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瞿秋白批胡适疏解

瞿秋白批胡适疏解

○　胡　明

在关于胡适、鲁迅的评价争论中，仍然还有人提及鲁迅批胡适的《王道诗话》一文及文中的四首诗。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文章及四首诗实际上是瞿秋白作的，鲁迅只是在1933年3月6日用了自己的笔名在上海《申报 ? 自由谈》将其公开发表。五六十年代的一些选本及教科书就开始点明是鲁迅的作品，分析讲解时也与鲁迅文章诗歌的名篇合并一处评价，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讲解人更不提及瞿秋白，《王道诗话》便成了鲁迅批胡适的著名篇章了。其实，细细寻绎鲁迅的论战史与论辩思维，或者更细一点检索一下鲁迅的杂文发生线索与创作习惯，鲁迅是不会撰写《王道诗话》(也包括《出卖灵魂的秘诀》的)。——这一类高调批胡适的作品正是瞿秋白晚期很热衷的一个话题，张满了瞿秋白杂文的风格。

《王道诗话》批的是“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文章的话题从胡适《人权论集序》中的那一羽“鹦鹉”开始：

“人权论”是从鹦鹉开头的。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人家说它那一点儿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能不尽点儿心。”(事出《栎园书影》，见胡适《人权论集序》所引)鹦鹉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这是不会没有报酬的。胡博士到长沙去讲演一次，何将军就送了五千元程仪。

这里瞿秋白从“救火”的主题转到了“人权”的粉饰功能和何键送的“五千元程仪”上。且不论何键只是“据传”送出了“五千元”的大笔讲演费，胡适去长沙讲的也不是“人权”与“王权”，更应该知道：何键是最痛恨胡适的一个南方军阀，很快他就用尽权力联络广东军阀陈济棠要追杀胡适于粤湘境内。声称胡适“毁纲灭纪，率兽食人”，“邪说披猖，动摇国本”。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拍发给广东军阀联络狙击捉拿胡适的电报上还有这样的话：“公然为共匪张目，谓其慷慨献身，超越岳飞、文天祥及东林诸君子之上。丧心病狂，一至于此。”——何键最痛恨胡适的是他“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煽惑无知青年，而共产党乘之”。瞿秋白等人的反孔思想无疑也大多是胡适“五四”时代“煽惑”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胡适在“反孔”这一点上自然是相通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对共产革命中慷慨献身的革命青年表示的敬仰应该是令瞿秋白们肃然起敬的——尽管瞿秋白本人没有读到胡适的《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瞿秋白痛恨胡适的是“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瞿秋白在《王道诗话》一文中摘引了胡适对《字林西报》一段话：“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指责胡适保护了“政府权”，而“朝廷自古多屠戮”，你胡适只看到只援引“法律”上有利于“政府”的条文，因此“人权抛却说王权”了，或者“人权王权两翻新”了。当然反过来，政府也会指责胡适下半句话：试图保护政治犯的危害国家的政治权利了。

配合文章批胡，瞿秋白写了四首诗，末一首云：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向侯门卖廉耻”当然远远谈不上，要知道“人权”的利剑往往刺向“侯门”的咽喉，而谁企图拿起“人权”的利剑，“侯门”专制的利剑会毫不犹豫地先刺破了他的咽喉，这是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铁律。胡适在“人权”运动中的惨痛遭遇已经是十分明白的历史教训了。有一点却是有趣的歪打正着：瞿秋白的第三首诗中有一句特别将胡适与孟轲相提并论，摆在相同的历史评价中：“千古同心有孟轲”，原因是“先生熟读圣贤书，君子由来道不孤”。当然“圣贤书”因为充满毒汁，故“熟读”的人必然也“毒于蛇”。但“君子由来道不孤”，放到今天来看，真是发人浩叹。孟子的评价固不必说了，与他“道不孤” 的“千古同心”或真是只一个“君子”可以就此概括了。然而“能言鹦鹉毒于蛇”则是瞿秋白对胡适的真正评价——而这个评价显然是不会出自于鲁迅的思考与判断。

