劲西风卷起万顷碧波，一艘大船在碧波中，随西风而来。 船上，一位浓发、鹰鼻、身量英挺的美国青年，眺望着珠江口。他就是彼得•伯驾（Patar Perker）,一位美部会传教士。 伯驾1804年6月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一个穷困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个瘫痪病人，母亲人单力薄，家庭入不敷出，负债累累。但是，身为公理会信徒的父母对他关爱至深，让小彼得从小感受到基督的福泽。他十六岁那年，也成为公理会的成员。伯驾年轻时就天资聪颖，并萌生救世情怀。他对宗教的感悟和信念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因家庭环境窘困，使得伯驾的早期教育并不好。后来他的姐姐嫁给了一个有钱人，他的家庭状况才略有好转。他也才能于 1827年进入阿默斯特（Amherst）学院学习，开始展现出青年伯驾不凡的学习能力。3年后，他从这间学院毕业，就设法转入耶鲁大学读书。在耶鲁，他参加了美部会，并坚决要求到那些“基督徒从来没有触及、人民从来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去传教。在美部会的帮助下，他免费进入耶鲁神学院深造，并免费学习医学。大概也是从这时开始，他注意研究中国问题。1834年，他学完了医学博士课程，得到了学位。随后，便准备前往中国传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将上帝福音的光芒引入地球另一半黑暗部分”， 他甚至向美部会表示，他将永不回国。 人生理想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伯驾迅速、积极地为即将降任身上的使命做准备。这一年10月，他重返耶鲁大学，同时在该校的医学院和神学院修习研究生课程。1833年8月，他取得布道资格，1834年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834年5月他在费城被正式按立为传教士，他的传教事业万事俱备。 1834年的6月4日，伯驾乘上奥立芬主动为他提供的“马礼逊号”商船，并与奥立芬及其子女同船，从纽约出发，踏上传教征途。 伯驾急切开展自己的事业。先在一位教士裨治文帮助下，开始学习中文。但是，伯驾的身体状况不佳，影响了他事业的开展。水土不服，使他饱受上吐下泻的煎熬，久治不愈，身为医生的他无计可施。 正是这时，他遇到了德国新教传教士郭士立，一位对中国近代史产生过影响的人物。郭士立对美部会有很大影响。他劝伯驾离开中国，到新加坡去，一来治病，二来可对福建移民进行传教。伯驾于是决定换个环境试试。他在广州居住学习一个来月后，于1834年12月6日，离开广州到澳门乘船，经马六甲到达新加坡。他在那里加入了美部会传教站。 他到那里后，热情地投入传教生活中去。他参加公开的布道，同时在福建移民中找人教他福建话。他在那里开了间诊所，为当地人治病，很受欢迎。他开始了利用行医开展传教尝试，并尝到了甜头。行医传教理想的实现，使他很高兴。可是，这里的热带气候，他更不适应。这时，在广州的史第芬传教士和奥利芬传教士等人，也催他返回广州。他只好在1835年9月27日，回到广州。
二、悬壶济世的福音使者
伯驾在新加坡获得的行医传教成功经验，使他一回到广州，就立即筹办一间西医院。伍敦元答应他以每年500元的低价，将自己的丰泰行租给伯驾，一年后，连500元的租金也免收了。伯驾得到广东巨商伍敦元的捐助，在广州新豆栏街，十三行内购置了一块地皮，建立了一间专科性质的“眼科医局”，医局设在新豆栏街，故又称新豆栏医局。西方文明的薪火又一次洒落在华夏大地。 来华的西方新教传教士，也尝试把西方医学带进中国。第一个来华的西方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Ｒobert Marrison），于1820年与李文斯敦（Livngs-tone）在澳门开设诊所。伯驾乘坐的来华轮船，就是以马礼逊命名。真正具有医院功能，成规模，并延续下来，当数伯驾的眼科医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间眼科医局被医学史定为中国境内第一间西医院。 