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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否“反帝”考
○ 商昌宝 关于五四运动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1]。如果按照广义说法，算起来五四运动已经是九十多年前的事了。或许中国近现代历史太缺少光彩，五四运动尤其显得夺目一些，也因此生发出多种不同的阐释，甚至被涂抹得面目全非了。其中“反帝反封建”性质的阐释一直以来作为一种主流评价而存在，造成长期的误导和遮蔽。关于五四运动的还原工作早已开始并取得了很大成绩，本文以“反帝”为突破口以期进一步还原五四运动的本来面目。
一、五四运动“反帝”意义的确立
“反帝反封建”已经作为一个常用词组频繁为我们使用，殊不知其中所包含的“反帝”内容还是一个地道的舶来品。“帝国主义”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1895年日本学者浮田和民（1858—1945）的《帝国主义》一书的译本，稍后，1902年赵必振又翻译了日本学者幸德传次郎（1871—1911）的《帝国主义，二十世纪的幽灵》。列宁主义中所阐释的帝国主义主要来自1902年英国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和1910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列宁在1915年《社会主义与战争》的“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一节中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阶段只是在二十世纪才达到的”。[2]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中指出，“（帝国主义）在经济方面，是托拉斯和物价昂贵；在政治方面，是军国主义的增长、战争的频繁、反动势力的加强以及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掠夺的加强和扩大”。[3]并最后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作了进一步的完善。[4]1920年6月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了远东和中国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在1920年7月开始的二大正式会议上得以通过和确定。[5]为贯彻共产国际二大和三大会议精神，中共二大于1922年召开并确立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6]的近期奋斗目标。1924年国民党一大会议上也正式确定中国民主主义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可见，在苏俄向中国输出革命的同时，关于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也同时为中国的革命政党所接受。至于具体的帝国主义，习惯上一般特指曾对中国发生过武装侵略行为的英、法、德、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当然也包括日本在内。1919年前后，执掌政权的民国总统先后有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等北洋元老，但政府的实权掌握在段祺瑞及由他所操纵的安福系手中，同时还并存着以孙中山为名义的南方政府，各军阀势力又都与美日等帝国主义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通常所说的占有巨大经济利益的买办资产阶级就是他们共同的利益代表。总之，所谓的“帝”既指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本身，也应该包含亲帝或各帝国主义国家扶植的封建军阀和买办。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就应该明确所谓“反帝”中的“反”的含义应该取《现代汉语大辞典》中的“反叛、造反”和“毁坏、推倒”之意，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对”（不赞成，不同意）之意。[7]因为前者符合和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而后者仅仅显示了一种温和的革新立场。鉴于此，根据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反过来再考证五四运动，看其是否具有和符合反帝的革命性质？ 五四运动“反帝”的意义是如何确立的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五四运动的认识和阐释经历了一个过程。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五四”爆发不久后撰文说：“国民发挥爱国心做政府的后援，这是国家的最大幸事。”[8]党的另一创始人李大钊也撰文说：“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9]后又进一步说：“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10]看得出，李大钊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已经显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不过他所言的五四运动并没有包括新文化运动。瞿秋白在1923年发表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指出，“辛亥革命以来，革命党向来以‘保护外人利益，决不破坏条约’为天责。五四运动虽有伟大的成绩而后来每况愈下，往往只替‘国际联盟’、‘国际协会’、‘华府会议’做宣传，民族主义的社会意识，日渐隐晦”。[11]稍后他又撰文写道：“我们知道以前已有许多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安徽学生运动等，这些运动都是自然发生的，散漫的，偏于一方面的，偏于局部的，各归各不相联结的，可以说是无意之中自然而起的国民革命运动。”[12]不久，他在《自民族主义至国际主义 五七—五四—五一》中开始有所觉悟：“五四运动的精神，正在于学生群众虽然仍是知识阶级，却已不以上书运动自限，而且他们烧曹汝霖宅，打章宗祥，破坏现在法制而制造‘革命的法庭’，确有几分革命的独裁制的意义。因此，表面上五四运动仍旧不过是排日的民族运动，而内容上却实现了民权主义的真原则（革命的独裁制）。五四运动的发展，摧残一切旧宗法的礼教，急转直下，以至于社会主义，自然决不限于民族主义了。”[13]到了1925年，他开始正式将五四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并初步确定了五四运动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性质，“于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渐渐的上了历史的舞台。……民族革命运动中便得着了一支生力军——革命的无产阶级，真正能做革命的先锋的、而且是革命运动的领袖阶级。