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毛泽东已经远去？

毛泽东已经远去？

○　陈家琪

2006年9月9日，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的日子。

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然而，我敢说，能记得这个日子的人不多。

那天，我有意做了一个小测试，用E-mail和手机短信问了各个年龄段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日子。

到了晚上看电视，所有的台都在载歌载舞，不是比赛，就是慰问；而几天前的报纸上，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有关王菲生女“唇豁”的报道及后续文章，比如赴美整形等等。看9月9日的报纸，还是关于“9•11”的文章更吸引人（我估计30年后，“9•11”仍是一个人们忘不了的日子），再就是“教师节”、“哥德堡号”和冯小刚的《夜宴》。

关于毛泽东，竟没有一个字提及。

也许网上有，但我已许久许久没有上过网了；具体原因说不大清楚，可能总与某种“偷偷摸摸”搞“地下活动”的不良感觉有关。

我真的有些哭笑不得，说不出是悲哀还是庆幸；真的，因为在这个日子里我们该说些什么，该怎么说，都成了问题，或者说，都成了不能说的问题。

我一点也没有应该“隆重纪念”或举行什么活动的意思；现在的一切都很正常。但这种“正常”，又总有些让人感到“不正常”的地方。

你说奇怪不奇怪？毛泽东是我们这好几代人都亲身经历过的、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得了”的一个“非凡人物”——我在努力寻找一些“中性词语”来表达这件事本身，就很耐人寻味；而这么快，他的去世，这件改变了整个中国之命运的“天塌地陷”的大事就被人们遗忘了，这不真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了吗？

如果要我们说出这30年来在中国人身上所发生的最大变化的话，我要说，那就是我们的“改口之快”了；如果要我们说出毛泽东去世所给予我们的最大启迪的话，那就是我们终于知道了这个世界上离了谁，地球照样转。要知道，30年前的我们可是把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最伟大、最神圣、最美好的词语和祝福都献给了他的，而且认为我们的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是他所给予的；离开了他，我们几乎不相信中国还能存在，还能发展。

然而在他逝世30年后的今天，尽管他的巨幅画像还照样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也还照旧在供人瞻仰，但能记得这个日子，能在这个日子里想说些什么的人却是越来越少。更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要说，你能说些什么？你该说些什么？

无论怎么，都不对。

还是邓小平直截了当：不争论。

不争论也就是不提及。

对毛泽东是这样，对他的后继者恐怕也只能这样。

我们忽然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昨天已然过去，而明天还未到来”的时代。意识到今天，生活在当下，这是启蒙运动的一个成果；于是没有了“永恒”。而当西方人想到时间是从“未来”开始的，想以“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为“永恒”寻找到另一种“敞开”方式时，我们这个从来就“信而好古”的古老民族，怎么忽然间竟变得如此之健忘？不只是昨天这个日子没有谁知道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些至关重要的事件和经历，又有多少人还表示过兴趣？在课堂上，我问过大学生们：“胡耀邦是谁？”绝大多数的人都摇头说不知道。再提一些更敏感的名字，那就更没有人知道了。要知道，这才不过是十几年前的事。更重要的是，我甚至不知道大学生们该不该知道这些人和事；我也不知道我这样问是不是在“犯错误”。

有些日子、有些地名，在我是刻骨铭心的。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越来越觉得那些曾被一些日子、一些人名、一些地方所凝聚而成的共同记忆的可贵。那种共同记忆带给人一种“分享”的感觉，哪怕是面对“共同的危险”。当越来越多的人在怀旧中想到我们正在加速遗失和散落着的传统文化时，不知是否想到过更可怕的就是那种曾使我们成为一个共同体的“共同记忆”的遗失与散落。

不管过去的日子，也不管毛时代实际上怎么样，记忆总是美好的，哪怕是对痛苦的记忆。因为记忆是思想的真正源泉。我绝对不相信一个民族会靠“忘掉过去”而兴旺发达。

在孔子心目中，“圣”一直就是一个比“仁”更高的概念，因为“仁者”只是“成圣”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一部中国历史，除了尧、舜、禹这三代“圣王”（多半是想象出来的逻辑需要或先验假设），恐怕就再也没有人敢称“圣”了。赵明在他的《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中说：“周公之后，圣王合一的时代已经是思想家们心灵深处的文化记忆，在经验生活中，人们能够切身感知的是‘圣而不王’和‘王而不圣’的政治现实。……王丧失了正当性的依据，而圣也沦落于虚幻而遭到人们的质疑。”

但我们毕竟还有过那样的“文化记忆”。

我想，毛泽东作为一个“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作为“圣”呢？还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曾专门就林彪所提出的“四个伟大”发表过自己的见解，认为自己只愿意保留“伟大的导师”这一个称谓，似乎觉得只有“导师”离“圣”最近。然而现实的历史到底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些什么？这应该是一个不只是那些有可能“成王”的人才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日子过去了的时候，我真的说不出自己是悲哀多一些还是庆幸多一些。

9月9日的《文汇报》上有一个大标题是：“今天，还有人安静读书吗？”是啊，今天，还有人能安静地去想这些问题吗？同一天的同一张报纸上，还有一个大标题是《远去的大师》，纪念俄罗斯的电影大师格里高里•亚历山大洛夫。文章中说，在斯大林时代，这位大师的电影是不能上演的，因为影片中“既没有领袖风采也没有革命主题”。文章最后说，“苏联电影即使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仍然不乏精美绝伦的大师作品问世”。

我知道，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就是有这样的大师，其作品同样不能“问世”；但现在呢？在人们已经不知道“毛泽东是谁”了的年代里，我们就会有“精美绝伦的大师作品问世”了吗？说到这里，留给我的恐怕就只有悲哀而没有庆幸了。