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后虬江路文辑》校读后记

《后虬江路文辑》校读后记

○　罗飞

一

严格地说，这不能算是一本初次面世的新书，因为其中第一辑《作家底性格和人物的创造》，已于1953年7月单独出过一版，共印行了18000册；第二辑“文论四篇”中的两篇，《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建国初期也曾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过。刚一发表，《人民日报》副刊《人民文艺》就接连两期（第39、40期）以重量级“炮弹”把作者轰得晕头转向，读者也随着为之震撼。及至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这些文章更被当作靶子，成为专供批判的内部资料，印数已无从统计。如此说来，这些文章的内容对于广大读者应该是耳熟能详，并不新鲜了罢？

然而，不然。

《作家底性格和人物的创造》和两篇文论到1955年6月，干脆被公开查禁，于图书馆下架封存，私人收藏则不是被抄没就是自动销毁。批判者自以为得计：人们手中无书，可以由自己随意把作者和作品妖魔化，以至死无对证。仅有一面之词，即使“眼睛雪亮”的一般读者，对于这些被批判的书、文内容，恐怕也很难得窥全豹。

二

关于书名，须从作者解放后参加工作说起。解放以后，上海铁路局党委书记黄逸峰同志，对阿垅从政治上有所了解，便安排他到该局公安处工作，这时他接到去北平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邀请通知。文代会以后，他才拿着我交给他的介绍信，到工作单位去报到。这就是说，阿垅解放后参加工作，是合乎党组织的正式手续的。

胡风听说阿垅参加工作后，很高兴他能留在上海。他对阿垅说，“我觉得这样的工作环境对你是适合的。”这时，我和几个朋友正在筹备办刊物(就是后来出版的《起点》)，胡风给阿垅的信上还说，“你在此也可以更有力量一些。”(以上引文见《胡风全集》第9卷第32页)香港2005年出版的《共和国第一冤案》(第75页)称阿垅“一九四九年他随解放大军进入天津”，这是误传。前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天津市文化局局长方纪，在1955年批判阿垅时，把他说成“无路可走，才到天津去”，更不是事实。事实倒是他当时很器重阿垅，是他把阿垅作为“人才”引进到天津去的。

阿垅解放初期在上海，心情开朗，写作积极，业余写了十多万字的新稿。离开上海去天津时，他给我留下一篇《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后来发表在《起点》上)，和一些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论文艺的摘文。我知道，他渴求马恩论文艺的译著而不可得，便在临别前送给他一本适夷译的《科学的艺术论》(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语录)。这个译本的译文虽然不太理想，但聊胜于无，他也很珍贵；他在自己的文章中的引据大都出此，后来并因此招致史笃等人斥责他“歪曲马列主义，隐瞒重要引文”。为了力辩自己的无辜，申述自己致误的原因(由于不易得到马克思著作，作文依靠笔记摘抄)，他甚至将他解放前抄录马恩各种摘文的笔记本送到北京，交给文艺界领导人周扬审阅，以示自己并非“有意歪曲”马列主义。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阿垅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谅解，反之处境每况愈下。

20世纪30年代末阿垅在延安抗大学习，由于一次在军事演习中眼球受伤，经组织批准，回蒋管区医治。后来，却因道路被封锁而滞留下来，他便一直在蒋管区默默地为党工作。解放前夕，他在任教单位暴露了自己的政治倾向，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以致颠沛流离，四处逃亡，直到解放他才摆脱了这种厄运。接着，组织上为他安排了工作，他心情开朗，工作积极。他高兴地告诉我，他的宿舍在虬江路，也就是在闸北，离“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他“挂花”的地方不远，“实在太有纪念意义了”。《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脱稿后，他在文末特意注明“写于虬江路”。收入本集的其他文稿大都写于移居“虬江路”之后，编者遂为此集命名为《后虬江路文辑》，作为对作者的一点纪念。

