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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革命观简论
○ 黄忠晶 鲁迅关于革命的概念，要比我们通常所说的宽泛。例如，他说：“十九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1]他还说：“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所以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2]在鲁迅看来，那些不满现状的活动，使得社会改革、人类进步的活动，都是革命。 他还总结说：“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他们之所谓复古，是回到他们所记得的若干年前，并非虞夏商周。”[3]这里说的“革新”，应该与革命是同义语。 鲁迅这一给革命的定义，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其实是抓住了革命的要点。他是以此来判断革命的真假。1927年，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杀共产党人，打着的旗号是革命，他们杀的是“反革命”。鲁迅写道：“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4]这是在讽刺国民党反动派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颠倒黑白，而在混乱的局面下遭殃的是广大的老百姓。 鲁迅对这一现象作了解释：“当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从合作改为剿灭之后，有人说，国民党先前原不过利用他们的，北伐将成的时候，要施行剿灭是预定的计划。但我以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国民党中很有些有权力者，是愿意共产的，他们那时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便是一个证据，因为中国的父母，孩子是他们第一等宝贵的人，他们决不至于使他们去练习做剿灭的材料。不过权力者们好像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以为中国只管共产，但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总不会比不共产还要坏。……假使共产主义国里可以毫不改动那些权力者的老样，或者还要阔，他们是一定赞成的。然而后来的情形证明了共产主义没有上帝那样的可以通融办理，于是才下了剿灭的决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宝贵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宝贵。”[5]这里对于国民党那些“权力者们”的分析显然比通常的看法更为准确深刻，其根据仍然是他对于革命概念的理解：这些权力者实际上是或代表了正在阔气和曾经阔气的人们，他们的行为是基于唯恐失去这一地位，所以他们反对革命。 在《〈杀错了人〉异议》一文中，鲁迅评价袁世凯说：“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到二次革命时，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个筋斗，从‘国民公仆’变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又显了本相。”[6]尽管他表面上变来变去，其一切作为，都是维护现状，甚至企图恢复过去，所以是反革命者。 鲁迅一生，是赞成革命的。为什么？他有一个生动的比方：“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7]这掀掉黑屋顶的举动就是革命。如果没有革命，现状就不会改变，社会得不到改革，人类也无法进步。 革命，也就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的斗争，饿人向饱人的斗争。“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正人君子者流深怕这一着，于是大骂‘偏激’之可恶，以为人人应该相爱，现在被一班坏东西教坏了。他们饱人大约是爱饿人的，但饿人却不爱饱人，黄巢时候，人相食，饿人尚且不爱饿人，这实在无须斗争文学作怪。”[8] 鲁迅批判了那种通过让穷人和奴隶向上“爬”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穷人总是要爬，往上爬，爬到富翁的地位。不但穷人，奴隶也是要爬的，有了爬得上的机会，连奴隶也会觉得自己是神仙，天下自然太平了。”鲁迅分析说：“虽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个个以为这正是他自己。这样自然都安分的去耕田，种地，拣大粪或是坐冷板凳，克勤克俭，背着苦恼的命运，和自然奋斗着，拚命的爬，爬，爬。……然而爬的人太多，爬得上的太少，失望也会渐渐的侵蚀善良的人心，至少，也会发生跪着的革命。”[9]在鲁迅看来，这条路是行不通的，除非大多数奴隶甘于一辈子做奴隶，大多数穷人甘于永远受穷；革命的发生自有其必然性。 有论者认为，鲁迅“所关心的只是革命本身，这个用暴力推翻既有社会秩序的破坏手段，对于如何建设一种可有利于改善国民性的崭新理想社会秩序，他并没有明确的主张”。[10]我认为这一评论是不正确的。 首先，鲁迅所说的革命并非以暴力为特征。早在1920年他就说过：“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11]他还是希望改革能较有秩序，他所不希望出现的“天然崩溃、无可收拾”的乱局，就是由于统治者不肯采用新说、主动改革，而导致暴力冲突和流血场面。 鲁迅认为，暴力革命往往是统治者压迫人民太甚，剥夺人民自由太厉害，激变而成。1925年，他就北京学生纪念国耻的集会遭殴打一事发表意见说：“昨天闹了一个小乱子，许多学生被打伤了；听说还有死的，我不知道确否。其实，只要听他们开会，结果不过是开会而已，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以上的事来。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12]他对“将革命和杀人等同起来”的做法十分反感，明确指出：“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13] 其次，鲁迅也深入思考了革命的目的和结果问题，而不是只关心“作为破坏手段的革命本身”。在这一问题上，他似乎有两个自相矛盾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虽然经过几千年的时间，革命也应该发生了无数起，“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这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14]到了当代，民国以后，情况也一样：“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15]也就是说，革命的结果，是奴隶变成了新主子，世界上仍然只有主子和奴隶。 