来华新教传教士,带着宗教改革延续下来的革命精神，把目光投向广大的中下阶层，开展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与群众工作。伯驾行医就把中国下层民众作为主要服务对象。 伯驾选择开办眼科医院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为眼病是中国人最普遍的病，而中医相对较少办法。所以开办眼科医院比开办一般医院更能吸引中国人注意。当时中国人之所以愿意到西方人办的医院去看病，不是由于相信西医高明，而是由于教会办的西医院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借慈善事业来扩大宗教的影响，对穷人不收医药费。医院还附有一些宗教设施与功能，有牧师、讲道员，设布道传单分发处、礼拜堂等。但到后来，因看病的人太多，医药费紧张，才开始收钱。 伯驾的诊所开诊后，开始并不顺利。由于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西方医术，一般市民都不敢前来求医。诊所开业的第一天，没来一个病人。但是，伯驾以宗教人士特有的热诚、献身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坚持行医，终于吸引了广州市民前来就医。第二天一个患青光眼的女人来看病，第三天来了五六个病人…… 随着伯驾诊所治愈病人的数目增多，诊所的名声也增大，来求诊的病人也大增。 广州各界长期生活在相对国内其他地方更为开放的环境，较容易接受来自西方的新鲜事物。讲究实用的广州人，一旦发现伯驾的西医医术还真有两下子，立即涌到伯驾的医局求医。 在广东的外国商人看到伯驾的成功，并由此融洽了西方人与中国人的关系，也非常关心伯驾的工作，他们不仅捐助（第一季度的费用为454.84美元，尽管为贫穷的患者提供食宿，全年的费用也不过1733.70美元），而且还经常拜访医院，一些人甚至协助伯驾进行手术。其中比较有名的是W. Jardine，他辞去了在东印度公司轮船上担任外科医生的工作，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协助伯驾的工作中。 伯驾还得到了同行的援助（来自于住院医生，如考克斯（Cox）医生，以及泊港轮船上的医生），尽管如此，他从一开始就感到有必要寻找一个稳定的助手。他最初的助手是一名出生在马六甲，毕业于英华大学的中国人，但此人不久就去了新加坡。伯驾接着雇用的一名欧洲人不久也回家了。后来他只能同没有受过培训的中国助手一起工作。 医院最初的成功，促使伯驾和其他在广州的西方医生决定成立一个医学协会。1838年2月，中华医药传教会成立。伯驾当选为副会长。会长是东印度公司的医生哥利支（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成立宣言中宣示：“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将有助于推倒偏见和长期以来所存在的民族情绪的隔墙，并以此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的。” 伯驾每天一早起床，就为来求诊的人看病治疗，一直到深夜。辛苦劳累不说，生活也没时间讲究。但是，当他看到一个个病人让他治愈离去，就由衷欣喜，感到再辛苦也是有价值。他觉得，他的工作，体现了基督对人类普遍的爱，不论贫富，不分阶层，不分种族，不分国别与民族，上帝眼中都是一视同仁。他的成就见证了基督的福音。 伯驾行医传教的巨大成功，使新教教会深受鼓舞，大大加促了利用行医为传教服务的步伐。1838年2月21日，时任主席的Jardine在广东综合贸易厅召开的会议上宣布中国医疗传教会成立。 西方的医学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伯驾创办的医院，后来交由另一名美国传教士嘉约翰主持。医院几经波折，于1865年易名博济医院，并成为较为完整的综合医院。1866年，在医院内办博济医学堂。办学初期,用以师带徒的形式传授医术，学制三年。后来逐渐规范。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家西医学府。1879年，博济医学堂改为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学堂，并首招女生，开中国女子学医的先河。