三

《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一文写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7月2日在北平开幕，19日闭幕)之后。阿垅在会后随华东代表团一同回沪的火车上，听到代表们兴奋地交谈参会的感想，其中对文艺作品“除工农兵以外可不可以写其他阶级”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此后，上海《文汇报》以“文学作品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为题，开辟专栏展开讨论，为肯定和否定态度的持有者发表过十多篇文章。有人主张，除工农兵以外，其他的阶级，包括阶级斗争或阶级关系所涉及的对立的阶级，也都不可以写了——我当时和阿垅交谈过，他对把话说得如此绝对不以为然。有些作家还声称，这个主张是周恩来总理在文代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来的。阿垅当时告诉我，这个报告虽然没有公开发表过（后来其核心内容作为内部资料被收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参阅“文集”第28页，周恩来在文代会上的政治报告关于“为人民服务”部分），但他在文代会上是亲耳聆听过的。他说：周恩来的原话是：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作家应该把主要的力量放在这上面，但“不是说只能写工农兵”，“不是说我们不要熟悉社会上别的阶级，不要写别的阶级的人物”。阿垅指出，周总理报告的要点强调，作家应当善于如实地把握现实生活，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全面而深入地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创造出这个时代的伟大的劳动人民的形象；但是，他愤慨地感到，那些借周总理的名义传播的过“左”的论调，“似是而非，很不利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建立和传播”。所谓“似是而非”，他说，在于这种提法似乎异常重视工农兵，实际上把工农兵说成了(如果照办，便写成了)非社会的抽象存在，把阶级和阶级关系搞成没有对立的全然片面的东西。他进而分析，这种提法在思想上是机械论、公式主义的；在情绪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急躁性、浮夸性的；在实践上则恰好取消了斗争，取消了艺术。于是，他经过周密考虑，写出了《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一文。所谓“略论”二字表明，他当时没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料作详尽的探讨，只能粗略地扼要地谈论如下这么几点：

一、为了反映矛盾和斗争，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说明现实主义的方法，把握对立的两极；

二、必须通过现实生活内容(历史内容、社会内容)，来如实而具体地描写人物；

三、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关系：正面人物是肯定性人物，代表的主要领向是未来；反面人物是否定性人物，代表的主要倾向是过去。前者在现实生活、现实斗争中占有着优势，是历史的主角。因此，在创作过程中对于两者的现实主义的把握，正意味着为了突出工农兵。

四、阿垅明确地反对把正面人物抽象化，认为概念化，非本质的“神化”、丑化人物，是反现实主义的表现。

论及描写正面人物不可“神化”革命的领袖人物，阿垅在《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一文开头引用了马克思(其实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摘文，作为论据以强调自己的观点。文章发表后，周扬、史笃(蒋天佐)亮起板斧，以“译文有误及没有完整引用译文”为由头，劈头向阿垅砍来——使他成为反胡风运动的祭旗人物。

《论倾向性》一文写在《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后，但发表在先，它的写作缘起是这样的：

1949年10月，苏联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到上海访问，上海“文协”10月17日在大光明电影院召开欢迎会，我和阿垅都去参加了。会上，在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的主题讲话之外，主持人留下时间供听众提问。有人提出了关于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代表团成员西蒙诺夫以“鸡蛋”为比喻作了回答，说明二者像蛋清和蛋黄一样浑然不可分割。阿垅听了，认为这个回答是一元论的，而所提的问题则是机械论和二元论，甚至是多元论的。多年来，他对于文学上的公式主义和“技巧至上论”有深刻的感触，觉得有必要以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为主题，为青年写作者们写一个专谈现实主义创作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终于没有写成，因为1949年年底，他应鲁藜和芦甸等人邀请，去了天津。《论倾向性》一文，似乎属于那个小册子的一部分，于1月15日在天津脱稿，刊在2月1日出版的《文艺学习》第一卷上。此文发表不久，陈涌（杨思仲）在1950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副刊《人民文艺》（周刊）第39期上，便发表了《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该文在《文艺报》第二卷第三期同时刊发，足见有关部门对这次批评的重视。陈涌在文章中武断地说：“阿垅这篇文章名为《论倾向性》，形式上是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但事实上，却同时也是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它以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始，以反对艺术积极地为政治服务终。”