瞿秋白对胡适那羽“鹦鹉”十分仇视。早二年，他在《水陆道场·鹦哥儿》一文中已经狠狠地批判或者说责问了胡适与他的那羽“鹦哥儿”：你们的“人权”“自由”，“还要骗谁呢” ？同时又对胡适们争人权、争自由、救世补弊努力地尽情地加以嘲笑。“鹦鹉是一种鸟儿，俗说叫做鹦哥儿。大家知道鹦哥儿会学嘴学舌的学人话。然而胡适之先生整理国故的结果，发见了它还会救火，这倒是个新发见的新大陆。”“鹦哥儿会学人话，它们自然是用自己的花言巧语来救火”，“中国的鹦哥儿就会这样学嘴学舌的救火”，“他们要救火的诚心，他们要救中国绅商统治以及国际帝国主义统治的诚心，是值得‘感激’的！”——《鹦哥儿》便是通篇针对胡适之们争人权争自由的“诚心”或者说努力的嘲笑。胡适在新月书店出版《人权论集》的时候正是他领导的争人权运动遭到国民党的沉重打击、落花流水匆忙撤回北平之际，《新月》月刊遭禁，新月书店关门，胡适孤军争人权，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铜墙铁壁前撞得鼻青脸肿大败而归。他在《人权论集》的序言里写下周亮工《书影》中那个鹦鹉的寓言时心中正是充满着坚韧不屈的救世精神——他为中国人的人权争了几十年，也被仇视人权的中国人——“左派”与右派的政治势力嘲笑打击了几十年。瞿秋白这篇《鹦哥儿》正是嘲笑胡适争人权失败的得意之作，他另有题为《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的正经批判长文(载1931年11月《布尔什维克》4卷9期)，但那篇文章重点是狠批罗隆基的。当然胡适是中国人权派的首领，批胡乃是斗争的核心，批胡的基调则建筑在对鹦鹉救火含意的曲解：瞿秋白认为胡适要救火是“要救中国绅商统治以及国际帝国主义统治”。撇开了胡适向国民党专制政府争人权争自由的本质要求——这种本质要求无疑是进步的，20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争人权运动其价值判断理所当然是正义的，代表了前进的知识界和觉悟了的勇敢民众。对争人权争自由运动的任何嘲笑，尤其对他们遭受的惨败的嘲笑显然不是健康的政治心态，也不代表进步的文化立场。——其实，就是从文化层面来说，鹦鹉代表的也是一个出处的哲学，一种救世的精神，一种“不忍”的接近乎宗教的心理姿态，而人权自由本身则是崇高的目标。瞿秋白嘲笑鹦哥儿“入水濡羽，飞而洒之”的“诚心”和“不忍”的初衷，嘲笑胡适的“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的自白，他忘记了恰恰正是胡适在人权运动的高潮中也说过“我的骨气烧成灰，将来总会有人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这铮铮有声的话。（《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瞿秋白对胡适的“词令”以及他的那羽鹦哥儿的花言巧语痛恨十分，这在由他编校的《萧伯纳在上海》一书（1933年3月野草书屋出版，有鲁迅序）中又有所表现，标题即是《胡适博士的词令》。文章不长，可以抄录：

胡适博士最近对“字林西报”记者说：“一个政府一定要有保护它自己而镇压危害它的存在的一切运动的权利”（见二月二十一日该报），胡适博士现在既然这样忠顺，不但不再讲什么“人民的权利”，而且坚决地拥护“政府的权利”了，那么，象萧伯纳那样的“叛徒”，自然是他所不愿意见的了——也许是不敢见，因为万一天良发现起来，脸上难免要热辣辣的飞起两朵红云，显得象梅兰芳博士似的有点儿“驻颜术”。于是他也忽然“语妙”起来：明明是他主使北平学界不理萧伯纳，他还说这是最高尚的欢迎方法。他说听凭萧伯纳要见什么人就见什么人，要看什么东西就看什么东西。仿佛很自由。但是，假使萧伯纳要看看北平的监狱，见见政治犯，那么未免有人要赶紧去通知张学良将军，教他事前怎样布置收拾一下罢。

这里涉及到“北平的监狱”、“政府的权利”与见“政治犯”等，又会自然联系起这前后发生的胡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运动的那著名的风波，似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完。但有一点还是十分清楚的，即胡适的“词令”，即路透社电中的胡适的相关说话表态：“胡适之于萧氏抵平之前夕发表一文，其言曰，余以为对于特客如萧伯纳者之最高尚的欢迎，无过于任其独来独往，听渠晤其所欲晤者，见其所欲见者云。”——这话有什么错？有什么“词令”背后的阴谋？这才是待客最高尚的规格，也是最讲求自由的原则，特别是接待萧伯纳这样的最以自由独立为生命准则的知识分子。——胡适的建议应该是萧伯纳求之不得的。