所以此后的民族革命运动……渐渐的将以前模糊的革命政纲变成很明了的革命口号——反对一切军阀，推翻帝国主义”。[14]这是瞿秋白在五卅运动爆发后不久、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出现内部争斗的情况下所阐述的。张太雷1925年时也曾说：“迨至五四运动开始，中国民族运动入了他的第三期。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从五四运动才渐渐变成近代的民族运动——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15]他已认识到五四运动是以反帝和反军阀为主题的民族运动。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瞿秋白再次将五四运动作了升华，他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中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端，正是在于五四时代，……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中国新思想的勃兴，谁又能否认俄国革命、德国革命、英美大罢工、劳动问题的世界化等等的影响呢？”[16]这是瞿秋白面对国共统一战线已经出现裂缝迹象的情况在阐述国民革命阶级分化问题时提到的，从这时起他将新文化运动部分地纳入到五四运动中，而且将五四运动纳入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指出了“五四”新思想也是受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在国民革命陷入低潮又经历了党内斗争后，瞿秋白1932年在号召掀起所谓新的文化革命时说：“‘五四’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但是，现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早已投降了封建残余，作了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背叛了革命，实行着最残酷的反动政策。光荣的‘五四’的革命精神，已经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仇敌。”“‘五四’的遗产是什么？是对于封建残余的极端的痛恨，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是主张科学和民权。虽然所有这些抵抗的革命的倾向，都还是模糊的和笼统的，都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一切种种资产阶级性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17]可见，瞿秋白对五四运动的阐释是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而不断发展的，虽然他也同时意识到五四运动存在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等启蒙性质的内容，但基本确定了反封建残余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性质。1938年，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出狱后，对五四运动的认识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认为，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民主革命是辛亥革命开始的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一部分，其中包含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卖国贼；反对旧伦理的束缚，促进思想和妇女的解放以扫除封建残余；促进科学，破除迷信，推动工业建设；反对文言文学，促进以白话文作为教育和文化普及的手段；促进人民权利，反对官僚政治。[18]显然陈独秀是从五四运动的广义角度出发，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五四运动的性质。不过，此时他的这种启蒙性阐释已经不会影响中共关于五四运动的定性了。 瞿秋白的阐释，可以说基本为五四运动的性质定了调子。毛泽东也是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确定。1939年5月1日他在延安发表的《五四运动》文章中写道：“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19]同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所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群众集会上发表的讲演中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有甲午战争，有戊戌维新，有义和团运动，有辛亥革命，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20]这里，毛泽东将五四运动归为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这种认识很快就发生了转变，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他在文章中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分界线，新民主主义是五四运动以后20年的特征，“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21]在对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进行总结时，他说道：“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22]并进一步宣称“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3]在经历了这样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后，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性质作为一种官方的解释被最终确定下来，并广为流传，直到今天。不知是巧合还是必然？这样的结果正符合了当年李大钊的愿望和预言，“不要把它（指五四运动）看狭小了，把它仅仅看作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24]
二、五四运动是“反帝”运动吗