阿垅的意见真如陈涌所说的那样吗？不。

读者从本书所收入的《论倾向性》一文可以看到，阿垅是以西蒙诺夫所提出的艺术与政治一元论的观点立论的。阿垅的原话是，“艺术和政治，不是‘两种不同的原素’，而是一个同一的东西；不是‘结合的’，而是统一的；不是艺术加政治，而是艺术即政治”。陈涌采用断章取义的手法，抓住“艺术即政治”这个断语，不顾它的前后文的详细阐释，竭力进行曲解，强词夺理地对作者予以粗暴鞭笞，致使当时及其后不少读者为“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成见所囿，一直对阿垅持有误解。直至半个多世纪以后，不带偏见的年轻一代的学者，才对阿垅的观点有比较准确的认识，例如，一位学者这样说：

多少年来，研究文学史、政治思想史、共和国史的学者们，虽然都同情他后来的不幸遭遇，但大多不赞成阿垅这篇文章的基本倾向，特别是“艺术即政治”的观点。一位著名作家前几年说，阿垅的文学理论，“既有认识上的局限，也有材料上的局限”。的确，如果不考虑阿垅撰写和发表《论倾向性》的特定历史背景，可以说他的“艺术即政治”、“没有艺术就没有政治”的观点，不大符合马克思主义。然而，阿垅的文章是有感而发，是一篇有鲜明的针对性的论战文章。林默涵、茅盾们说：文艺不能脱离政治，文艺工作者不能为艺术而艺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阿垅说：艺术即政治，有艺术就有政治。林默涵、茅盾们说：为了服务于政治，文艺作品可以牺牲一些艺术性；阿垅说：不，没有艺术就没有政治!林默涵、茅盾们说：文艺必须写“政策”，文艺创作可以从概念出发；阿垅说：概念不是“真”，既不是政治的真，也不是艺术的真，从那里产生不出艺术品。双方尖锐对立，不可调和。所以，阿垅的文章，没有所谓的“局限性”。它是在片面强调文艺为现实政治服务、把文艺创作混同于政策宣传因而最终必然导致毁灭文艺的社会氛围中，捍卫文学艺术的独立价值和文艺创作自由的战斗，是对“左”的文艺指导思想和“左”的文艺工作方针的公开挑战。(于风政：《改造》第90—9l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我认为这位学者的评论是中肯的，明眼人自能看清阿垅的批评者所言根本不符合阿垅的原意。但是，史笃为批判阿垅而写的《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一文，就不容易让人一眼看透了，连阿垅自己也仿佛被闷棍一下子打昏，急匆匆做了检讨。3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史文，26日就以《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评》为题发表了阿垅21日写来的信：“对于我个人，特别犯了严重的错误，是引文的方面。我应该负担全部责任。因为，从我自己看，这已经不是一个思想问题或者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不可饶恕的和不可解释的政治问题了!”