《出卖灵魂的秘诀》也是以批判胡适为主旨的，而题目正做在对日本侵略的态度上。文章说：

据胡博士所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征服中国么？不，照实验主义的哲学说，还是有法子的。这就是“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注意，这一节话是瞿秋白说的，当中引文则摘引自胡适与北平记者的谈话。瞿秋白接着就批评道：

这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这样的言词逻辑与思维锋芒是瞿秋白杂文特独的批判风格，说理不讲求严密细腻，帽子先扣上，政治先定性。而且批判锋芒往往不落在穴位上，远不像他的文艺批评文章说理透彻，以理服人。这篇文章要害正也在一个“理”上——服人的理路，建筑在理性之上。我们来看胡适的三句原话（虽被孤悬割裂，但意思尚能明白）：一、“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颇难消除”。这话当然不错，这个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未消除，而且随着日本方面认识历史态度的僵硬，更加变得强烈起来。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这话更正确了，不须赘说。三、“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话有什么错？“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这话在1933年3月说，——当时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尚未爆发，但日本并吞中国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东北已被日本侵占，热河已失陷，华北岌岌可危，日本武装铁骑蠢蠢欲动，随时会对华北京津下手。中日间的仇恨已难以弥平。如果按胡适所说：日本“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这种仇恨当然可以开始慢慢减弱，那么“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按瞿秋白的理解就是“以德服人”，拿出道德勇气，一面停止侵略，一面向中国道歉，一面退出华北与东北，两国间的仇恨当然可以消除，——以道德的力量与悔过的表现“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当然是我们可以也是愿意接受的。在当时，日本“悬崖勒马”，“不用暴力”，“放弃武力”，“停止侵略”是中国人民也是中国政府首先的一条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外交诉求，日本肯做到这一条，当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用瞿秋白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因为日本不用暴力，中国民族就没有了仇恨”，“日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仇恨自然就消除了”。——瞿秋白口气打问号的地方，其实都是可以成立的。——这并不涉及出卖民族灵魂，更不是什么“秘诀”，这是常识，也是当时亿万中国人民的渴望与吁求的。而日本帝国主义出于侵略本性又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到这里瞿秋白对胡适的政治态度已经十分清楚了。其实这个政治态度、政治批判背后还隐藏有一个不十分显露的文化态度和文化立场——这就是瞿秋白对“五四”的评价。瞿秋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领袖人物之一的胡适多年来心中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对“科学”、“民主”的思想诉求也有另外一套看法。他很早就判断出“五四”是资产阶级领导也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对这场“五四”他是不满的，一则“五四”在思想文化上的不彻底性，二则是谁领导或者说谁代表了这场运动还没有被讲清楚。瞿秋白对“五四”一直怀有强烈的激进的冀望超越的情绪。瞿秋白对胡适、陈独秀领导的“五四”文学革命及其成果——白话文艺——更有一种愤愤然的态度。他认为，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产物——白话文学，所谓“国语的文学”——实际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国语的文学’口号叫了十二年，而这些‘国语的文学’的作品，却极大多数是可以看而不可以读的”——因此他戏称之为“哑巴文学”，他为之专门写了一篇《哑巴文学》的嘲讽文章。以前鲁迅赞美白话文学，使“无声的中国”有了“声”，但瞿秋白认为今天的中国仍是“无声的中国”，“五四”白话文学仍是“哑巴文学”。“古文的这种流风余韵，现在还保存在新文学里”，“现在的新式小说，据说是白话，其实大半是听不懂的鬼话。这些作品的祖宗显然是古文而不是平话”（《白话文学》）。——白话诗也一样，“所谓白话诗，仍旧是用这种活死人的腔调来做的”，“他们就把外国诗的格律、节奏、韵脚的方法，和自己的活死人的腔调生吞活剥的混合起来，结果成了一种不成腔调的腔调——新鲜活死人的腔调”。瞿秋白在《新鲜活死人的诗》一文中对这种“新鲜活死人的诗”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其实“五四”之后，瞿秋白自己写作的一些白话新诗，也染上了这种“新鲜活死人”的腔调），并指责其“放出腐烂的臭气”。