然而，五四运动是“反帝”革命运动吗？鉴于五四运动的广义含义，却应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分开来作以说明。 虽然自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后，救亡的呼声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自义和团排外暴乱而发生八国联军进北京的事件，特别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后，当初被迫开放门户的政策和事实已为政府和国民所接受，各在华的外国政府及投资商人与中国政府和国民均保持相对和睦或友好的关系，国内不存在主流意识上的反帝排外斗争运动。毛泽东在1919年底时还说他本人是“美国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和门户开放政策的热烈支持者”。[25]唯一不和谐的音符来自日本与北洋政府在1915年5月签订“二十一条”所惹起的事端，这个事件深深刺痛了国人，大范围的抵制日货的运动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此起彼伏。国内的政治局势中发生了袁世凯和张勋制造的两次复辟丑闻，一些保皇派叫嚣着要将孔教列为国教，一时掀起一股复古浪潮。尽管这两次复辟闹剧很快就收场了，但是其影响却是巨大的，所谓“真龙天子”回归的谣传，再次冲击了还没有完全懂得和习惯共和制的中国老百姓，传统封建意识的正统地位再次得到验证，这极大地刺激了少数活跃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有过海外留学经历者。在亲身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政治救亡失败的痛苦后，即如梁启超所归纳的由“器物上感觉不足”到“制度上感觉不足”，再到“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26]后，他们痛定思痛最终选择了与梁启超们的“新民说”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决绝，毅然地走上了文化启蒙主义的道路。陈独秀为此总结说：“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大半原因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界精神界之文学。”[27]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一般情况下，国内学者多认同1915年9月《新青年》（创办时称为《青年杂志》）的创办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肇始。尽管陈独秀当初创办《新青年》时主要是为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但是他凭借自己多年的革命实践和办报经验，选择了国人普遍关注的文化热点，并将受众定位在青年身上，倡导“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在短时间内赢得了市场和读者，成为非常有影响的舆论阵地。加之蔡元培受命北大校长采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吸引和引进了各种专业人才，其中包括文科学长陈独秀、美国留学博士胡适、日本留学归来的周作人等一批思想活跃的激进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与一大批接受新思想熏陶的更为激进的年轻学生，如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段锡朋、许德珩等构成了一个以北京大学为依托、以伴随陈独秀入驻北大的《新青年》和北大自办的《新潮》为主要窗口和重要阵地的新文化阵营。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中，新文化倡导者们高扬民主、科学的大旗，对西方文化采取大胆的“拿来主义”，以“重新估价一切价值”作为评判的态度，从“人”的立场出发，对一切吃人的道德、非人的生活、非人的文学、奴隶的国度给予革命性的颠覆。他们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28]为此他们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29]“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言从隶属他人之理。”[30]他们坚信“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我们现在不妄想什么天堂天国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人的乐园’。……我们却信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31]在揭批孔教、文言文、“黑幕派”和“鸳鸯蝴蝶派”、林纾等文化保守主义者、“学衡派”等实际斗争中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和思想不断地推向前进和发扬光大。但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在“立人”的同时并不排斥“强国”，他们主张国家的要务在于保障国民的权利，而不能因此凌驾于个人之上。陈独秀主张：“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32]李大钊认为“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33]胡适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救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34]显然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伊始到高潮到分裂，无论是思想主张还是实际文学创作，都属于一种“救内式”的彻头彻尾的启蒙运动，它显然不是为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做的准备，而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一场文化补课特性的非政治革命，当然是不存在“反帝”问题的。 新文化运动随着1919年学生爱国政治运动走向高潮后也迅速跌入低谷，甚至连一般知识分子也深感以“立人”为主题的启蒙主义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的软弱和无力，他们将目光转向收效甚快的政治救亡运动，新文化阵营也在这种冲击下率先走向分裂，尤其是其主将陈独秀携《新青年》南下并出任了中国共产党的书记。在这种政治救亡的大潮中，来自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使孙中山等一部分中国人找到了区别于其他帝国主义的“平等待我之民族”，而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也面临着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急于寻求盟友而不断地向中国输出革命，因此二者一拍即合。随后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新生的共产党加入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阵营中为北伐战争做着准备。同时，在“五四”启蒙运动陷入低潮时，一部分从事宣传工作和青年工作的早期共产党人，如李求实、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萧楚女、瞿秋白等以《中国青年》、《新青年》等为宣传阵地，开始鼓吹和倡导阶级的革命文学。