史笃指责他“盗用”马克思的词句，又“隐瞒”了两句话，“而做出马克思把特务著作推荐给我们作‘范例’和‘方向’的罪恶推论”，这使得对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一向真诚的阿垅感到无限痛苦。他懵了，不知道其中真相。等他清醒过来，找到史笃所据的英译本一查对，才发现他的引文起讫同马、恩原著完全一致，根本不存在“关键词句被隐瞒”的所谓问题。于是，他在自己的《关于〈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这篇反批评文章中，指出了他当时被蒙骗的这一事实。真相一旦被揭露，对阿垅的诬陷本可冰消瓦解，但是史笃们手中有权，因此死死捂住盖子。今天的读者可以看出，阿垅由于当时未读到所援引的马恩在《新莱茵评论》上的书评全文，反批评文章也就写得相当低调；但是即使如此，此文仍然不被获准发表。更为离奇的是，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那本发行到几十万册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多处提及这段公案，居然把原来所谓“阿垅……做出马克思把特务的著作推荐给我们作‘范例’和‘方向’的罪恶推论”，偷换成“阿垅……歪曲和伪造马克思的著作，把特务文章作为‘范例’和‘方向’来向读者推荐”，由此改变了行为主体。前者指控“罪恶推论”——“推论”者，“思想罪”也；后者进而把阿垅变成为“犯罪行为人”。这种居心叵测的手法，善良的人们恐怕是难以理解的。

阿垅在《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中，提出反对文学作品中“神化”革命领袖人物的主张，这在当时的中国，人们的头脑为教条主义所囿时，是突破精神的茧网，为实践马克思的理论而作的初步探索，应该说——是勇敢的，是“超前”的。他把马恩的那段“反对神化领袖人物”的摘文抄入自己笔记本时，本能地舍弃了受“拉普”影响的日译本的那条“蛇足”，居然和英、法译本的起讫一致；这种追随马恩精神的本能，在《为阿垅辩诬》一文中，我曾称之为“心有灵犀一点通”。今天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评”全文早已译成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评科西迪耶尔公民从前的警备队长阿•谢努的“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年巴黎版。评律西安•德拉奥德的“1848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1850年巴黎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313—329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l版)，不仅证实了当年教条主义者和阿垅之间的是非曲直，而且人们也见到阿垅的人格与文格的统一。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像中国的教条主义者那样，见到敌人的著作，就“想当然”地弃之如敝屣；相反，倒要拿过来花点力气探讨一番，从法国“二月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具体参加者(也就是史笃和周扬称之为“特务”的两个“间谍”)的著作中，从他们对革命的负面现象的描述中，深刻地体会革命正面的本质的内容，从而取得革命的正面的经验和教训。

四

1949年以前，大夜弥天，爱妻弃世，政治上受到国民党政府通缉，阿垅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懈地工作。解放以后，虽受到不应有的沉重批判，他依然勤奋地写作和编书。他没有沉默，他继续写诗，写了两三千行，但是即使是爱国主义的政治抒情诗，也没有发表的机会。他不能直接评论当时流行的概念化的作品，更不可能对当时一些混乱的文艺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时他的心情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那就是“痛苦”!

然而，他不是一个轻易会被“痛苦”压垮的人。他无法超然物外，不能忘情于自己国家的文化与艺术现实。因此，他只好通过介绍外国作家和作品的形式，间接地发表一点意见，希望能对自己热爱的文学事业有所裨益。即使在一种几乎无望的处境中，他对那些心术不正者仍然坚持对抗的立场，精神上决不屈从，在他的文字中见不到任何低头引颈、含胸曲背的姿态。这样写出来的一些作品，后来结集在上海出版，其中就有收入本书的《作家底性格和人物的创造》。

读者打开本书，首先会读到《绞索套着脖子时候的报告》，这是阿垅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英雄犹里斯•伏契克的同名作品的读后感，也是为伏契克牺牲在德国法西斯刽子手屠刀下所表现的悲壮精神而写的一首颂歌。他赞美了伏契克就义前的革命乐观主义，表明他和伏契克有相同的信仰。虽然环境不同，但遭遇却近似，赞美者同样被孤立，同样远离人间，同样以生命体验到伏契克的血肉感受：

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

这令人想起了阿垅自己的诗句：

爱我／或者不爱我，／只是不要冷淡我!／和不信任我!