另一方面，鲁迅又相信，革命的结果，终当产生一个没有奴隶的世界。早在1918年，他就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则虽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能侘傺而死。如是数代，则请安磕头之瘾渐淡，终必难免于进步矣。此仆之所为乐也。”[16]他也相信革命的结果并不一定产生新主子和新奴隶，也能够产生一种处于平等关系的人：“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那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17]1934年，他在谈到苏联和十月革命时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18] 这两种看起来互相矛盾的看法，实际上反映了鲁迅革命观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奴隶推翻了主子的统治，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来当新主子，而让别人做他的新奴隶；一种是从此不再有奴隶和主子，产生一种完全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平等的关系。实际革命的结果，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下子就产生一个全新的社会，也不可能毫无改变，“革”了等于不革，或者比不革更糟。鲁迅总结自己对于革命的态度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19]其中所引“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一句，原写于1925年元旦，在《希望》一文中，该文后收于《野草》。我认为这句话能最好地表明鲁迅对于革命的看法和态度。 一方面，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感到失望，“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中国人从未争到过做人的资格，要么是做奴隶，要么是想做奴隶而不得。这后一种情况，也就是乱世，也就是所谓的革命时期。这样看来，似乎不革命还要好一些，因为乱世不仅不将人当人，甚至于“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而在所谓的治世，人“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20] 但鲁迅并未得出这样的结论，恰恰相反，他的思想是建立在批判这一结论的基础上的，这是因为，他不相信人民大众除了做奴隶和做奴隶而不可得以外，没有另外的出路，即做真正的人。也就是说，他同时感觉到自己的失望、绝望之虚妄，他仍然抱有希望。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使得鲁迅在看待革命结果的问题上显示出一种复调色彩：既不失去希望，也不盲目乐观；即使革命可能带来这样那样负面的东西，他仍然是主张革命的。他说：“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21] 鲁迅认为，革命者要在三个方面努力，才可能使革命取得它应有的结果，而避免其失败或减少其导致的负面影响。其一是对外，对敌人，要坚持革命的彻底性，具体表现为打“落水狗”的精神。他总结了历来革命的教训说：“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22] 其二是对内，要特别提防革命的投机者。对此，他有很多论述。他说，破灭革命的危机之一就是，“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23]他还指出，“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24]他还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25] 而要做到以上两点，关键是第三，革命运动必须具有大众性。只有人民大众都接受革命、投身革命，革命才能取得它应有的成果。鲁迅曾感叹于辛亥革命之不为民众所普遍接受，说：“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是明明白白的。”[26]他还以南京修建孙中山陵墓，谣传“石匠有摄收幼童灵魂，以合龙口之举”，引起市民惊惶为例说：“这三首中的无论哪一首，虽只寥寥二十字，但将市民的见解：对于革命政府的关系，对于革命者的感情，都已经写得淋漓尽致。虽有善于暴露社会黑暗面的文学家，恐怕也难有做到这么简明深切的了。‘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27]他还说：“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民二，去年和今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28] 鲁迅是一个文学家，他谈革命，最有特点的是文学或文学家与革命的关系。他有一个命题，人们通常会觉得奇怪，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革命文学或革命文学家。 大革命前，除了为统治者服务的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这其实不能算是文学），也有不安于现状的文学，鲁迅认为，这种文学与革命有着同一性，因为革命也是不安于现状。[29]但这还不能算革命文学。他说：“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对于种种社会状态，觉得不平，觉得痛苦，就叫苦，鸣不平，在世界文学中关于这类的文学颇不少。但这些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于革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叫苦鸣不平，并无力量，压迫你们的人仍然不理。”[30] 接下来是革命爆发时期，鲁迅说：“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大革命时代忙得很，同时又穷得很，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争，非先行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时代的文学便只好暂归沉寂了。”[31]所以这时也没有什么革命文学。 有人会说，革命时期用文学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这不就是革命文学吗？