茅盾与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以及蒋光慈、钱杏邨、冯雪峰等先后聚集于革命文学的旗下，并在三民主义的统一指挥下集中清算了“五四”启蒙文学。而发生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无疑又促进了革命文学的发展，茅盾、叶圣陶、周作人、郭沫若等纷纷著文声讨英帝国主义的暴行，反帝运动揭开了序幕。瞿秋白在《“打倒帝国主义”的古典》中写到：“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来了，只两三天功夫，‘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传遍了上海的工人区和贫民窟，……不到两年，这口号就变成了奉旨照准的标语。”[35]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具有真正革命意义的“反帝”热潮。不久，在苏联提供绝对经济和军事的背景下，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目标的北伐战争打响了。茅盾、郭沫若等大批文人按捺不住政治救亡的冲动纷纷南下广州。但在北伐中，由于共产党的理论主张和革命实践与三民主义的不可调和性，终于导致1927年“四一二”政变，大批共产党人被杀，那些抱有极大热情积极参与革命斗争的文人也被通缉。在他们被迫逃到上海后，会同创造社成员以及因北方军阀实行政治和经济封锁的同情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国民党专制的南下作家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尽弃前嫌，形成了以“左联”为组织形式的左翼革命文学。由于在“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件中，当时的共产党扮演了错误的角色，他们所倡导的“无产阶级没有祖国”、“武装保卫苏联”等荒谬主张使左翼文人颜面扫地。但是面对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力量几近被消灭的困境时及时抓住民众的舆论导向，毅然地发出“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号召，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时间和民心。左翼文人在这其中充分发挥文学作为政治“留声机”的特点，在宣传舆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面对全民抗日救亡的呼声，“左联”黯然解散，代之而起的是具有更广泛意义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大家知道，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现在的革命对象是什么？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再一个是汉奸。”[36]在毛泽东明确了目前的革命对象后，反帝的主题又一次得到深化。从中可见，文学作为革命的工具始终伴随着政治革命运动，这也非常符合中国文化“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传统。文化或文学救国在“五四”前有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张太炎的“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37]、许守微的“以学救国救天下”[38]以至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甚至可以追溯到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所代表的清初之学及至“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五四”后有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以至抗日文学，这些文化和文学的共同目标都是指向所谓的帝国主义，那么作为这个历程中的一个环节，“五四”文学很容易被误以为承担着政治救亡的任务。况且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又是那样鲜明，而“反帝反封建”的论调又常常作为一个整体出现。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是以强权的面孔出现，每每强迫中国接受他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充分认同列宁关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以上各种现象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难免不承担“反帝”的革命重任了！ 还必须要指出的是，在即将全面抗战之际发生的“新启蒙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反帝”性质。1936年9月起，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在北平发表了《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和《论新启蒙运动》，认为30年代中期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以来，尊孔读经成为敌人和汉奸愚昧人民的工具，因此应该继续批判中国旧宗教、旧传统和旧思想，发动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并指出这个运动是“五四以来更广阔、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这是目前救亡运动的一部分”。[39]10月，艾思奇在上海发表《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呼应陈伯达，并明确指出，“五四”所谓启蒙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传统专制主义之“蒙”；而“新启蒙”则是以无产阶级的新哲学、新思想不但“启”传统文化之“蒙”，而且“启”“五四”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之“蒙”，因此必须开展以爱国主义为直接内容的文化运动。1937年，正值纪念五四运动18周年之际，北平一些文化和救亡团体提出“纪念五四，要展开新启蒙运动”的口号。张友渔、张申府等9名教授在北平正式发起成立了“启蒙学会”，并发表了“启蒙学会宣言”，引起了文化界、思想界的热烈响应。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等人纷纷发表评论予以拥护。“新启蒙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正如艾思奇所说：“为什么叫做新启蒙运动呢？