在被冷淡中，在不被信任中，阿垅读伏契克，虔敬地读；他写伏契克，也以虔敬的心情写。随后他全部加上着重点，摘抄了伏契克的《我的遗嘱》的最末一节：

我再重复一次，我们为了欢乐而生，为了欢乐而战斗，为了欢乐而死，因此永远不要让悲哀同我的名字联结在一起。

阿垅和伏契克具有相同的情怀，他的诗稿里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笑着吧，铿锵着吧，芬芳着吧／……不要为我们哭泣，不要悲啼。雨过了，／天要晴，虹已经出现，太阳正在早晨。／我的孩子!／你的母亲，还有我，你底父亲，除掉／祝福，没有遗嘱。

写这些诗句的时候，阿垅和伏契克一样，都只有四十岁，正当人生的壮年，都为同一信念而在欢乐中面对困厄。几十年后，我校读阿垅的遗文，为此重读伏契克的原著，我从字里行间见到了阿垅，也从阿垅的书中见到了伏契克!以致阿垅那著名的悲壮的豪言，“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作为和伏契克的“遗嘱”一样铿锵的金属声音，在我耳边久久回响。

阿垅还为另一本书留下了他的真知灼见，那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家喻户晓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卓阿垅是二战期间苏联卫国战争中参加抗德游击队的女英雄，舒拉是她的弟弟。她的英雄事迹由她的母亲写成了一本“故事”，成为畅销书，并被译成中文，在青年团和青年学生中间影响很大。就在这时，天津学生暑假生活指导委员会举办的第三次文艺讲座上，《人民日报》文艺版负责人袁水拍以《从〈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本书中学习些什么?》为题，应邀发表讲话(参见1952年8月29日《天津日报》第四版副刊第869期)，“想当然”地讲起了卓娅的“缺点”，甚至说卓娅的母亲，也就是该书的作者柯斯莫捷斯卡娅，好像还隐瞒了女儿更多的缺点。阿垅认为，这样的意见会对青年读者产生一种负面影响，不利于他们对英雄人物的正面学习。因此，他结合当时文艺界对作品中人物创造所进行的讨论，写了一篇文章表明自己的看法，为了避讳，文中把批评对象假托为“一个教员”。阿垅写道：

人们，一方面，对于艺术人物，要求描写得“通体透亮”，通体透明，如同神，如同水晶。要求描写得不许有任何“缺点”，好像他们并不存在于我们底历史和社会里面，好像他们没有任何历史的负担和社会的根源，而是从什么三十三层天之上掉下来的。不管那所谓的“缺点”，是不是历史和社会运动底突变或渐变的现象，是不是反映了新和旧的矛盾或斗争……，这样概念化或公式化的问题当然无法解决，因为在这里，艺术人物，就不可能还有什么历史和社会的血肉或现实的生活内容……

但另一方面，对于一个现实人物，对于卓娅这样一个受到全苏联、全世界所爱戴、所敬重的英雄人物，却有像这位教员，必须从什么地方弄一些“缺点”来横加在她底身上。这是相反的现象，却又是同样奇异的现象。这是相反的现象，但本质上却是一个。因为像这位教员，是以一种抽象的英雄的概念，而排斥了真正的现实的英雄的。他底说教，他所夸张的“缺点”，他这教条和“缺点”观之矛盾，就是证明。

阿垅在这里强调的是：作家理解人，要从生活出发。“不能从教条出发，不能从观念出发，更不能从‘想当然耳’出发”。人是复杂体，人的复杂性是社会历史复杂性的反映，而不是优点和缺点的相加；因此，在创作中不能把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抽象化以至教条化。英雄不是在生活之外，而是在生活之中；离开生活去理解人，势必把不是缺点也视作他的缺点，从而亵渎了本应加以歌颂的英雄，恰如当年袁水拍对待卓娅一样。这正反映出他自己的视觉出了毛病，或者戴上了不合适的眼镜。