鲁迅的回答是：“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32]这样的作品，从革命宣传的角度看是有价值的，从文学自身的角度看，并没有什么价值，因此鲁迅也不承认它是革命文学。 鲁迅又说：“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33]他还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34]通常的看法以为，鲁迅在这里不但承认有革命文学，而且给这种文学以完全的褒扬。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对鲁迅思想的误解。鲁迅在这里不过是陈述一个事实：所谓的“革命文学”，必须附属于革命和革命人的，它完全是为革命服务的，对于革命当然是有用的（如宣传革命等），但同时它已经失去了文学独立存在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算是文学作品。革命者和革命文学家不可兼得，“大家忙着革命”，哪来的“闲空谈文学”？所谓的革命文学就是革命宣传，所谓的革命文学家就是革命宣传家，其本质是革命家，宣传是他的革命工作，此外并无独立于革命的文学活动，所以也算不得是文学家。 第三个时期是革命成功以后。“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就又产生文学。这时候底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讴歌革命，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的建设，都觉得有意义，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坏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歌。另有一种文学是吊旧社会的灭亡——挽歌——也是革命后会有的文学。有些的人以为这是‘反革命的文学’，我想，倒也无须加以这么大的罪名。”[35] 吊旧社会的灭亡的文学即使不称之为“反革命文学”，也肯定不是革命文学。那么，赞扬革命、称颂革命的文学就是革命文学吗？鲁迅在这篇演讲中没有明确地说。大约半年以后，鲁迅在另一个演讲中，则明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36]这里鲁迅明确指出，那些恭维革命、颂扬革命的文学不是革命文学，而是颂扬有权力者的文学。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谈到在革命后仍然对现状不满意的文学家，他们显然不是前面说的那种吊旧社会灭亡或怀旧的文学家，而是对于新的现状感到不满，又要出来开口说话，而这时的政治革命家则采用原先统治者的老法子，对这些心怀不满的文学家进行镇压，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 鲁迅在讲这些的时候，想到的是苏联的情况。他曾多次举诗人叶遂宁等为例，来阐发他的思想。“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37]这里鲁迅对叶、梭二人的评价似乎有些矛盾、模棱两可，一方面说他们有可以做革命文学的勇气，另一方面，又说他们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但深究一下，并无矛盾之处：鲁迅不过是说，文学家和革命虽然有一致的地方，但终归是不能相容的；文学家或者误以为自己也是一个革命者，但如果他坚持自己的文学追求，势必会与革命现实发生根本冲突。鲁迅还说：“但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38]鲁迅并不因为叶、梭是文学家而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指责他们，反而认为他们是真实的，作为文学家，他们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两三年后鲁迅再次谈到这一事例：“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39]历来论者多以为鲁迅在这里是对叶遂宁进行批判，其实鲁迅此时的讲话跟他以前几次讲的和写的并无根本的不同，仍然不过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文学家的天性必然会使其跟革命的现实发生冲突。他提醒左翼作家给自己一个准确的角色定位，要对此有心理承受能力。他说：“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40] 在鲁迅看来，文学家像叶遂宁这样的遭遇和下场，乃是实现革命的标志，是文学家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他说：“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被吞没的消灭了；受伤的生活着，开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悦之歌。待到这些逝去了，于是现出一个较新的新时代，产出更新的文艺来。中国自民元革命以来，所谓文艺家，没有萎黄的，也没有受伤的，自然更没有消灭，也没有苦痛和愉悦之歌。这就是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为没有革命。”[41] 既然并没有什么革命文学和革命文学家，那么，鲁迅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呢？显然，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家，而将自己定位在作家、文学家的角色。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一旦实现了大的革命，自己属于那种又会对新的现状不满意的人，其下场将是可悲的。在晚年与冯雪峰的一次谈话中，鲁迅突然说了这么一句：“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42]鲁迅的预感是十分准确的。二十多年后，1957年夏，毛泽东在回答罗稷南的提问“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时说：“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43]依照我对鲁迅性格的了解，他不会“一句话也不说”，最后的下场是坐牢房，像叶遂宁一样，以自由甚至生命的丧失为代价，来为自己所希望的革命的实现作见证，也为自己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作见证。
[1][29]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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