孙中山在1886年至1887年，就以孙逸仙之名在博济医院南华医学堂学医，之后他转学到香港继续学医。西医院和西医学校，成了当时中国人在国内接触到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地方。那时的极少数国人，正是通过这种场所，了解到当时落后的中国文明与先进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差距，了解到当时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了解到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那些有幸通过这种渠道看世界的国人中，有的后来就成为开创新时代的先进分子。
三、在历史大转折关头
伯驾是在鸦片战争的前夜来到中国。当时中国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基本国策，国家经济制度是个庞大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西方剩余资本和剩余产品难以进入中国，倒是由于西方各国对中国茶叶、生丝需求庞大，反而使中国成为对外贸易的出超国。这使急着打开中国市场的西方国家，沮丧之余，想方设法打破这一困局，满足其在数百年间飞跃发展起来的经济扩张需要。鸦片贸易成为突破中国政治经济防线的力量。 鸦片急剧流入中国，损害了中国人的体质和精神，也给清政府带来巨大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一场中西大较量爆发了。 1839年初，清廷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来广州，查禁鸦片。英商敷衍他，不甘尽数交出毒品，林则徐乃于3月24日派兵包围“夷馆”。被困的外国人有三百多名，伯驾也在其中。经过一番对抗，3天之后“夷馆”的领事义律屈服，命英商陆续缴清鸦片。不久英侨全部撤至香港和澳门，伯驾却独自留在广州。因为他医术高明，使其在广东的民间到官方都名声很大，与中国官方多有联系。连林则徐也先是请他开药方为鸦片烟客戒毒，继而请他为自己治疝气。 伯驾在病历上记道：“病案6565号。疝气。林则徐(误拼为LinTsillset3)钦差大臣。” 本来，医学注重对病人的临床诊断。不过钦差大臣是朝廷重臣，林则徐是中国士大夫出身，生疝气的地方，在中国人眼中属隐私部位，中国统治阶层向来“严夷夏之大防”，怎能让一位陌生“夷医”来拨弄狎玩钦差大臣的阴私之处。更何况，当时中西严重对立，正处于战争边缘，更应该小心。于是，这一治病过程费了一番心机。 那年7月，洋行买办侯瓜带来林则徐的一封信，要伯驾配药给他医治疝气。伯驾恭恭敬敬地回了一封中文信，详析疝气的病因，附以图解，并且建议可装托带医治。林则徐想必不愿任人近身来装带，似乎也怀疑装了是否有效。他派来一位已经装有托带的朋友，向医生再索一具。伯驾回称，这东西必须由医生动手安装。于是林又派来一名亦患疝气的副官，要医生装上托带。伯驾从命，那副官立刻感到舒畅。最后又来了一人，自称是钦差大人的“兄弟”，正巧体型也差不多，托带如果合他，必然也合钦差大人。此计果然妙绝，伯驾无奈，只好为来人安装疝带。 事后伯驾在业务报告中说，“呈送给钦差大人的托带尚称见效”，又说不但林则徐曾经当众夸奖他的医院，而且结了善缘之后，林则徐的左右侍从也每天出入医院。 应该说，伯驾也是一位反对让鸦片荼毒生灵的人。对林则徐所代表清政府爱国开明这一派的立场，及中国人民所受鸦片荼毒之苦，似有同情。他曾写过一封长信给林则徐，称自己“特别是中国的朋友”，表示对“鸦片烟魔”的憎恶。称赞林则徐“廉洁、爱国和仁慈”。他在信中，婉劝林则徐放弃对抗英国的激烈行动，试图缓和一触即发的中英紧张关系。在同一封信中，希望通过“体面条约”的形式，规范中外关系，达到使中国对外“开放”的目的。这大概是第一次有人，向中国官方提出放弃闭关自守国策，实行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建议。不管伯驾当时的主观动机如何，这一建议是具有划时代深远意义。假如，当时中国能参照伯驾的建议，按照国际交往准则，实行某种程度的开放，后来的中国历史会以何种方式沿续？但是，历史没有假如，当时的中国情势，林则徐及清政府不可能接受这种建议。