阿垅还从另一部苏联作品《星》中，发现人是“在生活之中，不是在生活之外”。这部小说是二战期间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中苏联侦察员们的英雄主义的真实写照。它的作者卡扎凯维奇在1941年7月即参军，从列兵开始升至兵团司令部侦察处副处长，参加过莫斯科保卫战和解放华沙、进攻柏林诸战役，得过八次奖，负过三次伤。他的作品《星》以丰富的实际战斗生活为基础，自然不会是“想当然耳”的产物。这本不过稍长一点的中篇，对于今天的读者可能是生疏的，但是既是作家又是战士的阿垅，对于战争生活，有着和作者卡扎凯维奇大致相同的血肉体验，因此他们的心是息息相通的。

阿垅在这篇读书札记中，带着战士的感情与书中的人物兴奋地相见，以作家的慧眼洞察到他的苏联同行在人物刻画上所取得的成就。他兴奋地说：

作者的笔下人物，有着一种浮雕的力。这和雕刻的立体的全身造像有着差异。全身像是全部生活地表现着一个人物，而浮雕，则是以特征地凸现了人物底必要的一面，达到那艺术的满足。因此，人物底社会的、历史的内容介绍得颇简略(中略)，一切通过生活，那战场的或战时的生活。人物底性格，是从那种行动中浮现出来。人物底心灵，是在那些纠葛中波动着。战争展览了人们底灵魂，而人们底灵魂也集中于战争，完成着战争，一直到英勇牺牲而完成了英雄性格，或者，一直到从自己底弱点里升华出来而战胜了他那沉重的矛盾……

五

作为诗人的阿垅同时又是诗评家，从1939年开始写第一篇诗评，到1955年夏因胡风案件被关进监狱为止，他的新诗评论共写了约一百四五十万字。就新诗研究造诣而论，国内有关专家学者，除了少数耆宿，恐怕无出其右者。然而，在他生不逢时的荒唐岁月里，他的三卷本《诗与现实》出版后，竟然被有关当局视之为“浪费”，甚至把它拿到一个什么“反浪费的展览会”上去展出——不知这是他个人的悲哀，还是时代和民族的悲哀?!

是的，那一百四五十万字中间，作者在某些地方表现了不够冷静的风格，给人以刺激性的冲击。到他瘐死狱中几十年之后，仍有人念念不忘地声称：“阿垅有一种‘唯我正确’的清教徒式的褊狭。”不过，须知阿垅的这些诗论，大都写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抗战人民与侵略者作殊死斗争的时代，接着又是“两个中国命运决战”的时代。生活在、战斗在那个时代的阿垅，他写出的那些诗论，假如丝毫不带有那个时代赋予他的战士个性的色彩，那才是奇怪的事情。活着的人可以“与时俱进”，已逝的阿垅无法随着活人“与时俱进”了，假如脱离具体的时间与空间，强令他“与时俱进”，势必以不适当的标准要求他，以致模糊了他的真实面目。人们常用这样一个口头禅：“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保卫你的发言权!”对活人尚且如此豁达，对逝去的阿垅为什么就不肯宽容些呢?不满于阿垅“褊狭”者，如果也以“褊狭”的态度待之，自己不也陷入了“褊狭”吗?何况，如果把所谓的“褊狭”文字悉予删削，后人见到的只会是“失真”的阿垅，却见不到他的“褊狭”了，振振有辞的指责岂不失去了根据么?

人们对阿垅的诗论有不同看法，这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应该说是正常的。那么，读读他对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伐木者，醒来吧!》的评论，我们或许可以对他增加一些理解。当时陷于困厄之中的阿垅，诵读《伐木者，醒来吧!》，与其说是被长诗的美所陶醉，不如说他为战士的激情所鼓舞。他说，在“聂鲁达身上，那么，我们看见了诗和政治的统一，一个战士和诗人的统一”。他坚信，当时对他的诸多非难都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他从这些“战士和诗人的统一”者身上汲取到了无穷的力量。他身上的所谓“褊狭”，恐怕正是他的宝贵的原则性。