因为中国过去的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高峰）是一种启蒙运动，而现在的这一个文化运动和它有共同的地方，所以叫做新启蒙运动。”至于为什么还需要这样一个运动？“因为旧的启蒙运动没有把它要做的事完成。”[40]而且“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41]所谓的“新启蒙”实际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来动员人民投身于反对日寇及汉奸的斗争中，其主要内容是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纵观新启蒙运动的本身，确实可以说它是第二次文化运动，但与“人的觉醒”的思想启蒙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是大相径庭，属于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同时，也正是这新启蒙运动的兴起，“五四”启蒙运动的潮流彻底滑向边缘。根据何慎之考证[42]，新启蒙运动显然也影响到了毛泽东。通过《毛泽东书信选集》可以看出，毛泽东在1936年以后不但读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这些新启蒙运动发起人的书，而且还写信向他们请教。他在《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文章中，关于五四运动失败的原因是没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观点多少也受了一些新启蒙的启发。在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时，他宣布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并最终确立了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思想指导地位。这篇文章通常被看作是新启蒙运动的总结，也是新启蒙的权威性教科书。可见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新启蒙运动不无关系，[42]他关于五四运动的反帝定性也就有了理论上的根据。而且“新启蒙运动”的社会背景又与“五四”时期“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之山东特权问题如出一辙，五四新文化运动自然也难逃反帝的历史重任了！ 众多资料显示，共产党人也非常看重“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以及与残暴的北洋军阀政府作斗争等直接行动的广场政治行为。这样的表象也似乎更能体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性质并借以体现其反帝的革命要求。 正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尽管中国政府虽未派兵直接参战，但却英明地选择了协约国一方而顺理成章地成为战胜国。一时间国人无比欢欣，阅兵典礼、集会演讲、游行庆祝，甚至天真地认为民主战胜了强权，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可以重新调整中日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由来已久的耻辱即将被洗刷。但是从巴黎和会却传来英、法、意等国已默许日本接替德国享有在山东特权的消息，而被大家寄予厚望的美国仅仅表示了爱莫能助的态度。国际上，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芬兰、德意志、匈牙利等一些国家发生了社会主义暴动，1918年日本出现“抢米风潮”，1919年朝鲜发生了“三一运动”。再加之1918年《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的签订曾激起过广大民众强烈反对，于是“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应运而生。也许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与反帝联系起来也就显得似乎顺理成章了。 回顾历史，五四运动当天的情况是学生们集会秩序井然，游行队伍步法整齐、仪容严肃。尽管美国总统威尔逊言而无信、英、法、意三国明确表示支持日本接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学生们还是彬彬有礼地向各国使馆递交了“说帖”。而且说帖内容的语言极尽委婉，“大美国公使阁下：吾人闻和平会议传来消息，关于吾中国与日本国际间之处置，有甚悖和平正义者，以最真挚最诚恳之意，陈辞于阁下：……吾国念贵国与我中国素敦睦谊，为此直率陈词，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本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这种非常谦恭的话语显然是在请求而非革命。而且在被禁止通过使馆区的情况下，游行队伍也没有发生骚乱，仍然“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曹汝霖的住宅……很配称作文明国家的学生”。[43]甚至在运动后期上海学联被驱逐出租界，法国等命令租界巡捕残酷镇压学生和工人的游行并造成许多路人和商人死伤，以及中国工人在外国工厂被严重剥削的严峻情况下，工人的罢工也仅仅是为了声援学生而没有针对各国的工厂和管理者。学生们甚至还劝说在西方人管理的工厂里工作的工人不要罢工，以免引起国际纠纷。事实上，从一战开始以来，各国的在华人员在中国是比较受欢迎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美国驻华使节芮施恩等外国人撰写的各类文字中得以证明。学生的爱国举动或者如陈独秀在《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中所说：“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国心，或者可以唤起列国的同情，帮我们说点公道话。”[45]瞿秋白和张太雷等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后来也曾批评说：“中国人民居然妄信美国的‘人道主义’，只做傻子。因侵略形式之不同，竟为所迷惑而单只反对日本。可以醒了！！”[46]“五四运动是一个完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五四运动是纯粹排日的性质而不是反对一般的帝国主义，所以反被英美帝国主义利用以进行他们与日本在中国势力的竞争。”[47]虽然这样的观点有待进一步商榷，但其中却道出了“反帝”革命不存在于普遍意义，而仅仅是“反日”。用“帝”来指代“日”，明显存在“以全概偏”的问题。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五四运动自始至终没有与所谓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甚至连公开反对的声音也没有。 那么反日的方式和手段能否构成革命性质呢？除上文的论述外，我们还可以考证五四运动当天的标语口号。在所能搜集到的28个标语口号中，外争国权的态度看起来比较激烈，但是其中却透露出激烈有余而信心不足的感觉，明显缺少那种收回属于自己东西的理直气壮感。