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林则徐及清政府没能接受伯驾的建议，但对于以后中国政治的演变还是有影响的。也许正是有了这样一封信，引起林则徐对伯驾的注意，有了后来的间接交往。伯驾的这封信，和他主动与林则徐联系的行动，显示了伯驾希望通过影响中国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以图建立新型的中西方关系，改变中国基本国策。他的这些不寻常做法，开启了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影响中国政治走向的重要方式，也充分展现了这位传教士医生有着非凡的外交家眼光和禀赋。 林则徐初到广州，曾拟一道照会致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恳请她在那一头正本清源，釜底抽薪，遏止鸦片的毒业。“设使别国有人贩鸦片至英国，诱人吸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痛绝……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这封信，林则徐也“曾谓伯驾加以斟酌”。郭廷以在《近代中国交纲》里说林则徐“初至广州，曾拟就一道给维多利亚女王的照会，词句近乎威胁。七个月后，所颁发的与初稿颇有出入”。这么看来，此信的定稿就可能吸收了伯驾的意见。 林则徐一度曾想与伯驾会面，但一直没实现。也许是林则徐是考虑到中西严峻复杂的情势，不宜双方见面。如果这两个中西文化精英的代表能会面，并以游离于中西官方及商界外的朋友身份交换意见，将会对即将爆发的鸦片战争及后来中国的向进会产生何种影响，就不得而知了。当然，当时中英形势及中国的基本走向已定，两人见面与否，都无碍大局。林则徐是通过行商伍敦元与伯驾联系，买办，西方人士，政府官僚之间复杂关系这时已见端倪。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对洋务西学用心研究，搜集资料，翻译书报，如《万国律例》等，编辑《四洲志》专书。伯驾的信，可能是影响林则徐用心研究洋务西学的因素之一。中国社会，尤其是社会上层就这样被迫地走上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其后，中国学习西方的大潮愈渐澎湃，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民主革命，一浪接一浪地至今未艾。 伯驾为林则徐搜集提供海外资料，提供了详实的治疗鸦片危害方法的资料，帮助翻译书报。《万国律例》(Low of Natioms , by De Vattel)的片段中译，就是伯驾所作。这些资料，对于林则徐等开明官员，睁开眼来看世界，研究西方文明，进行外交与战争决策起了莫大作用。 伯驾除了帮助林则徐翻译书刊，写出鸦片对人体的危害以及治疗方法外，还同时于1839年6月10日，向林则徐派来见他的三名使者主动提出，送林则徐一份地图、一本地理书和一个地球仪。也许出于上邦大国架子，这三位使者要伯驾在送东西的同时，附一份请求接受赠品的禀文。这下子，可使这位上帝的仆人，感到伤了自尊,尽管他笃信圣经中的十戒，时时警戒自己作为神职人员要谦卑，这时也拿起架子拒绝这样做。最后，这些使者只好照伯驾的意思，接受了这些赠品。 伯驾虽对中国人民有善意，但是他毕竟来自西方世界，从小所受西方文化熏陶，又站在自身国家立场，使他不能完全公正地看待鸦片战争这场中西方大冲突。加之对自身种属、民族的优越感，使他在立场观点上是倾向西方的，并自觉地为西方打开中国大门服务。 鸦片战争开战前，林则徐派兵包围了十三行，强制迫使鸦片商交出鸦片，伯驾也像其他外国人一样被圈禁内。中国政府还通过伍浩官向伯驾施压，收回租给医院的房子。这些事促使伯驾对中国的态度由同情、友好转向敌视、反感。 鸦片战争爆发，腐败透顶的清政府遭受惨败。 伯驾在鸦片战争爆发后，关闭了他的医院，于1840年月12月回到美国。伯驾参加了美国新任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1841年初举行的就职典礼，并拜会过哈里森，与他讨论了对华关系的有关问题。他在美国这段时间里，多次与美国政要接触，要求重视对华关系。1844年2月，美国全权公使顾盛（Caleb Csehing）到澳门后，将伯驾和裨治文任命为美国使团的中文秘书。 