附带说一下，提及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我不由联想到伏契克在恐怖的法西斯监狱里所写的《我的遗嘱》，里面有很长一段是关于捷克19世纪诗人杨•聂鲁达的。“我遗嘱未来的文学史家爱护杨•聂鲁达，这是我们最大的诗人。他的眼光放在遥远的未来。直到现在还没有一篇批评研究了他和评论他的功绩的。”早在1938年，伏契克就在捷克《弗钦拉》杂志上写过短文介绍杨•聂鲁达；到生命的终点，他还念念不忘自己民族的诗人，可见他是多么郑重地为历史负责，为后代负责。而这位为伏契克所崇敬的诗人杨•聂鲁达(Jan Neruda 1834—1891)，也为智利诗人奈夫他利•李加陀•莱斯(Nephtali Ricardo Reyes)所崇敬，后者为了永远记住他，便以他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笔名，这就是“巴勃罗•聂鲁达”(Paplo eruda 1904—1973)。与杨•聂鲁达相比，中国诗人阿垅去世后，被人惦记的居然是什么“褊狭”，而不是研究他和评论他的功绩和得失。呜呼！两人命运相距何其遥远！有了可敬的诗人而不知其价值，多么不可思议！

六

关于外国古典作家和古典作品，阿垅写到了左拉的自然主义以及他对“德雷福斯”事件的正义的行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残酷的天才”，易卜生“问题剧”的“问题”，果戈理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以及果戈理本人的“悲剧”，冈察洛夫和他创造的奥勃洛莫夫的形象和那“奥勃洛莫夫性格”(“懒惰主义”)，莎士比亚创造的哈姆雷特的犹豫和威尼斯商人夏洛克的贪婪……等等性格。阿垅或是从社会本质探求那些人物的内容，或是通过艺术形象、精神现象考察它们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以便深入而全面地理解一个作家和他的艺术：他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他的强点和弱点，他的艺术价值和所有的社会限制和历史限制。

当时在困厄的条件下，阿垅没有可能对现实的文坛说三道四，只得钻进故纸堆里检视一些外国文学资料。好在，作家、作品及其中的艺术典型，都是作为一定的社会现象而产生，而存在，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性格和历史性格。通过对这些凸出的性格进行考察，看看它们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本质，一些什么样的风貌，读者未尝不可以从前人的思想生活里获得富于教育意义的物质力量。

七

阿垅写过多种文体，单就理论文章而言，他对自己的文风有过这样的说法：“从论点到语言，还有迂远和晦涩的大病。”他自谦，这是自己“学力的微弱和战斗力的微弱造成的”。胡风对阿垅的两篇50年代被批评的文章也说过，“他始终认为观点没错，但文字上噜苏了些，让读者抓不住要点，有些提法又嫌简单，容易给人抓住辫子”。今人读到这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章，可能有感生疏，但须知这种写法当时也是一种风气。于风政在《改造》一书中这样论及《论倾向性》一文，他说：“阿垅的文章约一万字。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至少引用了四十段以上的革命导师与名人的语录(这是50年代最恶劣的文风之一)。”(于风政：《改造》第8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在文论中旁征博引权威性名言，以证实自己的见解正确，乃是当年从苏联传进来的舶来习气。阿垅的文论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烙印，《论倾向性》一文还掺进了一些本来不属于他、却又不得已而出现在他笔下的东西，以致变得有些不可思议。再如，《鲁宾逊》一文的最后一笔，“至于笛福本人，则是一个商业政策的鼓吹者，和一个政治间谍”，我以为是赘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引用过笛福的著作，包括《鲁宾逊漂流记》，却没有每次提到都要骂他一声“间谍”。阿垅之所以在自己的文章中留下这个“蛇足”，可能是他从史笃们对他的指责中所吸取的“教训”罢。——然而，这只是阿垅个人的悲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