细细考究起来，瞿秋白对“五四”后新文艺的批评多少是基于对五四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认定，对资产阶级“五四”，尤其是对“文化班头博士衔”——胡适的嫉愤与攻击，大抵也出于这一层文化立场。资产阶级的“五四”文艺成果当然是不彻底的，不成功的，必须再来一次无产阶级“五四”的洗礼，乃真正使文艺“脱离一切种种活死人的影响，打破一切种种活死人的艺术上的束缚”，打破几千年来被活死人垄断的艺术言语，然后经过无产阶级的手创造出真正平民的诗。——瞿秋白这种“五四”观实际上在30年代一直是他文艺思想的主流思维，他在一篇题为《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的文章中（1932年5月《北斗》2卷2期）曾经正面陈述过他的主要观点：“五四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新的文化革命已经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发动起来，这是几万万劳动民众自己的文化革命”。“五四过去了，文化革命的领导已经落在了新的阶级手里”。——瞿秋白这一层思维也很广泛地影响了党内一部分关心无产阶级文艺，关心思想文化运动的高级干部。瞿秋白的另建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的思维实际上也深深地影响过毛泽东，但终于遭到毛泽东的否决与扬弃，毛泽东在当时，在延安，所考虑的则是如何把“五四”这面大旗接过来拿在手中，而不是另扯一面新的大旗。这在表面上固然是毛泽东听从了艾思奇、陈伯达、胡乔木一帮秀才的意见，实际上他重建一个无产阶级 “五四” 的雄心却暗暗埋在心中，一直等到“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他站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红卫兵时才真正翻卷出风云，亮出底色。但毛泽东不喜欢瞿秋白关于无产阶级“五四”的政治立场则是早就埋下伏线。所以，到了解放初，面对冯雪峰提交上来的《瞿秋白文集》的出版计划时，他信笔一勾，划去了全部“政治类”文章而同意了所有的“文学类”文章。——《瞿秋白文集》中的“政治类”文章八大册的出版只能等到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大叛徒”的帽子彻底摘去时，全部政治业绩被全面肯定时才有可能。毛泽东至逝世时还认定瞿秋白这个愤激的书生是很有点“左倾盲动”情怀的。

还是回到瞿秋白批胡适的话题。时间上也返回头十年。1923年，瞿秋白曾写信给胡适，感谢胡适为他介绍推荐在“商务”的编书工作：“商务方面，却因先生之嘱，已经答应我容纳（各杂志）稿子并编小百科丛书以及译著。”其实，瞿秋白更要紧的是希望胡适抓紧催“商务方面”，尽快出版他的《赤都心史》。——这之前，瞿秋白已托陈独秀专门为他的《赤都心史》写信给胡适，陈独秀的信中说：“秋白兄的书，颇有价值，想必兄已看过。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视为地狱。此皆不知社会进化为何物者之观察，秋白此书出，必能去掉世人多少误解。”（《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这话不错，正是对胡适吹风的适合口气和语调，其实陈独秀与瞿秋白当然是将新俄视作“天堂”的誉之者，只不过用“社会进化”之说来打动胡适和“商务”而已。胡适果然也力推此书，促成了此书的出版。——胡适当然知道他们的共产主义背景，但他也为瞿秋白想去上海建设“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深表赞同。瞿秋白当时是十分感谢胡适的，胡适已让“商务”出版了他的《俄乡纪程》，当然也会催“商务”继续出版《赤都心史》。瞿秋白在信中明白表示了自己一个“青年浅学”，“请先生常常指教的意愿”。并将《新青年》与《前锋》两种党的刊物寄送胡适——当时在他心里也确实把胡适作为“导师”看待的。两年后的《胡适之与善后会议》一文便出露了批胡适的苗头，不过还只是稍稍嘲讽了胡适“民治主义的尝试”，指责他尝试的政治项目里没有“人民”的概念。——顺便多说一句，几乎就在瞿秋白用诗批判胡适“能言鹦鹉毒于蛇”的同时，陈独秀（这时他关在狱中）正也用两句诗：“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寄诵或者说歌颂胡适，并自称：“以报故人垂念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