由于伯驾精通中文，熟悉中国情况，在广州期间，通过行医与中国官员有交往关系，这给他的谈判工作带来便利。美国在谈判中如虎添翼，美国谈判代表与中国官员就条约的中文本逐条进行讨论，为美国争取到最大的利益。 原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中，对传教问题没有作规定。经伯驾的力争，在《中美望厦条约》中，西方国家在华传教享有特权，对清政府采取弛禁基督教政策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特别是，他与十三行巨商潘仕成等中方顾问，密切联系来往，促成优待传教士条款的订立和条约的签订。潘仕成等却是在鸦片战争中，为中方购置武器弹药的代表。政府官僚、买办巨子、外国势力，从此跃上中国政治舞台，角力较量、合纵联横。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与国家政策的制定模式，初见端倪。 伯驾在广州开办的医院，在鸦片战争中被民众烧毁。伯驾一面复办医院，一面积极从事外交政治活动。随着他卷入外交政治斗争日深，与中华民族对立也日渐加深。他的行医传教活动，客观上有为西方扩张服务的一面也显露出来。正如传教士俾德尔（Beadle）就曾写道的那样“泰西大炮不能举起中国门户的横示，而伯驾医师的外科小刀即大开其门”。 伯驾回到美国后，求见了范布伦总统（ Martin Van Buren）和国务卿福赛斯（ John Forsyth），建议美国政府任命一名全权特使前往中国充当中英之间的仲裁。由于当时美国国内正忙着大选，他的建议未引起注意。新总统哈利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上台后，他又一再呼吁。 伯驾在中国的经历和他对政治的热心使他在国内的名望大增。他结识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和一批上层人士，并娶了年轻美丽的妻子。随后又到欧洲活动，与国王、贵族、政要交往。 此时，伯驾已经不能全心全意地在广州博济医院行医。美国专使顾盛（Caleb Cushing）来华谈判，指名选择伯驾做他的秘书和翻译。于是一个宗教徒终于变成了一个外交官和政客。 伯驾除了极力协助迫使中国与美国签订条约外，也在美国和欧洲各地巡游，争取对在华医药传教事业的支持。经过伯驾的大力倡导。西医和西医教育在中国得到很大发展。 1842年10月，伯驾与新婚妻子一道回到广州，将他创办的医院重新开业，伍崇曜免收他的租金。
四、使命的终结
尽管西方的现代文明有冲决中国封建制度堤围，促进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作用，但它却是在西方列强的炮火刺刀下，强塞给中国人的。这种文明倾销方式，给中国人民带来战乱灾难，给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带严重破坏和极大震荡，使人民痛苦不堪。这势必造成中国人民的抵制和反抗。西方国家向中国输出其文明模式，当然首先是为了其国家民族利益。在其中，也掺杂了各种政治集团和利益群体的利益。这大大加重中国人民的苦难，中国人民必然激烈反抗西方的入侵。 伯驾在此时，继续其行医传教事业的同时，积极参与外交活动，成为一名美国外交官。面对中国人民的对立情绪不断加剧，他原先就有的对中国人的优越感，演变成对中国人的轻蔑傲慢，甚至愤懑、敌视、偏激。他更偏袒传教士，达到极端的地步。 他在为美国来华谈判专使顾盛（Caleb Cushing）做秘书和翻译时，利用他与中方谈判官员相熟，甚至利用为中方谈判官员或其家人看病所产生的感情，诱骗中方谈判代表妥协让步。他自己在日记中承认说：“我对中国语言和清政府官员的熟悉使我获得了作为使团秘书的职务。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谈判中，只有一个中方官员我不认识，是翰林院的赵(即赵长龄），耆英阁下曾是我的病人，黄（即广东布政使黄恩彤）阁下一直是我个人和家庭的朋友。潘仕成（广东候补道）也如此，他的父母在世时曾是我的病人。他们对我的品格和我对中国人乐善好施精神都很熟悉，因此，对我表示明确的信任，无论我向他们介绍什么，他们都愿意接受。考虑到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猜忌心理，这种情况（对谈判）是非常有利的。”