那些“誓死”的决心并没有“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革日本帝国主义的命”联系起来，而是一种“你若不然，我就死给你看”的态度。在对待日本代替德国接管山东等国际问题的处理态度上，仍然对国际公理存在幻想，“反对强权政治”即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强权表达的只是“不赞成，不支持”的意见而不是反抗、斗争或革命的态度。这种对日本帝国主义温和的标语口号与对内惩治卖国贼的“打倒”、“诛”、“判决”等果敢的革命口号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而且其中直接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并没有明显地表达，唯一的就是“抵制日货”了。但以“抵制”为手段的行为是小资产阶级的举动，明显属于消极抵抗，而不是积极主动地、大刀阔斧地革命的行为。虽也有过集中焚烧日货的激烈行为，但是这种义举显然带有一种强烈的泄愤心理，并没有发展成对日本政府和在华日本人的暴力革命。我们还记得，在痛打章宗祥的一幕中，其身旁相伴的日本记者中江丑吉不但毫发无损，而且扮演着救助章宗祥的角色。甚至面对日军和旅中日人的公然挑衅，也不过是“均置之不顾云”。而且后来在政府的诱导下，为了避免对日外交的困难，学生演讲团在6月初放弃了大规模的反日演讲活动而改为爱国宣传和提倡购买国货。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的通告中已找不到运动初期的所谓排日情绪，“此次举动，纯系爱国热诚，对国内有所要求，秩序井然，并不丝毫暴动行为。凡我旅华各友邦诸君，与我商界平日感情素洽，惟希主持公道，弗生误会，是为至幸”。这一点《字林西报》在报道6月5日上海市学联与各社会和政治团体200多人的会议时有记载，“几位演讲者强调，罢市不是排外运动——甚至也不是排日运动。所有与会者都要保证劝说他们的朋友协助维护和平和秩序”。[48]而且在罢工中也没有出现学生和工人冲击日本工厂的行为，一切都在一种有秩序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留日学生在国耻纪念日时也出现“打破军国主义”的口号，但却在“保持永久和平”口号的指挥下虽遭日本“马队冲踏，血肉横飞”，“仍整队前进”向各国使馆送交说帖。显然反日的方式和手段也不具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性质。 再进一步说，即便是在反亲日卖国贼的方式和手段上也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虽然各地的宣言中也存在一些比较激烈的口号，如“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以。危机一发，幸共图之”（许德珩所撰的北京学界宣言）；“则誓筹最后之对付”（上海学生联合会宣言二）；“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山西学生罢课宣言）。但是“在此一举”和“同胞起来呀”等带有一点革命味道的言词和想法，也不过是字面上的暴力除奸，同样寄希望于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和“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讲，通电坚持”（许德珩所撰的北京学界宣言），并不是号召国民起来同亲日的卖国政府进行革命斗争。甚至摆出“原祈政府诸公曲谅苦衷，……学生等所为纯出良心至诚……”（天津学生罢课宣言）、“临颍涕泣，不知所云”（浙江学生罢课宣言）的可怜相而要求得理解和原谅。在各界人士上总统书、函牍、公电中也都是劝说政府爱国的言词而不见明显的反北洋军阀政府的革命主张。茅盾也曾撰文说：“‘五四’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企图组织民众意识的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五四’的口号完全是资产阶级性，……”。[49]较能代表革命的口号是6月初被捕学生喊出的“大家起来革命”的口号，但是这样的口号却同“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相伴随，既不属于主流思想也没有什么实际行动。而且上海“三罢”中学生联合会向市民散发的传单中明确表示：“愿我爱国的亲密同胞切勿暴动，切勿侵犯外人”，可见五四运动中不存在实际的革命觉悟和行动。但在“内惩国贼”方面似乎真正带有革命的性质，比如上文所列的标语口号，而且更为大家看好的是火烧赵家楼和痛打章宗祥这一幕。但经过众多学者多方考证，这一幕实属偶然之举，并非有意为之。[50]对于火烧曹宅和捣毁张宅（天津学生所为）的举措，孙中山评价说：“青年学生，以单纯爱国之诚，逞一时血气之勇，虽举动略逾常轨，情有可原。”[51]显然这种无组织的群情激奋行为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特点相去甚远。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颇值得人思考：“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52]可见毛泽东在当时也不主张暴力革命（其当时是无政府主义的支持者——引者）。试想当天如果没有发生放火和痛打官员的事，五四运动或许与西汉年间太学生王咸干涉内政事件、东汉年间太学生郭泰等“钩党”事件、宋代太学生陈东等“伏阙上书”事件以及近世的“公车上书”等学生运动相提并论了。因为历史不能假设，所以此五四运动才更显示出其作为历史的重大意义。但是，即便是五四运动中在内惩国贼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革命性质，但仅仅革几个卖国的封建官僚的命是不足以显示“五四”革命的彻底性的，因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是要革代表封建势力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命，要以无产阶级专政取代封建军阀和官僚的政权。[53]不过最终运动的斗争目标是达到了，北洋政府下令免除了三个所谓卖国贼的职务，政府总理和教育总长接连辞职，巴黎和会代表拒绝签字，蔡元培也应邀回到北大，“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以取得圆满胜利而结束。但是这样大团圆的结局是北洋政府迫于学生的罢课、上海等各大城市的罢工和罢市的压力而妥协达成的结果，而不是“反帝”的结果。
[1]广义的五四运动主要是指五四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一般在运动起止的时间历程上主要沿用新文化运动发起的标志——1915年《新青年》创刊和1923年科学与玄学的论争，期间以1919年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也有以1917－1921年界定的。狭义的五四运动一般指1919年学生爱国运动，期间又以6月3日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关于五四运动的广义和狭义问题以及起止时间一直存在争议，为了全面说明问题，本文沿用了广义的说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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