伯驾正是这样诱使耆英、黄恩彤等中方代表妥协让步，让清政府在不平等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上签字，为美国取得了英国靠战争才取得的特权。这种违反一个基督徒应有的道德守则的做法，以致连美部会对此也不悦，议决停止对他的经济资助。 他的敌视中国人的态度，在他处理传教士罗孝全索赔事件中，得到充分的显露。1847年传教士罗孝全的教堂和住所失窃。一向与中国邻居相处不好的罗孝全，以很高的要价向当地中国政府索赔，当地政府经查核后，据理拒绝照罗孝全开列的款项赔偿。伯驾却支持罗孝全的索赔要求，甚至有违一个使馆人员身份，对中国政府百般纠缠，喋喋不休。美国的驻华公使德威士，开始听信了伯驾偏袒罗孝全、歪曲事实的建议。后来，这位美国的驻华公使对整件事研究后，也认为索赔要求无合法性，甚至违反美国强迫中国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阻止伯驾继续纠缠中国政府，德威士的决定也得到其他美国使领官员的支持。可是，伯驾仍不善罢甘休。他利用后来德威士辞职回国，美国驻华公使一职悬空，由自己代理馆务之机，以“美国副使”之名义，强迫中国政府接受索赔要求。 1856年，伯驾更升任美国驻华专员，任务是安排美国的外交代表常驻北京，并且扩展美国的对华贸易。 伯驾有一套改变中国现状的理念和设想，他想联合英、法的代表向清廷共施压力，迫使古老帝国改革，但是这些做法既难以实行，又伤害中华民族的利益，并造成欧美对华外交不利局面。英、法的外交官本来就不喜欢他固执的个性，对他的理想主义更有恶感。美国的同事嫌他时而执拗，又时而动摇。中国的官吏把他说成“老谋深算”，“满怀敌意”，而又“固执不化”。据说咸丰也感到他好与人争，认定他心机深不可测。伯驾这时忙得传教不成，行医无暇。干得辛辛苦苦，到头来工作却开展不利,还不断与人交恶，人缘很差，他在失意之余，就渐渐迁怒于中国人，认为中国人生性顽劣，只会逃避责任，歪曲真相，误解条文。他愈渐变本加厉地与中国作对。 从欧美驻华外交界，到中国政府都对他反感日增。他已不是来华时，风度翩翩，对中国这里的土地和人民有着爱心，才华横溢，医术医德俱佳，学通中西，外交政治上挥洒自如的风流人物了。他现在身躯发胖，面部松弛，一头稀疏白发盖在头上。人固执易怒，性格反复，让人讨厌。西方外交界已经感到，他在中国的胡乱行事，影响他们所代表国家的在华利益。目睹伯驾处理罗孝全事件经过后，那些当年曾受伯驾之惠的广州市民眼中，他不再是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也不再是一位导人向善的传教士，而是对中国人莫名其妙仇视，存心跟中国老百姓过不去的西方政客。他对中国人、中华民族的敌视，已经发展到极端。 1846年，他被美国政府任命为美国公使馆临时代办，取得了更高的年薪和更多的财产。他用这笔钱偿还了美国教育协会在他学生时代对他的贷款。 在新的职位上，伯驾更狂热鼓动对华侵略和采取实际干涉行动。他积极支持英国政府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宣扬联合干涉中国。1856年正式当上美国驻华公使以后，力行皮尔斯总统（ Franklin Pierce）“压迫中国以获取美国外交代表驻京和无限制地扩张商业权利”的政策，带头提议美英法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由于英法当时对美国和伯驾本人都不甚看重，没有响应伯驾的提议，伯驾竟然于1856年6月一人单独北上行事。此一轻率举措引起了美国外交团体的责难，他们攻击他傲慢自大而又缺少外交策略。 最后这位因身处困境而愤怒的美国外交官员，竟向美国政府建议派兵占领台湾，以应英国之占新加坡与香港。他说：“无论是为了人类、文明、航运，与商业，美国政府都势必对台湾采取‘行动’，尤其是对目前只住野人的东南沿岸；深望我美国政府不致‘退缩’。” 美国总统皮尔斯对伯驾所为大感震惊，感到继续任由伯驾自行其事，将会损害美国的对华关系和在华利益，只好在1857年4月把伯驾召回国去，他的中国历程划上了令人感慨的句号。伯驾前半生在中国悲剧经历，是中国近代史上中西文化在激烈冲突中交汇的缩影。伯驾在美国度过他余下后半生，于1888年去世，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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